近年來日本老年人數量屢創新高
家中的水電氣斷了，信箱里塞滿了郵件，公寓房里鴉雀無聲。鄰居們不會敲門。沒有人來，也沒人離開。這就是日本媒體報道的孤獨死亡的凄涼寫照。目前，孤獨死亡人數正在不斷上升，正在挑戰日本社會的冷漠。3月26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對此進行了報道。
不是只發生在老人身上
如今，日本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孤獨死亡者，他們要么是完全一個人孤獨地死去，要么就是自己護理者死后，步其后塵。他們都是孤獨的人。
這些孤獨者據說多數是被社會邊緣化的人，沒有朋友、沒有親戚，沒有什么錢或者身無分文，他們也幾乎沒有什么個人資源。他們身上有著日本的傳統的品格日本人引以為豪的那種性格特征毫無怨言的忍耐、默默地承受以及咬牙挺下去。
例如，日本警方上個月在東京以北的崎玉一處公寓里發現了三具尸體：一對老年夫婦和他們的兒子。他們似乎是餓死的。周圍沒有食物，只有幾瓶礦泉水。一只死貓。一枚散落的一日元硬幣。
最近，日本的釧路、札幌、大阪、東京、橫濱等城市也相繼出現了類似案子的報道。死者往往是死后幾個月才被人發現的，身體幾乎都腐爛了。
孤獨死亡不僅僅發生在老年人身上。在東京的一個公寓里，一名4歲的精神殘疾男童在他的45歲的母親去世后也死亡了。《每日新聞》的報道說，在附近，人們又在公租房里發現了兩名女性尸體，一位據信是95歲的精神智障母親，另一具是63歲的女兒。
孤獨死亡事件有共同點
日本《每日新聞》在一篇社論中指出，“所有這些事件都具有相同的特點，首先，這些事件都發生在市區的公寓里。其次，事件都涉及一對人，其中一人是年長者或殘疾者，由另一個護理者照顧。還有就是這些家庭沒有享受社會福利或福利金。最后，死者中沒有誰生前曾跟鄰居有過過多的接觸”。
日本現在可謂是世界上人口平均年齡最大的國家。男性的平均壽命近80歲，女性則超過86歲。20年后，3個日本人中就有一人將達到65歲或65歲以上。
據日本政府的一項調查稱，日本60歲以上的男性中有近四分之一，女性中有百分之十沒有鄰居、朋友或親戚，無法在自己困難的時候可以依賴。2010年多倫多《環球郵報》的記者馬克·麥金農引用了這份調查結果。
馬克寫道，“似乎是出于某種集體吶喊，日本每年拘捕的入店行竊的老人超過30000 人。不少被捕者告訴警方，他們是出于厭倦和孤獨的感覺才行竊的，而不是被生活所迫。”
最長壽老人30年前已死
日本官方18個月前承認，他們失去了對近25萬名年齡在100歲以上老人的跟蹤掌握。馬克在東京的同事馬丁在報道中說，那種因冷漠激起的憤怒始于2010年夏天，當時東京警視廳發現加藤先生的尸體，其實他早在30年前就死了。他的尸體在床上已經變成了木乃伊。之前，人們還以為他一直活到了111歲，是東京的最長壽老人。
馬丁寫道，“在8月下旬，警方逮捕了加藤先生的81歲的女兒和他的孫女，指控她們詐騙他的退休金，隱瞞他的死亡。”馬丁說，“她們稱，加藤先生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家里發生爭吵后走進自己的臥室的，此后，就再也沒有出來。”
加藤先生的家人一直不讓市政府官員了解實情，一會兒說加藤先生處于植物人狀態，一會兒說他正在經歷深度獨居和禁食，實際上加藤先生已經變成了木乃伊。
《時代》雜志曾介紹過大阪一家搬家公司的老板太極吉田，他說他的業務中有百分之二十是清掃那些曾有孤獨死亡者的住家衛生。“大多數孤獨死亡者是那類邋遢者，”吉田先生說。“是把東西拿出來，不會放回去的那類人；是物品壞了，不會去修復的那類人。 ”
盡管日本公布的孤獨死亡統計數據不完全可靠，也不完整，但公開報道的死亡案中有不少涉及年齡較大的男人，他們據稱因企業重組和經濟蕭條無奈退休。大阪大學的社會學家斯科特·諾斯在《時代》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他們的世界在他們的腳下蒸發了”。“公司對這些老人來說是他們的一切。他們的剛毅、他們的社會地位以及他們的自我意識都植根于企業的結構里。”
2012-03-29
2012-03-27
人か名刺か (少了論資排輩，日本70后在中國多有發展)
人か名刺か
山田太郎＝ユアロップ 代表取締役社長
先日、上海に所用で行った際、多くの日本の経営者に会った。
「あなたも40歳ですか？」
「私も40歳です」
「僕は39歳です」
中国で独立して働く日本人には、妙に38歳から41歳の人たちが多い。今40歳と言えば1971年生まれ。この年代の日本の人たちは、大学入試ではセンター試験が始まり、大学卒業時の22歳当時は1993年、バブル崩壊後のまさに就職氷河期だった。
第二次ベビーブームも重なり多くの若者が国内で就職できず、海外を含めて多様な働き方を始めた人たちだ。だからか、中国で独立して働く人たちも40歳前後の人が多い。10年以上も中国で独立して働いている人がざらにいる。女性で独立して働いている人も珍しくない。
日本の70后（中国語で1970年代生まれのこと）。まさに、日本をはみ出て海外に脱出した「和僑」なのだ。ちなみに筆者は、44歳であるが、私の就職時期はバブル期で、確かに私の周りに海外で独立して働いている人はあまり見かけない。たった4、5歳の差であるがバブル前とバブル後でこんなにも働き方に違いがあるのかと感じることがある。
先日、上海で打ち合わせをした日本の吾人も40歳。で、面白いことを言い始める。
「中国の方が日本よりよっぽど仕事がしやすいですよ」
なんと、我々日本勢が中国市場で悪戦苦闘しながら中国人と接してビジネス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中で、70后の日本人達は、中国でのビジネスの方が日本でのビジネスより容易と言い放つのだ。
「中国では、下手なシガラミがありません。しかも中国人はフラットで、人を肩書で判断したりしないんです」
会社を意識する我々日本人は、つい相手の名刺、すなわち社名や肩書を意識してしまう。有名な会社か、部長か課長か…
「先日も日本では、あり得ない商談を獲得しました。中国大手メーカーの主力製品の広告制作を全て任されたんです」
そう語るのは、上海に来て独立した70后の若手経営者。5人で独立した、まだほんの小さな会社の経営者（老板）だ。
「日本なら、大手代理店がフロントに立ちはだかって、とても大手企業の広告なんて受注できません。でも、中国では違います。会社が有名であるとか、相手に肩書があるとか、関係ないんです」
要は、相手の懐に入るかどうかが重要だということだ。会社対会社ではなく、人と人がビジネス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
「実は、ビジネス上、フラットな関係は、中国に展開する日本企業にも当てはまるんです。ですから、日本では絶対に会ってくれないような人も中国では会ってくれて、仕事が決まるんです」
肩書や権威を重んじる日本企業や日本人も中国現地では、現地のスタイルで仕事を進めているようだ。そして現地では老弱男女を問わず、様々な会合で日本人同士が接触をしている。最初、日本から中国に赴任してきたばかりで会社でふんぞり返っている日本人も中にはいるようだが、中国ビジネスのありように段々飲み込まれて慣れてくる。
広州で働く70后の女性いわく、「日本に帰国して働こうと何度も考えました。でも日本に帰って働くのがイメージできなくて…」。彼女は、中国で大手メーカーの工場を立ち上げた吾人だ。見た目は、日本でどこにでも居そうお姉さんといった雰囲気である。
日本では、「グローバル人材不足」だとか、「グローバルで働くために英語を公用語にする」とか、やたらグローバル企業を目指して社員教育を実施したり、社員のモチベーションを高めようとしたりする企業が多いようだ。けれども、熱心に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をしている大企業に限って、実は人を会社名や肩書で判断し、相手が中小企業だと何だか上から目線になってしまう人がたくさんいたりする。まずそこから考えなければ社員教育も何もなかろうにと、個人的には思うのである。
+++++++
少了論資排輩，日本70后在中國多有發展
前幾天去上海辦事的時候，筆者遇到了幾位來自日本的經營者。
“您也是40歲嗎？”
“我也是40歲。”
“我39歲。”
在中國創業的日本人集中在38歲～41歲之間。現年40歲也就是1971年出生。這個年代出生的日本人大學入學趕上了中心考試開始的時候，22歲大學畢業時是1993年，又趕上了泡沫破滅后的就業低潮期。
再加上日本第二次嬰兒潮的影響，這個時期出生的人，有大量無法在日本國內就業，而到海外就業。所以，在中國創業的各位也大都在40歲左右。不少人甚至在中國已經自己開公司10多年了。其中女性也不在少數。
這些日本的70后正是沖出日本走向海外的“日僑”。順便一提，筆者雖說是44歲，但就業之時正值日本經濟泡沫期，筆者周圍確實很少有人在海外獨立創業的。雖然只是4、5歲之差，但在經濟泡沫破裂前和破裂后，就業情況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別。
不久前在上海碰到的一位日本人同樣也是40歲。他跟我聊起了一個有趣的話題。
“在中國做生意比在日本容易多了。”
當日本企業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而在中國市場上苦戰的時候，日本的70后卻說在中國做生意比在日本容易。
“中國沒那么多麻煩的條條框框。而且中國人對生意伙伴一視同仁，不會看人下菜。”
注重企業意識的日本人總是會在意對方的名片，也就是公司和頭銜。公司名氣大不大，是部長還是課長……
“前幾天我們在就拿下了一筆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的業務。一家中國大型企業主力產品的廣告制作將全部由我們制作。”
這番話出自一位在上海獨立創業的日本70后，是一家只有5人的小公司的老板。
“要是在日本的話，大型代理商擋在前面，我們很難接到大企業的廣告。但中國不一樣。公司有沒有名氣、對方有沒有頭銜都無所謂。”
關鍵在于服務或產品能不能令對方滿意。也就是說，做生意的是人和人，而不是公司和公司。
“其實，就業務而言，在中國發展的日企同樣擁有平等的關系。因此，在日本絕對見不到的日企高層在中國也會親自接見我們，而且能談成業務。”
注重頭銜和權威的日本企業和日本人在中國似乎也在入鄉隨俗。而且在中國，無論男女老少，在各種場合都能碰到日本人。起初，有些日本人剛來中國的時候還會在公司里擺譜，但他們逐漸就會被中國的業務模式所同化。
一位在廣州工作的日本70后女士說：“我也想過好多次回日本工作。但我實在想像不出回日本該怎么工作……”她在中國創辦了一家大型工廠。她從外表來看極為普通，就像是日本隨處可見的普通人一樣。
在日本，很多企業都高喊“缺少國際型人才”、“為走向全球把英語作為公司的官方語言”的口號，以成為跨國企業為目標對員工進行教育、提高員工的積極性。但也正是在熱衷此道的大企業中，很多人都在看公司和頭銜下菜，不把中小企業放在眼里。筆者覺得，如果不從這一點出發進行思考，員工教育什么的恐怕都是浮云。
（特約撰稿人：山田太郎，優樂福環球事業公司社長）
山田太郎＝ユアロップ 代表取締役社長
先日、上海に所用で行った際、多くの日本の経営者に会った。
「あなたも40歳ですか？」
「私も40歳です」
「僕は39歳です」
中国で独立して働く日本人には、妙に38歳から41歳の人たちが多い。今40歳と言えば1971年生まれ。この年代の日本の人たちは、大学入試ではセンター試験が始まり、大学卒業時の22歳当時は1993年、バブル崩壊後のまさに就職氷河期だった。
第二次ベビーブームも重なり多くの若者が国内で就職できず、海外を含めて多様な働き方を始めた人たちだ。だからか、中国で独立して働く人たちも40歳前後の人が多い。10年以上も中国で独立して働いている人がざらにいる。女性で独立して働いている人も珍しくない。
日本の70后（中国語で1970年代生まれのこと）。まさに、日本をはみ出て海外に脱出した「和僑」なのだ。ちなみに筆者は、44歳であるが、私の就職時期はバブル期で、確かに私の周りに海外で独立して働いている人はあまり見かけない。たった4、5歳の差であるがバブル前とバブル後でこんなにも働き方に違いがあるのかと感じることがある。
先日、上海で打ち合わせをした日本の吾人も40歳。で、面白いことを言い始める。
「中国の方が日本よりよっぽど仕事がしやすいですよ」
なんと、我々日本勢が中国市場で悪戦苦闘しながら中国人と接してビジネス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中で、70后の日本人達は、中国でのビジネスの方が日本でのビジネスより容易と言い放つのだ。
「中国では、下手なシガラミがありません。しかも中国人はフラットで、人を肩書で判断したりしないんです」
会社を意識する我々日本人は、つい相手の名刺、すなわち社名や肩書を意識してしまう。有名な会社か、部長か課長か…
「先日も日本では、あり得ない商談を獲得しました。中国大手メーカーの主力製品の広告制作を全て任されたんです」
そう語るのは、上海に来て独立した70后の若手経営者。5人で独立した、まだほんの小さな会社の経営者（老板）だ。
「日本なら、大手代理店がフロントに立ちはだかって、とても大手企業の広告なんて受注できません。でも、中国では違います。会社が有名であるとか、相手に肩書があるとか、関係ないんです」
要は、相手の懐に入るかどうかが重要だということだ。会社対会社ではなく、人と人がビジネス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
「実は、ビジネス上、フラットな関係は、中国に展開する日本企業にも当てはまるんです。ですから、日本では絶対に会ってくれないような人も中国では会ってくれて、仕事が決まるんです」
肩書や権威を重んじる日本企業や日本人も中国現地では、現地のスタイルで仕事を進めているようだ。そして現地では老弱男女を問わず、様々な会合で日本人同士が接触をしている。最初、日本から中国に赴任してきたばかりで会社でふんぞり返っている日本人も中にはいるようだが、中国ビジネスのありように段々飲み込まれて慣れてくる。
広州で働く70后の女性いわく、「日本に帰国して働こうと何度も考えました。でも日本に帰って働くのがイメージできなくて…」。彼女は、中国で大手メーカーの工場を立ち上げた吾人だ。見た目は、日本でどこにでも居そうお姉さんといった雰囲気である。
日本では、「グローバル人材不足」だとか、「グローバルで働くために英語を公用語にする」とか、やたらグローバル企業を目指して社員教育を実施したり、社員のモチベーションを高めようとしたりする企業が多いようだ。けれども、熱心に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をしている大企業に限って、実は人を会社名や肩書で判断し、相手が中小企業だと何だか上から目線になってしまう人がたくさんいたりする。まずそこから考えなければ社員教育も何もなかろうにと、個人的には思うのである。
+++++++
少了論資排輩，日本70后在中國多有發展
前幾天去上海辦事的時候，筆者遇到了幾位來自日本的經營者。
“您也是40歲嗎？”
“我也是40歲。”
“我39歲。”
在中國創業的日本人集中在38歲～41歲之間。現年40歲也就是1971年出生。這個年代出生的日本人大學入學趕上了中心考試開始的時候，22歲大學畢業時是1993年，又趕上了泡沫破滅后的就業低潮期。
再加上日本第二次嬰兒潮的影響，這個時期出生的人，有大量無法在日本國內就業，而到海外就業。所以，在中國創業的各位也大都在40歲左右。不少人甚至在中國已經自己開公司10多年了。其中女性也不在少數。
這些日本的70后正是沖出日本走向海外的“日僑”。順便一提，筆者雖說是44歲，但就業之時正值日本經濟泡沫期，筆者周圍確實很少有人在海外獨立創業的。雖然只是4、5歲之差，但在經濟泡沫破裂前和破裂后，就業情況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別。
不久前在上海碰到的一位日本人同樣也是40歲。他跟我聊起了一個有趣的話題。
“在中國做生意比在日本容易多了。”
當日本企業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而在中國市場上苦戰的時候，日本的70后卻說在中國做生意比在日本容易。
“中國沒那么多麻煩的條條框框。而且中國人對生意伙伴一視同仁，不會看人下菜。”
注重企業意識的日本人總是會在意對方的名片，也就是公司和頭銜。公司名氣大不大，是部長還是課長……
“前幾天我們在就拿下了一筆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的業務。一家中國大型企業主力產品的廣告制作將全部由我們制作。”
這番話出自一位在上海獨立創業的日本70后，是一家只有5人的小公司的老板。
“要是在日本的話，大型代理商擋在前面，我們很難接到大企業的廣告。但中國不一樣。公司有沒有名氣、對方有沒有頭銜都無所謂。”
關鍵在于服務或產品能不能令對方滿意。也就是說，做生意的是人和人，而不是公司和公司。
“其實，就業務而言，在中國發展的日企同樣擁有平等的關系。因此，在日本絕對見不到的日企高層在中國也會親自接見我們，而且能談成業務。”
注重頭銜和權威的日本企業和日本人在中國似乎也在入鄉隨俗。而且在中國，無論男女老少，在各種場合都能碰到日本人。起初，有些日本人剛來中國的時候還會在公司里擺譜，但他們逐漸就會被中國的業務模式所同化。
一位在廣州工作的日本70后女士說：“我也想過好多次回日本工作。但我實在想像不出回日本該怎么工作……”她在中國創辦了一家大型工廠。她從外表來看極為普通，就像是日本隨處可見的普通人一樣。
在日本，很多企業都高喊“缺少國際型人才”、“為走向全球把英語作為公司的官方語言”的口號，以成為跨國企業為目標對員工進行教育、提高員工的積極性。但也正是在熱衷此道的大企業中，很多人都在看公司和頭銜下菜，不把中小企業放在眼里。筆者覺得，如果不從這一點出發進行思考，員工教育什么的恐怕都是浮云。
（特約撰稿人：山田太郎，優樂福環球事業公司社長）
2012-03-23
云計算最大的市場是物聯網及智慧城市
去年年底，國家發改委下撥資金支持的一批應用示范項目也更多地被視為中央政府還在鼓勵各地試點對云計算進行“觀望”。西部一個曾經宣布要打造百萬臺服務器云計算中心的城市的政府人士也曾對記者表示，“云計算還真是云里霧里”。隨著各地云計算中心和云計算產業園等“云地產”呈泛濫之勢，已有專家提出國家應出臺針對數據中心產業的指導性意見。
在國內率先提出云計算價值鏈模型的世紀互聯技術戰略與政府事務部首席專家李志霄博士近日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國發32號文中其實已經使用了‘信息網絡基礎設施’的概念，數據中心作為支持網絡運行的基礎設施會成為和水庫、電站一樣重要的基礎設施，云計算也會像水和電一樣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政府的確需要有頂層設計。而現實情況是中國的電信網絡南北兩張網，國際互聯網ISP出口只有三個，數據中心拓撲結構應該有全國性規劃。如果再考慮到能源價格、帶寬、有無核心技術能力以及應用創新能力等因素，高耗電和運營費昂貴的數據中心產業就更應該是‘全國一盤棋’。”
“其實云計算也并不是那么難以理解，簡單地概括就是‘硬件軟件化、軟件服務化、服務運營化和運營規模化’。”李志霄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說。他還指出，傳統的信息系統設計考慮的主要是單機環境，而云計算考慮的主要是大規模服務器集群環境，也就是數據中心。
針對美國云計算產業背后的技術和商業邏輯，李志霄分析道：“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戰略可以分為兩個流派。Apple，Google（加摩托）和Amazon已經打造了從內容、應用、云端到終端的垂直化生態系統，而Microsoft仍然堅守云端與終端的平臺部分，其他部分全拉上合作伙伴，在微軟的帥旗下一起打天下。”
“不過考慮到可能存在的牌照發放和政府監管因素，云計算服務商在中國可能更類似電信運營商，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互聯網公司。因此，Google和Amazon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在中國不太可能被簡單復制，中國的云計算產業還有時間來探尋自己的路徑。”李志霄不認為技術上的落后將導致中國未來的云計算產業將被已經成功的跨國公司所壟斷。
記者還注意到，“核高基”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十二五”階段的2011年度課題中已經涉及到新型網絡操作系統和智能海量數據資源中心等內容。對此，李志霄認為，“從后臺技術來看,Google和Amazon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創新的，云計算技術的致高點是PASS，也就是作為后臺開發平臺的中間件，這將是對中國本土產業的一個挑戰。根據摩根士丹利的評估，能夠稱得上是全球化PASS服務商的只有5個，包括Microsoft、Apple、Amazon、Google和Saleforce。當然，云計算也將對基礎軟件（操作系統、數據庫管理系統、中間件和辦公軟件）的‘云’化提出新的技術要求。”
國內專家一直強調的“安全可控”是中國云計算的底線，李志霄分析道：“操作系統虛擬化是個新的安全議題，因為云計算環境會帶來新的角色。物理機上的虛擬機之間的隔離以及軟件多租戶之間的隔離是否會帶來新的安全問題，既是世界級的技術問題，也是對云運營商政策監管的要點。不過，局域網絡的‘云化’沒有帶寬問題，如果作為私有云，電子政務云其實有利于文檔一體化的集中管理和安全管控。”
記者還發現，云計算在中國也并非云里霧里地沒有落地，目前市場上的互聯網企業出于成本考慮，對軟硬件的租賃以及專業領域對超級計算機的在線使用都是帶有云計算模式的成熟產業。對此，李志霄認為與物聯網相關的“智慧城市”才是云計算未來最大的市場，“當然，電子政務、教育、醫療、安防以及交通等公共領域，對目前熱衷發展云計算產業的地方政府而言，是比較實際且收益明顯的起步領域。”
在國內率先提出云計算價值鏈模型的世紀互聯技術戰略與政府事務部首席專家李志霄博士近日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國發32號文中其實已經使用了‘信息網絡基礎設施’的概念，數據中心作為支持網絡運行的基礎設施會成為和水庫、電站一樣重要的基礎設施，云計算也會像水和電一樣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政府的確需要有頂層設計。而現實情況是中國的電信網絡南北兩張網，國際互聯網ISP出口只有三個，數據中心拓撲結構應該有全國性規劃。如果再考慮到能源價格、帶寬、有無核心技術能力以及應用創新能力等因素，高耗電和運營費昂貴的數據中心產業就更應該是‘全國一盤棋’。”
“其實云計算也并不是那么難以理解，簡單地概括就是‘硬件軟件化、軟件服務化、服務運營化和運營規模化’。”李志霄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說。他還指出，傳統的信息系統設計考慮的主要是單機環境，而云計算考慮的主要是大規模服務器集群環境，也就是數據中心。
針對美國云計算產業背后的技術和商業邏輯，李志霄分析道：“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戰略可以分為兩個流派。Apple，Google（加摩托）和Amazon已經打造了從內容、應用、云端到終端的垂直化生態系統，而Microsoft仍然堅守云端與終端的平臺部分，其他部分全拉上合作伙伴，在微軟的帥旗下一起打天下。”
“不過考慮到可能存在的牌照發放和政府監管因素，云計算服務商在中國可能更類似電信運營商，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互聯網公司。因此，Google和Amazon的技術和商業模式在中國不太可能被簡單復制，中國的云計算產業還有時間來探尋自己的路徑。”李志霄不認為技術上的落后將導致中國未來的云計算產業將被已經成功的跨國公司所壟斷。
記者還注意到，“核高基”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十二五”階段的2011年度課題中已經涉及到新型網絡操作系統和智能海量數據資源中心等內容。對此，李志霄認為，“從后臺技術來看,Google和Amazon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創新的，云計算技術的致高點是PASS，也就是作為后臺開發平臺的中間件，這將是對中國本土產業的一個挑戰。根據摩根士丹利的評估，能夠稱得上是全球化PASS服務商的只有5個，包括Microsoft、Apple、Amazon、Google和Saleforce。當然，云計算也將對基礎軟件（操作系統、數據庫管理系統、中間件和辦公軟件）的‘云’化提出新的技術要求。”
國內專家一直強調的“安全可控”是中國云計算的底線，李志霄分析道：“操作系統虛擬化是個新的安全議題，因為云計算環境會帶來新的角色。物理機上的虛擬機之間的隔離以及軟件多租戶之間的隔離是否會帶來新的安全問題，既是世界級的技術問題，也是對云運營商政策監管的要點。不過，局域網絡的‘云化’沒有帶寬問題，如果作為私有云，電子政務云其實有利于文檔一體化的集中管理和安全管控。”
記者還發現，云計算在中國也并非云里霧里地沒有落地，目前市場上的互聯網企業出于成本考慮，對軟硬件的租賃以及專業領域對超級計算機的在線使用都是帶有云計算模式的成熟產業。對此，李志霄認為與物聯網相關的“智慧城市”才是云計算未來最大的市場，“當然，電子政務、教育、醫療、安防以及交通等公共領域，對目前熱衷發展云計算產業的地方政府而言，是比較實際且收益明顯的起步領域。”
視頻網站與衛視競爭產業鏈：不差錢時代已過去
來源:北京晨報
視頻網站 電視臺
視頻行業整合趨勢成必然
燒錢淡旺季，十年一輪回。團購網燒錢的今天，是互聯網公司滿街刷廣告的昨天；視頻網站燒錢的今天，是電視臺大興價格戰的昨天。旁觀者看得很清楚，當事人卻無法自拔，或許，他們正在超越前人；或許，他們正在把別人犯過的錯誤再犯一遍。
近幾年，一批視頻網站與衛視的趨同腳步正在加快，集體競爭產業鏈上游，自制劇、綜藝、微電影風生水起。在互聯網時代，還沒有一個行業，在內容的競爭上瘋狂到如此地步。去年，視頻網站掀起的電視劇“泡沫”比房產市場熱鬧得多：原本1000至2000元每集的電視劇，價格竟一度飆升至200萬元/集，增值幅度達1000倍。
在“天價”面前，財力雄厚的衛視們選擇了望而卻步。緊接著，視頻網站開始瘋狂地搶奪內容市場，網制劇、自制綜藝、微電影瞬間遍地開花。隨著同質化競爭越來越嚴重，視頻網站已經意識到，單純地購買版權充實內容成本太高，轉向產業上游或將是唯一出路。
十年一個套路
大步邁向電視臺
電視臺也曾走過這一輪，瘋狂地購買版權，最后卻發現一切都是“浮云”。因此，在2002、2003年，一些主流衛視開始全面轉向電視劇頻道。視頻行業競爭不是一個簡單的創意、策劃問題，而是誰手里握有獨家資源，誰就可能贏。對此，CTR媒介策略研究部總監袁方教授認為：“媒體競爭到現在，電視臺走過的路，視頻網站也一定會走。”
也就在去年，視頻網站集體重演了這一幕：騰訊視頻以7000萬的高價買入《宮2》，每集的價格躥到了185萬；奇藝網買下新劇《太平公主秘史》時，每集價格達到200萬元。有媒體報道，2011年，電視劇的網絡版權價最高觸及到400萬元/集的水準。除了購買版權外，從研發到制作，一些視頻網站開始操縱整個內容產業鏈：走向與專業制作公司合作，并簽約藝人、導演、編劇。
當然，這條路并非毫無前途。現在國內80至90%的影視劇都是由社會公司制作，大部分都是“小打小鬧”，一年下來可能就拍一兩部劇。袁方教授認為，視頻網站比這些公司的資金要雄厚，“它們若是掌握住其中的竅門，掌握了好的劇本、演員，走內容產業也是有前途的。”
視頻網站走向內容產業上游，與這種播出平臺的貶值傾向有很大關系。袁方表示，這種只播劇卻不掌握劇的運營模式毫無前途，“如果只控制下游，就會變成一個單純的播出平臺，到最后這會演變成一場全產業鏈的競爭。”
瘋狂燒錢為資源
電視臺更顯老練
視頻網站在內容上瘋狂地“燒錢”，為的就是獲取獨家資源。酷6網(微博)CEO施瑜表示，獨家資源是視頻網站的核心競爭力之一，電視劇、電影、綜藝是深受用戶青睞的內容，所以大家才會一擁而上，這導致了成本在短期內急劇上升。
“燒錢”的最大誘惑力，在于用戶群的暴力增長。據新生代報告數據顯示，2011年用戶觀看電視時長為2.8小時/天，而用戶觀看視頻市場則達到3.2小時/天。用戶觀看視頻時長居然超過了電視。施瑜表示，這種“燒錢”競爭無可厚非，因為通過這種方式，視頻網站能在短時間內快速擴大用戶群體。
盡管誘惑力十足，但這場“價格戰”電視臺并不想參與。經過了十年前的一輪歷練，它們已經深諳此道。“電視臺它會算賬，我做一檔綜藝節目的話，50萬元就夠了，收視率還很高。如果你買一部電視劇需要60萬元的話，那何必呢？”袁方表示，視頻網站會之所以會掀起“價格戰”，源自他們做內容才剛剛開始。
惡性競爭現惡果
“不差錢”時代已過去
“天價”不會是常態，視頻行業歷來流行打“七傷拳”(傷同行、傷自己)。隨著內容競爭的“白熱化”，視頻網站出手闊綽，在價格上遠遠超越了財力雄厚的電視臺。“以現在的實力，他們不可能支撐那么高的價格，這是大視頻網站的洗牌行為，抬高了整個視頻網站的門檻。”袁方表示，等到市場效益不景氣的時候，價格自然會降下來。
視頻行業的“不差錢”時代早已過去。有媒體報道，視頻網站的投資熱始于2006年。然而，這種商業模式已推行6年，但整個行業都在虧損，且扭轉盈虧的時間節點很難預判，這讓期待高額回報的投資人更為謹慎。如今，視頻行業的投資勢頭正慢慢轉冷。
3月11日，優酷與土豆簽訂最終合并協議，有業內人士曝料，這是幕后投資人推動的結果。據四季度財報顯示，土豆凈虧損數額約合2370萬美元，同比下降77%；優酷為790萬美元，同比增長32%；有媒體稱，土豆網的虧損額度已經完全挫傷了投資人的自信。
對此，酷6網CEO施瑜表示，二者的合并是行業整合趨勢的必然結果，“視頻行業正越做越大，用戶的需求也迅速擴張，行業內需要一些實力更強的企業。”其實，視頻行業抱團聯合的趨勢由來已久，三年前，酷6網與盛大完成結合；去年2月，優酷網與土豆網就宣布結盟并共同推出“網絡視頻聯播模式；11月，優酷與新浪微博合作轉帖功能的視頻……
缺乏成熟收費模式
高額內容壓力大
盡管如此，但袁方認為，由于其單一的盈利模式，視頻網站想在短時間內扭轉盈虧并不簡單。“視頻網站本身是個廣告模式，廣告就意味著市場上搶飯吃的人太多了。”他認為，現在的電視臺也在搶廣告，而且視頻網站的客戶與電視臺存在嚴重的“同質化”傾向。
袁方表示，視頻網站要想盈利只能依賴企業的追捧，而這又得取決于具體的廣告效果，電視臺的廣告優勢目前無法掩蓋。據易觀國際數據顯示，2011年網絡視頻廣告收入突破50億元，同比增長130.6%。盡管市場規模在擴大，但袁方教授認為，視頻網站的形勢依然很嚴峻，“視頻網站的起點很低，才1至2億的收入，人家電臺都幾十個億了。”
畢竟，視頻網站還沒有一個成熟的收費模式。由于特定的環境，它的收費模式在國內遭遇“水土不服”。 酷6網CEO施瑜表示，現在的視頻網站競爭太激烈，只是一兩家網站在“打游擊”，大部分視頻網站都在推行“免費模式”；另外，國內的用戶已經習慣免費，付費一時無法適應。而且現在，大多數電視都是免費的。
所以，視頻網站在內容與成本的權衡上必須有取舍。施瑜表示，獲得必要的內容不能建立在財務不健康的前提下，“不能玩到最后錢都沒了。”他認為，長期高額的內容花費會給企業帶來很大的壓力，“一轟而上是不明智的選擇，目前來看，只有優酷土豆才有實力這么做。”
突圍路線單一
強調內容卻忽視體驗
“燒錢”獲取獨家資源并不是視頻網站的唯一出路。現在的視頻網站主要分為四類：綜合視頻類，如優酷土豆；門戶視頻類，以騰訊、搜狐、百度奇藝為代表；UGC視頻分享類，包括酷6、56網、樂視網；客戶端類，例如PPS、PPTV、迅雷
(微博)。
酷6網CEO施瑜認為，給用戶創造獨特體驗其實比內容更重要。“和電視不一樣，視頻網站的核心是提供難以復制的用戶體驗，比如內容的更新速度，海量的內容儲存。”他表示，在用戶的互動下，系統可以看到其喜歡的內容。然后根據用戶不同的喜好，把碎片化的內容推送出去。
據了解，酷6一直專注于用戶生成內容，并未參與到這場“價格戰”中。依靠這種模式，酷6網的收入和用戶量也在不斷增長。據2011年第四季度財報顯示，酷6凈虧損394萬美元，同比下降74.5%，在視頻網站中財務狀況已經算比較健康。“其實我們也很想參與進去，但由于電視劇、電影價格太較昂貴，所以短期內先回避一下。”事實上，視頻網站以“天價”爭奪電視劇、電影、綜藝版權，但最后并未因此獲利多少，反而是虧損得很厲害。
價格優勢引誘
獨播資源正在轉移
袁方認為，視頻網站的“熱鬧勁”還能持續兩三年。憑借著價格優勢，視頻網站現已形成“反向輸出能力”，一部分獨播資源已經從電視臺轉移。
3月5日，土豆網自制劇《愛呀哎呀，我愿意》被安徽、深圳衛視買走，這標志著視頻網站的“反向輸出能力”正在初步形成。對此，酷6網CEO施瑜表示，視頻網站出價高于電視臺后，制作公司就會很樂意先把內容賣給視頻網站。如此一來，電視臺在掌握獨家資源上，就可能變得“后知后覺”。
日前，在三星(微博)論壇上趙寶剛導演也表示，現在拍出來的作品，僅依靠新媒體就能收回成本，而且后者帶來的盈利收入每年正以100%的增速上升，“比如去年是50萬，今年就是100萬。”他透露，《奮斗》、《婚姻保衛戰》等劇，其實就是應對新媒體而誕生的作品。作為一個內容提供商，他表示這條路線會繼續探索，沒跟上節奏的提供商會大面積死掉。
但施瑜認為，“價格優勢”不會在根本上撼動格局。“電視臺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制作公司若只把內容賣給視頻網站，對自身品牌、傳播均沒好處。”他分析道，即便價格優勢長期存在，制作公司也不會完全放棄電視臺，未來可能出現二者并存的局面。
“未來會形成多個內容生產中心，到時候電視臺會賣劇(或者影視、綜藝)給視頻網，視頻網會買劇給電視臺，或者最終視頻網與電視臺組成聯合，這都有可能。”袁方表示，內容產業如果接著發展下去，就會與視頻網站脫離，最終產生兩個不同的行業。
競爭格局面臨轉變
技術平臺決定成敗
其實，視頻網站最艱難的時刻還沒到來，因為電視臺還未介入到競爭。袁方認為，電視臺本身有著大量的資源，等到視頻網站盈利模式經過市場驗證——做網站如果很賺錢——他們馬上就會加入競爭。“我估計湖南衛視很快就會做。因為它本身有大量的獨播劇。”
等到電視臺介入視頻行業，競爭格局將會再次發生變化。袁方認為，視頻網站現在還停留在“網制劇”的爆發階段，就綜藝節目而言，還無法與電視臺相比。他表示，視頻網站以這種“燒錢”模式，發展到后面會怎么樣還很難說，因為這個模式不一定能保證他賺錢，而電視臺的盈利模式已經被市場驗證。
那時候，博弈時代才算真正到來。袁方表示，二者未來在競爭中的勝敗，將取決于日后的技術平臺。現在來看，視頻用戶多以年輕人居多，而且電視機視覺享受比電腦要舒服很多。他坦言，如果“云電視”在國內普及后，電視臺就沒有絕對的優勢，只能拼資源。“但視頻網站現在多以劇為主，綜藝節目都是配角，不太靠譜。”
而酷6網CEO施瑜表示，未來不太可能出現誰取代誰的問題。他認為，電視有著固定的用戶群，以中老年為主，與視頻用戶有很大區別。“視頻行業可以多樣化發展，除開電視、電影、綜藝節目外還有很多內容。”他表示，二者日后會長期共存，互相合作，“大家都能活得很好。”
視頻網站 電視臺
視頻行業整合趨勢成必然
燒錢淡旺季，十年一輪回。團購網燒錢的今天，是互聯網公司滿街刷廣告的昨天；視頻網站燒錢的今天，是電視臺大興價格戰的昨天。旁觀者看得很清楚，當事人卻無法自拔，或許，他們正在超越前人；或許，他們正在把別人犯過的錯誤再犯一遍。
近幾年，一批視頻網站與衛視的趨同腳步正在加快，集體競爭產業鏈上游，自制劇、綜藝、微電影風生水起。在互聯網時代，還沒有一個行業，在內容的競爭上瘋狂到如此地步。去年，視頻網站掀起的電視劇“泡沫”比房產市場熱鬧得多：原本1000至2000元每集的電視劇，價格竟一度飆升至200萬元/集，增值幅度達1000倍。
在“天價”面前，財力雄厚的衛視們選擇了望而卻步。緊接著，視頻網站開始瘋狂地搶奪內容市場，網制劇、自制綜藝、微電影瞬間遍地開花。隨著同質化競爭越來越嚴重，視頻網站已經意識到，單純地購買版權充實內容成本太高，轉向產業上游或將是唯一出路。
十年一個套路
大步邁向電視臺
電視臺也曾走過這一輪，瘋狂地購買版權，最后卻發現一切都是“浮云”。因此，在2002、2003年，一些主流衛視開始全面轉向電視劇頻道。視頻行業競爭不是一個簡單的創意、策劃問題，而是誰手里握有獨家資源，誰就可能贏。對此，CTR媒介策略研究部總監袁方教授認為：“媒體競爭到現在，電視臺走過的路，視頻網站也一定會走。”
也就在去年，視頻網站集體重演了這一幕：騰訊視頻以7000萬的高價買入《宮2》，每集的價格躥到了185萬；奇藝網買下新劇《太平公主秘史》時，每集價格達到200萬元。有媒體報道，2011年，電視劇的網絡版權價最高觸及到400萬元/集的水準。除了購買版權外，從研發到制作，一些視頻網站開始操縱整個內容產業鏈：走向與專業制作公司合作，并簽約藝人、導演、編劇。
當然，這條路并非毫無前途。現在國內80至90%的影視劇都是由社會公司制作，大部分都是“小打小鬧”，一年下來可能就拍一兩部劇。袁方教授認為，視頻網站比這些公司的資金要雄厚，“它們若是掌握住其中的竅門，掌握了好的劇本、演員，走內容產業也是有前途的。”
視頻網站走向內容產業上游，與這種播出平臺的貶值傾向有很大關系。袁方表示，這種只播劇卻不掌握劇的運營模式毫無前途，“如果只控制下游，就會變成一個單純的播出平臺，到最后這會演變成一場全產業鏈的競爭。”
瘋狂燒錢為資源
電視臺更顯老練
視頻網站在內容上瘋狂地“燒錢”，為的就是獲取獨家資源。酷6網(微博)CEO施瑜表示，獨家資源是視頻網站的核心競爭力之一，電視劇、電影、綜藝是深受用戶青睞的內容，所以大家才會一擁而上，這導致了成本在短期內急劇上升。
“燒錢”的最大誘惑力，在于用戶群的暴力增長。據新生代報告數據顯示，2011年用戶觀看電視時長為2.8小時/天，而用戶觀看視頻市場則達到3.2小時/天。用戶觀看視頻時長居然超過了電視。施瑜表示，這種“燒錢”競爭無可厚非，因為通過這種方式，視頻網站能在短時間內快速擴大用戶群體。
盡管誘惑力十足，但這場“價格戰”電視臺并不想參與。經過了十年前的一輪歷練，它們已經深諳此道。“電視臺它會算賬，我做一檔綜藝節目的話，50萬元就夠了，收視率還很高。如果你買一部電視劇需要60萬元的話，那何必呢？”袁方表示，視頻網站會之所以會掀起“價格戰”，源自他們做內容才剛剛開始。
惡性競爭現惡果
“不差錢”時代已過去
“天價”不會是常態，視頻行業歷來流行打“七傷拳”(傷同行、傷自己)。隨著內容競爭的“白熱化”，視頻網站出手闊綽，在價格上遠遠超越了財力雄厚的電視臺。“以現在的實力，他們不可能支撐那么高的價格，這是大視頻網站的洗牌行為，抬高了整個視頻網站的門檻。”袁方表示，等到市場效益不景氣的時候，價格自然會降下來。
視頻行業的“不差錢”時代早已過去。有媒體報道，視頻網站的投資熱始于2006年。然而，這種商業模式已推行6年，但整個行業都在虧損，且扭轉盈虧的時間節點很難預判，這讓期待高額回報的投資人更為謹慎。如今，視頻行業的投資勢頭正慢慢轉冷。
3月11日，優酷與土豆簽訂最終合并協議，有業內人士曝料，這是幕后投資人推動的結果。據四季度財報顯示，土豆凈虧損數額約合2370萬美元，同比下降77%；優酷為790萬美元，同比增長32%；有媒體稱，土豆網的虧損額度已經完全挫傷了投資人的自信。
對此，酷6網CEO施瑜表示，二者的合并是行業整合趨勢的必然結果，“視頻行業正越做越大，用戶的需求也迅速擴張，行業內需要一些實力更強的企業。”其實，視頻行業抱團聯合的趨勢由來已久，三年前，酷6網與盛大完成結合；去年2月，優酷網與土豆網就宣布結盟并共同推出“網絡視頻聯播模式；11月，優酷與新浪微博合作轉帖功能的視頻……
缺乏成熟收費模式
高額內容壓力大
盡管如此，但袁方認為，由于其單一的盈利模式，視頻網站想在短時間內扭轉盈虧并不簡單。“視頻網站本身是個廣告模式，廣告就意味著市場上搶飯吃的人太多了。”他認為，現在的電視臺也在搶廣告，而且視頻網站的客戶與電視臺存在嚴重的“同質化”傾向。
袁方表示，視頻網站要想盈利只能依賴企業的追捧，而這又得取決于具體的廣告效果，電視臺的廣告優勢目前無法掩蓋。據易觀國際數據顯示，2011年網絡視頻廣告收入突破50億元，同比增長130.6%。盡管市場規模在擴大，但袁方教授認為，視頻網站的形勢依然很嚴峻，“視頻網站的起點很低，才1至2億的收入，人家電臺都幾十個億了。”
畢竟，視頻網站還沒有一個成熟的收費模式。由于特定的環境，它的收費模式在國內遭遇“水土不服”。 酷6網CEO施瑜表示，現在的視頻網站競爭太激烈，只是一兩家網站在“打游擊”，大部分視頻網站都在推行“免費模式”；另外，國內的用戶已經習慣免費，付費一時無法適應。而且現在，大多數電視都是免費的。
所以，視頻網站在內容與成本的權衡上必須有取舍。施瑜表示，獲得必要的內容不能建立在財務不健康的前提下，“不能玩到最后錢都沒了。”他認為，長期高額的內容花費會給企業帶來很大的壓力，“一轟而上是不明智的選擇，目前來看，只有優酷土豆才有實力這么做。”
突圍路線單一
強調內容卻忽視體驗
“燒錢”獲取獨家資源并不是視頻網站的唯一出路。現在的視頻網站主要分為四類：綜合視頻類，如優酷土豆；門戶視頻類，以騰訊、搜狐、百度奇藝為代表；UGC視頻分享類，包括酷6、56網、樂視網；客戶端類，例如PPS、PPTV、迅雷
(微博)。
酷6網CEO施瑜認為，給用戶創造獨特體驗其實比內容更重要。“和電視不一樣，視頻網站的核心是提供難以復制的用戶體驗，比如內容的更新速度，海量的內容儲存。”他表示，在用戶的互動下，系統可以看到其喜歡的內容。然后根據用戶不同的喜好，把碎片化的內容推送出去。
據了解，酷6一直專注于用戶生成內容，并未參與到這場“價格戰”中。依靠這種模式，酷6網的收入和用戶量也在不斷增長。據2011年第四季度財報顯示，酷6凈虧損394萬美元，同比下降74.5%，在視頻網站中財務狀況已經算比較健康。“其實我們也很想參與進去，但由于電視劇、電影價格太較昂貴，所以短期內先回避一下。”事實上，視頻網站以“天價”爭奪電視劇、電影、綜藝版權，但最后并未因此獲利多少，反而是虧損得很厲害。
價格優勢引誘
獨播資源正在轉移
袁方認為，視頻網站的“熱鬧勁”還能持續兩三年。憑借著價格優勢，視頻網站現已形成“反向輸出能力”，一部分獨播資源已經從電視臺轉移。
3月5日，土豆網自制劇《愛呀哎呀，我愿意》被安徽、深圳衛視買走，這標志著視頻網站的“反向輸出能力”正在初步形成。對此，酷6網CEO施瑜表示，視頻網站出價高于電視臺后，制作公司就會很樂意先把內容賣給視頻網站。如此一來，電視臺在掌握獨家資源上，就可能變得“后知后覺”。
日前，在三星(微博)論壇上趙寶剛導演也表示，現在拍出來的作品，僅依靠新媒體就能收回成本，而且后者帶來的盈利收入每年正以100%的增速上升，“比如去年是50萬，今年就是100萬。”他透露，《奮斗》、《婚姻保衛戰》等劇，其實就是應對新媒體而誕生的作品。作為一個內容提供商，他表示這條路線會繼續探索，沒跟上節奏的提供商會大面積死掉。
但施瑜認為，“價格優勢”不會在根本上撼動格局。“電視臺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制作公司若只把內容賣給視頻網站，對自身品牌、傳播均沒好處。”他分析道，即便價格優勢長期存在，制作公司也不會完全放棄電視臺，未來可能出現二者并存的局面。
“未來會形成多個內容生產中心，到時候電視臺會賣劇(或者影視、綜藝)給視頻網，視頻網會買劇給電視臺，或者最終視頻網與電視臺組成聯合，這都有可能。”袁方表示，內容產業如果接著發展下去，就會與視頻網站脫離，最終產生兩個不同的行業。
競爭格局面臨轉變
技術平臺決定成敗
其實，視頻網站最艱難的時刻還沒到來，因為電視臺還未介入到競爭。袁方認為，電視臺本身有著大量的資源，等到視頻網站盈利模式經過市場驗證——做網站如果很賺錢——他們馬上就會加入競爭。“我估計湖南衛視很快就會做。因為它本身有大量的獨播劇。”
等到電視臺介入視頻行業，競爭格局將會再次發生變化。袁方認為，視頻網站現在還停留在“網制劇”的爆發階段，就綜藝節目而言，還無法與電視臺相比。他表示，視頻網站以這種“燒錢”模式，發展到后面會怎么樣還很難說，因為這個模式不一定能保證他賺錢，而電視臺的盈利模式已經被市場驗證。
那時候，博弈時代才算真正到來。袁方表示，二者未來在競爭中的勝敗，將取決于日后的技術平臺。現在來看，視頻用戶多以年輕人居多，而且電視機視覺享受比電腦要舒服很多。他坦言，如果“云電視”在國內普及后，電視臺就沒有絕對的優勢，只能拼資源。“但視頻網站現在多以劇為主，綜藝節目都是配角，不太靠譜。”
而酷6網CEO施瑜表示，未來不太可能出現誰取代誰的問題。他認為，電視有著固定的用戶群，以中老年為主，與視頻用戶有很大區別。“視頻行業可以多樣化發展，除開電視、電影、綜藝節目外還有很多內容。”他表示，二者日后會長期共存，互相合作，“大家都能活得很好。”
2012-03-22
微電影：社群時代的企業標準營銷配置
據統計，中國大陸65%網友都開通了微博，微博用戶已經超過了3.2億，成為當今社會成長最快的網絡社交平臺。在微博的沖擊下，我們的生活形態正加速從單一化向多元化和碎片化轉變，不僅影響了人們的社交生活，而且徹底改變了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溝通互動方式。
走進地鐵、商場、機場、餐飲聚會等場所，隨處可見低頭玩微博的人。微博的崛起，標志著社群時代真正的來臨，據統計，中國大陸65%網友都開通了微博，微博用戶已經超過了3.2億，成為當今社會成長最快的網絡社交平臺。在微博的沖擊下，我們的生活形態正加速從單一化向多元化和碎片化轉變，不僅影響了人們的社交生活，而且徹底改變了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溝通互動方式。
微電影開創了一個新的市場藍海
新媒體時代，用戶越來越偏向通過社交媒體進行互動和主動傳播，“給朋友提供信息、表達一種觀點和分享好玩有趣的內容”以及“分享的內容將變得更加個人化”是互聯網用戶消費行為的主要特征。
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催生的焦慮、浮躁的社會情緒，永遠做不完的工作，永無止境的欲望，身體和精神的分離，使人們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和心情來欣賞整部電影、觀看整部電視劇了，“微”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在移動終端的刺激下，選擇用微博觀看和分享微視頻，成為很多用戶每天填補碎片化時間的娛樂、學習和消費的新途徑，這使得微博成為視頻收看最重要的平臺之一，使微視頻傳播形態快速社會化。為迎合用戶的使用習慣，精準傳播品牌和產品的價值主張，微視頻逐漸引起了一些注重營銷創新的企業的關注和重視，并開始在營銷預算中編列微電影的制作費用及社群媒體的投放預算。
微電影因為迎合了消費者的碎片化時間，適合在移動狀態和短時休閑狀態下觀看，正在逐漸成為企業進行品牌營銷的標準配置，由此在市場上開創了一個“微視頻”的藍海。微電影作為企業未來營銷工具庫中殺手級的兵器，對企業來說，如何有效運用微電影這種營銷工具來拉抬業績、削減行銷成本、強化與消費者的品牌體驗，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走在前列，才是關鍵。
微電影三大營銷價值
伴隨著微博迅猛的發展勢頭，微電影風生水起。對企業來說，最關心的則是，微電影的營銷價值在哪里？與傳統的TVC相比，微電影作為一種趨勢性的營銷工具，它的營銷價值，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助于與消費者建立一種類似鐵哥們的深關系
傳統的影視廣告因為時間短，僅僅是產品和品牌的展示，在一閃即逝的5秒到15秒的時間里，只能與消費者混個臉熟，企業與消費者之間建立的是一種淺關系；而微電影則不同，它的信息容量大，包容性強，具有很強的沖擊力和表現力，由于播出時間達到3到5分鐘，足以講述一個完整的品牌故事，企業可以借助微電影進行深層次的品牌理念植入，在微博這個社會化媒體平臺上，通過消費者的觀看、轉發和評論，為消費者帶來一種深層次的品牌體驗與心理滿足，這種情感的聯結，使企業與消費者之間形成一種類似鐵哥們之間的、具有高度粘性的品牌關系。
2．品牌信息精準到達目標消費者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消費開始出現分層，一個產品通吃所有消費者的時代已經過去，“亂拳打死老師傅”的廣告投播方式已經成為歷史。消費需求的多樣化和個性化，倒逼企業進行市場細分，以建立自己的市場戰略版圖，為此，品牌和產品的定位成為營銷的關鍵，互聯網和移動終端的普及，更加劇了傳統電視媒體收視人群的老化，使傳統電視媒體的營銷價值下降。從用戶的消費行為觀察，網絡使用為平均每周5.3次；電視觀看則為平均每周3.8次，且日益呈下降趨勢。而微電影則可以借助微博等這樣的社會化媒體覆蓋到傳統的媒體平難以覆蓋到的高端人群、中堅人群、意見領袖人群和互連網新新人類，在重塑品牌形象的同時將品牌信息和價值主張精準傳達到企業目標消費者，具有很高的受眾價值。
3．具有很強的長尾性
傳統的影視廣告不僅制作成本高，而且播放的成本也很高，特別是在限娛令生效后，更是直接拉升了電視臺的廣告投放費用。一些中小型企業受資金和人力限制，只能望洋興嘆，徒喚奈何！而微電影制作由于具有“微時、微周期制作、微規模投資”的特點，使門檻大大降低，為小微企業找到了一條全新的品牌傳播路徑。微電影不僅制作成本低，而且傳播成本低，傳播效率高，主要以微博等社會化媒體作為傳播平臺，借助用戶主動傳播，用戶看完一個微視頻后愿意轉發和評論，愿意分享，甚至愿意尋找故事中出現的人和品牌，在不知不覺間進行品牌理念的植入，起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微電影制作特點及其以微博等社會化媒體作為傳播平臺的這種特性，顛覆了傳統的“二八定律”，表現出很強的長尾性。
微電影制作：講好一個故事
所謂的微電影，簡言之，就是由專業團隊制作的、具有明確主題、面向特定目標人群播放的微視頻。微電影制作和播放成本低，主要難在“內容”，因為微電影不像傳統影視廣告那樣，靠購買時段就可以做起來，微電影靠的是內容拉動，靠的是用戶的主動傳播，所以，如何來制作好一部好的微電影，對營銷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需要很好的內容策略和犀利的營銷創意，才能成為引爆網絡輿論的“爆心”。
由于微電影大幅度突破了5秒、10秒、15秒甚至是30秒常規電視廣告的限制，對企業的“內容”生成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企業在3-5分鐘內用生動活潑的網絡語言講述一個精彩的、令人拍案叫絕的品牌故事，這個故事必須主題鮮明，要么契合當前的社會情緒，如焦慮、迷茫等，引起用戶的共鳴；要么契合人類生存發展的普適價值，如愛、同情等，直接擊中消費者內心那脆弱、柔軟的一面，故事內容和情節具有話題性，能巧妙利用網絡時代人人都急于表達的心理，激起用戶轉發和評論的沖動。
微電影傳播：引爆“網絡狂歡”
與微電影的制作相比，微電影的傳播同樣是專業活兒，如果以為將制作好的微電影上傳到微博等社會化媒體上就萬事大吉，那就大錯特錯了。由于微博類的信息半衰周期是2.8小時，SNS類是3.2小時，信息黃金傳播時間很緊湊，如果不能適時引爆話題，絞盡腦汁制作的微電影很快就會“石沉大海”，變得“杳無音信”。因此，企業在正式傳播微電影之前，應組建專業的社會化媒體操作團隊，制訂社會化媒體傳播策略、社會化媒體傳播組合和具體的實施操作方案。微電影投放后，還應安排專人進行跟蹤，與用戶進行密切互動，確保在固定的時間內能夠傳播給盡可能多的人，在短時間內形成高頻次且印象深刻的傳播，引爆“網絡狂歡”。
此外，在進行微電影的整合傳播中，還可以考慮與傳統媒體結合起來，形成互補，以央視和地方衛勢為代表的電視廣告側重介紹產品的利益點，主打品牌知名度；以微博等社會化媒體為載體的微電影則著重強調產品和品牌的體驗，主打品牌美譽度和忠誠度。
總之，微電影的出現，正在逐漸推動企業的營銷內容視頻化，是一種傳播方式的創新。對企業來說，介入得越早，效果則越好。隨著企業對微電影和以微博為代表的社會化媒體認識的深入，微電影將成為企業在社群時代的標準營銷配置。
走進地鐵、商場、機場、餐飲聚會等場所，隨處可見低頭玩微博的人。微博的崛起，標志著社群時代真正的來臨，據統計，中國大陸65%網友都開通了微博，微博用戶已經超過了3.2億，成為當今社會成長最快的網絡社交平臺。在微博的沖擊下，我們的生活形態正加速從單一化向多元化和碎片化轉變，不僅影響了人們的社交生活，而且徹底改變了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溝通互動方式。
微電影開創了一個新的市場藍海
新媒體時代，用戶越來越偏向通過社交媒體進行互動和主動傳播，“給朋友提供信息、表達一種觀點和分享好玩有趣的內容”以及“分享的內容將變得更加個人化”是互聯網用戶消費行為的主要特征。
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催生的焦慮、浮躁的社會情緒，永遠做不完的工作，永無止境的欲望，身體和精神的分離，使人們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和心情來欣賞整部電影、觀看整部電視劇了，“微”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在移動終端的刺激下，選擇用微博觀看和分享微視頻，成為很多用戶每天填補碎片化時間的娛樂、學習和消費的新途徑，這使得微博成為視頻收看最重要的平臺之一，使微視頻傳播形態快速社會化。為迎合用戶的使用習慣，精準傳播品牌和產品的價值主張，微視頻逐漸引起了一些注重營銷創新的企業的關注和重視，并開始在營銷預算中編列微電影的制作費用及社群媒體的投放預算。
微電影因為迎合了消費者的碎片化時間，適合在移動狀態和短時休閑狀態下觀看，正在逐漸成為企業進行品牌營銷的標準配置，由此在市場上開創了一個“微視頻”的藍海。微電影作為企業未來營銷工具庫中殺手級的兵器，對企業來說，如何有效運用微電影這種營銷工具來拉抬業績、削減行銷成本、強化與消費者的品牌體驗，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走在前列，才是關鍵。
微電影三大營銷價值
伴隨著微博迅猛的發展勢頭，微電影風生水起。對企業來說，最關心的則是，微電影的營銷價值在哪里？與傳統的TVC相比，微電影作為一種趨勢性的營銷工具，它的營銷價值，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助于與消費者建立一種類似鐵哥們的深關系
傳統的影視廣告因為時間短，僅僅是產品和品牌的展示，在一閃即逝的5秒到15秒的時間里，只能與消費者混個臉熟，企業與消費者之間建立的是一種淺關系；而微電影則不同，它的信息容量大，包容性強，具有很強的沖擊力和表現力，由于播出時間達到3到5分鐘，足以講述一個完整的品牌故事，企業可以借助微電影進行深層次的品牌理念植入，在微博這個社會化媒體平臺上，通過消費者的觀看、轉發和評論，為消費者帶來一種深層次的品牌體驗與心理滿足，這種情感的聯結，使企業與消費者之間形成一種類似鐵哥們之間的、具有高度粘性的品牌關系。
2．品牌信息精準到達目標消費者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消費開始出現分層，一個產品通吃所有消費者的時代已經過去，“亂拳打死老師傅”的廣告投播方式已經成為歷史。消費需求的多樣化和個性化，倒逼企業進行市場細分，以建立自己的市場戰略版圖，為此，品牌和產品的定位成為營銷的關鍵，互聯網和移動終端的普及，更加劇了傳統電視媒體收視人群的老化，使傳統電視媒體的營銷價值下降。從用戶的消費行為觀察，網絡使用為平均每周5.3次；電視觀看則為平均每周3.8次，且日益呈下降趨勢。而微電影則可以借助微博等這樣的社會化媒體覆蓋到傳統的媒體平難以覆蓋到的高端人群、中堅人群、意見領袖人群和互連網新新人類，在重塑品牌形象的同時將品牌信息和價值主張精準傳達到企業目標消費者，具有很高的受眾價值。
3．具有很強的長尾性
傳統的影視廣告不僅制作成本高，而且播放的成本也很高，特別是在限娛令生效后，更是直接拉升了電視臺的廣告投放費用。一些中小型企業受資金和人力限制，只能望洋興嘆，徒喚奈何！而微電影制作由于具有“微時、微周期制作、微規模投資”的特點，使門檻大大降低，為小微企業找到了一條全新的品牌傳播路徑。微電影不僅制作成本低，而且傳播成本低，傳播效率高，主要以微博等社會化媒體作為傳播平臺，借助用戶主動傳播，用戶看完一個微視頻后愿意轉發和評論，愿意分享，甚至愿意尋找故事中出現的人和品牌，在不知不覺間進行品牌理念的植入，起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微電影制作特點及其以微博等社會化媒體作為傳播平臺的這種特性，顛覆了傳統的“二八定律”，表現出很強的長尾性。
微電影制作：講好一個故事
所謂的微電影，簡言之，就是由專業團隊制作的、具有明確主題、面向特定目標人群播放的微視頻。微電影制作和播放成本低，主要難在“內容”，因為微電影不像傳統影視廣告那樣，靠購買時段就可以做起來，微電影靠的是內容拉動，靠的是用戶的主動傳播，所以，如何來制作好一部好的微電影，對營銷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需要很好的內容策略和犀利的營銷創意，才能成為引爆網絡輿論的“爆心”。
由于微電影大幅度突破了5秒、10秒、15秒甚至是30秒常規電視廣告的限制，對企業的“內容”生成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企業在3-5分鐘內用生動活潑的網絡語言講述一個精彩的、令人拍案叫絕的品牌故事，這個故事必須主題鮮明，要么契合當前的社會情緒，如焦慮、迷茫等，引起用戶的共鳴；要么契合人類生存發展的普適價值，如愛、同情等，直接擊中消費者內心那脆弱、柔軟的一面，故事內容和情節具有話題性，能巧妙利用網絡時代人人都急于表達的心理，激起用戶轉發和評論的沖動。
微電影傳播：引爆“網絡狂歡”
與微電影的制作相比，微電影的傳播同樣是專業活兒，如果以為將制作好的微電影上傳到微博等社會化媒體上就萬事大吉，那就大錯特錯了。由于微博類的信息半衰周期是2.8小時，SNS類是3.2小時，信息黃金傳播時間很緊湊，如果不能適時引爆話題，絞盡腦汁制作的微電影很快就會“石沉大海”，變得“杳無音信”。因此，企業在正式傳播微電影之前，應組建專業的社會化媒體操作團隊，制訂社會化媒體傳播策略、社會化媒體傳播組合和具體的實施操作方案。微電影投放后，還應安排專人進行跟蹤，與用戶進行密切互動，確保在固定的時間內能夠傳播給盡可能多的人，在短時間內形成高頻次且印象深刻的傳播，引爆“網絡狂歡”。
此外，在進行微電影的整合傳播中，還可以考慮與傳統媒體結合起來，形成互補，以央視和地方衛勢為代表的電視廣告側重介紹產品的利益點，主打品牌知名度；以微博等社會化媒體為載體的微電影則著重強調產品和品牌的體驗，主打品牌美譽度和忠誠度。
總之，微電影的出現，正在逐漸推動企業的營銷內容視頻化，是一種傳播方式的創新。對企業來說，介入得越早，效果則越好。隨著企業對微電影和以微博為代表的社會化媒體認識的深入，微電影將成為企業在社群時代的標準營銷配置。
2012-03-15
2012，各方角力中國電子書
石劍峰
科幻小說《三體》在蘋果應用商店發售 出版商認為電子書數字閱讀是未來走向
“我不覺得盜版是主要問題 ，紙書同樣也有盜版問題。關鍵在于你要把正版做得足夠好，以此吸引到足夠多、愿意付費的人，這是最重要的。”
——李如一
在手機用戶經常閱讀的內容中，報紙、資訊類占比最高，網絡文學內容占比始終為24.8%，而傳統文學內容占比較低，只有14.7%。
——《2011年中國手機閱讀市場用戶研究報告》
“將來遲早有一天，大部分的閱讀都將是在網上進行，這種閱讀的進行，不光是媒介的變化，對創作方式和理念，與讀者關系，都將會有根本性改變。必須適應這種改變。”
——劉慈欣
本月初，科幻小說家劉慈欣科幻代表作《三體》的APP應用(Application的簡稱，多指智能手機、電腦的第三方應用程序)在蘋果應用商店發售，劉慈欣和他的這套《三體》是過去兩年被讀者追捧的作家和作品。而在過去兩個月中，當當和京東分別上線了電子書網店。2012年將會是中國電子書產業轉折之年嗎？但至少從寫作者到出版商角度來看，電子書和數字閱讀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單行本APP是過渡產品
目前的《三體》APP版本在蘋果應用商店上免費下載試讀本，經過試讀后再決定購買，可以選擇12元人民幣購買單本，或30元人民幣購買全套。作為此次《三體》APP版本的推出者之一——3G門戶網總裁張向東表示，希望把“《三體》APP打造成一個范本，為更多的原創作者提供優良、有利的生態環境，并且希望這個產業鏈條的每個環節都產生價值和回報”。
事實上，經過授權，把紙質書制作成APP應用出售，《三體》肯定不是第一個，它也不會成為目前中國電子書市場發展的一個轉折。在《三體》之前，李如一的唐茶網站從2011年7月開始發售正版的電子書APP，這本書是《連線》雜志創始人凱文·凱利的《失控》，而讓唐茶進入媒體視野的是《史蒂夫·喬布斯傳》唐茶版APP的發售，目前它也是唐茶出售數量最高的一本書。
盡管唐茶目前的主要生意是在網站上出售12本圖書單行本的APP，但李如一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反復強調，把書做成APP應用單行本并非電子書行業的趨勢，“一本書做一個APP，目前只是市場的過渡狀態，不是長久之計。如果我現在有一萬本書，那我就要做成一萬個APP？蘋果是不鼓勵這種行為的。”目前經過授權的圖書APP其實屈指可數，其實就算在亞馬遜，圖書APP應用數量也非常少。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圖書APP都比較容易找到。但如果在互聯網上或者在蘋果應用店上，甚至在唐茶上有數萬個圖書APP，除了有目的地去搜索，讀者又如何去逛，如何去尋找呢？蘋果應用商店也對這幾萬幾十萬個圖書應用一一進行審核？這肯定不是最經濟的。李如一說，公司會計劃把整個電子書店做成一個APP應用，然后所有的書都在里面，在里面進行展示或者分類。
在李如一看來，讀者最終買的還是內容，“到底是APP還是其他文件，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購買是否方便、管理是否方便。在我們看來，這個市場不應該是嘗鮮式的、比較式的，所以目前還是不成熟的市場。我們對未來的想象是，管理書肯定是個重點，因為以后電子書多了，怎么來分類。我的手機、iPad丟了，那么以前買的電子書是否還能找回來？這些在未來電子書市場上應該是標配的服務。”
盜版真是問題嗎？
就算是《三體》的作者劉慈欣對這個應用也不樂觀，他想到的是盜版和紙質書發行在先。目前可能困擾《三體》APP版的是，在蘋果應用商店里輸入“三體”兩個字，除了正版的APP還會出現一批未經授權的《三體》APP，后者免費或者價格更低。其實這也是蘋果不鼓勵圖書做單行本APP的原因之一，因為目前的蘋果審核并不能完全杜絕盜版，在收費的正版和免費的盜版間做選擇，也有人會選擇后者。所以劉慈欣對早報記者說：“對于前景，我不認為銷量會特別大，因為盜版的存在，也因為很多人都看過紙質書了。而且，這本書APP的價格要30元，沒有太大的價格優勢，在電子書里算是比較貴的。”
在很多出版商和出售正版電子書公司抱怨中國數字盜版過于猖獗時，李如一的看法是，“我不覺得盜版是主要問題，紙書同樣也有盜版問題。首先，正版永遠都打不過盜版的，但永遠有一些人只愿意下載盜版的, 關鍵在于你要把正版做得足夠好，以吸引到足夠多、愿意付費的人，這是最重要的。我認為，現在愿意付錢的人肯定多了。”唐茶為iPad和iPhone制作的正版圖書APP目前已經獲得了一大批讀者青睞，所以李如一會說：“在談論盜版的時候，首先把道德放到一邊，應該采取實用主義態度，我相信大部分人不太愿意花時間工夫和冒道德法律風險去尋找盜版，而我們做的就是省去中間的麻煩。”
移動閱讀
是出版商穩定收益來源
在《三體》其他數字版本開發中，除了在蘋果應用商店，《三體》其他數字版本也將于下月初在中國移動手機閱讀及3G門戶書城平臺全面上線，而這才是劉慈欣、數字版權擁有者、數字版開發者將來能獲得穩定收益的來源。與美國不同的是，目前國內出版商和寫作者，在數字出版上能獲得的最穩定收益恰恰是來自移動運營商，也就是手機，而不是電子書閱讀器或者各種APP應用，也不是網站。移動運營商通過訂閱、搭售方式，向其用戶提供電子書。
目前三大移動運營商都設有各自的手機閱讀運營基地，以中國移動設在杭州的閱讀基地為例，目前已經匯集了超過20萬種正版圖書，成為了全國最大的正版數字圖書發行平臺。中國移動手機閱讀基地也已經與國內主要出版集團和出版社、網站、版權代理公司簽約，后者提供內容。為了推動手機移動閱讀業務，中國移動采取了強勢手段：為用戶提供按次付費或者3元、5元的包月付費模式，并免去用戶的流量費。
民營出版公司博集天卷數字業務負責人高鋒向早報記者表示，“現在各家出版商在數字閱讀上的運營模式都差不多，不分民營或者國營，和移動運營商合作是一塊，與人民網、新浪網等網站合作是一塊，還有就是第三方合作如京東、當當、淘花網等。收入形式也都一樣，預付加分成。”但在高鋒看來，未來移動運營商這塊收入可能比較穩定，其他如新浪等網站流量很大，但收入不高，“而第三方渠道，像京東這樣的第三方我們還是看好的，但目前還很一般。”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向早報記者提供的相關信息也表示，世紀出版集團的電子書內容，“目前主要同當當、京東、淘花網站、中移動手機閱讀公司等單位合作，開展電子書銷售業務。”
對于出版商來說，這是穩定收益來源，而且是不可以忽略的。
不過由移動運營商提供的手機閱讀目前也有問題，根據易觀國際《2011年中國手機閱讀市場用戶研究報告》顯示，在手機用戶經常閱讀的內容中，報紙、資訊類占比最高，網絡文學內容占比始終為24.8%，而傳統文學內容占比較低，只有14.7%。不過這對出版商和寫作者的影響不大，后者并不直接以閱讀量獲益。
數字閱讀是未來走向
對于電子書和數字閱讀的未來，作為寫作者的劉慈欣很重視數字閱讀，“它是未來閱讀的主要方向。從現在的市場上看，人們的閱讀量并沒有減少，這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我對整個閱讀行業是樂觀的，說現代人不看書了，這并不是事實。《三體》在出版上成功，然后搬到網上去，這種轉變當然也還不錯，但電子書市場的發展，僅僅靠這種方式肯定是不行的，未來趨勢就是繞過傳統紙質出版（環節），直接出版電子書。”
劉慈欣說，具體到他個人寫作并不樂觀，“如果為電子書這種格式寫作，在網上寫作，和傳統寫作很不一樣。我畢竟還是一個傳統寫作者，怎么樣向電子書網絡寫作方向轉移，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和挑戰。目前我還只能從事傳統的紙質書寫作。但我將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往這個方向轉變。將來遲早有一天，大部分的閱讀都將是在網上進行，這種閱讀的進行，不光是媒介的變化，對創作方式和理念，與讀者關系，都將會有根本性改變。必須適應這種改變。”
對電子書未來同樣樂觀的還有李如一，盡管他的唐茶目前所能出售的電子書只有10多本，但他希望在未來一年內，在數量上增長到上千本，“我們未來還將大量增加公版書（過了版權保護期限的書籍）。”盡管從事的領域跟技術相關，但李如一一直強調的是，“人永遠比技術重要。”所以，在他看來，“從作者角度講，哪天他從電子書商獲益更多了，他才會考慮電子書而不是紙書。也就是鏈條里的所有人都能得到回報，尤其讓作者有收益。”
至于出版商，他們也在慢慢轉變對數字化的恐懼心理，他們也知道數字出版和數字閱讀是大方向，要盡快地完成向數字出版的轉型。無論民營還是國有出版商，在規模允許情況下，其實都已成立數字出版部門。博集天卷的數字出版部門成立于去年，目前只有五六個員工。像世紀出版集團，在2010年就成立數字出版部，并成立“易文網”來作為數字出版的發布平臺。以易文網為主要平臺，世紀出版集團已制作和網絡發布電子書13000余種。
對電子書的幾點誤區
對于電子書這個行業，在經營唐茶的李如一看來，還有許多認識的誤區，“比如，電子書的定價一定低于紙質書？決定定價的不在于是紙制書的厚度，還是虛擬的數字化，而是內容！”
數字閱讀只適合于淺閱讀嗎？“我們唐茶上有幾本書都是幾十萬字的，很多讀者都很順利地完整閱讀了。”李如一說，“所以我們做電子書，從一開始就是要做強閱讀。現在大家能在iPad這樣一個設備上讀完幾十萬字的書，那么就說明，在電子設備上閱讀跟紙閱讀的差異是細枝末節般的。”而最需要電子書和數字終端的恰恰是重度閱讀者，在閱讀體驗足夠好，已經接受電子書閱讀的前提下，是選擇背上幾本書呢還是帶上一個數字終端？
在李如一看來，對電子書和數字閱讀另一大誤解是，數字出版將取消中間出版環節，作者與零售商、讀者直接對接，以此可以減少很多成本。“當我們談論自出版的時候，以為就是中間人的取消，這是不會出現的。電子書、自出版也需要編輯，這跟傳統出版是一樣的，要想選題、編輯、獲得授權等等。這是社會分工要求的。”石劍峰
科幻小說《三體》在蘋果應用商店發售 出版商認為電子書數字閱讀是未來走向
“我不覺得盜版是主要問題 ，紙書同樣也有盜版問題。關鍵在于你要把正版做得足夠好，以此吸引到足夠多、愿意付費的人，這是最重要的。”
——李如一
在手機用戶經常閱讀的內容中，報紙、資訊類占比最高，網絡文學內容占比始終為24.8%，而傳統文學內容占比較低，只有14.7%。
——《2011年中國手機閱讀市場用戶研究報告》
“將來遲早有一天，大部分的閱讀都將是在網上進行，這種閱讀的進行，不光是媒介的變化，對創作方式和理念，與讀者關系，都將會有根本性改變。必須適應這種改變。”
——劉慈欣
本月初，科幻小說家劉慈欣科幻代表作《三體》的APP應用(Application的簡稱，多指智能手機、電腦的第三方應用程序)在蘋果應用商店發售，劉慈欣和他的這套《三體》是過去兩年被讀者追捧的作家和作品。而在過去兩個月中，當當和京東分別上線了電子書網店。2012年將會是中國電子書產業轉折之年嗎？但至少從寫作者到出版商角度來看，電子書和數字閱讀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單行本APP是過渡產品
目前的《三體》APP版本在蘋果應用商店上免費下載試讀本，經過試讀后再決定購買，可以選擇12元人民幣購買單本，或30元人民幣購買全套。作為此次《三體》APP版本的推出者之一——3G門戶網總裁張向東表示，希望把“《三體》APP打造成一個范本，為更多的原創作者提供優良、有利的生態環境，并且希望這個產業鏈條的每個環節都產生價值和回報”。
事實上，經過授權，把紙質書制作成APP應用出售，《三體》肯定不是第一個，它也不會成為目前中國電子書市場發展的一個轉折。在《三體》之前，李如一的唐茶網站從2011年7月開始發售正版的電子書APP，這本書是《連線》雜志創始人凱文·凱利的《失控》，而讓唐茶進入媒體視野的是《史蒂夫·喬布斯傳》唐茶版APP的發售，目前它也是唐茶出售數量最高的一本書。
盡管唐茶目前的主要生意是在網站上出售12本圖書單行本的APP，但李如一在接受早報記者采訪時反復強調，把書做成APP應用單行本并非電子書行業的趨勢，“一本書做一個APP，目前只是市場的過渡狀態，不是長久之計。如果我現在有一萬本書，那我就要做成一萬個APP？蘋果是不鼓勵這種行為的。”目前經過授權的圖書APP其實屈指可數，其實就算在亞馬遜，圖書APP應用數量也非常少。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圖書APP都比較容易找到。但如果在互聯網上或者在蘋果應用店上，甚至在唐茶上有數萬個圖書APP，除了有目的地去搜索，讀者又如何去逛，如何去尋找呢？蘋果應用商店也對這幾萬幾十萬個圖書應用一一進行審核？這肯定不是最經濟的。李如一說，公司會計劃把整個電子書店做成一個APP應用，然后所有的書都在里面，在里面進行展示或者分類。
在李如一看來，讀者最終買的還是內容，“到底是APP還是其他文件，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購買是否方便、管理是否方便。在我們看來，這個市場不應該是嘗鮮式的、比較式的，所以目前還是不成熟的市場。我們對未來的想象是，管理書肯定是個重點，因為以后電子書多了，怎么來分類。我的手機、iPad丟了，那么以前買的電子書是否還能找回來？這些在未來電子書市場上應該是標配的服務。”
盜版真是問題嗎？
就算是《三體》的作者劉慈欣對這個應用也不樂觀，他想到的是盜版和紙質書發行在先。目前可能困擾《三體》APP版的是，在蘋果應用商店里輸入“三體”兩個字，除了正版的APP還會出現一批未經授權的《三體》APP，后者免費或者價格更低。其實這也是蘋果不鼓勵圖書做單行本APP的原因之一，因為目前的蘋果審核并不能完全杜絕盜版，在收費的正版和免費的盜版間做選擇，也有人會選擇后者。所以劉慈欣對早報記者說：“對于前景，我不認為銷量會特別大，因為盜版的存在，也因為很多人都看過紙質書了。而且，這本書APP的價格要30元，沒有太大的價格優勢，在電子書里算是比較貴的。”
在很多出版商和出售正版電子書公司抱怨中國數字盜版過于猖獗時，李如一的看法是，“我不覺得盜版是主要問題，紙書同樣也有盜版問題。首先，正版永遠都打不過盜版的，但永遠有一些人只愿意下載盜版的, 關鍵在于你要把正版做得足夠好，以吸引到足夠多、愿意付費的人，這是最重要的。我認為，現在愿意付錢的人肯定多了。”唐茶為iPad和iPhone制作的正版圖書APP目前已經獲得了一大批讀者青睞，所以李如一會說：“在談論盜版的時候，首先把道德放到一邊，應該采取實用主義態度，我相信大部分人不太愿意花時間工夫和冒道德法律風險去尋找盜版，而我們做的就是省去中間的麻煩。”
移動閱讀
是出版商穩定收益來源
在《三體》其他數字版本開發中，除了在蘋果應用商店，《三體》其他數字版本也將于下月初在中國移動手機閱讀及3G門戶書城平臺全面上線，而這才是劉慈欣、數字版權擁有者、數字版開發者將來能獲得穩定收益的來源。與美國不同的是，目前國內出版商和寫作者，在數字出版上能獲得的最穩定收益恰恰是來自移動運營商，也就是手機，而不是電子書閱讀器或者各種APP應用，也不是網站。移動運營商通過訂閱、搭售方式，向其用戶提供電子書。
目前三大移動運營商都設有各自的手機閱讀運營基地，以中國移動設在杭州的閱讀基地為例，目前已經匯集了超過20萬種正版圖書，成為了全國最大的正版數字圖書發行平臺。中國移動手機閱讀基地也已經與國內主要出版集團和出版社、網站、版權代理公司簽約，后者提供內容。為了推動手機移動閱讀業務，中國移動采取了強勢手段：為用戶提供按次付費或者3元、5元的包月付費模式，并免去用戶的流量費。
民營出版公司博集天卷數字業務負責人高鋒向早報記者表示，“現在各家出版商在數字閱讀上的運營模式都差不多，不分民營或者國營，和移動運營商合作是一塊，與人民網、新浪網等網站合作是一塊，還有就是第三方合作如京東、當當、淘花網等。收入形式也都一樣，預付加分成。”但在高鋒看來，未來移動運營商這塊收入可能比較穩定，其他如新浪等網站流量很大，但收入不高，“而第三方渠道，像京東這樣的第三方我們還是看好的，但目前還很一般。”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向早報記者提供的相關信息也表示，世紀出版集團的電子書內容，“目前主要同當當、京東、淘花網站、中移動手機閱讀公司等單位合作，開展電子書銷售業務。”
對于出版商來說，這是穩定收益來源，而且是不可以忽略的。
不過由移動運營商提供的手機閱讀目前也有問題，根據易觀國際《2011年中國手機閱讀市場用戶研究報告》顯示，在手機用戶經常閱讀的內容中，報紙、資訊類占比最高，網絡文學內容占比始終為24.8%，而傳統文學內容占比較低，只有14.7%。不過這對出版商和寫作者的影響不大，后者并不直接以閱讀量獲益。
數字閱讀是未來走向
對于電子書和數字閱讀的未來，作為寫作者的劉慈欣很重視數字閱讀，“它是未來閱讀的主要方向。從現在的市場上看，人們的閱讀量并沒有減少，這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我對整個閱讀行業是樂觀的，說現代人不看書了，這并不是事實。《三體》在出版上成功，然后搬到網上去，這種轉變當然也還不錯，但電子書市場的發展，僅僅靠這種方式肯定是不行的，未來趨勢就是繞過傳統紙質出版（環節），直接出版電子書。”
劉慈欣說，具體到他個人寫作并不樂觀，“如果為電子書這種格式寫作，在網上寫作，和傳統寫作很不一樣。我畢竟還是一個傳統寫作者，怎么樣向電子書網絡寫作方向轉移，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和挑戰。目前我還只能從事傳統的紙質書寫作。但我將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往這個方向轉變。將來遲早有一天，大部分的閱讀都將是在網上進行，這種閱讀的進行，不光是媒介的變化，對創作方式和理念，與讀者關系，都將會有根本性改變。必須適應這種改變。”
對電子書未來同樣樂觀的還有李如一，盡管他的唐茶目前所能出售的電子書只有10多本，但他希望在未來一年內，在數量上增長到上千本，“我們未來還將大量增加公版書（過了版權保護期限的書籍）。”盡管從事的領域跟技術相關，但李如一一直強調的是，“人永遠比技術重要。”所以，在他看來，“從作者角度講，哪天他從電子書商獲益更多了，他才會考慮電子書而不是紙書。也就是鏈條里的所有人都能得到回報，尤其讓作者有收益。”
至于出版商，他們也在慢慢轉變對數字化的恐懼心理，他們也知道數字出版和數字閱讀是大方向，要盡快地完成向數字出版的轉型。無論民營還是國有出版商，在規模允許情況下，其實都已成立數字出版部門。博集天卷的數字出版部門成立于去年，目前只有五六個員工。像世紀出版集團，在2010年就成立數字出版部，并成立“易文網”來作為數字出版的發布平臺。以易文網為主要平臺，世紀出版集團已制作和網絡發布電子書13000余種。
對電子書的幾點誤區
對于電子書這個行業，在經營唐茶的李如一看來，還有許多認識的誤區，“比如，電子書的定價一定低于紙質書？決定定價的不在于是紙制書的厚度，還是虛擬的數字化，而是內容！”
數字閱讀只適合于淺閱讀嗎？“我們唐茶上有幾本書都是幾十萬字的，很多讀者都很順利地完整閱讀了。”李如一說，“所以我們做電子書，從一開始就是要做強閱讀。現在大家能在iPad這樣一個設備上讀完幾十萬字的書，那么就說明，在電子設備上閱讀跟紙閱讀的差異是細枝末節般的。”而最需要電子書和數字終端的恰恰是重度閱讀者，在閱讀體驗足夠好，已經接受電子書閱讀的前提下，是選擇背上幾本書呢還是帶上一個數字終端？
在李如一看來，對電子書和數字閱讀另一大誤解是，數字出版將取消中間出版環節，作者與零售商、讀者直接對接，以此可以減少很多成本。“當我們談論自出版的時候，以為就是中間人的取消，這是不會出現的。電子書、自出版也需要編輯，這跟傳統出版是一樣的，要想選題、編輯、獲得授權等等。這是社會分工要求的。”石劍峰
2012-03-14
讓你賺大錢卻令人生畏的創業抱負
來源：福布斯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將說明一些很有抱負的的創業想法是多么嚇人，其中任何一條都能讓你成為億萬富豪。
在投身Y Combinator期間,我注意到了一些更加讓人吃驚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最有抱負的的創業想法有多么嚇人。
相關公司股票走勢
我將通過描述一些此類創業想法來證明這一現象。其中任何一條都能讓你成為億萬富豪。這前景聽起來似乎很誘人，然而在我描述這些想法的時候，你可能會注意到自己被嚇退到一旁。
別擔心，這并非軟弱的表現，反而可以說是理智的表現。最宏大的創業想法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這并不僅僅是因為它們需要大量工作來完成。而且最宏大的想法似乎會威脅到你的身份認同：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夠的雄心來堅持到底。
影片《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Being John Malkovich）中有這樣一幕，書呆子似的男主角遇見了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故的女人。她對他說：
“是這樣的：如果你得到了我，你會不知道拿我怎么辦才好。”
這些想法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
這一現象就是對于創業你所能理解的最重要事實之一。[1]你本以為宏大的創業想法具有吸引力，但事實上，他們往往會令你望而卻步。而這會帶來一大堆后果。這意味著，大多數想要找到創業點的人卻察覺不到這些創意，因為其潛意識會將它們排除。即使是最有抱負的人，可能最多也就是采取“曲線救國”的方式來利用它們。
新的搜索引擎
最好的想法恰好處于不可能的范疇。我不知道這個想法是否可能實現，但是有跡象表明它或許可以成真。創造新的搜索引擎，即意味著與Google競爭；而最近，我注意到Google堡壘的一些裂縫。
當微軟公司決定進軍搜索業務時，我明白微軟已經迷失了自己的道路。對微軟來說，這并非自然的舉動。他們這么做是因為害怕Google，而Google根植于搜索業務。但是這表明：（a）微軟的議程受到Google擺布；以及（b）微軟的議程由他們并不擅長的東西組成。
微軟：Google
這本身并不表示存在新搜索引擎的空間；但最近在使用Google搜索時，我發現自己開始懷念往昔，那時Google忠于略微自閉的自我。它曾經能夠迅速地為我返回正確的結果，沒有雜亂信息。現在的搜索結果似乎受到科學論派鼓吹者原則的激發，后者認為正確的東西對你來說一定正確。而搜索網頁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干凈和清爽。Google搜索結果以前看上去就像Unix操作系統實用程序的輸出。現在，如果我不小心把光標移到了錯誤的地方，什么事都可能發生。
這其中的制勝之道是創建出一個所有黑客使用的搜索引擎。這個搜索引擎的使用者由頂尖的1萬名黑客組成，盡管規模小，但沒有人會處于非常強大的地位；就像Google曾經的模樣。十幾年來，我第一次覺得這種轉換的想法是自己可以想象的。
鑒于任何一個可以創辦這家公司的人都屬于那1萬名黑客中的一員，至少創業路線是單純的：做一個你自己想要的搜索引擎。隨心所欲讓它極度具有黑客風格。例如讓它非常善于進行代碼搜索。你想要搜索查詢變得圖靈完備嗎？（譯注：圖靈完備指在可計算性理論中，編程語言或任意其他的邏輯系統如具有等用于通用圖靈機的計算能力。換言之，此系統可與通用圖靈機互相模擬。）任何能讓你爭取到這1萬名用戶的東西都是真正的好玩意。
別擔心在長遠看來你想做的事情是否會約束自己，因為如果你連初始的核心用戶都爭取不到，也就不會有長遠。如果你創建出的某個東西，能讓自己和朋友真正喜愛更勝Google，那么你的上市之路就已經走了約10%，正如Facebook贏得了所有哈佛本科生芳心時一樣（雖然他們可能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替代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的設計初衷并非是要供我們像現在這樣使用。電子郵件不是消息傳輸協議。它是待辦事項列表。或者更確切地說，收件箱是個待辦事項列表，而電子郵件是事件進入列表的方式。但它是一種極為糟糕的待辦事項列表。
我歡迎針對這個問題不同類型的解決方案，但是我懷疑單單調整收件箱仍不夠，電子郵件必須由一種新的協議所取代。這個新的協議應該是一個待辦事項列表協議，而非消息傳輸協議，雖然會出現一些退化的情形，某些人就想要你：閱讀以下文字。
作為一個待辦事項列表協議，這個新的協議應該比電子郵件給予收件人更多的權力。我希望自己有更多權力，來限制別人可以在我的待辦事項列表上發布的內容。當別人能夠在我的待辦事項列表上添加內容時，我希望他們更多地告訴我，除了只是想讓我閱讀某些文字外，他們想要我做什么？這件事有多重要？（顯然必須建立某些機制，來防止人們說一切都非常重要。）以及必須何時完成？
有些想法或創意，就像是不可抗拒的偉力遇上了不可移動的頑石一樣，而這個想法便是其一。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協議無法取代。另一方面，100年后的人們仍然活在我們現在的電子郵件地獄里，這似乎不大可能。如果電子郵件終將被取代，為什么不是現在呢？
如果方式正確，你或許能夠避免新協議所通常面對的雞與蛋的問題，因為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一些人將會最早切換到新協議。他們也在受著電子郵件的擺布。
不管你要創造什么，都要讓它速度快。Gmail現在變得慢得令人痛苦。[2]如果你做出的東西沒有Gmail好，但是速度快，那么單這一項就能讓你拉攏Gmail的用戶。
Gmail速度慢是因為Google負擔不起在它上面花很多錢。但是人們會為此花錢。每月付費50美元，對我來說沒問題。考慮到我在電子郵件上所花的那些時間，想想我應該支付的價錢，真有點嚇人。至少每月1,000美元。如果我每天都花幾個小時閱讀和撰寫電子郵件，這將是一種令我生活變得更好的廉價方式。
替代大學
最近人們都在考慮這個想法，我認為他們確實說到了點子上。我不想說一個約有千年歷史的機構，僅僅因為過去數十年中的一些錯誤就完了；但很顯然，過去數十年美國的大學似乎走上了錯誤的道路。而我們本可以用少得多的錢做得更好。
我不認為大學會消失。他們不會被大規模取代。它們只是會失去以前曾在某些學習類型上的實際壟斷。學習不同的東西將會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些可能看起來和大學截然不同。Y Combinator本身就可謂是其中一種學習方式。
學習是個非常大的問題，以至于改變人們學習的方式將會引發次級效應。例如，許多人把大學的名稱視為自身能力的憑證（不論對不對）。如果學習分裂成許多小塊，文憑也可能隨之分裂。甚至可能需要替代校園社交生活的東西（說來也奇怪，YC連這方面也具備）。
你也可以替代高中，但是會面臨減緩創業的官僚障礙。大學似乎才是替代開始的地方。
互聯網劇集和影片
好萊塢接受互聯網的速度一直很慢。這是一個錯誤，因為我認為我們現在能夠在投送機制中分出一個贏家，那就是互聯網，而不是有線電視。
這種原因的很大一部分是有線電視客戶——即電視機——的可怕。我們家并不期待蘋果電視（Apple TV）。我們非常厭惡家里上一臺電視機，以至于幾個月前，我們把iMac用螺栓固定在墻上代替了電視機。用無線鼠標來控制iMac有點不方便，但是比起之前電視機那噩夢般的用戶界面，這個整體體驗要好得多。
人們目前分配給電影和電視的一些注意力，能夠被一些看似完全無關的東西偷走，如社交網絡應用程序。而稍微相關一些的東西，如游戲，能夠帶走更多注意力。但是，人們可能始終會保有一些觀看傳統劇集和影片的殘留需求——隨著劇情的展開，你被動地坐著觀看。那么你要如何通過互聯網來投送劇集和影片？無論你要制作什么，它都得比YouTube上的視頻規模更大。當人們坐下來觀看節目的時候，他們想知道自己將看到什么：要么是熟悉的角色所帶來的系列劇集的一部分；或者是單部更長的“電影”，而且影片的基本前提他們已經事先有所了解。
有兩種方式來實現內容投送和付費觀看。要么是網飛公司（Netflix）或蘋果這樣的企業推出娛樂應用商店，內容提供者通過它們將作品傳遞給觀眾。或者這種應用程序商店太過頭或者技術上太僵化，那么為劇集和影片制作者提供支付和流媒體選擇的企業將會崛起。如果這條路真能行得通，那么將需要這種提供基礎設施服務的公司。
下一個史蒂夫·喬布斯
最近我和一個非常了解蘋果公司的人進行了談話，我問他，現在管理著該公司的人能否讓蘋果像在史蒂夫·喬布斯管理下那樣不斷創造新事物。他的答案就是“不會”。我早就擔心會是這個答案。我進一步發問，想看他如何給出合理解釋，但他根本就沒多做解釋。不會，在現在的流水線之外，不會有更偉大的新事物了。蘋果公司的營收在很長一段時間可能會繼續增長，但是正如微軟這一先例所顯示出的，在科技領域，營收是滯后的指標。
如果蘋果做不出第二個iPad，誰能？不是現有的企業。它們之中沒有一家的管理者是在產品方面富有遠見的人，而從經驗上來說，似乎也無法通過聘用來獲得這樣的人才。從經驗上說，使得在產品方面富有遠見的人成為首席執行官的方法就是，由這個人來創辦一家企業且不被解雇。因此，創造出下一個硬件潮流的企業很可能得是一家初創企業。
我知道，一家初創企業想要做到跟蘋果一樣大，這份雄心壯志聽上去很荒謬。但是，這并不比蘋果公司成為現在這么大的蘋果公司更有抱負，而且蘋果做到了。此外，現在解決這個問題的初創企業有一個蘋果公司所沒有的優勢：蘋果的先例。史蒂夫·喬布斯向我們展示了什么是可能的。這能給予后來人直接和間接的幫助：直接的就如羅杰·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向世人展示自己能夠比前人做得好多少；間接的就如奧古斯都（Augustus），在用戶腦中植入這個想法，單個人可以為他們展開未來。[3]
現在，史蒂夫走了，留下了一個我們都能感覺到的真空。如果一家新企業大膽地步入硬件業的未來，用戶也會隨之而來。這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即“下一個史蒂夫·喬布斯”，可能達不到喬布斯的高度。但他也不必達到那個高度，只須比三星、惠普和諾基亞做得更好即可，而這似乎很可行。
恢復摩爾定律
過去十年提醒著我們摩爾定律實際上代表著什么。直到大約2002年，人們還可以放心地曲解摩爾定律，認為它是說每隔18個月電腦處理速度都會翻一番。而實際上，摩爾定律是說，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每隔18個月翻一番。在過去，指出這一點似乎有些迂腐學究。但現在不再如此。英特爾無法再提供更快的CPU（中央處理器），只有更多的CPU。
這個摩爾定律不像過去的那個那么好。摩爾定律曾經意味著，如果你的軟件速度慢，那么只需等待，硬件的必然進步會解決你的問題。但現在，如果你的軟件速度慢，你就得改寫軟件讓它能夠并行處理更多事情，而這需要更多的工作，而非等待。
如果某個初創企業能夠恢復舊的摩爾定律，編寫一種軟件，讓很多CPU在開發者看來像是一個非常快的CPU一樣，那就很棒。解決這個問題有幾種方式。最具抱負的方式是，嘗試將其自動化：編寫一個編譯器，讓它為我們將代碼并行化。這種編譯器叫作“足夠聰明的編譯器”，而它也是不可能的代名詞。但它真的不可能實現嗎？當下的電腦內存中難道無法為這種編譯器留出配置的余地來嗎？如果你真的這么認為，那就應該嘗試去證明它，因為結果將會很有趣。如果它并非不可能只是很難，那么或許值得嘗試去編寫它，它的預期價值將會很高，即使成功的機會很低。
預期價值如此高的原因是網絡服務。如果你可以編寫一個程序，讓程序員能夠像以前一樣便利地工作，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一項網絡服務。這反過來則意味著，你幾乎擁有所有用戶。
試想一下，有另一個處理器制造商仍然能夠將將電路密度的增加轉變為速度的提升。那么他們將奪走英特爾的大部分生意。由于網絡服務意味著沒有人會再看到自己的處理器，因此，通過編寫“足夠聰明的編譯器”，你跟CPU制造商就沒有太大差別了，至少在服務器市場的層面上是這樣。
解決這個問題最沒有雄心的方法就是從另一端著手，向程序員提供更多并行積木來構建起這些程序，像Hadoop和MapReduce那樣。（譯注：Hadoop是一個分布式系統基礎架構，用戶可以在不了解分布式底層細節的情況下，開發分布式程序。MapReduce是Google提出的一個軟件架構，用于大規模數據集（大于1TB）的并行運算，它通過把對數據集的大規模操作分發給網絡上的每個節點實現可靠性；每個節點會周期性地把完成的工作和狀態的更新報告回來。）而大部分優化工作還是由程序員來完成。
兩種方法之間還有一個有趣的中間地帶，你可以開發出一款半自動武器，在程序循環之中有人的參與。這個東西在用戶看來像是“足夠聰明的編譯器”，但是內里實際上是有人的參與，他們利用高度發達的優化工具來找出用戶程序中的瓶頸并將其消除。這些人可能是你的員工，或者你可能會創造出一個優化市場。
優化市場將是生成“足夠聰明編譯器”碎片的一種方式；因為參與者會立即開始編寫機器人程序。如果到了一切都能由機器人程序完成的時候，這個狀態就很有趣了，因為那個時候你就做成了“足夠聰明的編譯器”，但是沒有人會擁有它的完整副本。
我知道這一切聽起來是多么瘋狂。事實上，我之所以喜歡這個想法，完全是因為它在各個方面都是“錯誤”的。集中優化的整個概念就與過去幾十年的軟件開發整體趨勢相悖。試圖編寫“足夠聰明的編譯器”實際上就是一個錯誤。即使不是錯誤，編譯器也應該是那種由開源項目創建的軟件，而非企業產物。此外，如果“足夠聰明的編譯器”能夠實現，那么它將會剝奪程序員在如此多有趣的復雜性里制作多線程應用程序的樂趣。我內心的論壇巨魔甚至不知道從哪開始反駁這個項目。這就是我所說的創業想法。
持續診斷
但別急，還有另一種可能面臨更大阻力的問題：持續自動的醫療診斷
我用以催生創業想法的一個技巧是，想象子孫后代認為我們落后的地方。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直到有了癥狀才能被診斷出心臟疾病和癌癥等病癥，我敢肯定，這對于未來50年或100年的人來說太蒙昧。
例如，2004年比爾·克林頓發現自己呼吸不暢。醫生發現他的一些動脈阻塞超過90%，三天后他做了心臟搭橋手術。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比爾·克林頓擁有最好的醫療條件。而即便如此，他也得等到動脈阻塞超過90%時，才能知道阻塞超過了90%。未來某個時候，我們肯定能像知道體重一樣了解這些數值。癌癥也是一樣。我們現在要等到患者出現生理癥狀以后才能診斷出癌癥，這對于后代來說很荒謬。以后，癌癥能夠立即顯示在某種雷達屏幕上。
（當然，顯示在雷達屏幕上的或許跟我們現在所認為的癌癥不同。如果在某個時候，我們同時患有十種或數百種微型癌癥——它們通常難成氣候，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持續診斷的實現存在諸多障礙，其中許多困難是因為它不符合醫療人員的利益。醫療之所以一直見效，是因為患者帶著問題來看醫生，而醫生能夠弄清楚問題出在哪里。許多醫生不喜歡采用律師們所謂的“審前調查”，“審前調查”是在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的前提下去尋找問題。他們把這種方式發現的問題稱為“意外瘤”，這是他們所討厭的東西。
例如，作為某個研究的一部分，我的一位朋友曾進行大腦掃描。當醫生們研究發現似乎有個大腫瘤時，她嚇壞了。進一步檢查后，發現這只是個無害的囊腫。但這事讓她恐慌了好幾天。許多醫生擔心，如果開始掃描沒有任何癥狀的人，那么就會出現大規模這樣的事情：大量誤報讓患者恐慌，并要求進行昂貴乃至危險的檢查來解決問題。但我認為，這只是目前條件局限的產物。如果人們一直以來都進行不間斷掃描，那么我們就能更好地確定什么才是真正的問題，我的朋友應該一輩子都知道這個囊腫，并明白它是無害的，就像我們對待胎記一樣。
這里存在許多創業空間。除了所有初創企業都會面臨的技術障礙和所有醫療初創企業都會面臨的官僚障礙，這也是在逆著數千年的醫療傳統而行。但是它終將會發生，且將會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偉大到未來的人會為我們感到可惜，就像我們為麻醉法和抗生素出現之前的人感到可惜一樣。
策略
最后，讓我以一些策略建議來結束本文。如果你想要開始處理與上述問題一樣重大的問題，那么不要直接正面進攻。例如，不要說你將替代電子郵件。如果你這么說，就會引發太多的期望。你的員工和投資者將會不斷追問“我們做到了嗎？”而且會有一眾敵視者等著看你失敗。你只用說自己在創造待辦事項列表軟件就行。這聽起來無害。而等到它成為既成事實的時候，人們會發現你已經取代了電子郵件。[4]
從經驗上來說，真正的大事似乎都是從看似很小的事情開始。想主宰微型計算機軟件？從為一臺擁有幾千用戶的機器編寫Basic語言翻譯程序開始。想要建立一個用戶遍布全球的網站？從建立一個能讓哈佛本科生互相關注了解的網站開始。
從經驗上說，從小事開始并不只是為了別人。你也需要為了自己從小做起。比爾·蓋茨和馬克·扎克伯格一開始并不知道自己的公司會變得多大。他們所知的就是自己在做些什么。也許從一開始就擁有非常大的抱負是個壞主意，因為抱負越大，實現它所需要的時間就越長，而如果你的項目所涉及的未來在更遠的時間點，那么它出現偏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我認為運用這些宏大想法的方式，并非是嘗試在未來確定一個精確的時間點然后問自己如何從這里到達那里，就像高瞻遠矚者常見的形象一樣。如果你就像哥倫布一樣，只是朝著大體的西方前進，那會更好。不要試圖像構造建筑一樣構造未來，因為你當前的藍圖幾乎肯定是錯誤的。從自己確定可行的東西開始，當你開始擴展時，向“西”擴展。
所謂高瞻遠矚者，其常見形象是能夠看清未來的人，但從經驗上來說，模糊的想法可能更好。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將說明一些很有抱負的的創業想法是多么嚇人，其中任何一條都能讓你成為億萬富豪。
在投身Y Combinator期間,我注意到了一些更加讓人吃驚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最有抱負的的創業想法有多么嚇人。
相關公司股票走勢
我將通過描述一些此類創業想法來證明這一現象。其中任何一條都能讓你成為億萬富豪。這前景聽起來似乎很誘人，然而在我描述這些想法的時候，你可能會注意到自己被嚇退到一旁。
別擔心，這并非軟弱的表現，反而可以說是理智的表現。最宏大的創業想法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這并不僅僅是因為它們需要大量工作來完成。而且最宏大的想法似乎會威脅到你的身份認同：你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夠的雄心來堅持到底。
影片《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Being John Malkovich）中有這樣一幕，書呆子似的男主角遇見了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故的女人。她對他說：
“是這樣的：如果你得到了我，你會不知道拿我怎么辦才好。”
這些想法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
這一現象就是對于創業你所能理解的最重要事實之一。[1]你本以為宏大的創業想法具有吸引力，但事實上，他們往往會令你望而卻步。而這會帶來一大堆后果。這意味著，大多數想要找到創業點的人卻察覺不到這些創意，因為其潛意識會將它們排除。即使是最有抱負的人，可能最多也就是采取“曲線救國”的方式來利用它們。
新的搜索引擎
最好的想法恰好處于不可能的范疇。我不知道這個想法是否可能實現，但是有跡象表明它或許可以成真。創造新的搜索引擎，即意味著與Google競爭；而最近，我注意到Google堡壘的一些裂縫。
當微軟公司決定進軍搜索業務時，我明白微軟已經迷失了自己的道路。對微軟來說，這并非自然的舉動。他們這么做是因為害怕Google，而Google根植于搜索業務。但是這表明：（a）微軟的議程受到Google擺布；以及（b）微軟的議程由他們并不擅長的東西組成。
微軟：Google
這本身并不表示存在新搜索引擎的空間；但最近在使用Google搜索時，我發現自己開始懷念往昔，那時Google忠于略微自閉的自我。它曾經能夠迅速地為我返回正確的結果，沒有雜亂信息。現在的搜索結果似乎受到科學論派鼓吹者原則的激發，后者認為正確的東西對你來說一定正確。而搜索網頁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干凈和清爽。Google搜索結果以前看上去就像Unix操作系統實用程序的輸出。現在，如果我不小心把光標移到了錯誤的地方，什么事都可能發生。
這其中的制勝之道是創建出一個所有黑客使用的搜索引擎。這個搜索引擎的使用者由頂尖的1萬名黑客組成，盡管規模小，但沒有人會處于非常強大的地位；就像Google曾經的模樣。十幾年來，我第一次覺得這種轉換的想法是自己可以想象的。
鑒于任何一個可以創辦這家公司的人都屬于那1萬名黑客中的一員，至少創業路線是單純的：做一個你自己想要的搜索引擎。隨心所欲讓它極度具有黑客風格。例如讓它非常善于進行代碼搜索。你想要搜索查詢變得圖靈完備嗎？（譯注：圖靈完備指在可計算性理論中，編程語言或任意其他的邏輯系統如具有等用于通用圖靈機的計算能力。換言之，此系統可與通用圖靈機互相模擬。）任何能讓你爭取到這1萬名用戶的東西都是真正的好玩意。
別擔心在長遠看來你想做的事情是否會約束自己，因為如果你連初始的核心用戶都爭取不到，也就不會有長遠。如果你創建出的某個東西，能讓自己和朋友真正喜愛更勝Google，那么你的上市之路就已經走了約10%，正如Facebook贏得了所有哈佛本科生芳心時一樣（雖然他們可能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替代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的設計初衷并非是要供我們像現在這樣使用。電子郵件不是消息傳輸協議。它是待辦事項列表。或者更確切地說，收件箱是個待辦事項列表，而電子郵件是事件進入列表的方式。但它是一種極為糟糕的待辦事項列表。
我歡迎針對這個問題不同類型的解決方案，但是我懷疑單單調整收件箱仍不夠，電子郵件必須由一種新的協議所取代。這個新的協議應該是一個待辦事項列表協議，而非消息傳輸協議，雖然會出現一些退化的情形，某些人就想要你：閱讀以下文字。
作為一個待辦事項列表協議，這個新的協議應該比電子郵件給予收件人更多的權力。我希望自己有更多權力，來限制別人可以在我的待辦事項列表上發布的內容。當別人能夠在我的待辦事項列表上添加內容時，我希望他們更多地告訴我，除了只是想讓我閱讀某些文字外，他們想要我做什么？這件事有多重要？（顯然必須建立某些機制，來防止人們說一切都非常重要。）以及必須何時完成？
有些想法或創意，就像是不可抗拒的偉力遇上了不可移動的頑石一樣，而這個想法便是其一。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協議無法取代。另一方面，100年后的人們仍然活在我們現在的電子郵件地獄里，這似乎不大可能。如果電子郵件終將被取代，為什么不是現在呢？
如果方式正確，你或許能夠避免新協議所通常面對的雞與蛋的問題，因為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一些人將會最早切換到新協議。他們也在受著電子郵件的擺布。
不管你要創造什么，都要讓它速度快。Gmail現在變得慢得令人痛苦。[2]如果你做出的東西沒有Gmail好，但是速度快，那么單這一項就能讓你拉攏Gmail的用戶。
Gmail速度慢是因為Google負擔不起在它上面花很多錢。但是人們會為此花錢。每月付費50美元，對我來說沒問題。考慮到我在電子郵件上所花的那些時間，想想我應該支付的價錢，真有點嚇人。至少每月1,000美元。如果我每天都花幾個小時閱讀和撰寫電子郵件，這將是一種令我生活變得更好的廉價方式。
替代大學
最近人們都在考慮這個想法，我認為他們確實說到了點子上。我不想說一個約有千年歷史的機構，僅僅因為過去數十年中的一些錯誤就完了；但很顯然，過去數十年美國的大學似乎走上了錯誤的道路。而我們本可以用少得多的錢做得更好。
我不認為大學會消失。他們不會被大規模取代。它們只是會失去以前曾在某些學習類型上的實際壟斷。學習不同的東西將會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些可能看起來和大學截然不同。Y Combinator本身就可謂是其中一種學習方式。
學習是個非常大的問題，以至于改變人們學習的方式將會引發次級效應。例如，許多人把大學的名稱視為自身能力的憑證（不論對不對）。如果學習分裂成許多小塊，文憑也可能隨之分裂。甚至可能需要替代校園社交生活的東西（說來也奇怪，YC連這方面也具備）。
你也可以替代高中，但是會面臨減緩創業的官僚障礙。大學似乎才是替代開始的地方。
互聯網劇集和影片
好萊塢接受互聯網的速度一直很慢。這是一個錯誤，因為我認為我們現在能夠在投送機制中分出一個贏家，那就是互聯網，而不是有線電視。
這種原因的很大一部分是有線電視客戶——即電視機——的可怕。我們家并不期待蘋果電視（Apple TV）。我們非常厭惡家里上一臺電視機，以至于幾個月前，我們把iMac用螺栓固定在墻上代替了電視機。用無線鼠標來控制iMac有點不方便，但是比起之前電視機那噩夢般的用戶界面，這個整體體驗要好得多。
人們目前分配給電影和電視的一些注意力，能夠被一些看似完全無關的東西偷走，如社交網絡應用程序。而稍微相關一些的東西，如游戲，能夠帶走更多注意力。但是，人們可能始終會保有一些觀看傳統劇集和影片的殘留需求——隨著劇情的展開，你被動地坐著觀看。那么你要如何通過互聯網來投送劇集和影片？無論你要制作什么，它都得比YouTube上的視頻規模更大。當人們坐下來觀看節目的時候，他們想知道自己將看到什么：要么是熟悉的角色所帶來的系列劇集的一部分；或者是單部更長的“電影”，而且影片的基本前提他們已經事先有所了解。
有兩種方式來實現內容投送和付費觀看。要么是網飛公司（Netflix）或蘋果這樣的企業推出娛樂應用商店，內容提供者通過它們將作品傳遞給觀眾。或者這種應用程序商店太過頭或者技術上太僵化，那么為劇集和影片制作者提供支付和流媒體選擇的企業將會崛起。如果這條路真能行得通，那么將需要這種提供基礎設施服務的公司。
下一個史蒂夫·喬布斯
最近我和一個非常了解蘋果公司的人進行了談話，我問他，現在管理著該公司的人能否讓蘋果像在史蒂夫·喬布斯管理下那樣不斷創造新事物。他的答案就是“不會”。我早就擔心會是這個答案。我進一步發問，想看他如何給出合理解釋，但他根本就沒多做解釋。不會，在現在的流水線之外，不會有更偉大的新事物了。蘋果公司的營收在很長一段時間可能會繼續增長，但是正如微軟這一先例所顯示出的，在科技領域，營收是滯后的指標。
如果蘋果做不出第二個iPad，誰能？不是現有的企業。它們之中沒有一家的管理者是在產品方面富有遠見的人，而從經驗上來說，似乎也無法通過聘用來獲得這樣的人才。從經驗上說，使得在產品方面富有遠見的人成為首席執行官的方法就是，由這個人來創辦一家企業且不被解雇。因此，創造出下一個硬件潮流的企業很可能得是一家初創企業。
我知道，一家初創企業想要做到跟蘋果一樣大，這份雄心壯志聽上去很荒謬。但是，這并不比蘋果公司成為現在這么大的蘋果公司更有抱負，而且蘋果做到了。此外，現在解決這個問題的初創企業有一個蘋果公司所沒有的優勢：蘋果的先例。史蒂夫·喬布斯向我們展示了什么是可能的。這能給予后來人直接和間接的幫助：直接的就如羅杰·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向世人展示自己能夠比前人做得好多少；間接的就如奧古斯都（Augustus），在用戶腦中植入這個想法，單個人可以為他們展開未來。[3]
現在，史蒂夫走了，留下了一個我們都能感覺到的真空。如果一家新企業大膽地步入硬件業的未來，用戶也會隨之而來。這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即“下一個史蒂夫·喬布斯”，可能達不到喬布斯的高度。但他也不必達到那個高度，只須比三星、惠普和諾基亞做得更好即可，而這似乎很可行。
恢復摩爾定律
過去十年提醒著我們摩爾定律實際上代表著什么。直到大約2002年，人們還可以放心地曲解摩爾定律，認為它是說每隔18個月電腦處理速度都會翻一番。而實際上，摩爾定律是說，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每隔18個月翻一番。在過去，指出這一點似乎有些迂腐學究。但現在不再如此。英特爾無法再提供更快的CPU（中央處理器），只有更多的CPU。
這個摩爾定律不像過去的那個那么好。摩爾定律曾經意味著，如果你的軟件速度慢，那么只需等待，硬件的必然進步會解決你的問題。但現在，如果你的軟件速度慢，你就得改寫軟件讓它能夠并行處理更多事情，而這需要更多的工作，而非等待。
如果某個初創企業能夠恢復舊的摩爾定律，編寫一種軟件，讓很多CPU在開發者看來像是一個非常快的CPU一樣，那就很棒。解決這個問題有幾種方式。最具抱負的方式是，嘗試將其自動化：編寫一個編譯器，讓它為我們將代碼并行化。這種編譯器叫作“足夠聰明的編譯器”，而它也是不可能的代名詞。但它真的不可能實現嗎？當下的電腦內存中難道無法為這種編譯器留出配置的余地來嗎？如果你真的這么認為，那就應該嘗試去證明它，因為結果將會很有趣。如果它并非不可能只是很難，那么或許值得嘗試去編寫它，它的預期價值將會很高，即使成功的機會很低。
預期價值如此高的原因是網絡服務。如果你可以編寫一個程序，讓程序員能夠像以前一樣便利地工作，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一項網絡服務。這反過來則意味著，你幾乎擁有所有用戶。
試想一下，有另一個處理器制造商仍然能夠將將電路密度的增加轉變為速度的提升。那么他們將奪走英特爾的大部分生意。由于網絡服務意味著沒有人會再看到自己的處理器，因此，通過編寫“足夠聰明的編譯器”，你跟CPU制造商就沒有太大差別了，至少在服務器市場的層面上是這樣。
解決這個問題最沒有雄心的方法就是從另一端著手，向程序員提供更多并行積木來構建起這些程序，像Hadoop和MapReduce那樣。（譯注：Hadoop是一個分布式系統基礎架構，用戶可以在不了解分布式底層細節的情況下，開發分布式程序。MapReduce是Google提出的一個軟件架構，用于大規模數據集（大于1TB）的并行運算，它通過把對數據集的大規模操作分發給網絡上的每個節點實現可靠性；每個節點會周期性地把完成的工作和狀態的更新報告回來。）而大部分優化工作還是由程序員來完成。
兩種方法之間還有一個有趣的中間地帶，你可以開發出一款半自動武器，在程序循環之中有人的參與。這個東西在用戶看來像是“足夠聰明的編譯器”，但是內里實際上是有人的參與，他們利用高度發達的優化工具來找出用戶程序中的瓶頸并將其消除。這些人可能是你的員工，或者你可能會創造出一個優化市場。
優化市場將是生成“足夠聰明編譯器”碎片的一種方式；因為參與者會立即開始編寫機器人程序。如果到了一切都能由機器人程序完成的時候，這個狀態就很有趣了，因為那個時候你就做成了“足夠聰明的編譯器”，但是沒有人會擁有它的完整副本。
我知道這一切聽起來是多么瘋狂。事實上，我之所以喜歡這個想法，完全是因為它在各個方面都是“錯誤”的。集中優化的整個概念就與過去幾十年的軟件開發整體趨勢相悖。試圖編寫“足夠聰明的編譯器”實際上就是一個錯誤。即使不是錯誤，編譯器也應該是那種由開源項目創建的軟件，而非企業產物。此外，如果“足夠聰明的編譯器”能夠實現，那么它將會剝奪程序員在如此多有趣的復雜性里制作多線程應用程序的樂趣。我內心的論壇巨魔甚至不知道從哪開始反駁這個項目。這就是我所說的創業想法。
持續診斷
但別急，還有另一種可能面臨更大阻力的問題：持續自動的醫療診斷
我用以催生創業想法的一個技巧是，想象子孫后代認為我們落后的地方。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直到有了癥狀才能被診斷出心臟疾病和癌癥等病癥，我敢肯定，這對于未來50年或100年的人來說太蒙昧。
例如，2004年比爾·克林頓發現自己呼吸不暢。醫生發現他的一些動脈阻塞超過90%，三天后他做了心臟搭橋手術。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比爾·克林頓擁有最好的醫療條件。而即便如此，他也得等到動脈阻塞超過90%時，才能知道阻塞超過了90%。未來某個時候，我們肯定能像知道體重一樣了解這些數值。癌癥也是一樣。我們現在要等到患者出現生理癥狀以后才能診斷出癌癥，這對于后代來說很荒謬。以后，癌癥能夠立即顯示在某種雷達屏幕上。
（當然，顯示在雷達屏幕上的或許跟我們現在所認為的癌癥不同。如果在某個時候，我們同時患有十種或數百種微型癌癥——它們通常難成氣候，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持續診斷的實現存在諸多障礙，其中許多困難是因為它不符合醫療人員的利益。醫療之所以一直見效，是因為患者帶著問題來看醫生，而醫生能夠弄清楚問題出在哪里。許多醫生不喜歡采用律師們所謂的“審前調查”，“審前調查”是在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的前提下去尋找問題。他們把這種方式發現的問題稱為“意外瘤”，這是他們所討厭的東西。
例如，作為某個研究的一部分，我的一位朋友曾進行大腦掃描。當醫生們研究發現似乎有個大腫瘤時，她嚇壞了。進一步檢查后，發現這只是個無害的囊腫。但這事讓她恐慌了好幾天。許多醫生擔心，如果開始掃描沒有任何癥狀的人，那么就會出現大規模這樣的事情：大量誤報讓患者恐慌，并要求進行昂貴乃至危險的檢查來解決問題。但我認為，這只是目前條件局限的產物。如果人們一直以來都進行不間斷掃描，那么我們就能更好地確定什么才是真正的問題，我的朋友應該一輩子都知道這個囊腫，并明白它是無害的，就像我們對待胎記一樣。
這里存在許多創業空間。除了所有初創企業都會面臨的技術障礙和所有醫療初創企業都會面臨的官僚障礙，這也是在逆著數千年的醫療傳統而行。但是它終將會發生，且將會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偉大到未來的人會為我們感到可惜，就像我們為麻醉法和抗生素出現之前的人感到可惜一樣。
策略
最后，讓我以一些策略建議來結束本文。如果你想要開始處理與上述問題一樣重大的問題，那么不要直接正面進攻。例如，不要說你將替代電子郵件。如果你這么說，就會引發太多的期望。你的員工和投資者將會不斷追問“我們做到了嗎？”而且會有一眾敵視者等著看你失敗。你只用說自己在創造待辦事項列表軟件就行。這聽起來無害。而等到它成為既成事實的時候，人們會發現你已經取代了電子郵件。[4]
從經驗上來說，真正的大事似乎都是從看似很小的事情開始。想主宰微型計算機軟件？從為一臺擁有幾千用戶的機器編寫Basic語言翻譯程序開始。想要建立一個用戶遍布全球的網站？從建立一個能讓哈佛本科生互相關注了解的網站開始。
從經驗上說，從小事開始并不只是為了別人。你也需要為了自己從小做起。比爾·蓋茨和馬克·扎克伯格一開始并不知道自己的公司會變得多大。他們所知的就是自己在做些什么。也許從一開始就擁有非常大的抱負是個壞主意，因為抱負越大，實現它所需要的時間就越長，而如果你的項目所涉及的未來在更遠的時間點，那么它出現偏差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我認為運用這些宏大想法的方式，并非是嘗試在未來確定一個精確的時間點然后問自己如何從這里到達那里，就像高瞻遠矚者常見的形象一樣。如果你就像哥倫布一樣，只是朝著大體的西方前進，那會更好。不要試圖像構造建筑一樣構造未來，因為你當前的藍圖幾乎肯定是錯誤的。從自己確定可行的東西開始，當你開始擴展時，向“西”擴展。
所謂高瞻遠矚者，其常見形象是能夠看清未來的人，但從經驗上來說，模糊的想法可能更好。
2012-03-13
智能手機正在奴役用戶
Slaves to the smartphone
The horrors of hyperconnectivity—and how to restore a degree of freedom
“THE SERVANT” (1963) is one of those film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forget—a merciless diss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cheming valet (played by Dirk Bogarde) and his dissolute master (James Fox). The valet exploits his master’s weaknesses until he turns the tables: the story ends with a cringing Fox ministering to a lordly Bogarde. The film was an indictment of the class structure of Harold Macmillan’s Britain. But it is hard to watch it today without thinking of another fraught relationship—the one between businessfolk and their smartphones.
Smart devices are sometimes empowering. They put a world of information at our fingertips. They free people to work from home instead of squeezing onto a train with malodorous strangers. That is a huge boon for parents seeking flexible work hours. Smartphones and tablets can also promote efficiency by allowing people to get things done in spare moments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wasted, such as while queuing for coffee. They can even help slackers create the illusion that they are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by programming their e-mail to be sent at 1am.
But for most people the servant has become the master. Not long ago only doctors were on call all the time. Now everybody is. Bosses think nothing of invading their employees’ free time. Work invades the home far more than domestic chores invade the office. Otherwise-sane people check their smartphones obsessively, even during pre-dinner drinks, and send e-mails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and last thing at night.
This is partly because smartphones are addictive: when Martin Lindstrom, a branding guru, tried to identify the ten sounds that affect people most powerfully, he found that a vibrating phone came third, after the Intel chime and a giggling baby. BlackBerrys and iPhones provide relentless stimuli interspersed with rewards. Whenever you check the glowing rectangle, there is a fair chance you will see a message from a client, a herogram from your boss or at least an e-mail from a Nigerian gentleman offering you $1m if you share your bank details with him. Smartphones are the best excuse yet devised for procrastination. How many people can honestly say that they have never pruned their e-mails to put off tackling more demanding tasks?
Hyperconnectivity exaggerates some of the most destabilising trends in the modern workplace: the decline of certainty (as organisations abandon bureaucracy in favour of adhocracy), the ris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he general cult of flexibility. Smartphones make it easier for managers to change their minds at the last moment: for example, to e-mail a minion at 11pm to tell him he must fly to Pittsburgh tomorrow. The dratted devices also make it easier for managers in one time zone to spoil the evenings of managers in another.
Employees find it ever harder to distinguish between “on-time” and “off-time”—and indeed between real work and make-work. Executives are lumbered with two overlapping workdays: a formal one full of meetings and an informal one spent trying to keep up with the torrent of e-mails and messages.
None of this is good for businesspeople’s marriages or mental health. It may be bad for business, too. When bosses change their minds at the last minute, it is hard to plan for the future. And several studies have shown what ought to be common sense: that people think more deeply if they are not constantly distracted.
What can be done to keep smartphones in their place? How can we reap the benefits of connectivity without becoming its slaves? One solution is digital dieting. Just as the abundance of junk food means that people have to be more disciplined about their eating habits, so the abundance of junk information means they have to be more disciplined about their browsing habits. Banning browsing before breakfast can reintroduce a modicum of civilisation. Banning texting at weekends or, say, on Thursdays, can really show the iPhone who is boss.
Together we can outsmart our phones
The problem with this approach is that it works only if you live on a desert island or at the bottom of a lake. In “Sleeping with Your Smartphone”, a forthcoming book, Leslie Perlow of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rgues that for most people the only way to break the 24/7 habit is to act collectively rather than individually. She tells the story of how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ard-working organisations,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learned to manage hyperconnectivity better. The firm introduced rules about when people were expected to be offline, and encouraged them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is possible. Many macho consultants mocked the exercise at first—surely only wimps switch off their smartphones? But eventually it forced people to work more productively while reducing burnout.
Ms Perlow’s advice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The problem of hyperconnectivity will only get worse, as smartphones become smarter and young digital natives take over the workforce. People are handing ever more of their lives over to their phones, just as James Fox handed ever more of his life over to Dirk Bogarde. You can now download personal assistants (such as Apple’s Siri) that tell you what is on your schedule, and virtual personal trainers that urge you take more exercise. Ofcom, Britain’s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or, says that a startling 60% of teenagers who use smartphones describe themselves as “highly addicted” to their devices. So do 37% of adults.
The faster smartphones become and the more alluring the apps that are devised for them, the stronger the addiction will grow. Spouses can help by tossing the darned devices out of a window or into a bucket of water. But ultimately it is up to companies to outsmart the smartphones by insisting that everyone turn them off from time to time.
+++++++++++++
智能手機正在奴役用戶
導語：最新一期英國《經濟學人》印刷版刊文稱，信息的爆炸式增長和智能手機的普及導致職場人士不堪重負，原本悠閑的個人生活被繁重的工作擠壓，甚至連婚姻和心理健康也都受到威脅。
主仆顛倒
1963年的《仆人》(The Servant)是一部令人難忘的電影。該片無情地剖析了德克·博嘉德(Dirk Bogarde)扮演的陰險男仆，與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扮演的風流主人之間的關系。男仆找到了主人的弱點，玩起了主仆顛倒的游戲：故事的結尾，諂媚的福克斯衷心服侍起了高傲的博嘉德。這部電影是鞭撻了哈羅德·麥克米蘭(Harold Macmillan)統治下的英國階級結構。但今天重新回顧這部影片，很難不聯想到另外一段令人憂慮的關系——職場人士與他們的智能手機。
智能設備很有用，它們將全球信息匯聚在我們的指尖。它們讓人們可以在家里工作，而不必每天與身上散發著汗臭的陌生人一起擠地鐵。對于想要靈活支配工作時間的父輩們而言，這是巨大的福音。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還可以提高效率，幫助人們充分利用排隊買咖啡這樣原本可能被白白浪費的閑暇時光。它們甚至可以創造一種假象，讓一個懶蟲看起來像是在熬夜工作，具體做法則是通過設置，在凌晨一點發出一封電子郵件。
但對多數人而言，仆人已經變成主人。不久前，只有醫生需要隨叫隨到。而如今，所有人都處于隨時待命的狀態。老板會不假思索地侵犯員工的休息時間。雖然偶爾也有家庭瑣事會被帶到辦公室中，但數量遠不及工作對家庭的侵擾。原本心智健全的人會不停地查看智能手機，就連飯前喝口水的功夫都不會放過。晨起后的第一件事和晚睡前的最后一件事，都變成了發電子郵件。
原因探究
智能手機容易上癮是原因之一。品牌營銷專家馬丁·林斯特龍(Martin Lindstrom)曾經做過一個實驗，想找出十種對人影響最大的聲音。他發現，手機震動排名第三，僅次于Intel的廣告樂曲和嬰兒的笑聲
。黑莓和iPhone憑借著眾多優點無情地吸引著我們。無論何時，只要你查看一下這個閃光的方塊，便很有可能看到客戶的留言或老板的郵件，至少也會看到一個尼日利亞人發來的詐騙郵件：只要你向他提供銀行信息，就可以給你100萬美元。智能手機已經成了誤事的最好借口。有多少人敢說，自己從未因為要逃避更多工作而刪除過郵件？
超連接(hyperconnectivity)加劇了現代辦公領域最具破壞性的一些趨勢：確定性的下滑(隨著組織放棄官僚制度，轉而向靈活組織結構發展)、全球供應鏈的興起以及對靈活性的普遍推崇。智能手機市場使得管理者很容易在最后一秒改變主意：例如，在晚上11點發郵件給下屬，讓他們第二天必須飛來匹茲堡。
有了這些令人厭惡的設備，一個時區的管理者可以輕而易舉地破壞另一個時區的人的美夢。
員工們發現，上班和下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而真正的工作與純粹為了不讓人閑下來而安排的不必要的工作之間，同樣難以區分。高管也感到分身乏術：不僅要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參加各種會議，下了班還要處理大量的電子郵件和信息。
這一切都對職場人士的婚姻和心理健康不利，甚至還會對企業產生影響。當老板可能會在最后一刻改變主意時，就很難制定未來計劃。已經有多份研究驗證了一個常識：如果不被持續打斷，人們的思考就能更加深入。
解決方案
怎樣才能不被智能手機打擾？如何才能在不被奴役的情況下從中獲益？“數字節食”是一個可行的方案。正如垃圾食品的泛濫迫使人們遵守更嚴格飲食習慣一樣，垃圾信息的泛濫同樣要求人們遵守更嚴格的瀏覽習慣。飯前不看信息可以讓我們重獲一絲文明的感覺；周末或周四不發短信可以讓iPhone明白，誰才是真正的主人。
但問題在于，除非你生活在荒島或湖底，否則這種方法很難奏效。在即將出版的新書《與智能手機共眠》(Sleeping with Your Smartphone)中，哈佛商學院教授萊斯利·珀洛(Leslie Perlow)認為，對多數人而言，要打破這種全天待命的習慣，唯一的方法就是共同努力，而非各行其是。
她通過一個故事告訴人們：作為全球最繁忙的組織之一，波士頓咨詢集團是如何更好地管理“超連接”的。該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規則，細化了員工何時可以無需待命，并鼓勵他們共同實現這一點。很多強勢的咨詢師起初都嘲笑這種做法——他們認為，只有懦弱的人才會關掉智能手機。但最終，通過減少員工的透支度，該公司的工作效率反而得以提升。
珀洛的建議應當得到重視。隨著智能手機越來越智能，加之年青的數字一代逐漸走入職場，超連接的問題只會日益惡化。人們將更多的生活托付給智能手機，就像福克斯將越來越多的生活交由博嘉德打理一樣：如今，你可以下載個人助手(例如蘋果Siri)，讓它告訴你日程安排，也可以利用虛擬個人教練催促你多鍛煉。英國電信監管機構Ofcom表示，有超過60%的青少年智能手機用戶對這類設備“非常上癮”，成年人的比例約為37%。
智能手機速度越快，應用的吸引力就越大，用戶也就越容易上癮。夫妻之間要擺脫這種困境，可以直接把手機扔到窗外或馬桶里。但歸根結底，要讓所有人都時不時地擺脫智能手機的奴役，只有比智能手機更智能的公司才能做到。
The horrors of hyperconnectivity—and how to restore a degree of freedom
“THE SERVANT” (1963) is one of those film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forget—a merciless diss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cheming valet (played by Dirk Bogarde) and his dissolute master (James Fox). The valet exploits his master’s weaknesses until he turns the tables: the story ends with a cringing Fox ministering to a lordly Bogarde. The film was an indictment of the class structure of Harold Macmillan’s Britain. But it is hard to watch it today without thinking of another fraught relationship—the one between businessfolk and their smartphones.
Smart devices are sometimes empowering. They put a world of information at our fingertips. They free people to work from home instead of squeezing onto a train with malodorous strangers. That is a huge boon for parents seeking flexible work hours. Smartphones and tablets can also promote efficiency by allowing people to get things done in spare moments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wasted, such as while queuing for coffee. They can even help slackers create the illusion that they are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by programming their e-mail to be sent at 1am.
But for most people the servant has become the master. Not long ago only doctors were on call all the time. Now everybody is. Bosses think nothing of invading their employees’ free time. Work invades the home far more than domestic chores invade the office. Otherwise-sane people check their smartphones obsessively, even during pre-dinner drinks, and send e-mails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and last thing at night.
This is partly because smartphones are addictive: when Martin Lindstrom, a branding guru, tried to identify the ten sounds that affect people most powerfully, he found that a vibrating phone came third, after the Intel chime and a giggling baby. BlackBerrys and iPhones provide relentless stimuli interspersed with rewards. Whenever you check the glowing rectangle, there is a fair chance you will see a message from a client, a herogram from your boss or at least an e-mail from a Nigerian gentleman offering you $1m if you share your bank details with him. Smartphones are the best excuse yet devised for procrastination. How many people can honestly say that they have never pruned their e-mails to put off tackling more demanding tasks?
Hyperconnectivity exaggerates some of the most destabilising trends in the modern workplace: the decline of certainty (as organisations abandon bureaucracy in favour of adhocracy), the rise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he general cult of flexibility. Smartphones make it easier for managers to change their minds at the last moment: for example, to e-mail a minion at 11pm to tell him he must fly to Pittsburgh tomorrow. The dratted devices also make it easier for managers in one time zone to spoil the evenings of managers in another.
Employees find it ever harder to distinguish between “on-time” and “off-time”—and indeed between real work and make-work. Executives are lumbered with two overlapping workdays: a formal one full of meetings and an informal one spent trying to keep up with the torrent of e-mails and messages.
None of this is good for businesspeople’s marriages or mental health. It may be bad for business, too. When bosses change their minds at the last minute, it is hard to plan for the future. And several studies have shown what ought to be common sense: that people think more deeply if they are not constantly distracted.
What can be done to keep smartphones in their place? How can we reap the benefits of connectivity without becoming its slaves? One solution is digital dieting. Just as the abundance of junk food means that people have to be more disciplined about their eating habits, so the abundance of junk information means they have to be more disciplined about their browsing habits. Banning browsing before breakfast can reintroduce a modicum of civilisation. Banning texting at weekends or, say, on Thursdays, can really show the iPhone who is boss.
Together we can outsmart our phones
The problem with this approach is that it works only if you live on a desert island or at the bottom of a lake. In “Sleeping with Your Smartphone”, a forthcoming book, Leslie Perlow of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rgues that for most people the only way to break the 24/7 habit is to act collectively rather than individually. She tells the story of how one of the world’s most hard-working organisations,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learned to manage hyperconnectivity better. The firm introduced rules about when people were expected to be offline, and encouraged them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is possible. Many macho consultants mocked the exercise at first—surely only wimps switch off their smartphones? But eventually it forced people to work more productively while reducing burnout.
Ms Perlow’s advice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The problem of hyperconnectivity will only get worse, as smartphones become smarter and young digital natives take over the workforce. People are handing ever more of their lives over to their phones, just as James Fox handed ever more of his life over to Dirk Bogarde. You can now download personal assistants (such as Apple’s Siri) that tell you what is on your schedule, and virtual personal trainers that urge you take more exercise. Ofcom, Britain’s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or, says that a startling 60% of teenagers who use smartphones describe themselves as “highly addicted” to their devices. So do 37% of adults.
The faster smartphones become and the more alluring the apps that are devised for them, the stronger the addiction will grow. Spouses can help by tossing the darned devices out of a window or into a bucket of water. But ultimately it is up to companies to outsmart the smartphones by insisting that everyone turn them off from time to time.
+++++++++++++
智能手機正在奴役用戶
導語：最新一期英國《經濟學人》印刷版刊文稱，信息的爆炸式增長和智能手機的普及導致職場人士不堪重負，原本悠閑的個人生活被繁重的工作擠壓，甚至連婚姻和心理健康也都受到威脅。
主仆顛倒
1963年的《仆人》(The Servant)是一部令人難忘的電影。該片無情地剖析了德克·博嘉德(Dirk Bogarde)扮演的陰險男仆，與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扮演的風流主人之間的關系。男仆找到了主人的弱點，玩起了主仆顛倒的游戲：故事的結尾，諂媚的福克斯衷心服侍起了高傲的博嘉德。這部電影是鞭撻了哈羅德·麥克米蘭(Harold Macmillan)統治下的英國階級結構。但今天重新回顧這部影片，很難不聯想到另外一段令人憂慮的關系——職場人士與他們的智能手機。
智能設備很有用，它們將全球信息匯聚在我們的指尖。它們讓人們可以在家里工作，而不必每天與身上散發著汗臭的陌生人一起擠地鐵。對于想要靈活支配工作時間的父輩們而言，這是巨大的福音。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還可以提高效率，幫助人們充分利用排隊買咖啡這樣原本可能被白白浪費的閑暇時光。它們甚至可以創造一種假象，讓一個懶蟲看起來像是在熬夜工作，具體做法則是通過設置，在凌晨一點發出一封電子郵件。
但對多數人而言，仆人已經變成主人。不久前，只有醫生需要隨叫隨到。而如今，所有人都處于隨時待命的狀態。老板會不假思索地侵犯員工的休息時間。雖然偶爾也有家庭瑣事會被帶到辦公室中，但數量遠不及工作對家庭的侵擾。原本心智健全的人會不停地查看智能手機，就連飯前喝口水的功夫都不會放過。晨起后的第一件事和晚睡前的最后一件事，都變成了發電子郵件。
原因探究
智能手機容易上癮是原因之一。品牌營銷專家馬丁·林斯特龍(Martin Lindstrom)曾經做過一個實驗，想找出十種對人影響最大的聲音。他發現，手機震動排名第三，僅次于Intel的廣告樂曲和嬰兒的笑聲
。黑莓和iPhone憑借著眾多優點無情地吸引著我們。無論何時，只要你查看一下這個閃光的方塊，便很有可能看到客戶的留言或老板的郵件，至少也會看到一個尼日利亞人發來的詐騙郵件：只要你向他提供銀行信息，就可以給你100萬美元。智能手機已經成了誤事的最好借口。有多少人敢說，自己從未因為要逃避更多工作而刪除過郵件？
超連接(hyperconnectivity)加劇了現代辦公領域最具破壞性的一些趨勢：確定性的下滑(隨著組織放棄官僚制度，轉而向靈活組織結構發展)、全球供應鏈的興起以及對靈活性的普遍推崇。智能手機市場使得管理者很容易在最后一秒改變主意：例如，在晚上11點發郵件給下屬，讓他們第二天必須飛來匹茲堡。
有了這些令人厭惡的設備，一個時區的管理者可以輕而易舉地破壞另一個時區的人的美夢。
員工們發現，上班和下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而真正的工作與純粹為了不讓人閑下來而安排的不必要的工作之間，同樣難以區分。高管也感到分身乏術：不僅要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參加各種會議，下了班還要處理大量的電子郵件和信息。
這一切都對職場人士的婚姻和心理健康不利，甚至還會對企業產生影響。當老板可能會在最后一刻改變主意時，就很難制定未來計劃。已經有多份研究驗證了一個常識：如果不被持續打斷，人們的思考就能更加深入。
解決方案
怎樣才能不被智能手機打擾？如何才能在不被奴役的情況下從中獲益？“數字節食”是一個可行的方案。正如垃圾食品的泛濫迫使人們遵守更嚴格飲食習慣一樣，垃圾信息的泛濫同樣要求人們遵守更嚴格的瀏覽習慣。飯前不看信息可以讓我們重獲一絲文明的感覺；周末或周四不發短信可以讓iPhone明白，誰才是真正的主人。
但問題在于，除非你生活在荒島或湖底，否則這種方法很難奏效。在即將出版的新書《與智能手機共眠》(Sleeping with Your Smartphone)中，哈佛商學院教授萊斯利·珀洛(Leslie Perlow)認為，對多數人而言，要打破這種全天待命的習慣，唯一的方法就是共同努力，而非各行其是。
她通過一個故事告訴人們：作為全球最繁忙的組織之一，波士頓咨詢集團是如何更好地管理“超連接”的。該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規則，細化了員工何時可以無需待命，并鼓勵他們共同實現這一點。很多強勢的咨詢師起初都嘲笑這種做法——他們認為，只有懦弱的人才會關掉智能手機。但最終，通過減少員工的透支度，該公司的工作效率反而得以提升。
珀洛的建議應當得到重視。隨著智能手機越來越智能，加之年青的數字一代逐漸走入職場，超連接的問題只會日益惡化。人們將更多的生活托付給智能手機，就像福克斯將越來越多的生活交由博嘉德打理一樣：如今，你可以下載個人助手(例如蘋果Siri)，讓它告訴你日程安排，也可以利用虛擬個人教練催促你多鍛煉。英國電信監管機構Ofcom表示，有超過60%的青少年智能手機用戶對這類設備“非常上癮”，成年人的比例約為37%。
智能手機速度越快，應用的吸引力就越大，用戶也就越容易上癮。夫妻之間要擺脫這種困境，可以直接把手機扔到窗外或馬桶里。但歸根結底，要讓所有人都時不時地擺脫智能手機的奴役，只有比智能手機更智能的公司才能做到。
2008-2011年中國全媒體研究綜述
來源： 《中國傳媒科技》雜志
戴仲輝 付玉輝
全媒體從2008年在業界開始興起，一直以來都成為業界和學界所研究的熱點話題。縱觀近四年的論文，許多的專家、學者都對全媒體運營，發展，影響等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對于業界全媒體運營起到了很大的幫助。總結近幾年的論文來看，我國全媒體研究不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全媒體發展、運營的研究，業界全媒體發展成為全媒體研究的熱點；二是隨著全媒體不斷的發展，研究者逐漸轉向對全媒體營銷的研究。三是在媒介融合環境下，對我國業界全媒體的影響研究也不斷的趨于熱點。
一、全媒體概念研究：在爭議中前行的概念
一直以來，“全媒體”的概念在學界和業界都存在著許多爭議，全媒體概念首次正式提出是2009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彭蘭教授的《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個關鍵變革》一文。彭蘭在文中指出, 全媒體是指一種業務運作的整體模式與策略, 即運用所有媒體手段和平臺來構建大的報道體系。她強調, 從總體上看, 全媒體不再是單落點、單形態、單平臺的, 而是在多平臺上進行多落點、多形態的傳播。報紙、廣播、電視與網絡是這個報道體系的共同組成部分。[1] 11月，周洋撰文指出全媒體的概念來自于傳媒界的應用層面，是媒體走向融合后“跨媒介”的產物。具體來說，是指“綜合運用各種表現形式，如文、圖、聲、光、電，來全方位、立體地展示傳播內容，同時通過文字、聲像、網絡、通信等傳播手段來傳輸的一種新的傳播形態。”[2]
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行政總裁劉長樂認為，全媒體化不僅是一種新聞報道形態，它還是媒體在業務運作的整體模式和策略上的思想變革，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將實現融合，構建大傳媒的信息傳播、互動、服務平臺。[3]“全媒體”的這一概念最初來自于業界, 爾后學界也開始歸納和總結, 試圖建立起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 但是目前來看, 這種探索和嘗試都還沒有與實際的營銷方法相結合, 因此在商業模式建立的實踐和指導上還存在一定的空白。[4]全媒體這一發端于傳媒業界的媒介形態，其概念學界與業界還沒有達成共識。
二、全媒體發展研究：從一枝獨秀到百花齊放
全媒體發展方面，國家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2008年初,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全面啟動了全媒體數字傳統報業全媒體經營: 向著內容和服務的方向轉型新媒體的出現, 必然會對傳統媒體產生強有力的沖擊, 在這種環境采編發布系統工程, 并確定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中國安全生產報、煙臺日報傳媒集團等單位為報紙全媒體出版領域應用示范單位, 進行數字復合出版的研發和試點。
面對新媒體的沖擊，傳統報業要想扭轉目前的被動局面，就必須改變現有的以紙媒為中心的布局，借助新技術、新介質、新渠道，從報紙產業向內容產業轉變，從傳統報業獨立作戰向全媒體整合運營轉變，改善生產方式、經營方式、盈利模式，提升集團化和跨媒體背景下的輿論引導水平和市場競爭力，進入到以互聯網為中心進行整合傳播、整合營銷的全媒體時代。[5]
從2008年開始，煙臺日報、寧波日報等報業媒體都開始紛紛向全媒體轉型，這些報業全媒體運營都值得關注。其中，煙臺日報的“全媒體數字符合出版系統”，集團內信息一次采集，多介質發布實現了新聞資源的一次開發、多次生成、多次售賣，整合傳媒集團，延長了產業鏈條。[6]正是通過建立嶄新的“全媒體框架”，再造內容生產流程，按媒體內在傳播規律制作和發布新聞產品，以求實現從“報紙社”到“報道社”的轉變。[7]2009年初，寧波日報開始打造“全媒體數字技術平臺”，運用報紙、廣播、電視與網絡等媒體手段和全媒體數字平臺來試水全媒體綜合性新聞生產體系，進行從單終端、單形態、單向的傳播轉到多終端、多形態、多向的傳播模式的嘗試。[8]而南方都市報報業集團在2009 年提出構建“南都全媒體集群”，希望從內容、形態、渠道、影響等方面達到全覆蓋，從單一媒體、單一品種的運作轉為多媒體、全媒體的運作，就必須建立全媒體的生產能力，形成全介質的傳播能力和提高全方位的經營能力，向全媒體集團轉型。[9]
廣電全媒體以及全媒體出版等方面在近三年也不斷的發展，這些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作為國家電視臺的央視轉型更多地表現為全媒體時代輿論調控的戰略新布局,中央電視臺于2009年2 月宣布將通過央視網全面推進國家網絡電視臺建設。鳳凰衛視則更早地提出了面向全媒體的戰略轉型。隨著2006 年中國移動入股,鳳凰新媒體融合了互聯網、無線互聯網和網絡視頻三大平臺,以資訊門戶鳳凰網為基礎,以鳳凰寬頻和手機鳳凰網為主打渠道,力圖鎖定白領主流人群。而更多的省級廣電媒體則通過開拓多媒體傳播渠道、與新媒體的戰略聯盟、項目合作等方式試水全媒體傳播,如今年湖南衛視的“快樂女聲”等多個選秀節目都已經從借助新媒體的手段拓展到與各大網站從內容到經營的全面聯手。[10]而在全媒體出版方面，有研究者對“全媒體出版”給出了自己的解釋，所謂全媒體出版（Federated Media Publishing），是指出版物一方面以傳統方式進行紙媒發行，另一方面以數字出版物的形式通過互聯網平臺、無線閱讀平臺以及閱讀器等終端數字設備進行同步發行。對一種優秀作品，特別是預計能夠成為暢銷讀物的作品，同時出版紙介質圖書、網絡版本、手機版本和手持閱讀器版本，在同一時間段投放市場，實行整合式營銷。[11]而作為全媒體出版最成功的《非誠勿擾》，其出版采用傳統圖書、互聯網、閱讀器、手機閱讀四種形式，實現了完全的同步出版發行。其中，長江文藝出版社負責傳統紙書出版，并通過紙質圖書渠道發行；而中文在線則獲得該書數字出版獨家授權，并與漢王、移動夢網等共同實現多渠道的同步數字出版。[12]
從煙臺日報率先推出“全媒體數字符合出版系統”的全媒體實踐，到許多的報業、廣電紛紛向全媒體轉型，全媒體實踐呈現了“百花齊放”的景象。
三、全媒體營銷研究：全媒體營銷任重而道遠
隨著新媒體的不斷涌現，無論是報業還是廣電行業，實行全媒體戰略都是想獲得更多渠道的創收，改變原有的營銷渠道。有研究者對全媒體營銷做出了如下的概念，以三網融合的媒體網絡和技術為基礎建立起一個海量數據信息庫對受眾和消費者信息進行大規模的客觀普查, 再以網絡社區的概念對受眾進行信息反饋的主動引導和互動討論, 從而形成客觀信息與主動反饋的有效結合。以這種結合作為基礎的營銷是為全媒體營銷。[13]
在全媒體營銷模式方面，有研究者稱，浮現中的全媒體贏利模式，正變得清晰起來。走在數字化的道路上，傳統媒體即使轉型為“內容提供商”也是不夠的，內容提供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盡管這是起家之本。第二步，是實現與用戶互聯網化的互動交流。第三步，整合重組潛在的戰略性業務單元。第四步，與更多的市場力量合作共贏。第五步，面向用戶。[14]全媒體營銷從“單核心”逐漸轉向“多核心”，現代報業應該是以紙媒為其發展核心與重要依托，運用多種經營渠道進行現代產業運作的服務業。在全媒體時代的核心競爭力，不僅在于它能為手指提供及時而有效的內容，更能提供建立在內容需求上的增值服務。[15]也有研究者對全媒體營銷提出了“三次售賣”的方式，第一次售賣是指“賣內容”，雜志以精彩內容吸引讀者購買，通過擴大發行量獲得盈利。第二次售賣是“賣讀者群”，一定數量、相對固定的讀者群成為雜志獲得廣告收入的資本。第三次售賣則是“出售期刊品牌資源”，利用品牌資源發展附加、衍生產品。[16]
全媒體營銷模式，任何行業都沒有什么成功經驗可言，都在不斷的摸索著前進，對于傳媒行業而言，全媒體營銷任重而道遠。
四、全媒體影響研究：挑戰與機遇并存
從2008年煙臺日報開始組建全媒體新聞中心以來，無論是報業還是廣電都開始掀起了一陣“全媒體”熱潮，全媒體所來帶來的信息來源和信息組合的復雜變化，傳播手段和傳播途徑的多種多樣，媒體形態之間的自由轉化,這些對傳媒業界還是學界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有研究者稱，全媒體發展模式已經顛覆了傳統的新聞生產模式：一是按照道瓊斯波紋信息逐級傳播的理論，改變新聞生產流程，實現一次生產、多形態展示、多渠道發行、多介質閱讀，實現采編流程再造，將極大地提高集團化作戰水平，提高整體報道的品牌影響力；二是報業集團要實現集約化生產的目標，必須按照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從體制上顛覆舊的生產方式，從新聞生產方式、運作方式、傳播方式上進行集團層面的流程再造。[17]各大媒介之間的內容存在一定的信息閑置、浪費、創新不夠等狀況，但是全媒體環境下，不同的形態媒介的內容應當更加方便的實現相互嵌入，并根據各個媒體的傳播特點和受眾的需求進行重組和分組，市場中將出現更為多樣化的版本和更為豐富的內容，以滿足受眾個性化的需求。[18]
全媒體對新聞記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記者由過去單一的文字工作者向綜合型的傳媒人轉型，不再僅僅是一次采集完成，而是要熟悉多種媒介類型的內容生產，要利用多種采訪手段進行動態跟蹤報道，這對記者的個人素質、新聞視野、價值判斷等都提出了挑戰；對編輯而言，如何對平臺上的多媒體資源進行策劃組織報道，最大限度地利用集團內部多媒體資源，通過“深加工”最大化體現新聞事件的價值。[19]
全媒體不僅僅對傳媒業界產生影響，在新聞教育方面，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研究者指出, 基于傳統新聞業結構模式和運行規律建造起來的新聞教育體系，與今天的新聞媒體一樣，面臨著即將產生革命性變革的震蕩。在急劇變化的媒體融合的趨勢下，構成新聞教育的三大課程體系中，較之理論新聞學和歷史新聞學，實務新聞學的課程體系處于改革沖擊波的最前端。[20]也有研究者對新聞教育轉型進行了思考，新聞教育的轉型首先要改變教育觀念，由于新聞教育是應用性、操作性較強的作業，在媒介科技高度發展的年代，新聞教育者應該更加重視對傳播技術的研究；同時增加與業界的互動，及時了解傳媒業發生的變化和他們的需求，進行相應的專業調整和教學、實習方式的改變。[21]此外，傳媒教育要緊跟傳媒業日新月異發展的步伐，適時完善課程結構，建立完整的實踐教學體系，創建全真全媒體環境下的傳媒人才培養模式，從而培養知識轉換和知識牽移能力強、富有個性、富于創造的復合創新型傳媒人才。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早在本世紀初就開始的融合新聞人才培養模式，我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等陸續建立的全媒體仿真實驗室實踐培養模式，浙江傳媒學院聯手行業產學合作的傳媒人才培養模式、全媒體記者訓練營實踐教學模式、導演實驗班實戰模擬教學方式等，[22]這些高等院校都開始紛紛培養全媒體的傳媒人才。
五、批判視野下的全媒體研究：質疑全媒體
為了應對新媒體的沖擊，傳統報業都紛紛選擇了全媒體轉型，但是對這種新的發展方向，究竟該怎么走，走向何方，引起學界跟業界思考。有研究者撰文表示，目前報業集團的全媒體轉型，因對整體環境（競爭對手）的研判和控制、自身流程改造步驟及方案、新媒體產品框架及盈利模式都未明朗，屬于不安全動態博弈。[23]
有研究者稱，全媒體的前提是一個傳媒集團擁有多種不同的媒介，有多種內容的傳播渠道，按照流行的話語來說，就是“什么都有”、“延伸傳媒價值鏈”，但是，傳媒集團的全媒體發展道路不是擁有的媒體越多越好，也不是種類越多越好。而是精，盡量形成某個媒介的核心價值，占有產業價值鏈的關鍵一環。[24]然而，全媒體是不是報業發展的必經之路呢？許多的專家學者也提出了質疑，彭蘭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了四大問題：全媒體新聞如何才能成為融合新聞，“背包記者”是否是融合時代理想的記者，全媒體化是否是媒體產品發展的唯一思考，全媒體化是否一定要構建全媒體平臺。[25]
總體而言，目前的全媒體試驗仍處在一個發展和嘗試階段，由于技術發展及媒介融合發展的不確定性，它最終將形成怎樣的局面，發展到什么樣的程度，仍需進一步觀察。在這個融合程度越來越高的世界中，媒介融合已是大勢所趨。在這個時代媒介融合、產業融合的浪潮中，全媒體運營者要具有冷靜的頭腦、理性的實踐；在任何全媒體化實踐中，要有效預防操之過急、簡單片面的理念錯誤及戰略性失誤，對于單一媒體來說是如此，對于行業發展戰略來說也是如此。[26]
通過對我國近四年來全媒體研究的回顧和分析，我們發現我國全媒體研究已經越來越受關注，這對我國傳媒業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隨著我國三網融合、媒介融合、產業融合進程的不斷深入，我國全媒體發展研究還將不斷取得新的進展。
（戴仲輝，渤海大學文學院新聞系碩士研究生；付玉輝，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后，主任編輯，碩士研究生導師）
戴仲輝 付玉輝
全媒體從2008年在業界開始興起，一直以來都成為業界和學界所研究的熱點話題。縱觀近四年的論文，許多的專家、學者都對全媒體運營，發展，影響等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對于業界全媒體運營起到了很大的幫助。總結近幾年的論文來看，我國全媒體研究不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全媒體發展、運營的研究，業界全媒體發展成為全媒體研究的熱點；二是隨著全媒體不斷的發展，研究者逐漸轉向對全媒體營銷的研究。三是在媒介融合環境下，對我國業界全媒體的影響研究也不斷的趨于熱點。
一、全媒體概念研究：在爭議中前行的概念
一直以來，“全媒體”的概念在學界和業界都存在著許多爭議，全媒體概念首次正式提出是2009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彭蘭教授的《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個關鍵變革》一文。彭蘭在文中指出, 全媒體是指一種業務運作的整體模式與策略, 即運用所有媒體手段和平臺來構建大的報道體系。她強調, 從總體上看, 全媒體不再是單落點、單形態、單平臺的, 而是在多平臺上進行多落點、多形態的傳播。報紙、廣播、電視與網絡是這個報道體系的共同組成部分。[1] 11月，周洋撰文指出全媒體的概念來自于傳媒界的應用層面，是媒體走向融合后“跨媒介”的產物。具體來說，是指“綜合運用各種表現形式，如文、圖、聲、光、電，來全方位、立體地展示傳播內容，同時通過文字、聲像、網絡、通信等傳播手段來傳輸的一種新的傳播形態。”[2]
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行政總裁劉長樂認為，全媒體化不僅是一種新聞報道形態，它還是媒體在業務運作的整體模式和策略上的思想變革，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將實現融合，構建大傳媒的信息傳播、互動、服務平臺。[3]“全媒體”的這一概念最初來自于業界, 爾后學界也開始歸納和總結, 試圖建立起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 但是目前來看, 這種探索和嘗試都還沒有與實際的營銷方法相結合, 因此在商業模式建立的實踐和指導上還存在一定的空白。[4]全媒體這一發端于傳媒業界的媒介形態，其概念學界與業界還沒有達成共識。
二、全媒體發展研究：從一枝獨秀到百花齊放
全媒體發展方面，國家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2008年初,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全面啟動了全媒體數字傳統報業全媒體經營: 向著內容和服務的方向轉型新媒體的出現, 必然會對傳統媒體產生強有力的沖擊, 在這種環境采編發布系統工程, 并確定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中國安全生產報、煙臺日報傳媒集團等單位為報紙全媒體出版領域應用示范單位, 進行數字復合出版的研發和試點。
面對新媒體的沖擊，傳統報業要想扭轉目前的被動局面，就必須改變現有的以紙媒為中心的布局，借助新技術、新介質、新渠道，從報紙產業向內容產業轉變，從傳統報業獨立作戰向全媒體整合運營轉變，改善生產方式、經營方式、盈利模式，提升集團化和跨媒體背景下的輿論引導水平和市場競爭力，進入到以互聯網為中心進行整合傳播、整合營銷的全媒體時代。[5]
從2008年開始，煙臺日報、寧波日報等報業媒體都開始紛紛向全媒體轉型，這些報業全媒體運營都值得關注。其中，煙臺日報的“全媒體數字符合出版系統”，集團內信息一次采集，多介質發布實現了新聞資源的一次開發、多次生成、多次售賣，整合傳媒集團，延長了產業鏈條。[6]正是通過建立嶄新的“全媒體框架”，再造內容生產流程，按媒體內在傳播規律制作和發布新聞產品，以求實現從“報紙社”到“報道社”的轉變。[7]2009年初，寧波日報開始打造“全媒體數字技術平臺”，運用報紙、廣播、電視與網絡等媒體手段和全媒體數字平臺來試水全媒體綜合性新聞生產體系，進行從單終端、單形態、單向的傳播轉到多終端、多形態、多向的傳播模式的嘗試。[8]而南方都市報報業集團在2009 年提出構建“南都全媒體集群”，希望從內容、形態、渠道、影響等方面達到全覆蓋，從單一媒體、單一品種的運作轉為多媒體、全媒體的運作，就必須建立全媒體的生產能力，形成全介質的傳播能力和提高全方位的經營能力，向全媒體集團轉型。[9]
廣電全媒體以及全媒體出版等方面在近三年也不斷的發展，這些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作為國家電視臺的央視轉型更多地表現為全媒體時代輿論調控的戰略新布局,中央電視臺于2009年2 月宣布將通過央視網全面推進國家網絡電視臺建設。鳳凰衛視則更早地提出了面向全媒體的戰略轉型。隨著2006 年中國移動入股,鳳凰新媒體融合了互聯網、無線互聯網和網絡視頻三大平臺,以資訊門戶鳳凰網為基礎,以鳳凰寬頻和手機鳳凰網為主打渠道,力圖鎖定白領主流人群。而更多的省級廣電媒體則通過開拓多媒體傳播渠道、與新媒體的戰略聯盟、項目合作等方式試水全媒體傳播,如今年湖南衛視的“快樂女聲”等多個選秀節目都已經從借助新媒體的手段拓展到與各大網站從內容到經營的全面聯手。[10]而在全媒體出版方面，有研究者對“全媒體出版”給出了自己的解釋，所謂全媒體出版（Federated Media Publishing），是指出版物一方面以傳統方式進行紙媒發行，另一方面以數字出版物的形式通過互聯網平臺、無線閱讀平臺以及閱讀器等終端數字設備進行同步發行。對一種優秀作品，特別是預計能夠成為暢銷讀物的作品，同時出版紙介質圖書、網絡版本、手機版本和手持閱讀器版本，在同一時間段投放市場，實行整合式營銷。[11]而作為全媒體出版最成功的《非誠勿擾》，其出版采用傳統圖書、互聯網、閱讀器、手機閱讀四種形式，實現了完全的同步出版發行。其中，長江文藝出版社負責傳統紙書出版，并通過紙質圖書渠道發行；而中文在線則獲得該書數字出版獨家授權，并與漢王、移動夢網等共同實現多渠道的同步數字出版。[12]
從煙臺日報率先推出“全媒體數字符合出版系統”的全媒體實踐，到許多的報業、廣電紛紛向全媒體轉型，全媒體實踐呈現了“百花齊放”的景象。
三、全媒體營銷研究：全媒體營銷任重而道遠
隨著新媒體的不斷涌現，無論是報業還是廣電行業，實行全媒體戰略都是想獲得更多渠道的創收，改變原有的營銷渠道。有研究者對全媒體營銷做出了如下的概念，以三網融合的媒體網絡和技術為基礎建立起一個海量數據信息庫對受眾和消費者信息進行大規模的客觀普查, 再以網絡社區的概念對受眾進行信息反饋的主動引導和互動討論, 從而形成客觀信息與主動反饋的有效結合。以這種結合作為基礎的營銷是為全媒體營銷。[13]
在全媒體營銷模式方面，有研究者稱，浮現中的全媒體贏利模式，正變得清晰起來。走在數字化的道路上，傳統媒體即使轉型為“內容提供商”也是不夠的，內容提供僅僅是邁出了第一步，盡管這是起家之本。第二步，是實現與用戶互聯網化的互動交流。第三步，整合重組潛在的戰略性業務單元。第四步，與更多的市場力量合作共贏。第五步，面向用戶。[14]全媒體營銷從“單核心”逐漸轉向“多核心”，現代報業應該是以紙媒為其發展核心與重要依托，運用多種經營渠道進行現代產業運作的服務業。在全媒體時代的核心競爭力，不僅在于它能為手指提供及時而有效的內容，更能提供建立在內容需求上的增值服務。[15]也有研究者對全媒體營銷提出了“三次售賣”的方式，第一次售賣是指“賣內容”，雜志以精彩內容吸引讀者購買，通過擴大發行量獲得盈利。第二次售賣是“賣讀者群”，一定數量、相對固定的讀者群成為雜志獲得廣告收入的資本。第三次售賣則是“出售期刊品牌資源”，利用品牌資源發展附加、衍生產品。[16]
全媒體營銷模式，任何行業都沒有什么成功經驗可言，都在不斷的摸索著前進，對于傳媒行業而言，全媒體營銷任重而道遠。
四、全媒體影響研究：挑戰與機遇并存
從2008年煙臺日報開始組建全媒體新聞中心以來，無論是報業還是廣電都開始掀起了一陣“全媒體”熱潮，全媒體所來帶來的信息來源和信息組合的復雜變化，傳播手段和傳播途徑的多種多樣，媒體形態之間的自由轉化,這些對傳媒業界還是學界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有研究者稱，全媒體發展模式已經顛覆了傳統的新聞生產模式：一是按照道瓊斯波紋信息逐級傳播的理論，改變新聞生產流程，實現一次生產、多形態展示、多渠道發行、多介質閱讀，實現采編流程再造，將極大地提高集團化作戰水平，提高整體報道的品牌影響力；二是報業集團要實現集約化生產的目標，必須按照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從體制上顛覆舊的生產方式，從新聞生產方式、運作方式、傳播方式上進行集團層面的流程再造。[17]各大媒介之間的內容存在一定的信息閑置、浪費、創新不夠等狀況，但是全媒體環境下，不同的形態媒介的內容應當更加方便的實現相互嵌入，并根據各個媒體的傳播特點和受眾的需求進行重組和分組，市場中將出現更為多樣化的版本和更為豐富的內容，以滿足受眾個性化的需求。[18]
全媒體對新聞記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記者由過去單一的文字工作者向綜合型的傳媒人轉型，不再僅僅是一次采集完成，而是要熟悉多種媒介類型的內容生產，要利用多種采訪手段進行動態跟蹤報道，這對記者的個人素質、新聞視野、價值判斷等都提出了挑戰；對編輯而言，如何對平臺上的多媒體資源進行策劃組織報道，最大限度地利用集團內部多媒體資源，通過“深加工”最大化體現新聞事件的價值。[19]
全媒體不僅僅對傳媒業界產生影響，在新聞教育方面，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研究者指出, 基于傳統新聞業結構模式和運行規律建造起來的新聞教育體系，與今天的新聞媒體一樣，面臨著即將產生革命性變革的震蕩。在急劇變化的媒體融合的趨勢下，構成新聞教育的三大課程體系中，較之理論新聞學和歷史新聞學，實務新聞學的課程體系處于改革沖擊波的最前端。[20]也有研究者對新聞教育轉型進行了思考，新聞教育的轉型首先要改變教育觀念，由于新聞教育是應用性、操作性較強的作業，在媒介科技高度發展的年代，新聞教育者應該更加重視對傳播技術的研究；同時增加與業界的互動，及時了解傳媒業發生的變化和他們的需求，進行相應的專業調整和教學、實習方式的改變。[21]此外，傳媒教育要緊跟傳媒業日新月異發展的步伐，適時完善課程結構，建立完整的實踐教學體系，創建全真全媒體環境下的傳媒人才培養模式，從而培養知識轉換和知識牽移能力強、富有個性、富于創造的復合創新型傳媒人才。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早在本世紀初就開始的融合新聞人才培養模式，我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等陸續建立的全媒體仿真實驗室實踐培養模式，浙江傳媒學院聯手行業產學合作的傳媒人才培養模式、全媒體記者訓練營實踐教學模式、導演實驗班實戰模擬教學方式等，[22]這些高等院校都開始紛紛培養全媒體的傳媒人才。
五、批判視野下的全媒體研究：質疑全媒體
為了應對新媒體的沖擊，傳統報業都紛紛選擇了全媒體轉型，但是對這種新的發展方向，究竟該怎么走，走向何方，引起學界跟業界思考。有研究者撰文表示，目前報業集團的全媒體轉型，因對整體環境（競爭對手）的研判和控制、自身流程改造步驟及方案、新媒體產品框架及盈利模式都未明朗，屬于不安全動態博弈。[23]
有研究者稱，全媒體的前提是一個傳媒集團擁有多種不同的媒介，有多種內容的傳播渠道，按照流行的話語來說，就是“什么都有”、“延伸傳媒價值鏈”，但是，傳媒集團的全媒體發展道路不是擁有的媒體越多越好，也不是種類越多越好。而是精，盡量形成某個媒介的核心價值，占有產業價值鏈的關鍵一環。[24]然而，全媒體是不是報業發展的必經之路呢？許多的專家學者也提出了質疑，彭蘭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了四大問題：全媒體新聞如何才能成為融合新聞，“背包記者”是否是融合時代理想的記者，全媒體化是否是媒體產品發展的唯一思考，全媒體化是否一定要構建全媒體平臺。[25]
總體而言，目前的全媒體試驗仍處在一個發展和嘗試階段，由于技術發展及媒介融合發展的不確定性，它最終將形成怎樣的局面，發展到什么樣的程度，仍需進一步觀察。在這個融合程度越來越高的世界中，媒介融合已是大勢所趨。在這個時代媒介融合、產業融合的浪潮中，全媒體運營者要具有冷靜的頭腦、理性的實踐；在任何全媒體化實踐中，要有效預防操之過急、簡單片面的理念錯誤及戰略性失誤，對于單一媒體來說是如此，對于行業發展戰略來說也是如此。[26]
通過對我國近四年來全媒體研究的回顧和分析，我們發現我國全媒體研究已經越來越受關注，這對我國傳媒業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隨著我國三網融合、媒介融合、產業融合進程的不斷深入，我國全媒體發展研究還將不斷取得新的進展。
（戴仲輝，渤海大學文學院新聞系碩士研究生；付玉輝，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后，主任編輯，碩士研究生導師）
2012-03-12
“日本制造”被迫瘦身轉型 重振輝煌還需新思維
[ 轉型方向與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以索尼為代表，趨于“蘋果化”，強調硬件與內容的融合；另一種以松下、日立為代表，減少對消費電子的投入，將重心轉向新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 ]
“日本制造”曾是金字招牌，在全球風光無限，如今它頭上的光環正漸漸褪去。今年2月初，索尼、松下、夏普日本三大電子巨頭發布2011財年預虧公告，索尼彩電業務連續八年虧損，夏普創下成立百年來最大虧損額，松下刷新了日本企業的虧損紀錄。日立、東芝的利潤額也同比下降……這猶如投下一個重磅炸彈，給“日本制造”罩上一層陰影。換帥、業務重組、拓展新領域、部門架構調整、生產方式轉變……日本電子企業正進行“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調整。不過，專家認為，已經踏上轉型之路的日本企業，如果不采取開放合作的新思維，將很難重拾往昔的輝煌。
收縮、重組與轉型
“日本電子企業這一輪變革的關鍵詞是收縮、重組和轉型。”帕勒咨詢有限公司資深董事羅清啟如此認為。彩電業務是日本電子巨頭虧損的重災區，所以彩電業務“瘦身”是這輪變革的主題之一。作為全球最大等離子生產商的松下，不得不面對等離子全球份額日漸下滑的殘酷現實而縮減產能。去年10月底，松下宣布將三家等離子工廠“三合一”，上海工廠的等離子設備注銷，日本兩家等離子工廠只保留一家。而鼎盛時期，松下在全球擁有五家等離子工廠。松下的液晶工廠也轉產小尺寸非電視用途液晶面板，2012財年非電視用途占比提高到50%；它還擬將一家液晶工廠轉讓給由索尼、日立、東芝合資的中小液晶面板生產公司。原來等離子陣營的另一家企業日立，早已停產等離子屏，并且計劃結束65年彩電生產的歷史，從今年開始將彩電生產業務整體外包出去。索尼今年1月正式退出它自2005年起與三星合資的“S-LCD”液晶面板項目，將手中50%的股份轉讓給三星。索尼立志摘掉彩電業務多年虧損的帽子，甩掉虧損的面板業務已是必然。鑒于全球經濟不景氣及面板供過于求的變化，索尼將2012年彩電全球銷量的目標從三年前設定的4000萬臺，下調至2000萬臺，為此付出500億日元的額外費用。同時，增加彩電整機生產外包的比例，以降低成本，希望彩電業務在2013財年實現扭虧。夏普也宣布暫時停掉50%液晶面板的產能，并增加中小尺寸液晶面板的生產比重。
一邊在收縮，另一邊在重組。
“‘重組’就是合并同類項，包括公司內部重組和行業內的重組。”羅清啟說。例如，松下加快了“三社合一”，將松下電器、松下電工、三洋電機的業務進行整合，去年10月將三洋在日本、東南亞的白色家電資產轉讓給海爾，今年4月起停用“三洋”品牌。重組后，松下將突出家庭生活電器、元器件、能源解決方案三大支柱產業，事業部由16個精簡為9個。日立也將旗下業務重組為五個集團，分別是基礎設施集團、信息技術集團、電力系統集團、建設機械集團和高功能材料集團。在日本產業革新機構的主導下，日本電子業的重組正在推進。索尼、日立和東芝將合并中小液晶面板業務，組建“日本顯示器公司”，并加大下一代顯示技術OLED的研發力度。羅清啟說：“外部環境逼迫日本電子企業‘強行瘦身’，并且推動業務轉型，一是轉變經營方式，二是向新領域拓展。”面對中國、韓國企業的競爭，日本企業在日元升值等因素影響下已失去了成本優勢，被迫采取新的經營模式。所以，索尼、日立、東芝、夏普等都提高了彩電外包生產的比例，盡量“輕資產”運營。
兩條道路
日本電子業轉型力度之大、求變心情之切，被羅清啟喻為“二戰”以來最大一次調整。轉型方向與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以索尼為代表，趨于“蘋果化”，強調硬件與內容的融合；另一種以松下、日立為代表，減少對消費電子的投入，將重心轉向新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將電子硬件產品、互聯網服務和娛樂內容融合，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體驗，已成為索尼轉型的戰略綱領，而體驗的出口主要是“四屏”——電視、個人電腦、平板電腦和手機。索尼此前已經擁有了前三個屏；今年2月正式完成對“索尼愛立信”的收購，并將之更名為“索尼移動通信”后，讓索尼的“四屏”配齊。目前索尼旗下的網絡服務平臺正在整合，再加上強勁的內容支撐——索尼音樂是全球三大音樂公司之一，擁有1300萬首音樂的版權；索尼旗下的哥倫比亞公司是全球幾大影視公司之一。奧維咨詢平板研究中心副總經理李秋緯認為，索尼與其他競爭對手相比，擁有內容與游戲的強項，轉型沒有問題，未來在消費電子領域仍然會有其優勢，將趨向于蘋果的運營模式。松下是另一條道路。它2018年創業100周年的愿景是成為“電子產業NO.1環境革新企業”，將“環境”提升到所有事業活動的基軸上，并從“綠色生命革新”和“綠色商務革新”兩個方面開展各項措施。為此，松下提出三大思維轉換：從偏重現有事業，向能源新領域轉換；從以日本為中心，向徹底的全球化思維轉換；從單一商品銷售思維，向解決方案系統思維轉換；并開展了上文所述的“三社合一”、三個支柱產業集群的業務重組。其中，“能源設備”將成為松下成長為環境革新企業的引擎，其核心包括鋰離子電池和太陽能。松下致力于拿下鋰離子電池市場份額世界第一的位置，在車載、蓄電池系統等新領域實現非連續增長；太陽能希望2012年做到日本第一，2015年進入全球前三。比松下更早一步尋找消費電子領域之外新天地的日立，已經嘗到了甜頭。盡管凈利潤同比下降，但日立2011財年仍預計盈利2000億日元。這更堅定了日立向基礎設施轉型的決心，它在北京設置亞太區總裁的新職位，搶食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蛋糕”。
呼喚新思維
翻閱松下和索尼的創業史，讓人心潮澎湃。松下幸之助不足十歲便離家打工，歷經曲折、自強不息、不斷創新，二十多歲便創立松下電器，近50年后的1967年，讓松下成為當時與飛利浦、西門子齊名的全球三大電器制造商。然而，進入移動互聯時代，日本電子企業似乎慢慢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作為“日本隊”領隊的索尼，在蘋果推出iPod后，walkman業務備受打擊；平板電視時代，也未能把握住液晶電視、OLED電視的先發時機。曾經推崇“變化與速度是企業生存之根本”的日本電子巨頭，似乎已經患上了“大企業病”：對市場的反應變得遲鈍，對產業方向判斷失誤……創始人留下的精神財富不知留下了幾成。一位曾在某中日合資企業任高管的業內資深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直言，現在日本電子企業普遍經營狀況不好，它們的轉型是“不轉也得轉”，“像松下正從‘單一產品時代’向‘系統解決方案時代’過渡。而系統解決方案，如果不與所在地企業合作，怎么能辦到？”一個反面教材就是，松下掌握的等離子技術原本不遜色于液晶，部分性能還優于液晶，但是由于松下采取了封閉策略，更多企業扎堆到開放的液晶產業鏈，最終液晶占據了上風。“雖然日本企業仍有核心技術、上游部件的優勢，但是，日本企業不能再單純地依靠技術優勢，正如中國企業也不能再單純地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一樣。”他說，“技術的壟斷與封鎖，已經越來越不奏效。日本企業應該以開放、合作的新思維，參與全球競爭。”
“日本制造”曾是金字招牌，在全球風光無限，如今它頭上的光環正漸漸褪去。今年2月初，索尼、松下、夏普日本三大電子巨頭發布2011財年預虧公告，索尼彩電業務連續八年虧損，夏普創下成立百年來最大虧損額，松下刷新了日本企業的虧損紀錄。日立、東芝的利潤額也同比下降……這猶如投下一個重磅炸彈，給“日本制造”罩上一層陰影。換帥、業務重組、拓展新領域、部門架構調整、生產方式轉變……日本電子企業正進行“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調整。不過，專家認為，已經踏上轉型之路的日本企業，如果不采取開放合作的新思維，將很難重拾往昔的輝煌。
收縮、重組與轉型
“日本電子企業這一輪變革的關鍵詞是收縮、重組和轉型。”帕勒咨詢有限公司資深董事羅清啟如此認為。彩電業務是日本電子巨頭虧損的重災區，所以彩電業務“瘦身”是這輪變革的主題之一。作為全球最大等離子生產商的松下，不得不面對等離子全球份額日漸下滑的殘酷現實而縮減產能。去年10月底，松下宣布將三家等離子工廠“三合一”，上海工廠的等離子設備注銷，日本兩家等離子工廠只保留一家。而鼎盛時期，松下在全球擁有五家等離子工廠。松下的液晶工廠也轉產小尺寸非電視用途液晶面板，2012財年非電視用途占比提高到50%；它還擬將一家液晶工廠轉讓給由索尼、日立、東芝合資的中小液晶面板生產公司。原來等離子陣營的另一家企業日立，早已停產等離子屏，并且計劃結束65年彩電生產的歷史，從今年開始將彩電生產業務整體外包出去。索尼今年1月正式退出它自2005年起與三星合資的“S-LCD”液晶面板項目，將手中50%的股份轉讓給三星。索尼立志摘掉彩電業務多年虧損的帽子，甩掉虧損的面板業務已是必然。鑒于全球經濟不景氣及面板供過于求的變化，索尼將2012年彩電全球銷量的目標從三年前設定的4000萬臺，下調至2000萬臺，為此付出500億日元的額外費用。同時，增加彩電整機生產外包的比例，以降低成本，希望彩電業務在2013財年實現扭虧。夏普也宣布暫時停掉50%液晶面板的產能，并增加中小尺寸液晶面板的生產比重。
一邊在收縮，另一邊在重組。
“‘重組’就是合并同類項，包括公司內部重組和行業內的重組。”羅清啟說。例如，松下加快了“三社合一”，將松下電器、松下電工、三洋電機的業務進行整合，去年10月將三洋在日本、東南亞的白色家電資產轉讓給海爾，今年4月起停用“三洋”品牌。重組后，松下將突出家庭生活電器、元器件、能源解決方案三大支柱產業，事業部由16個精簡為9個。日立也將旗下業務重組為五個集團，分別是基礎設施集團、信息技術集團、電力系統集團、建設機械集團和高功能材料集團。在日本產業革新機構的主導下，日本電子業的重組正在推進。索尼、日立和東芝將合并中小液晶面板業務，組建“日本顯示器公司”，并加大下一代顯示技術OLED的研發力度。羅清啟說：“外部環境逼迫日本電子企業‘強行瘦身’，并且推動業務轉型，一是轉變經營方式，二是向新領域拓展。”面對中國、韓國企業的競爭，日本企業在日元升值等因素影響下已失去了成本優勢，被迫采取新的經營模式。所以，索尼、日立、東芝、夏普等都提高了彩電外包生產的比例，盡量“輕資產”運營。
兩條道路
日本電子業轉型力度之大、求變心情之切，被羅清啟喻為“二戰”以來最大一次調整。轉型方向與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以索尼為代表，趨于“蘋果化”，強調硬件與內容的融合；另一種以松下、日立為代表，減少對消費電子的投入，將重心轉向新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將電子硬件產品、互聯網服務和娛樂內容融合，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體驗，已成為索尼轉型的戰略綱領，而體驗的出口主要是“四屏”——電視、個人電腦、平板電腦和手機。索尼此前已經擁有了前三個屏；今年2月正式完成對“索尼愛立信”的收購，并將之更名為“索尼移動通信”后，讓索尼的“四屏”配齊。目前索尼旗下的網絡服務平臺正在整合，再加上強勁的內容支撐——索尼音樂是全球三大音樂公司之一，擁有1300萬首音樂的版權；索尼旗下的哥倫比亞公司是全球幾大影視公司之一。奧維咨詢平板研究中心副總經理李秋緯認為，索尼與其他競爭對手相比，擁有內容與游戲的強項，轉型沒有問題，未來在消費電子領域仍然會有其優勢，將趨向于蘋果的運營模式。松下是另一條道路。它2018年創業100周年的愿景是成為“電子產業NO.1環境革新企業”，將“環境”提升到所有事業活動的基軸上，并從“綠色生命革新”和“綠色商務革新”兩個方面開展各項措施。為此，松下提出三大思維轉換：從偏重現有事業，向能源新領域轉換；從以日本為中心，向徹底的全球化思維轉換；從單一商品銷售思維，向解決方案系統思維轉換；并開展了上文所述的“三社合一”、三個支柱產業集群的業務重組。其中，“能源設備”將成為松下成長為環境革新企業的引擎，其核心包括鋰離子電池和太陽能。松下致力于拿下鋰離子電池市場份額世界第一的位置，在車載、蓄電池系統等新領域實現非連續增長；太陽能希望2012年做到日本第一，2015年進入全球前三。比松下更早一步尋找消費電子領域之外新天地的日立，已經嘗到了甜頭。盡管凈利潤同比下降，但日立2011財年仍預計盈利2000億日元。這更堅定了日立向基礎設施轉型的決心，它在北京設置亞太區總裁的新職位，搶食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蛋糕”。
呼喚新思維
翻閱松下和索尼的創業史，讓人心潮澎湃。松下幸之助不足十歲便離家打工，歷經曲折、自強不息、不斷創新，二十多歲便創立松下電器，近50年后的1967年，讓松下成為當時與飛利浦、西門子齊名的全球三大電器制造商。然而，進入移動互聯時代，日本電子企業似乎慢慢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作為“日本隊”領隊的索尼，在蘋果推出iPod后，walkman業務備受打擊；平板電視時代，也未能把握住液晶電視、OLED電視的先發時機。曾經推崇“變化與速度是企業生存之根本”的日本電子巨頭，似乎已經患上了“大企業病”：對市場的反應變得遲鈍，對產業方向判斷失誤……創始人留下的精神財富不知留下了幾成。一位曾在某中日合資企業任高管的業內資深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直言，現在日本電子企業普遍經營狀況不好，它們的轉型是“不轉也得轉”，“像松下正從‘單一產品時代’向‘系統解決方案時代’過渡。而系統解決方案，如果不與所在地企業合作，怎么能辦到？”一個反面教材就是，松下掌握的等離子技術原本不遜色于液晶，部分性能還優于液晶，但是由于松下采取了封閉策略，更多企業扎堆到開放的液晶產業鏈，最終液晶占據了上風。“雖然日本企業仍有核心技術、上游部件的優勢，但是，日本企業不能再單純地依靠技術優勢，正如中國企業也不能再單純地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一樣。”他說，“技術的壟斷與封鎖，已經越來越不奏效。日本企業應該以開放、合作的新思維，參與全球競爭。”
日本經濟余震中艱難前行
經濟：V型反彈或難實現
在2011年的四個季度里，日本GDP的環比增速分別為-1.8%、-0.3%、1.7%和-0.2%。其中，去年第一、二季度的經濟衰退主要是因供應鏈破壞導致企業產能遭遇毀滅性打擊，而去年第四季度的經濟萎縮則主要歸因于外圍經濟惡化、出口連續放緩。
數據顯示，去年8月份歐債危機重新發酵，且泰國洪災沖擊日本在泰產能，日本名義出口額從去年9月份的5.6萬億日元上方一路下挫至今年1月份的5.1萬億日元，去年全年，日本名義出口額同比下滑2.7%，并出現2.5萬億日元的貿易逆差，為過去31年來首次。
所幸的是，日本居民消費未如地震發生后外界想象的那樣陷入長期低迷，且災區重建帶動的較長時期住房重建也在拉動相關產業的增長。日本消費者支出水平在去年第三季度已恢復至地震前水平，消費者信心指數從去年2月份的41.2一度跌至4月份的33.1，隨后順利實現較快反彈，今年3月重新站上40上方。另據野村證券在最新報告中預估，災區房屋重建數目或將達17.4萬套，大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房屋重建數目13.6萬套，且建設周期在3年左右，這將能刺激日本房屋市場和整體經濟。
野村證券還預測，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經濟按年率計算將能實現環比增長3.2%，這主要因日本政府在今年上半年的公共項目投資將大幅推開、泰國洪災的影響逐步消退、日本車企產能增加以及受災地區消費的提高。但是自今年下半年，隨著大型公共投資項目的減少，經濟增速或會放緩，預計日本今年全年的經濟增速僅為2%，且前提是下半年外圍經濟環境不會出現明顯惡化。在2013年，隨著外圍經濟的好轉，出口作為經濟增長引擎之一將能幫助日本實現穩定復蘇。但是到2014年，日本經濟將走出重建周期，增長動力或將陷入新的枯竭難題。
產業：供電緊張仍是大難題
由于大地震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核泄漏危機，日本政府宣布全國54個核反應堆停運并進行安全檢測，目前僅兩個反應堆恢復運營。這不僅意味著日本政府此前推出的在2030年將核電占總電力供應30%提升至50%的計劃變為泡影，其還將導致日本短期內將更依賴于其它能源進口來填補電力空缺，企業和居民不得不將承擔電價上漲的成本，上漲幅度據日媒的最新預估分別為24%和19%。
在2011年的夏季用電高峰，日本幾乎實行全民限電計劃，制造業等大型耗電企業甚至采取錯峰用電等措施來避免電廠的供電負荷過重。去年4月至今年1月，日本10家電力公司售電量連續10個月同比下滑，去年全年的售電量整體下滑幅度達3.8%，是自1978年以來最大下滑幅度。隨著今年夏季的臨近，日本電力供應、日企整體產能甚至是整體經濟活動都將重新面臨“大考”。
另外，為了補充電力缺口，日本不得不增加其它能源的進口量，僅去年全年的液化天然氣進口額便比2010年多出1.3萬億日元。原料需求的增加加上國際原油等價格的上漲直接導致日本去年名義進口額增加12%，成為日本當年出現巨額貿易逆差的另一主要原因。
據路透社今年2月對日企的問卷調查，71%的企業對日本政府在核泄漏危機之后對核電廠的處理表示不滿，7.6%的企業表示電價上漲將會加速其產業向海外轉移的速度。對此，野村證券認為，由于制造業企業短期內對電力需求缺乏彈性，因此電價的上漲或不會影響日本的整體經濟活動，但是從中長期而言，其將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加劇等嚴重后果。
金融：日元匯率居高難下
日元升值雖是匯市的長期性話題，但是去年3月大地震之后，這個老話題變得更加尖銳和突出。
2011年，日本政府在美元對日元匯率的三次階段性低點前后，即3月中旬、8月上旬和10月下旬采取了匯市干預操作來抑制日元的過快升值。但三次匯市干預都難以扭轉日元的升值態勢，這主要是因為作為傳統套息交易貨幣的日元在全球經濟動蕩的背景下充當了避險貨幣的角色，政府短期干預在規模上難以匹敵外匯市場的巨額交易。
由于日元和日股表現出較大的負相關性，在日元持續走強的去年下半年，東京股市日經225指數基本在9000點下方徘徊，較地震前的10800點水平相差約20%。另外，日元升值削弱了日企的競爭力，索尼、松下和夏普等企業均公布了大幅度的預虧。
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去年3次“加碼”全面寬松計劃規模，累計增加達20萬億日元至55萬億日元，這還不排除地震后為市場注入的15萬億日元緊急流動性。不過上述措施在市場避險情緒高漲、全球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性風險的背景下很難根本抑制日元升值。
在今年2月，歐債危機高潮回落、全球經濟前景稍顯明朗，日本央行出乎預料再出寬松重拳，除了擴大全面寬松計劃規模10萬億至65萬億日元外，還設定了通脹目標，這使得美元對日元匯率順利脫離低點走出連漲行情，并在3月10日收于82.46日元，是自去年4月以來最高值。但分析人士認為，日元走勢仍受國際經濟氣候的影響。
財政：老齡化加大長期負擔
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超過200%，但是日本國債市場卻能長期保持相對穩定，這除了歸結于日本國債持有者絕大多數(約93%)為國內投資者外，該國長期保持經常項目盈余和國內居民擁有的龐大金融資產也是主要原因。數據顯示，日本居民現有的金融資產占GDP的比重約為300%，高于政府的債務率。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日本政府可以肆無忌憚地通過發債來籌集災區重建財源。分析人士認為，通過中長期財政整頓計劃和增加稅收等財源來減輕政府債務負擔，才是實現國債市場可持續發展的有力舉措。
在地震之前，日本政府未償還的長期國債達800萬億日元，約為GDP的180%，如果再加上2011財年第三次補充預算案中的11.6萬億日元新增長債發行，那么這一比例將升至182%。這在國債市場波動，特別是長期收益率提高的情況下，無疑將加大政府的償債壓力。
在2011年，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標普、穆迪和惠譽已相繼下調日本主權信用評級，并正在密切關注日本政府能否在提高消費稅率上獲得突破。
另外，分析人士還認為，日本政府的上述籌資優勢在日本人口老齡化加劇的背景下顯得并“不給力”，即整體居民儲蓄率的下滑和金融資產的消耗將使得支撐國債市場的穩定因素變得不那么穩定。據日本政府預計，到2046年日本總人口將降至1億以下，其中，年齡超過60歲的老齡人口將占總人口比例的45%。
在2011年的四個季度里，日本GDP的環比增速分別為-1.8%、-0.3%、1.7%和-0.2%。其中，去年第一、二季度的經濟衰退主要是因供應鏈破壞導致企業產能遭遇毀滅性打擊，而去年第四季度的經濟萎縮則主要歸因于外圍經濟惡化、出口連續放緩。
數據顯示，去年8月份歐債危機重新發酵，且泰國洪災沖擊日本在泰產能，日本名義出口額從去年9月份的5.6萬億日元上方一路下挫至今年1月份的5.1萬億日元，去年全年，日本名義出口額同比下滑2.7%，并出現2.5萬億日元的貿易逆差，為過去31年來首次。
所幸的是，日本居民消費未如地震發生后外界想象的那樣陷入長期低迷，且災區重建帶動的較長時期住房重建也在拉動相關產業的增長。日本消費者支出水平在去年第三季度已恢復至地震前水平，消費者信心指數從去年2月份的41.2一度跌至4月份的33.1，隨后順利實現較快反彈，今年3月重新站上40上方。另據野村證券在最新報告中預估，災區房屋重建數目或將達17.4萬套，大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房屋重建數目13.6萬套，且建設周期在3年左右，這將能刺激日本房屋市場和整體經濟。
野村證券還預測，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經濟按年率計算將能實現環比增長3.2%，這主要因日本政府在今年上半年的公共項目投資將大幅推開、泰國洪災的影響逐步消退、日本車企產能增加以及受災地區消費的提高。但是自今年下半年，隨著大型公共投資項目的減少，經濟增速或會放緩，預計日本今年全年的經濟增速僅為2%，且前提是下半年外圍經濟環境不會出現明顯惡化。在2013年，隨著外圍經濟的好轉，出口作為經濟增長引擎之一將能幫助日本實現穩定復蘇。但是到2014年，日本經濟將走出重建周期，增長動力或將陷入新的枯竭難題。
產業：供電緊張仍是大難題
由于大地震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核泄漏危機，日本政府宣布全國54個核反應堆停運并進行安全檢測，目前僅兩個反應堆恢復運營。這不僅意味著日本政府此前推出的在2030年將核電占總電力供應30%提升至50%的計劃變為泡影，其還將導致日本短期內將更依賴于其它能源進口來填補電力空缺，企業和居民不得不將承擔電價上漲的成本，上漲幅度據日媒的最新預估分別為24%和19%。
在2011年的夏季用電高峰，日本幾乎實行全民限電計劃，制造業等大型耗電企業甚至采取錯峰用電等措施來避免電廠的供電負荷過重。去年4月至今年1月，日本10家電力公司售電量連續10個月同比下滑，去年全年的售電量整體下滑幅度達3.8%，是自1978年以來最大下滑幅度。隨著今年夏季的臨近，日本電力供應、日企整體產能甚至是整體經濟活動都將重新面臨“大考”。
另外，為了補充電力缺口，日本不得不增加其它能源的進口量，僅去年全年的液化天然氣進口額便比2010年多出1.3萬億日元。原料需求的增加加上國際原油等價格的上漲直接導致日本去年名義進口額增加12%，成為日本當年出現巨額貿易逆差的另一主要原因。
據路透社今年2月對日企的問卷調查，71%的企業對日本政府在核泄漏危機之后對核電廠的處理表示不滿，7.6%的企業表示電價上漲將會加速其產業向海外轉移的速度。對此，野村證券認為，由于制造業企業短期內對電力需求缺乏彈性，因此電價的上漲或不會影響日本的整體經濟活動，但是從中長期而言，其將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加劇等嚴重后果。
金融：日元匯率居高難下
日元升值雖是匯市的長期性話題，但是去年3月大地震之后，這個老話題變得更加尖銳和突出。
2011年，日本政府在美元對日元匯率的三次階段性低點前后，即3月中旬、8月上旬和10月下旬采取了匯市干預操作來抑制日元的過快升值。但三次匯市干預都難以扭轉日元的升值態勢，這主要是因為作為傳統套息交易貨幣的日元在全球經濟動蕩的背景下充當了避險貨幣的角色，政府短期干預在規模上難以匹敵外匯市場的巨額交易。
由于日元和日股表現出較大的負相關性，在日元持續走強的去年下半年，東京股市日經225指數基本在9000點下方徘徊，較地震前的10800點水平相差約20%。另外，日元升值削弱了日企的競爭力，索尼、松下和夏普等企業均公布了大幅度的預虧。
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去年3次“加碼”全面寬松計劃規模，累計增加達20萬億日元至55萬億日元，這還不排除地震后為市場注入的15萬億日元緊急流動性。不過上述措施在市場避險情緒高漲、全球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性風險的背景下很難根本抑制日元升值。
在今年2月，歐債危機高潮回落、全球經濟前景稍顯明朗，日本央行出乎預料再出寬松重拳，除了擴大全面寬松計劃規模10萬億至65萬億日元外，還設定了通脹目標，這使得美元對日元匯率順利脫離低點走出連漲行情，并在3月10日收于82.46日元，是自去年4月以來最高值。但分析人士認為，日元走勢仍受國際經濟氣候的影響。
財政：老齡化加大長期負擔
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超過200%，但是日本國債市場卻能長期保持相對穩定，這除了歸結于日本國債持有者絕大多數(約93%)為國內投資者外，該國長期保持經常項目盈余和國內居民擁有的龐大金融資產也是主要原因。數據顯示，日本居民現有的金融資產占GDP的比重約為300%，高于政府的債務率。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日本政府可以肆無忌憚地通過發債來籌集災區重建財源。分析人士認為，通過中長期財政整頓計劃和增加稅收等財源來減輕政府債務負擔，才是實現國債市場可持續發展的有力舉措。
在地震之前，日本政府未償還的長期國債達800萬億日元，約為GDP的180%，如果再加上2011財年第三次補充預算案中的11.6萬億日元新增長債發行，那么這一比例將升至182%。這在國債市場波動，特別是長期收益率提高的情況下，無疑將加大政府的償債壓力。
在2011年，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標普、穆迪和惠譽已相繼下調日本主權信用評級，并正在密切關注日本政府能否在提高消費稅率上獲得突破。
另外，分析人士還認為，日本政府的上述籌資優勢在日本人口老齡化加劇的背景下顯得并“不給力”，即整體居民儲蓄率的下滑和金融資產的消耗將使得支撐國債市場的穩定因素變得不那么穩定。據日本政府預計，到2046年日本總人口將降至1億以下，其中，年齡超過60歲的老齡人口將占總人口比例的45%。
日本大地震一周年：業界陰霾尚未散去
作為日本的支柱產業，大地震帶給日系電子產業的陰霾久久無法散去。
2011年年報顯示，日本主流消費電子企業幾乎集體陷入巨虧的泥潭。截至2012年3月31日的財年，索尼預計虧損2213億日元（約合29億美元），已連續第四年虧損；夏普本財年凈虧損達2900億日元(約合38億美元)，為公司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年度虧損；松下巨虧7800億日元（約合102億美元），這不僅創下松下年度虧損的紀錄，也創下日本制造業企業的年度虧損新高。財報中，這些電子巨頭無一例外地都將這場世紀巨震、泰國洪災等列為影響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地震更像是企業自己的說詞。”中國家電營銷委員會副理事長洪仕斌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在他看來，自然災害只是日本電子產業衰退的導火線。他預計，日本電子產業陷入“滯漲期”的局面短期內不會發生任何改變。
帕羅咨詢資深董事羅清啟也認為，大地震并不會把技術震丟，日本電子產業衰退的問題由來已久。如今，日本電子產業漸漸滑向懸崖邊緣，迫使它們不得不進行“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調整。
巨頭巨虧的背后
曾經傲視全球的日本電子產業，為何如今一片巨虧？有人將之歸咎于“天災”。即將卸任的索尼CEO斯金格直言，如果不是因為遭遇自然災害，索尼2011財年本應實現盈利。而松下方面也表示，去年10月發生的泰國大規模洪災對供應鏈造成了廣泛的影響，加之由于歐洲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衰退等原因，銷售額預計將大大減少。而一位剛剛從日本考察回國的業內人士也告訴記者，目前日本災區的重建進展緩慢，但對日本電子產業而言，地震只是一方面，更嚴重的打擊還要數海嘯和泰國洪災。“它們（日本電子企業）位于災區的工廠很快就開始恢復生產，但由于很多日本電子企業的大多數零部件甚至整機的生產設在泰國工廠，洪災使得日本電子制造受損嚴重。”上述人士說。羅清啟則總結，日資企業衰退主要有五大原因：“一是全球經濟大衰退；二是日本大地震的后果繼續發酵；三是泰國洪水沖擊，因為泰國是日本電子企業在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許多零部件產自泰國；四是日元高匯率，削弱了日本產品競爭力；五是韓國和中國電子企業的崛起給日資企業帶來挑戰。”在洪仕斌看來，因循守舊始終是日本電子產業發展最大的敵人。“日本企業不管在什么時候，都是邁著小步零敲碎打，它們更喜歡維持性創新而非破壞性創新，但現在它們既要面對創新能力極強的美國蘋果以及市場反應速度飛快的韓國三星等競爭對手的沖擊，還要面臨中國市場的陣地戰，起碼從目前來看，日本企業沒有看到太多優勢可言。”洪仕斌說。
重組與外遷
業績下滑的巨大壓力下，重組、外遷成了日本電子企業轉型的關鍵詞。松下將位于日本賓庫縣的第三等離子面板正式實施停產，出售千葉縣的液晶顯示面板廠，還將三洋電機在日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的洗衣機、冰箱和其他家用電器業務出售給海爾集團，并計劃向節能方案提供商轉型突圍。持續了56年電視機制造業務的日立公司宣布，將在今年9月前停止在日本本土生產電視機產品，將該業務全部外包給海外代工廠商。在彩電業務連續4年虧損之后，索尼退出了與三星合資的液晶面板合資公司，寄望加大外部采購自由度、增加彩電整機外包比重等，扭轉彩電業務多年虧損的被動局面。在中小液晶面板領域，為了保持對韓國、中國臺灣企業的競爭優勢,索尼、東芝和日立三大電子企業聯合共建一個小尺寸LCD液晶面板合資企業。對產業轉移持相對保守的夏普也改變了對中國市場的投資策略。去年震后，日本夏普株式會社大中華區CEO菅野信行曾透露，夏普將在華投資興建太陽能和LED工廠。羅清啟認為，日系電子企業一系列戰略調整舉動意味著，其寄望于從此前單純的技術研發驅動型企業迅速轉型為依托市場需求的綜合性服務供應商。不過他也表示，無論是產業板塊的逐步剝離還是產業布局的有節奏調整，都無法徹底解決日本家電企業面臨的金融層面匯率波動以及實體層面創新模式落后的尷尬。“日系家電企業戰略調整只能是提供了一種新的商業發展模式，但單純依靠這種模式的變革短期內無法使日本家電業集體扭虧。 ”
2011年年報顯示，日本主流消費電子企業幾乎集體陷入巨虧的泥潭。截至2012年3月31日的財年，索尼預計虧損2213億日元（約合29億美元），已連續第四年虧損；夏普本財年凈虧損達2900億日元(約合38億美元)，為公司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年度虧損；松下巨虧7800億日元（約合102億美元），這不僅創下松下年度虧損的紀錄，也創下日本制造業企業的年度虧損新高。財報中，這些電子巨頭無一例外地都將這場世紀巨震、泰國洪災等列為影響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地震更像是企業自己的說詞。”中國家電營銷委員會副理事長洪仕斌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在他看來，自然災害只是日本電子產業衰退的導火線。他預計，日本電子產業陷入“滯漲期”的局面短期內不會發生任何改變。
帕羅咨詢資深董事羅清啟也認為，大地震并不會把技術震丟，日本電子產業衰退的問題由來已久。如今，日本電子產業漸漸滑向懸崖邊緣，迫使它們不得不進行“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調整。
巨頭巨虧的背后
曾經傲視全球的日本電子產業，為何如今一片巨虧？有人將之歸咎于“天災”。即將卸任的索尼CEO斯金格直言，如果不是因為遭遇自然災害，索尼2011財年本應實現盈利。而松下方面也表示，去年10月發生的泰國大規模洪災對供應鏈造成了廣泛的影響，加之由于歐洲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衰退等原因，銷售額預計將大大減少。而一位剛剛從日本考察回國的業內人士也告訴記者，目前日本災區的重建進展緩慢，但對日本電子產業而言，地震只是一方面，更嚴重的打擊還要數海嘯和泰國洪災。“它們（日本電子企業）位于災區的工廠很快就開始恢復生產，但由于很多日本電子企業的大多數零部件甚至整機的生產設在泰國工廠，洪災使得日本電子制造受損嚴重。”上述人士說。羅清啟則總結，日資企業衰退主要有五大原因：“一是全球經濟大衰退；二是日本大地震的后果繼續發酵；三是泰國洪水沖擊，因為泰國是日本電子企業在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許多零部件產自泰國；四是日元高匯率，削弱了日本產品競爭力；五是韓國和中國電子企業的崛起給日資企業帶來挑戰。”在洪仕斌看來，因循守舊始終是日本電子產業發展最大的敵人。“日本企業不管在什么時候，都是邁著小步零敲碎打，它們更喜歡維持性創新而非破壞性創新，但現在它們既要面對創新能力極強的美國蘋果以及市場反應速度飛快的韓國三星等競爭對手的沖擊，還要面臨中國市場的陣地戰，起碼從目前來看，日本企業沒有看到太多優勢可言。”洪仕斌說。
重組與外遷
業績下滑的巨大壓力下，重組、外遷成了日本電子企業轉型的關鍵詞。松下將位于日本賓庫縣的第三等離子面板正式實施停產，出售千葉縣的液晶顯示面板廠，還將三洋電機在日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的洗衣機、冰箱和其他家用電器業務出售給海爾集團，并計劃向節能方案提供商轉型突圍。持續了56年電視機制造業務的日立公司宣布，將在今年9月前停止在日本本土生產電視機產品，將該業務全部外包給海外代工廠商。在彩電業務連續4年虧損之后，索尼退出了與三星合資的液晶面板合資公司，寄望加大外部采購自由度、增加彩電整機外包比重等，扭轉彩電業務多年虧損的被動局面。在中小液晶面板領域，為了保持對韓國、中國臺灣企業的競爭優勢,索尼、東芝和日立三大電子企業聯合共建一個小尺寸LCD液晶面板合資企業。對產業轉移持相對保守的夏普也改變了對中國市場的投資策略。去年震后，日本夏普株式會社大中華區CEO菅野信行曾透露，夏普將在華投資興建太陽能和LED工廠。羅清啟認為，日系電子企業一系列戰略調整舉動意味著，其寄望于從此前單純的技術研發驅動型企業迅速轉型為依托市場需求的綜合性服務供應商。不過他也表示，無論是產業板塊的逐步剝離還是產業布局的有節奏調整，都無法徹底解決日本家電企業面臨的金融層面匯率波動以及實體層面創新模式落后的尷尬。“日系家電企業戰略調整只能是提供了一種新的商業發展模式，但單純依靠這種模式的變革短期內無法使日本家電業集體扭虧。 ”
2012-03-09
廣東傳統紙媒為何發展勢頭仍猛？
來源： 《中國記者》雜志
文/蔡國兆 袁麗艷
全球似乎都正在大步走向“新媒體時代”。數字雜志、數字報紙、數字廣播、手機短信、移動電視、網絡風起云涌，撼動著大眾的閱讀習慣，在這個時代，人們已經不止一次地宣稱“報紙要完了”，傳統媒體也紛紛布局新傳播渠道，許多大型的平面媒體機構都在向全媒體集團轉型，試水新領域。然而，在媒體競爭高度發達的珠三角，平面媒體卻依然頑強堅守“傳統路徑”，呈現出極強的“反潮流”趨向。
這一趨向，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昭示著新、舊媒體的發展現狀和未來行走路向。
粵傳媒做大傳統媒體 出現“反潮流”現象
在國內絕大部分報社、報業集團都在大力發展新媒體，努力成為全媒體集團的大環境下，廣東各大報業集團也沒有例外。但是，在加大新媒體投入與開發的同時，各大報業集團依然緊緊抓住平面報刊的核心主業，不斷推出系列子報子刊，繼續做大平面報刊市場，布局讀者群，細分市場。
廣州日報報業集團2006年推出《羊城地鐵報》。憑借特殊的渠道優勢，《羊城地鐵報》已基本實現盈虧平衡，廣告收益呈持續增加的態勢。
近年來一直致力于實施新媒體挺進戰略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實際上也在深耕傳統平面媒體市場，強化新聞信息采集渠道。2006年起，南方日報集團逐步以報系品牌戰略方式，布局高端財經市場和年輕白領市場：《21世紀商業評論》《商旅周刊》《南都周刊》《風尚周報》《理財周報》《南方月刊》《城市畫報》《名牌》《南方人物周刊》《鞋包世界》等；同時，該集團也有免費刊物《南方第一消費》，與同城免費報紙《羊城地鐵報》打差異化市場競爭；此外，它還在地市層級擴大品牌影響力和滲透力：與西江日報社合辦地市級機關黨報《西江日報》，以加盟合作方式吸納《梅州日報》……這些無一不是以平面媒體方式涉足，其范圍之廣，已經超出省委機關黨報報業集團概念，但是不難讓人看到其在占領重要讀者群、傳播渠道上的精明之處。
珠三角傳統媒體中著眼“傳統路徑”，加大“傳統布局”的還有深圳報業集團、東莞日報報業集團、惠州日報報業集團等。在某種意義上，傳統媒體集團之所以“逆流而動”繼續深耕平面媒體市場，是其基于現實與未來理性思考的結果，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媒體發展必然的路徑選擇。
三大因素導致“反潮流”異象出現
在許多媒體都以全媒體轉型為主要任務時，珠三角傳統媒體“反潮流”路徑選擇的必然性何在？
原因一：跨媒體戰略布局盈利模式尚未成型，新媒體仍需報刊主業反哺
珠三角地區有國家最早的一批報業集團，戰略布局和發展也較為成熟。各大報業集團也通過多種形式利用新媒介擴張影響力：報紙網站、新聞網站、移動媒體、終端閱讀器、戶外媒體……幾乎所有的媒介種類都有所涉及。但是，經過多年的運作和推廣，各個報業集團創建的諸多新媒體形態，卻難得見到成功范例。
以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的新媒體經營情況為例，該集團是全國版面規模最大、經濟規模最大、經濟效益最好的報業集團之一。目前，旗下共擁有1張主報、13張系列報、5份雜志和2個網站。其中移動互聯網和網絡運營業務等新媒體業務都統一由旗下廣州日報新媒體有限公司經營，其2010年財務年報顯示，新媒體公司2010 年1-5 月總收入528.80萬元，利潤總額為-792.91萬元；2009年度總收入1816.09萬元，利潤總額為-549.31萬元。可見，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的新媒體經營仍需主報反哺。
據東莞日報報業集團總編室負責人介紹，目前，報業集團主推的新媒體內容主要包含新聞網站和無線增值業務，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也在逐年增加，但是與主報業務相比，在目前盈利模式尚未成型的情況下，新媒體業務只能作為一個跨媒體布局項目，旨在提高報業的影響力，尚不能將獲取利潤的重擔落在新媒體業務上。
原因二：平面媒體廣告空間依然巨大
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珠三角地區主要城市不同行業的潛在廣告增量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與廣告刊發的媒介結構調整有直接關系。以傳統的紙媒、廣電兩大系統分割主要廣告市場的格局，被紙媒（報刊、直投類紙媒）、廣電、網絡、戶外、社區等五大類市場載體所代替。但據不完全統計分析，平面媒體依靠中堅的讀者群及報道的公信力保有穩定的市場份額，社會廣告總量在增大，平面媒體的廣告總額依然保持漲勢。
珠三角九市，2010年GDP總和達到37673.26億元，占廣東省總額的79%；9個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613.24億元，占廣東省總額的72.43%。根據廣告收入占GDP的比例、廣告收入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例分別進行預測，珠三角廣告市場規模將分別達到419.71億元、389.62億元，分別占廣東省廣告市場總額的81.14%、76.88%，而全省其他12個城市的廣告總量僅占20%左右，依據廣告業界估算，珠三角平面媒體至少應占廣告市場總額的40%，依據推算，珠三角平面媒體市場份額約為140億元。而目前整個地區主要媒體年度廣告收益總額僅為59億元左右，還有約80億元的廣告空間尋找不到合適的投放空間。
主流媒體不滿足于只做本土新聞，紛紛拓展珠三角各地市業務，是看好珠三角媒體市場前景的最充分注腳。
原因三：紙質媒體的社會公信力地位不可動搖
廣東省時代傳媒有限公司《時代周報》總經理曲朝說，在目前的主流社會群體中，平面媒體始終是最有社會公信力的代表，是新聞“正規軍”的體現，在全民記者的時代，優勢更為明顯。無論網絡媒體多么發達，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多么豐富，但是“內容為王”始終是一個硬條件，并且在中國特定的國情下，黨報黨刊始終是引導輿論的主力軍。
“反潮流”現象昭示媒體格局發展三部曲
報業集團在加大新媒體投入與開發的同時，依然繼續做大平面報刊，不斷推出系列子報子刊布局終端市場，這種“反潮流”現象本身就是一種潮流，這意味著當前新媒體發展正經歷的階段，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昭示了以平面媒體為代表的傳統媒體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之間發展的三部曲：
1.依附階段。新媒體依附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和資源，在傳統媒體軟翼下成長。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媒體形成了第一波上網潮。人民網、新華網、中央電視臺網等國內60多家新聞媒體網站建立，彼時的新聞網站還處于平面媒體內容另一個傳播平臺的形式，依附于原有的報紙雜志生存，投入少，收入低。商業門戶網站新浪在1998年12月成立初期，不僅需要花巨資在傳統平面媒體上做廣告，而且還要與一些傳統媒體合作或購買新聞源。在這個時期，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新聞生產意識尚未形成，生產能力非常欠缺。
2.分庭抗禮。新媒體優勢顯現，與傳統媒體在線上和線下展開強勢競爭，在各自領域發展迅猛。
新媒體憑借與生俱來的優勢：反應快速、互動性強、承載性大，在風起云涌的21世紀初迅速地吸引了龐大的粉絲群，并且隨著互聯終端設備操作的簡易化和價格低廉化，新媒體以勢不可擋的姿態走進人們的生活。此時的新媒體已經開啟了自己的新聞生產時代——論壇、博客、水吧等互動資源新聞生產方式使之與線下的傳統平面媒體有了可抗衡的手段。但是傳統媒體仍然是新聞的策劃者、組織者，網民只是對新聞的生產進行補充或者潛在地增強其影響力，還不具備真正制造新聞的力量。
3．互相融合。新媒體迅速擴張，與傳統媒體互為補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依托新媒體技術和傳播平臺，世界進入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傳播形態和媒體形態發生了重大變革，傳統媒體的內容優勢已經與新興媒體的技術手段高度融合，在近兩年的新聞報道當中，我們越來越頻繁地看到電視節目在用博客、微博與觀眾互動，報紙版面也少不了網事、網論、微博粉吧等，這是新聞輿論互相交織的一種局面。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平面媒體將更多地作為具有公信力和輿論引導力的品牌出現，而載體除了平面印刷品以外，也體現在網絡、移動終端、戶外屏幕等方式上。當前，一些研究以載體形式劃分媒介層次，界定媒體發展前景，這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誤區”。新、舊媒體從來就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平面媒體將以“公信力”為核心引領其他終端形式共同邁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媒體階段。
當前，傳統媒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從新媒體的傳播方式中汲取養料、并對未來的發展趨勢作出把握。
文/蔡國兆 袁麗艷
全球似乎都正在大步走向“新媒體時代”。數字雜志、數字報紙、數字廣播、手機短信、移動電視、網絡風起云涌，撼動著大眾的閱讀習慣，在這個時代，人們已經不止一次地宣稱“報紙要完了”，傳統媒體也紛紛布局新傳播渠道，許多大型的平面媒體機構都在向全媒體集團轉型，試水新領域。然而，在媒體競爭高度發達的珠三角，平面媒體卻依然頑強堅守“傳統路徑”，呈現出極強的“反潮流”趨向。
這一趨向，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昭示著新、舊媒體的發展現狀和未來行走路向。
粵傳媒做大傳統媒體 出現“反潮流”現象
在國內絕大部分報社、報業集團都在大力發展新媒體，努力成為全媒體集團的大環境下，廣東各大報業集團也沒有例外。但是，在加大新媒體投入與開發的同時，各大報業集團依然緊緊抓住平面報刊的核心主業，不斷推出系列子報子刊，繼續做大平面報刊市場，布局讀者群，細分市場。
廣州日報報業集團2006年推出《羊城地鐵報》。憑借特殊的渠道優勢，《羊城地鐵報》已基本實現盈虧平衡，廣告收益呈持續增加的態勢。
近年來一直致力于實施新媒體挺進戰略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實際上也在深耕傳統平面媒體市場，強化新聞信息采集渠道。2006年起，南方日報集團逐步以報系品牌戰略方式，布局高端財經市場和年輕白領市場：《21世紀商業評論》《商旅周刊》《南都周刊》《風尚周報》《理財周報》《南方月刊》《城市畫報》《名牌》《南方人物周刊》《鞋包世界》等；同時，該集團也有免費刊物《南方第一消費》，與同城免費報紙《羊城地鐵報》打差異化市場競爭；此外，它還在地市層級擴大品牌影響力和滲透力：與西江日報社合辦地市級機關黨報《西江日報》，以加盟合作方式吸納《梅州日報》……這些無一不是以平面媒體方式涉足，其范圍之廣，已經超出省委機關黨報報業集團概念，但是不難讓人看到其在占領重要讀者群、傳播渠道上的精明之處。
珠三角傳統媒體中著眼“傳統路徑”，加大“傳統布局”的還有深圳報業集團、東莞日報報業集團、惠州日報報業集團等。在某種意義上，傳統媒體集團之所以“逆流而動”繼續深耕平面媒體市場，是其基于現實與未來理性思考的結果，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媒體發展必然的路徑選擇。
三大因素導致“反潮流”異象出現
在許多媒體都以全媒體轉型為主要任務時，珠三角傳統媒體“反潮流”路徑選擇的必然性何在？
原因一：跨媒體戰略布局盈利模式尚未成型，新媒體仍需報刊主業反哺
珠三角地區有國家最早的一批報業集團，戰略布局和發展也較為成熟。各大報業集團也通過多種形式利用新媒介擴張影響力：報紙網站、新聞網站、移動媒體、終端閱讀器、戶外媒體……幾乎所有的媒介種類都有所涉及。但是，經過多年的運作和推廣，各個報業集團創建的諸多新媒體形態，卻難得見到成功范例。
以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的新媒體經營情況為例，該集團是全國版面規模最大、經濟規模最大、經濟效益最好的報業集團之一。目前，旗下共擁有1張主報、13張系列報、5份雜志和2個網站。其中移動互聯網和網絡運營業務等新媒體業務都統一由旗下廣州日報新媒體有限公司經營，其2010年財務年報顯示，新媒體公司2010 年1-5 月總收入528.80萬元，利潤總額為-792.91萬元；2009年度總收入1816.09萬元，利潤總額為-549.31萬元。可見，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的新媒體經營仍需主報反哺。
據東莞日報報業集團總編室負責人介紹，目前，報業集團主推的新媒體內容主要包含新聞網站和無線增值業務，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也在逐年增加，但是與主報業務相比，在目前盈利模式尚未成型的情況下，新媒體業務只能作為一個跨媒體布局項目，旨在提高報業的影響力，尚不能將獲取利潤的重擔落在新媒體業務上。
原因二：平面媒體廣告空間依然巨大
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總量不斷擴大，珠三角地區主要城市不同行業的潛在廣告增量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與廣告刊發的媒介結構調整有直接關系。以傳統的紙媒、廣電兩大系統分割主要廣告市場的格局，被紙媒（報刊、直投類紙媒）、廣電、網絡、戶外、社區等五大類市場載體所代替。但據不完全統計分析，平面媒體依靠中堅的讀者群及報道的公信力保有穩定的市場份額，社會廣告總量在增大，平面媒體的廣告總額依然保持漲勢。
珠三角九市，2010年GDP總和達到37673.26億元，占廣東省總額的79%；9個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613.24億元，占廣東省總額的72.43%。根據廣告收入占GDP的比例、廣告收入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例分別進行預測，珠三角廣告市場規模將分別達到419.71億元、389.62億元，分別占廣東省廣告市場總額的81.14%、76.88%，而全省其他12個城市的廣告總量僅占20%左右，依據廣告業界估算，珠三角平面媒體至少應占廣告市場總額的40%，依據推算，珠三角平面媒體市場份額約為140億元。而目前整個地區主要媒體年度廣告收益總額僅為59億元左右，還有約80億元的廣告空間尋找不到合適的投放空間。
主流媒體不滿足于只做本土新聞，紛紛拓展珠三角各地市業務，是看好珠三角媒體市場前景的最充分注腳。
原因三：紙質媒體的社會公信力地位不可動搖
廣東省時代傳媒有限公司《時代周報》總經理曲朝說，在目前的主流社會群體中，平面媒體始終是最有社會公信力的代表，是新聞“正規軍”的體現，在全民記者的時代，優勢更為明顯。無論網絡媒體多么發達，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多么豐富，但是“內容為王”始終是一個硬條件，并且在中國特定的國情下，黨報黨刊始終是引導輿論的主力軍。
“反潮流”現象昭示媒體格局發展三部曲
報業集團在加大新媒體投入與開發的同時，依然繼續做大平面報刊，不斷推出系列子報子刊布局終端市場，這種“反潮流”現象本身就是一種潮流，這意味著當前新媒體發展正經歷的階段，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昭示了以平面媒體為代表的傳統媒體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之間發展的三部曲：
1.依附階段。新媒體依附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和資源，在傳統媒體軟翼下成長。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媒體形成了第一波上網潮。人民網、新華網、中央電視臺網等國內60多家新聞媒體網站建立，彼時的新聞網站還處于平面媒體內容另一個傳播平臺的形式，依附于原有的報紙雜志生存，投入少，收入低。商業門戶網站新浪在1998年12月成立初期，不僅需要花巨資在傳統平面媒體上做廣告，而且還要與一些傳統媒體合作或購買新聞源。在這個時期，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新聞生產意識尚未形成，生產能力非常欠缺。
2.分庭抗禮。新媒體優勢顯現，與傳統媒體在線上和線下展開強勢競爭，在各自領域發展迅猛。
新媒體憑借與生俱來的優勢：反應快速、互動性強、承載性大，在風起云涌的21世紀初迅速地吸引了龐大的粉絲群，并且隨著互聯終端設備操作的簡易化和價格低廉化，新媒體以勢不可擋的姿態走進人們的生活。此時的新媒體已經開啟了自己的新聞生產時代——論壇、博客、水吧等互動資源新聞生產方式使之與線下的傳統平面媒體有了可抗衡的手段。但是傳統媒體仍然是新聞的策劃者、組織者，網民只是對新聞的生產進行補充或者潛在地增強其影響力，還不具備真正制造新聞的力量。
3．互相融合。新媒體迅速擴張，與傳統媒體互為補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依托新媒體技術和傳播平臺，世界進入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傳播形態和媒體形態發生了重大變革，傳統媒體的內容優勢已經與新興媒體的技術手段高度融合，在近兩年的新聞報道當中，我們越來越頻繁地看到電視節目在用博客、微博與觀眾互動，報紙版面也少不了網事、網論、微博粉吧等，這是新聞輿論互相交織的一種局面。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平面媒體將更多地作為具有公信力和輿論引導力的品牌出現，而載體除了平面印刷品以外，也體現在網絡、移動終端、戶外屏幕等方式上。當前，一些研究以載體形式劃分媒介層次，界定媒體發展前景，這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誤區”。新、舊媒體從來就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平面媒體將以“公信力”為核心引領其他終端形式共同邁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媒體階段。
當前，傳統媒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從新媒體的傳播方式中汲取養料、并對未來的發展趨勢作出把握。
中國網絡音樂電臺的發展研究
——以豆瓣電臺為個案
陳玲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2011年度“人民網優秀論文獎”獲獎名單揭曉
2011年度“人民網優秀論文獎”獲獎名單日前揭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
、廈門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華中科技大學、北京郵電大學11所學校的78篇論文和10件作品獲獎。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陳玲的論文《中國網絡音樂電臺的發展研究——以豆瓣電臺為個案》獲得二等獎，以下是論文全文：
摘要
一個較有意思的現象是，網絡往往被認為是導致廣播電臺收聽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廣播正逐漸在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冷落、淡忘甚至遺棄，但憑借它強大的傳播影響力與受眾市場，網絡卻又反過來成為幫助和促進廣播電臺收聽的助推器。網絡與廣播的融合成為一種趨勢和潮流，網絡音樂電臺正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并顯示出其娛樂服務功能的。
中國網絡音樂電臺產生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光景，期間波折起伏、前途還不明朗。各傳統電臺紛紛推出網絡版音樂電臺、商業公司和一些草根人群也爭相創辦網絡音樂電臺，但是時至今日，為何網絡音樂電臺在中國的發展還沒有收獲可觀的關注度和受眾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也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核心議題。
本研究將在明晰網絡音樂電臺的概念、分析其與傳統音樂電臺對比下的傳播特點的基礎上，對網絡音樂電臺的社會影響和傳播效果做較為深入的現狀調查，并試圖對這一發展現狀做出原因解讀。以豆瓣網的豆瓣電臺為個案，細致且深入地分析網絡音樂電臺的文本內容，包括歌曲選擇、與受眾互動等多個方面。在上述基礎上，筆者試圖為我國網絡音樂電臺的發展提供一些可資借鑒的建議。
關鍵字：網絡音樂電臺 豆瓣電臺 傳播 窄眾化
引言
廣播媒介作為世界上最早普及的大眾電子媒介，曾經創造了輝煌的傳播歷史。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是廣播媒介發展的黃金時期，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廣播憑借快捷、方便、價格低廉的優勢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社會影響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50年代之后，電視媒介興起，在強大的競爭壓力下，廣播媒介發揮其伴隨性、隱匿性、便捷性等特點，成功轉型為一種貼身的伴隨媒介，尋找到新的發展策略和生存空間。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在世界范圍普及，數字技術飛速發展，互聯網受眾數量激增。一方面使傳統大眾傳媒的存在遭遇強大挑戰，另一方面也為傳統媒體提供了吸引受眾、擴大影響的技術可能。傳統廣播電臺與網絡傳播結合的產物--網絡廣播電臺由此誕生。
從“1997年3月上海東方廣播電臺《夢曉時間》開創我國網絡廣播的先河，到1998年2月北京經濟電臺《動心9時》開始實現網上直播”，我國網絡廣播的發展已有14年。
然而，較之國外網絡音樂電臺的紅火，國內網絡音樂電臺的不溫不火現狀值得我們深思。作為一種新興的娛樂媒介形態，網絡音樂電臺結合了傳統廣播和互聯網，其出現既有讓人興奮的閃光點，也有令人扼腕嘆息的黯然結局，但更多的則是其發展過程中波折起伏的命運留給人們的思考。網絡音樂電臺從創辦以來，一部分節目不斷創新、發展，贏得了聽眾的支持，這是令人可喜的一面；但是，也有不容樂觀的一面，由于節目自身以及外在因素的影響，中國的網絡音樂電臺總體發展不是很成功。
在中國這種特殊的國情條件下，對網絡音樂電臺進行特點梳理、受眾解讀以及個案對比分析等，對此類節目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實踐價值。筆者將對網絡音樂電臺進行分析與闡述，從而探求我國網絡音樂電臺的未來發展對策。
一、網絡音樂電臺概述
1997年3月上海東方廣播電臺《夢曉時間》的上線開創了我國網絡廣播的先河，一種收聽音樂及資訊的全新便捷方式走進了廣大觀眾的生活。隨后，各地的網絡音樂電臺紛紛創辦上線。究竟什么是網絡音樂電臺？這種音頻媒介形式為何會出現？它和傳統音樂電臺相比有哪些差異？又有哪些優弊點？筆者將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和論述。
（一）網絡音樂電臺的定義和類型
要明晰“網絡音樂電臺”的概念就必須先明確“網絡電臺”或“網絡廣播”的概念。
目前，關于網絡電臺的研究成果比較零散，迄今為止業內人士對這一概念尚未統一意見，也無明確定義。究竟何種媒介形態可以稱之為網絡電臺？這在內容和形式的界定上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
學者吳梅紅認為網絡電臺就是“以寬帶網絡為載體，以音視頻多媒體為形式，以互動個性化為特性，為所有寬帶終端用戶提供音視頻點播、直播、錄播、互動等服務的業務。它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背景下產生，是互聯網絡技術與傳統廣播技術相結合的產物。”；宮承波先生認為網絡廣播主要是指“以因特網為傳播媒介，向受眾提供音頻服務的廣播。它是傳統廣播媒介和網絡媒介結合的產物，是網絡傳播多媒體形態的重要體現。”；學者仲富蘭則指出網絡廣播是“通過在因特網站點上建立廣播服務器,
在服務器上運行節目播送軟件，將節目廣播出去，訪問者在自己的計算機上運行節目接收軟件，訪問該站點，收聽、收看、閱讀廣播信息。”
綜上所述，雖然不同的學者對“網絡電臺”的定義都有自己的一套表述，但是筆者認為其本質內涵是一致的：簡而言之，網絡電臺就是即通過網絡媒介進行音頻廣播。
確定了“網絡電臺”的定義后，“網絡音樂電臺”的概念便不言自明了，它是指運用網絡這一媒介形態，以音樂為核心傳播內容的新型廣播電臺。因此只要是以“音樂”為中心、通過互聯網傳播的廣播節目，原則上都可以納入“網絡音樂電臺”的范疇。
筆者粗略地將當前中國的網絡音樂電臺分為以下三種形式類型：
第一類是依托于傳統頻道資源的網絡音樂電臺，其實質是傳統音樂電臺節目的網絡版播出，并且如今中國大多數的網絡音樂電臺都屬于這一類，例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下面的“音樂之聲”（musicradio.cnr.cn/）、中國國際網絡電臺下面的音樂頻道（gb.cri.cn/radio/）、北京電臺下面的音樂廣播頻道（fm974.rbc.cn/）、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下面的“動感101”（radio.bbtv.cn/）等。
第二類是獨立于傳統電臺的網絡電臺，它們可以不依附于任何傳統電臺，是網絡上“土生土長”的電臺，這類網絡電臺有由正式機構創辦運作的，如青檬音樂電臺（911pop.com），它是由北京共青團和北京電臺共同創辦聯合、面向高校大學生群體的網絡音樂電臺；同時也存在著很多由眾多草根網民制作的電臺，后再由一些大型門戶網站或商業網站進行技術支持并進行整合推廣，其典型代表有21cn的“魅力之聲”（radio.21cn.com）、騰訊的“QQ新聲代”(radio.qq.com)等。
第三類是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國內越來越多的社交網站等互聯網商業公司開始利用這一新興的電臺樣式拓展自己的類型化社交服務。其建立大都以社區網站為依托，聽眾也多以社交網站的用戶為主，記錄并顯示聽眾收聽頻率，關聯計算用戶的個人音樂喜好。這類音樂電臺一般沒有主持人，打開網頁或軟件后歌曲便進行自動播放。時下比較熱門的有豆瓣電臺、蝦米電臺、人人電臺、百度隨心聽、新浪樂庫電臺等。
（二）為何會出現網絡音樂電臺？
在對網絡音樂電臺的概念和分類有了一個初步的把握后，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它又是為何會出現并發展的呢？筆者認為主要有3方面因素。
第一，從宏觀的視角來看，這是媒介演化發展的必然趨勢。美國研究新媒體的學者羅杰·菲德勒指出，媒介形態變化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共同演進和共同生存，一切形式的傳播媒介都在一個不斷擴大、復雜的自適應系統內。每當一種新形式出現和發展起來，它就會長年累月和不同程度地影響其它每一種現存形式的發展。從語言產生至今的信息社會，人類傳播本身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電子傳播時代。”
而今，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運用，廣播電臺媒介的形態也開始隨之變化。由網絡和廣播結合而成的網絡電臺便運用而生，但這種新媒介形態不是簡單的代替和機械相加，而應該是一個相互豐富、融合、拓展的過程。
第二，受眾的依賴性媒介轉移使得廣播電臺也不得不轉移陣地。媒介傳播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為了到達受眾，隨著受眾大批離開傳統媒體流向互聯網，廣播媒介也隨之轉向網絡。尤其對于音樂電臺來說，年輕群體是主要聽眾目標，而恰恰這個群體也是觸網率最高的群體。
第三，從經濟利益角度看，網絡音樂有著很大的市場。根據《2010年中國網絡音樂市場年度發展報告摘要》顯示，中國的網絡音樂市場規模很樂觀：“2010年，我國網絡音樂總體市場規模達到23億元，比2009年增長約14.4%；在用戶規模上，我國在線音樂總體用戶規模已達到3.6億，使用率達到79.2%
，增長率為12.9%。”媒體也是一個經濟體，因此接近市場、獲取關注度是一個重要目標。
第四，從受眾的需求上講，網絡音樂電臺的伴隨性很有必要。不管是在傳統電臺時代還是網絡電臺時代，伴隨性始終是廣播電臺的一個決勝法寶，“解放眼睛”是很多媒體無法做到的優勢。傳統廣播可以讓人“一心二用”，邊聽廣播邊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如做家務、駕車、鍛煉、散步等，這種伴隨性適應了人們快節奏、高效率生活方式的需要。
而過渡至網絡時代后，網絡電臺的伴隨性更加顯示出了自身優勢，尤其對于音樂電臺來講，比之其它的新聞資訊電臺，它更加不需要聽眾的注意力消耗。人們在網絡上瀏覽新聞、收發郵件、聊天等，聽覺處于閑置狀態，一般都會同時聽點音樂，網絡音樂電臺恰好滿足了網絡聽眾這方面的需求。
我國傳統廣播的聽眾以老年人、學生、司機為主，但是隨著網絡廣播的發展，那些年輕的白領一族也會加入到聽廣播的行列。白領在公司有很好的上網條件，接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就是網絡，在電腦終端前工作的時候用耳機收聽網絡音樂電臺節目將會逐漸流行起來。網絡廣播爭取到了之前傳統電臺流失的聽眾。
（三）網絡音樂電臺的傳播特點
網絡電臺兼備廣播和網絡的優勢，但又不等同于兩者的簡單相加。正如中國傳媒大學丁俊杰教授所言，“網絡廣播作為一種新興的媒體，絕不僅僅是電臺的網絡化，而是傳統電臺和傳統網絡1+1
>2的結果。”
與傳統廣播媒體相比，網絡音樂電臺具有許多較為明顯的優勢，具體說來究竟有哪些傳播優勢和特點呢？筆者粗略概括了3點：
第一，極大地擴大了聽眾的接觸可能。借助互聯網，網絡電臺規模不論大小，其聽眾理論上可以分布在全球任何一個互聯網可以到達的角落，突破了對傳統電臺聽眾的調頻限制。
第二，聽眾的自主性和互動性增強。傳統音樂電臺采用的是對節目選擇余地較小的線性播出模式，用戶不能自主選擇，只能被動接受。而網絡音樂電臺存在點播的形式，聽眾可以在任意時間收聽網絡電臺已經制作好的節目；同時，網絡廣播雙向交流的傳播優勢，突破了傳統廣播單向傳播的局限性。聽眾來信、在線點歌、聽眾論壇等大大拓寬了反饋空間。
第三，節目可保存，可重復收聽。傳統廣播的傳播是一次性的，聽過就散，不具有可保存性。但是當電臺通過網絡傳播，我們可以隨時將自己愛聽的節目下載到自己的電腦、mp3、手機等載體中，反復收聽。
其它一些用戶體驗。網絡音樂電臺不僅可以向聽眾傳送更高質量的音頻內容，還可以在頁面上嵌入節目名稱、主持人姓名和頭像等圖文信息，甚至包括當前主持人正在播放的歌曲名和歌手名等信息。如果聽眾喜歡主持人放的一首歌，但是錯過了主持人對這首歌的介紹，看一下自己的播放器界面就一目了然了。
二、網絡音樂電臺的傳播效果及受眾分析
傳播效果關注的是媒介內容及其傳播行為對社會、文化、群體和個人的影響，它一般有兩重含義：“第一，它指帶有說服動機的傳播行為在受傳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態度和行為的變化。這里的傳播效果，通常意味著傳播活動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傳播者的意圖或目的。第二，它指傳播活動尤其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活動對受傳者和社會所產生的一切影響和結果的總體。”這里筆者將從中國網絡音樂電臺所產生的顯性效果進行敘述，著重從“受眾”這一終端入手進行分析研究。
（一）問卷調查分析
為了對網絡音樂電臺的傳播效果有一個大致的了解，筆者采用社會學的問卷調查方法，通過數據統計，輔之以定性分析，從而得出網絡音樂電臺在受眾中的大致影響力，包括知曉率、忠誠度、媒介印象等方面。
1.調查情況說明
本次問卷調查主要在北京大學內部進行，選擇場所為圖書館、自習教室和宿舍區。
為了使受訪者更加認真地填寫問卷，減少受訪者的不耐煩感，本次問卷只圍繞主題部分設計了12個題目。
共發放問卷110份，回收有效問卷102份，問卷回收率為92.7%，為了統計過程中的計算方便，舍去了2份樣本，湊成100份。出于時間和條件限制，問卷數量相對來說較少。調查問卷的統計結果用Excel進行處理分析。（問卷詳見附錄A）
2. 調查的主要結論及分析
（1）受眾知曉度
對“您知道什么是網絡音樂電臺嗎？”這一問題的結果統計發現：只有5%的受訪者選擇“不知道”，有33%選擇“聽說過”，有58%選擇“收聽過”，只有4%選擇“比較了解”或“很熟悉”。
在問卷中羅列的國內主要網絡音樂電臺中，商業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的知曉度最高：其中豆瓣電臺的知曉率達到了100%，其后按知曉率高低分別為人人電臺89%，新浪樂庫電臺42%，蝦米電臺31%，百度隨心聽13%，巴士電臺4%；除去這批個人化音樂電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CNR的“音樂之聲”知曉率為24%、青檬音樂臺為12%、中國國際廣播電臺CRI的網絡音樂臺為4%。除去上述項，高達85%的受訪者沒有聽說過其他任何一個電臺。
總體來說，網路音樂電臺的知曉度較高，但還只是局限于初步的“聽說過”和“收聽過”程度。具體來說，商業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的知曉度最高，筆者認為這與受眾經常使用這些電臺所屬的社交網絡、搜索引擎和門戶網站等是有很大聯系的。而除去這批沒有主持人的個人化音樂電臺，傳統的網絡音樂電臺的知曉度并不高。
（2）受眾忠誠度
這可以從收聽網絡音樂電臺的頻率上得到了解。調查發現，“從來不聽”者占到了14%，45%的受眾“很少聽（一周1-2次）”，30%的受眾選擇了“經常聽（一周3-5次）”，只有11%的受眾選擇了“天天收聽”。可見，真正的熱心聽眾、忠誠聽眾少之又少，成熟的受眾群體還沒有發展起來。
（3）潛在受眾
由于網絡音樂電臺的伴隨性，經常上網者以及熱愛聽歌的群體是其潛在受眾，因此潛在受眾這一指標可以從網絡的接觸度和對新歌的關注度上來間接反映。
對“您上網的頻率怎么樣？”這個問題的統計發現，98%的人選擇了“每天都上網”；而“您覺得最重要的、最為依賴的媒介形態是什么？”，則有高達100%的人選擇了“網絡”。
對“您有查看新歌排行榜的習慣嗎？”這一問題的統計發現，24%的人選擇“有”，42%的人選擇“偶爾有”，34%的人選擇“沒有”。
綜上，經常接觸網絡的群體在受眾中比例極高，而經常關注新歌的群體比重較高，因此網絡音樂電臺的潛在受眾是很多的，這些都是它應該努力爭取的。
（4）受眾需求
在問到“您為何收聽網絡音樂電臺”時，調查顯示從高到低依次為：娛樂消遣解悶（占88%）；了解音樂領域，把握最新音樂資訊和風向（占6%）；附近有同學在聽，被帶動的（占4%）；聽網絡音樂電臺使自我感覺前衛新潮（占2%）；無人選擇“為購買CD等音像產品提供向導”。可見，選擇網絡音樂電臺的受眾在很大程度上有著娛樂、從友、求新的心態。
在節目主持人方面，調查發現受眾最關注的是主持人在主持內容上是否有個性和特色，以及表現形式是否活潑。在“網絡音樂電臺的主持人需要具備哪些素質”這一問題上，有85%的人選擇了“主持內容有個性特色”，74%的人選擇了“表現力強，在電臺里活潑”，而選擇“聲音好聽吸引人”、“有名氣”的人則不是很多。
（5）受眾對網絡音樂電臺的認可度
電臺認可度有待提高。在回答“您覺得網絡和音樂電臺的結合有利于收聽嗎？”時，選擇“有利于，更活潑便捷”的占42%，選擇“不利于”的占5%，而53%的受訪者則選擇了“無所謂”。由此可以看出，許多人認為網絡與音樂電臺是適宜結合在一起的，但也存在相當一部分人對此毫不關心。
（6）節目的實際推薦力
網絡音樂電臺的歌曲推薦力不是很強。在“網絡音樂電臺推薦的歌曲和歌手，您會關注嗎？”這一問題上，沒有人選擇“一定會”和“絕對不會”，57%的人選擇“一般不會”，只有43%的人選擇“可能會”。
（二）深度訪談分析
筆者依據調查問卷得出的數據，對網絡音樂電臺的媒介影響力等做了較為大略的分析，但僅依靠問卷得出的數據并不能反映某些觀眾深層次的內心感受，因此還需通過深度訪談來進一步了解觀眾如何解讀此類媒介形態，以及他們對網絡音樂電臺的觀感與期望，這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網絡音樂電臺對受眾有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和節目的實際傳播效果。
1.訪談對象的選取
由于目前網絡音樂電臺影響力不大，因此挑選深度訪談對象遇到的困難比較大。主要是通過兩種途徑來確定訪談對象：一是我的交友圈內部，二是問卷調查過程中在“收聽網絡音樂電臺頻率”一項中選填“經常聽”或“每天必聽”的對象。為使操作更具可行性，筆者設計了一份半訪談提綱進行訪談（見附錄B）。
2. 訪談的主要內容整理
（1）網絡音樂電臺的收聽動機與媒介印象
Case 1：程思煒，女，20歲，新聞與傳播學院09級
我不怎么聽也不喜歡那些傳統類型的電臺節目，平時主要聽聽豆瓣，偶爾也會聽一下中央廣播臺的音樂之聲。我覺得廣播提供內容的方式不符合現代人的生活節奏，我們的生活節奏快，面對的信息量大，需要自己主動地選擇內容，需要媒介能提供便于尋找內容的方式。而那些傳統類型的音樂電臺吧，搬到網絡上來還是和以前差不多，總有些亂七八糟的解說，聽著蠻煩人的，我就只想聽聽歌，不想聽那些解說啊資訊啊，最不能忍的是它還插廣告。
Case 2：王夢婷，女，24歲，經濟學院05級
我以前就有聽電臺的習慣，不過沒有帶收音機過來（上大學），所以就收聽網絡的唄……但是現在也很少聽了，就偶爾聽聽，主要還是為了解解悶吧。自己比較喜歡流行歌曲，偏愛中國風的那種。主要聽的是“動感101”和“音樂之聲”，永遠不知道下一首是什么歌的感覺還蠻期待的~有時候聽到了一首沒聽過的好歌，就會去下載下來收藏著。
目前聽還沒啥障礙，就是沒有收音機，得帶著電腦聽。缺憾的話，受眾畢竟還比較小眾吧，沒啥特別理想的電臺。
Case 3：魏天瑤，女，20歲，新聞與傳播學院09級
我初中開始就有個習慣，喜歡邊寫作業邊聽歌，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聽音樂電臺了，現在就不怎么聽了，因為初中還有個音響可以聽，現在在宿舍里也沒工具聽。自己也嫌麻煩，不想嘗試培養聽網絡音樂電臺的習慣。現在就主要聽聽豆瓣和蝦米電臺，也談不上什么目的吧，就是喜歡聽歌，干些事的時候耳朵邊總得有點歌在放會安心點。至于豆瓣吧，一直很用心地在用，推薦的歌還好，但還不是很穩定吧，我的要求也不是很挑，大致符合自己的口味就行了，有時候冒出來一二首自己從沒聽過的好歌，自己就會去下載專輯聽聽。
從媒介的收聽動機來看，受眾收聽網絡音樂電臺的動機一方面是出于娛樂解悶心態，伴隨著自己在網上的行為而要聽些歌曲消遣，對歌曲的純凈性比較高，不想聽到伴隨音樂的資訊信息，對歌曲的自主選擇性也比較高；另一方面是以往就有收聽傳統電臺習慣的延續性受眾，這些受眾可能不只是出于純粹的娛樂心態，而是留戀用收音機聽電臺的氛圍感覺。
受眾對網絡音樂電臺的媒介印象相對模糊不清，難以形成系統而明確的見解，大多是聽過一兩個電臺節目就以此發表觀感。他們認為，很多網絡音樂電臺是傳統音樂電臺的網絡版上線，沒什么多大改變；而比較年輕新潮的豆瓣電臺等商業性個人化音樂電臺則被認為是輕盈的、文藝的、有格調的。
（2）對網絡音樂電臺的內容期待
Case 4：徐駿，男，20歲，物理學院09級
我希望聽到的（網絡音樂）電臺節目最好更加注重個人化，畢竟每個人想聽的歌口味都不一樣吧，你讓我去聽那些高唱共產黨的紅歌肯定不行。所以最好就是能讓我們有個選擇，本來去聽節目就是為了消遣放松的。比如不同的音樂電臺可以有不同的主打歌定位，這個臺專播紅歌，那個臺專播流行歌曲……哎，但這個也很難做到吧，因為分類就很難，流行歌曲里也還有好多分類呢，什么歐美風啊日韓風啊搖滾風……但一刀切的電臺節目肯定是沒有市場的，什么都播，到最后反而誰都抓不牢呢！
Case 5：陳顯慧，女，22歲，醫學部基礎醫學09級
別的不好說，但就我個人來說，我是只想聽歌的，而且我只想聽自己喜歡的好歌。現在很多電臺節目好煩，放首歌還要聽主持人在那里扯冷笑話，聽插播廣告，尤其是一過整點報時，連續幾分鐘都是廣告，這些廣告的內容還很扯淡傻缺。所以我就覺得豆瓣電臺很好，沒有主持人，廣告也少，只是偶爾會冒出來個“雕刻時光”而已……豆瓣的設計很好啊，聽上幾次就會幫你制定出屬于自己的專輯，一般都挺中意的。
Case 6：林起賢，女，22歲，哲學系08級
我收看的最多的就是青檬音樂臺，還下載了它的桌面版軟件，在寢室一開電腦就打開它。它的各檔欄目都辦得很好，每個月都會有自己的主題，像這個月的主題就是“X的倒帶人生”。那些主持DJ也都是高校大學生，我比較能和主持人的話產生共鳴，就感覺很陽光很年輕，聽著聽著自己的心情都會變好。
可見，觀眾對網絡音樂電臺有著較高的要求，希望能輕輕松松享受待在電腦前的時光，因此廣告頻播、拙劣的主持、不合口味的歌曲都是引起聽眾反感的原因。網絡音樂電臺的核心內容是音樂，必須保證高質量、合口味的歌曲，但這又是因人而異的，因此又全又濫的播出模式只會讓受眾反感。
3. 研究的主要發現
傳播效果研究的“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受眾并非是被動地等待媒介信息，相反，受眾選擇他們想聽和想看的內容，選擇能夠滿足自身需求的媒介信息。網絡音樂電臺的受眾在選擇這一節目時，正是因為有某些因素滿足了他們的潛在需求。
然而，從筆者的調查中可以發現，現今網絡音樂電臺在很多層面上并不能很好地滿足受眾需求。以往的經驗教訓也說明，傳統音樂電臺在滿足收聽層面上不能符合很多人的口味，被很多聽眾所拋棄。不過，調查也顯示了樂觀的一面，許多受眾對網絡音樂電臺的寬容與期待心理，預示著網絡音樂電臺依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豆瓣電臺雖名曰“電臺”，但實則為豆瓣網的免費在線音樂試聽網頁或軟件，自09年初推出內測版，迅速被白領用戶圍觀。測試期間，采用邀請的方式，得到內測資格的人們炫耀，沒得到的人想法設法去獲取邀請，實現了傳播效果最大化。09年12月正式推出獨立頁面douban.fm，可以通過電腦或手機上的客戶端使用，允許用戶免費（有廣告）在線隨機收聽音樂。
1.界面風格
豆瓣電臺延續了其原有產品一向的設計理念，簡潔至上。樣子像收音機，灰色背景，顯示著正在收聽曲目所屬專輯封面，點擊可以進入該音樂專輯的豆瓣頁面。小孔喇叭，五個按鈕，分別是音量調節、下一首、刪除、收藏、暫停。
縱觀現在很多的個人化音樂電臺，界面風格都是間接明快型的。譬如蝦米電臺、酷狗電臺、新浪樂庫電臺等，都采用了和自己網站一致顏色的純色調，外型都是類似豆瓣電臺的長方形收音機外觀，按鈕也大同小異。比較有特色的是去年年末上線的百度音樂隨心聽，它給出了復古風格、清爽風格、金屬風格三種皮膚供用戶更換。
2.“與喜歡的音樂不期而遇”
豆瓣電臺的標語是“與喜歡的音樂不期而遇”，沒有主持人，一打開便開始自動播放起音樂，而其為每個用戶選擇的歌曲都是較貼近口味的。作為中國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的“第一人”，用戶在收聽其電臺過程中表現出了強烈的互動特點和極端個人化的傳播體驗。
豆瓣電臺是如何做到使用戶和他對口的歌曲不期而遇的呢？
一方面，用戶自主選擇音樂類型，這主要通過豆瓣電臺的“公共兆赫”實現。無需注冊，無需設置，打開即可收聽。豆瓣的分類很細致，按照地區和語言分為華語、歐美、粵語、法語、日語、韓語六類；按照流派分為民謠、搖滾、爵士、古典、輕音樂、電子、R&B、說唱、電影原聲九類；按照年代分為七零、八零、九零這三類；特輯有女生、動漫、咖啡、坂井泉水四類……用戶根據自己的音樂偏好點擊進入收聽即可。
另一方面，用戶自己生成音樂曲目，這主要通過“私人兆赫”實現。豆瓣通過用戶的音樂專輯收藏、初始啟動時的歌手喜好選擇來判斷用戶可能喜歡的歌，而用戶則可通過聽歌過程中對歌曲的“紅心”或“垃圾桶”來告訴豆瓣自己的喜好，調教自己的電臺。隨著用戶的反復使用，電臺播放給個人的歌曲也會越來越對口。
做到這點，豆瓣電臺需要強大的歌曲、用戶統計分析能力，足夠強大的數據庫系統，并且需要用戶大量的點擊。對成千上萬的歌曲分類，并記錄用戶的選擇，每一個用戶的選擇可能不同，但大量相同音樂愛好的用戶的選擇是趨同的，它把大量相同音樂愛好的用戶選擇集合，當某一用戶選擇喜歡該集合下的歌曲時，立馬判斷用戶類型，并為他推薦同集合下的歌曲，可以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首先是定制式的，音樂節目的編排完全依據聽眾口味，充分尊重收聽者的意愿，賦予用戶刪選節目的權利；其次擁有獨特的節目生成方式，不同的節目生成方式延伸著用戶的不同音樂愛好，使音樂愛好者通過充分的人際互動和人機互動滿足個人的內容需求。
當然了，也有很多用戶在抱怨豆瓣電臺的推薦效果差強人意。這還需要豆瓣在未來容納更廣闊的數據庫、更精密的程序算法等多方面來完善之。
3.期待下一首的未知
常規意義的電臺早已經是夕陽產品，但它依舊存在用戶群，電臺的意義在于：你永遠不會知道下一刻電波的那一端會傳來怎樣的訊息，人們期待這種不可預知的神秘感和期待感。豆瓣電臺不同于一般的網絡播放器，它不可暫停，不可回放，更不可預期，且不間斷播放下去，很容易讓人想起小時候聽的半導體。豆瓣電臺滿足的即是這種需求，沒有播放列表，不告訴你下一首歌曲是什么，讓你永遠期待下一首歌。
4.鏈條式服務
收聽音樂時也涉及到用戶的一系列相關便捷需求，比如分享、下載功能等。
豆瓣電臺在分享功能上做的比較完善，用戶可以點擊界面的分享按鈕，將正在收聽的好歌分享更新至人人網、微博、開心網、msn等個人社交網站；而在下載功能上，豆瓣電臺目前還是一個空缺，與之相對，蝦米電臺、酷狗電臺、酷我電臺等很多同類產品均已提供歌曲的mp3及歌詞下載功能，用戶點擊即可進入下載頁面。
5.植入性廣告
目前很多網站運營的經濟收入的一個大部頭就是廣告費。豆瓣電臺為用戶免費提供歌曲，相應地它也在音樂中插播軟廣告進行收益。在曲目的轉換空擋中它會插播入一些軟廣告，譬如即將上映的電影、咖啡館、某演唱會等，涉及面較廣。
其他的電臺廣告相比，豆瓣電臺的植入性廣告顯得更“文藝”和“有格調”。豆瓣在選取廣告方時應該有相應的標準和門檻，拒絕一些會引起聽眾很大反感的廣告（譬如手機套餐、摩托車等），廣告多是一些閑情雅致的咖啡館或茶餐廳、和“豆瓣同城”相配套的演唱會、電影、講座等信息、公益活動等，比較能令年輕聽眾所接受。筆者認為豆瓣在處理廣告這方面是很有一套的。
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一些宣傳廣告（演唱會、講座等活動信息）已經過期了卻還在播放。
如何盈利？這是困擾很多網站的問題。或許在當下，努力做好產品，聚攏起聽眾才是最重要的任務，但以后怎么盈利是豆瓣電臺繞不過去的坎。
（二）豆瓣背后的傳播趨勢
1. 回歸個人化
隨著網絡傳播技術的發展與媒介融合進程的推進，網絡音樂電臺著力通過開發網絡節目的直播與點播模式、發展播客平臺等措施來克服傳統廣播媒介線性播放、缺少互動等缺點。遺憾的是，這類網絡電臺在音頻媒介的收聽與使用習慣，探索有效盈利的商業模式方面至今未能交出令人滿意的答卷。“目前，傳統網絡電臺最高日均收聽量僅11萬人次，日均收聽時長為80分鐘。”
在廣播聽眾流失嚴重、傳統網絡電臺發展屢遇瓶頸之時，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在音頻傳播模式上的突破和對音樂社會交往功能的開發，讓人們重新燃起了對于音頻媒介的喜好。
“一千個豆瓣電臺，就有一千種音樂”。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的建立大都以電臺社區網站為依托，聽眾也多以社交網站的用戶為主，以豆瓣電臺為例，其完整的構成部分一般包括：用于播放電臺音樂的客戶端；用于記錄并顯示聽眾收聽頻率和個人音樂喜好的空間主頁；用于關聯用戶收聽喜好的互動管理設計；用戶間的群組生成模式等。在這些構成要素的基礎之上，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通過加載用戶評論，建立興趣小組，組織線上線下活動，發布音樂排行榜等措施來擴充電臺的用戶渠道和社會影響力。
未來，私人的網絡音樂電臺會越來越多。大眾化的歌曲和品位已經不能滿足用戶的收聽需求，有了數字化語音廣播的科技，互聯網就將會是最有效的載體。結合先進的數字化語音廣播，互聯網廣播便能使全球受眾隨時隨地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廣播。不但可以接收這些信息，只要擁有適當的電腦和軟件，還可以成為傳播這些信息的廣播人或“網播人”。在全球最大的網上電臺網絡Live365．com
網站上，至少40000家私人音樂電臺已經率先以自己的方式來傳播音樂，吸引著共享相同興趣的聽眾。
2.互動和融合
傳統廣播的缺陷在于聽眾對于電臺播放的音樂沒有控制權，對于不喜歡的音樂與主持DJ，惟一可做的就只是關掉電臺或者轉換頻率。相比之下，個人化音樂電臺為用戶提供了非常人性化的服務，為用戶定制出完全符合心意的“私人電臺”。
網絡個人化電臺通過分析用戶的音樂偏好，再借助電腦程序的邏輯化生成來編排出符合用戶品味與收聽習慣的電臺節目。無論是國外較早發展的Pandora、Slacker、Audiobaba電臺服務，還是國內的豆瓣電臺、蝦米電臺等，都擁有相似的商業定位與口號，即打造充分符合用戶音樂品味的網絡電臺。
豆瓣電臺緊扣Web2.0時代的互動主題，通過發揮用戶的“群體智慧”來進行音樂的推薦交流。比如用戶喜歡王菲，而與同樣喜歡王菲的其他用戶在聽林憶蓮的歌曲，豆瓣就會嘗試把林憶蓮的歌曲放到該用戶的播放列表上，以此來編排符合用戶音樂口味的電臺目錄。這樣的鏈接設置，使得豆瓣電臺得以從眾多用戶的收聽習慣中累計經驗，再為單一用戶提供定制式的音樂服務。用戶播放音樂的次數越多，豆瓣上的用戶越多，用戶間的互動越頻繁，推薦的結果也就越準確，提供的定制服務便更符合用戶心意。
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在網絡音頻世界所取得的優秀成績，使我們至少可以概括出其發展的兩點邏輯支撐：一是網絡技術成熟是個性化電臺創立的硬件基礎，尤其是網絡數據挖掘技術的快速發展使用戶的個性化需求彰顯并得到滿足；二是新媒體時代受眾的視聽需求與交流欲望。在媒介形式日益豐富的今天，受眾最終會選擇更接近自身使用喜好的媒體來接收、傳播信息并據此建立社會關系。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的發展正是在這樣的網絡社會環境中延續、保護和開發用戶的音樂品味與潛在愛好。
四、優化我國網絡音樂電臺的策略
在對中國網絡音樂電臺的概念論述、傳播效果分析和豆瓣電臺個案做了初步的研究后，筆者擬在此基礎上為網絡音樂電臺的發展提出一些策略。
（一）分眾化傳播，精確受眾
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說：“在后信息時代，我們的生存環境變得越來越數字化，大眾傳媒的受眾往往只是單獨一人，信息變得極端個人化，個人化是窄播的延伸，媒介的受眾從大眾到較小的和更小的群體，最后終于只針對個人。”從廣播到窄播，再到電腦前、手機上的“個播”，廣播電臺更加適應受眾需求的多樣化和受眾市場的細分，甚至為手機廣播定做節目。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美國專業新聞學會研究獎得主John
McManus博士介紹了在商業化下新的媒介環境：“我們正在從媒介缺乏的狀況轉為媒介過剩的狀況；我們正在從將傳播內容灌輸給大眾的廣播轉變為針對群體或個人的需求設計傳播內容的窄播；我們正在從單向(0ne-way)傳播媒介轉變為互動(interactive)的傳播媒介。”
在媒介市場化運作競爭愈演愈烈的今天，任何一個媒體都不可能做到全盤通吃，追求全面的大眾占有率是不實際的。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化與現代社會多元文化的滲透，電臺受眾市場的收聽差異越來越明顯，電臺大眾日趨分眾化、小眾化。
美國在精確受眾、貫徹頻道專業化理念、發展類型化廣播上做得很成功，音樂節目是美國最受歡迎的網絡廣播節目。它已將受眾的細分做到了相當細致的程度，各類型化的音樂電臺都有了自己獨特的受眾定位，播放的內容包括當代熱門搖滾、專輯搖滾、墨西哥地方音樂、當代基督教音樂等等，幾乎涵蓋所有音樂風格。
來看一個實例，美國的“WLTW-FM 現代成人音樂臺”是紐約市收聽率較高的電臺，它是美國最大的傳播公司“清晰頻道傳播公司（Clear
Channel Communications
Inc．）”旗下所屬的一家音樂臺，從1961年創立至今，已經過了幾次節目調整。最早它是一家叫“WRVR”
的爵士音樂臺；1980年改版，成為“WKHK
鄉村音樂臺”；1984年又再次改版，用“WLTW”的呼號至今，一直播放現代成人音樂。它每次的節目調整，都反映了當時頻道專業化電臺必須與潮流和聽眾需要配合，選擇利益最大的市場，并永遠根據市場的變化調整自己的專業化定位。目前，WLTW-FM
的頻道專業化路線十分清晰：一周七天全天24小時播出最多聽眾收聽的“現代成人”音樂。除了半、整點的新聞報道以外，由八個資深的節目DJ各自主持他們的節目，專門播放諸如Eagle（老鷹）樂隊的“Hotel
California”和Matchbox 20（火柴盒）樂隊的“Smooth”之類的民謠歌曲，這些類型的歌曲也容易成為大部分人的收聽首選。
相比之下，在中國，類型化音樂電臺的產才幾年的時間。由于收聽習慣和經濟發展的不同等原因，我國的類型化音樂電臺的發展還需要經歷很長的一段時間。一直以來，中國電臺作為大眾傳播媒介，面對的聽眾是特征模糊的一般大眾，不分性別、年齡、職業和階層。
與美國的音樂電臺相比，中國音樂電臺在電臺總數的比例中偏少，中國的網絡廣播內容比較全面，照顧到各方面的受眾群，繁多的專業頻道包括新聞、經濟、娛樂、教育、交通、老年、婦女等，音樂廣播節目占得比例還不大。“音樂電臺僅占電臺總數約20％。……中國廣播業者雖然已經開始意識到受眾細分給營銷帶來的機會，但由于受經營體制等因素的影響，頻道專業化的改革仍需要一段相對長的時間。”
從節目構成看，中國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綜合性音樂”電臺，國內網絡音樂電臺很少有更加細分化的。在美國，不僅傳統電臺在上網的時候，節目會根據網絡聽眾的需求做出調整，還出現了很多專門的網絡電臺，其廣播節目只在網絡播出。而中國是網絡廣播基本上都是依托傳統電臺，沒有針對網絡聽眾的特點，辦出有網絡特色的網絡廣播節目來。“中國的網絡廣播是由傳統的廣播電臺自身建設的網站，是廣播電臺的一個時髦但并不重要的構成部門，資金、人力、節目內容都局限于電臺內部。”
（二）加強互動性，重視受眾參與
20 世紀90 年代至今，受眾對于媒介內容的需求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從過去的以一般性公共信息為主、個性化信息為輔，逐漸轉化為個性化信息為主、一般性公共信息為輔。表現為對于專業化媒介或頻道的接觸率上升，對綜合頻道的接觸率下降。”受眾在傳播過程中日益向參與性、監督性需求轉變，即通過媒介傳播個人思想與觀點的意識越來越強；要求媒介對受眾開放，積極參與節目策劃、制作和播出環節。而網絡音樂電臺也應該遵循這一趨勢。
互動的一個重要表現為反饋。傳統廣播的反饋環節，一般是通過聽眾來信、熱線電話等方式得以完成。近幾年來隨著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通過手機短信來進行互動的形式越來越多。盡管如此，這些反饋通道仍受到一定的限制：寫信的方式毫無疑問具有延后性和間接性；熱線電話雖然使節目主持人和聽眾能夠通過聲音直接交流，但是能夠撥通熱線電話、和主持人一對一溝通的畢竟還是少數；手機短信固然有迅速、便捷的特點，但限于短信篇幅，難以在傳受雙方之間傳遞微妙的感情、建立順暢的交流語境。
網絡電臺的出現則是廣播互動史上新的一步。憑借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技術的互動性特征，網絡音樂電臺可以增加電子郵件傳遞、電子布告欄、網上論壇、聊天室等信息服務，增強自身的反饋性。憑借這些舉措，主持人可以在網上即時回答聽眾們的意見，傳達網友對親友的祝福。在聽眾有點播要求時，主持人會立刻做出反應，給予滿足。如果電臺的節目庫中沒有聽眾要求的節目，主持人可以馬上為聽眾搜索下載，如果還是沒有找到，甚至可以在聊天室或論壇中發動眾多聽眾一起尋找。如此快捷、方便、有趣味、低成本的互動方式會吸引更多的網民加入其中。
國內很多網絡音樂電臺也已經“嗅”到了互動性趨勢的味道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湖北音樂廣播“Fun Music
Radio”針對流行音樂的年輕白領族群，主持人積極利用網絡時代的便利與聽眾進行多方位的互動：有取代過去傳統信函的Email聽友來信、短信平臺．還有各個節目的百度貼吧、QQ群以及主持人的博客和電臺的網絡論壇等。聽眾可以通過這些平臺隨時與節目主持人進行互動，還可以贏取各種豐厚獎品，頻率的車載音樂排行榜的系列CD也可提供給聽眾收藏。這些互動讓聽眾覺得自己是電臺中的一員，大大增強了受眾對電臺的忠誠度。
北京音樂臺（bmr.com.cn）的聽眾可以在網站上參加“中國歌曲排行榜”和“全球華語歌曲排行榜”的投票，也可以通過網站的“DJ面對面”欄目在“浪漫情歌”等節目主持人的網頁上點歌，通過論壇和“DJ面對面”欄目中各主持人的頁面上的留言板與DJ交流。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音樂之聲”針對自己的受眾情況，經常性地舉辦簽售、義賣等宣傳活動，讓主持人作為音樂之聲的形象代言人。這樣的活動，一方面讓電臺每小時7分鐘以內話語權的主持人有了自己更多的發揮空間，另一方面也培養了主持人的知名度，從而為電臺創造可能的名人效應。音樂之聲著名主持人張東的知名度就來源于“Music
Radio中國排行榜”活動，而排行榜正是其他媒體報道音樂之聲的重點。
（三）拓展接收終端
網絡音樂電臺的媒體形式棲息于網絡，但并不應該局限于網絡，目前至少可以利用的終端形式有：一是電臺的頁面播放器與個人主頁，二是桌面客戶端軟件，三是作為終端延伸的各類程序軟件，譬如Last.fm電臺的第三方應用程序就包含了桌面小工具、網頁嵌入工具、社會網絡嵌入工具、移動新媒體應用工具等約220多種應用程序。延伸終端的開發使得個性化電臺的用戶數量通過第三方軟件應用平臺的擴充實現快速增長，也使其在網絡音樂領域的影響力不斷提升。
現代社會是一個移動中的社會，快速的生活節奏促使人們奔波于不同的地點之間。不占用視覺、體力、僅需要聽覺的廣播，正好符合移動中的人群對于媒介的要求。通過個人電腦收聽網絡電臺在便攜性上不占優勢，手機電臺則恰好可以彌補這一空缺，它通過為移動中的受眾提供聲音服務為網絡電臺尋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間。
“2009年1月7日，國家工信部給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發出三張3G 牌照，標志著中國正式進入第三代移動通信新時代，3G
時代手機的移動上網、視頻服務、電子商務等業務將得到更加完善的技術支持。”與此同時，手機報、手機電視、手機廣播等手機新媒體業務的開發與應用也將進入到更加踴躍熱烈的階段。廣播的傳統媒體屬性在參與新媒體開發上有著自己的優勢和相應的機會，網絡音樂電臺可以通過挖掘與整合廣播現有的內容資源來滿足人們在移動過程中的娛樂等需要。
舉豆瓣電臺為例，目前它已經推出手機Iphone版和Android版客戶端，豆瓣也很重視手機版的用戶體驗建設，用戶不僅可以享受和網絡版相同的隨身音樂服務，還能感受很多貼心的手機特別體驗，譬如豆瓣的音樂可以用背景模式播放，讓用戶在發短信、玩游戲的同時收聽豆瓣FM；后臺播放時可以使用搖晃換歌；增加耳機按鈕換歌；定時關閉功能；接/打電話時自動靜音，掛機自動恢復等。
網絡音樂廣播的介入可以參與搶占手機媒體平臺，創新傳播形式和傳播理念，為以后參與手機媒體發展奠定基礎。這是個需要創意與創造的領域，如何挖掘廣播的內容等優勢，嫁接手機新媒體，這里大有文章可做。開發手機廣播產品，推出手機廣播品牌。目前手機媒體產品主要集中在手機報、手機電視等領域，參與的主體主要是傳統媒體和互聯網公司以及電信運營商。手機的基本功能是語音通話功能，雖然3G
時代的到來，給手機視頻創造了機會，但受其屏幕大小限制，音頻和圖文內容的服務依然將會是手機媒體的重要市場，這給廣播電臺圍繞手機媒體提供獨有的音頻音樂服務產品創造了條件和空間。電臺可以通過內容提供者的方式，與手機媒體的運營商合作，以較少的投入建立自己的手機媒體品牌。一方面可以建立資訊服務品牌，
推出可以聽可以看的手機新媒體品牌；另一方面可以挖掘電臺的音樂排行榜等節目資源，作為手機產品上線，供手機用戶有償點播收聽。
（四）合理處理廣告
媒體的經營規律是“通過二次售賣來賺取利潤的，第一次售賣是媒體將信息賣給讀者，第二次售賣就是將讀者的注意力賣給廣告商。”在第一次售賣中，網絡音樂電臺基本是虧本的，我們免費收聽的電臺背后是廣告商的財力支持。如此看來，廣告商是網絡音樂電臺的衣食父母，如果媒體失去廣告商，就如同人斷了糧。
一方面，從廣告數量上講，各種廣告涌入網絡音樂電臺，包括醫療、保健品、話費套餐等，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廣播廣告費的缺失，充當了廣播的“衣食父母”。但是很多廣告的格調不高，招人厭煩，甚至有人笑稱“電臺賣藥也遠比播音樂帶勁”。長此以往，無疑是在自毀招牌，尤其對于音樂電臺來說尤其如此。音樂欣賞的基調是清新優雅的，但很多廣告都很“俗”，不僅分散聽眾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使人心生抗拒感和反感。
因此，電臺應該嚴把廣告審查關，以電臺的品牌為重，適量減少廣告數量，并且盡量挑選那些和音樂電臺比較搭配的、格調較高的廣告（譬如咖啡廳、美術展覽之類）。經濟利益是眼前的，但是電臺的形象和格調是長遠的，良好的信譽是一張王牌，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決定著電臺的未來。
另一方面，從質量角度講，現有水平的音樂電臺的廣播廣告普遍枯燥乏味，生硬干癟。節目中充斥于耳的醫療、保健品、熱線等廣告節目格調低下，是導致聽眾產生逆反心理的重要原因之一。廣告主和聽眾雙方對廣播廣告的評價皆不理想，使得廣播廣告始終處于一個尷尬卻又難以突破的狀態。
音樂電臺應該確定節目與廣告的結合。廣告的投放應分析聽眾群眾的收聽心理、收聽行為，巧妙地借助廣播潛移默化的優勢達到廣告的效果。隨著音樂廣播節目的專業化趨勢，不同群體鎖定不同的音樂電臺，不同的節目有不同的特點，這為廣告發布提供了更多的方向選擇。在目標聽眾喜愛的節目前后，插播他們所用的商品，會實現較好的傳播效果。諸如古典歌曲、紅歌的節目，一般中老年人聽得比較多，可以插播營養保健品廣告；而搖滾節目則可以插播在年輕人中比較有市場的產品，如音響、機械玩具等。
廣告音樂化也是提高質量的一個重要途徑，將廣告音樂化體現了音樂電臺“音樂說話”的本質。以音樂的形式直接將產品、服務、觀念廣而告之，比如一個品牌廣告有特定的音樂，歌詞即廣告詞。簡單、瑯瑯上口的音樂將一改以往廣告給人的教條式風格，更容易讓人接受，傳播影響力更大。
中國的網絡音樂電臺在摸索中發展，雖有挫折、遭受過瓶頸，從外部到內部，從節目定位到發展戰略等各個方面都走過許多彎路。當下的網絡音樂電臺大都在守望中尋求突破，但綜觀受眾對伴隨性收聽音樂的需求以及節目自身存在的發展空間，若能立足當下，著眼長遠，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中國的網絡音樂電臺必能獲得長足并長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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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玲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2011年度“人民網優秀論文獎”獲獎名單揭曉
2011年度“人民網優秀論文獎”獲獎名單日前揭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
、廈門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華中科技大學、北京郵電大學11所學校的78篇論文和10件作品獲獎。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陳玲的論文《中國網絡音樂電臺的發展研究——以豆瓣電臺為個案》獲得二等獎，以下是論文全文：
摘要
一個較有意思的現象是，網絡往往被認為是導致廣播電臺收聽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廣播正逐漸在被越來越多的人們所冷落、淡忘甚至遺棄，但憑借它強大的傳播影響力與受眾市場，網絡卻又反過來成為幫助和促進廣播電臺收聽的助推器。網絡與廣播的融合成為一種趨勢和潮流，網絡音樂電臺正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下應運而生并顯示出其娛樂服務功能的。
中國網絡音樂電臺產生至今已有十余年的光景，期間波折起伏、前途還不明朗。各傳統電臺紛紛推出網絡版音樂電臺、商業公司和一些草根人群也爭相創辦網絡音樂電臺，但是時至今日，為何網絡音樂電臺在中國的發展還沒有收獲可觀的關注度和受眾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也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核心議題。
本研究將在明晰網絡音樂電臺的概念、分析其與傳統音樂電臺對比下的傳播特點的基礎上，對網絡音樂電臺的社會影響和傳播效果做較為深入的現狀調查，并試圖對這一發展現狀做出原因解讀。以豆瓣網的豆瓣電臺為個案，細致且深入地分析網絡音樂電臺的文本內容，包括歌曲選擇、與受眾互動等多個方面。在上述基礎上，筆者試圖為我國網絡音樂電臺的發展提供一些可資借鑒的建議。
關鍵字：網絡音樂電臺 豆瓣電臺 傳播 窄眾化
引言
廣播媒介作為世界上最早普及的大眾電子媒介，曾經創造了輝煌的傳播歷史。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是廣播媒介發展的黃金時期，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廣播憑借快捷、方便、價格低廉的優勢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社會影響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50年代之后，電視媒介興起，在強大的競爭壓力下，廣播媒介發揮其伴隨性、隱匿性、便捷性等特點，成功轉型為一種貼身的伴隨媒介，尋找到新的發展策略和生存空間。
20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在世界范圍普及，數字技術飛速發展，互聯網受眾數量激增。一方面使傳統大眾傳媒的存在遭遇強大挑戰，另一方面也為傳統媒體提供了吸引受眾、擴大影響的技術可能。傳統廣播電臺與網絡傳播結合的產物--網絡廣播電臺由此誕生。
從“1997年3月上海東方廣播電臺《夢曉時間》開創我國網絡廣播的先河，到1998年2月北京經濟電臺《動心9時》開始實現網上直播”，我國網絡廣播的發展已有14年。
然而，較之國外網絡音樂電臺的紅火，國內網絡音樂電臺的不溫不火現狀值得我們深思。作為一種新興的娛樂媒介形態，網絡音樂電臺結合了傳統廣播和互聯網，其出現既有讓人興奮的閃光點，也有令人扼腕嘆息的黯然結局，但更多的則是其發展過程中波折起伏的命運留給人們的思考。網絡音樂電臺從創辦以來，一部分節目不斷創新、發展，贏得了聽眾的支持，這是令人可喜的一面；但是，也有不容樂觀的一面，由于節目自身以及外在因素的影響，中國的網絡音樂電臺總體發展不是很成功。
在中國這種特殊的國情條件下，對網絡音樂電臺進行特點梳理、受眾解讀以及個案對比分析等，對此類節目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實踐價值。筆者將對網絡音樂電臺進行分析與闡述，從而探求我國網絡音樂電臺的未來發展對策。
一、網絡音樂電臺概述
1997年3月上海東方廣播電臺《夢曉時間》的上線開創了我國網絡廣播的先河，一種收聽音樂及資訊的全新便捷方式走進了廣大觀眾的生活。隨后，各地的網絡音樂電臺紛紛創辦上線。究竟什么是網絡音樂電臺？這種音頻媒介形式為何會出現？它和傳統音樂電臺相比有哪些差異？又有哪些優弊點？筆者將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和論述。
（一）網絡音樂電臺的定義和類型
要明晰“網絡音樂電臺”的概念就必須先明確“網絡電臺”或“網絡廣播”的概念。
目前，關于網絡電臺的研究成果比較零散，迄今為止業內人士對這一概念尚未統一意見，也無明確定義。究竟何種媒介形態可以稱之為網絡電臺？這在內容和形式的界定上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
學者吳梅紅認為網絡電臺就是“以寬帶網絡為載體，以音視頻多媒體為形式，以互動個性化為特性，為所有寬帶終端用戶提供音視頻點播、直播、錄播、互動等服務的業務。它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背景下產生，是互聯網絡技術與傳統廣播技術相結合的產物。”；宮承波先生認為網絡廣播主要是指“以因特網為傳播媒介，向受眾提供音頻服務的廣播。它是傳統廣播媒介和網絡媒介結合的產物，是網絡傳播多媒體形態的重要體現。”；學者仲富蘭則指出網絡廣播是“通過在因特網站點上建立廣播服務器,
在服務器上運行節目播送軟件，將節目廣播出去，訪問者在自己的計算機上運行節目接收軟件，訪問該站點，收聽、收看、閱讀廣播信息。”
綜上所述，雖然不同的學者對“網絡電臺”的定義都有自己的一套表述，但是筆者認為其本質內涵是一致的：簡而言之，網絡電臺就是即通過網絡媒介進行音頻廣播。
確定了“網絡電臺”的定義后，“網絡音樂電臺”的概念便不言自明了，它是指運用網絡這一媒介形態，以音樂為核心傳播內容的新型廣播電臺。因此只要是以“音樂”為中心、通過互聯網傳播的廣播節目，原則上都可以納入“網絡音樂電臺”的范疇。
筆者粗略地將當前中國的網絡音樂電臺分為以下三種形式類型：
第一類是依托于傳統頻道資源的網絡音樂電臺，其實質是傳統音樂電臺節目的網絡版播出，并且如今中國大多數的網絡音樂電臺都屬于這一類，例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下面的“音樂之聲”（musicradio.cnr.cn/）、中國國際網絡電臺下面的音樂頻道（gb.cri.cn/radio/）、北京電臺下面的音樂廣播頻道（fm974.rbc.cn/）、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下面的“動感101”（radio.bbtv.cn/）等。
第二類是獨立于傳統電臺的網絡電臺，它們可以不依附于任何傳統電臺，是網絡上“土生土長”的電臺，這類網絡電臺有由正式機構創辦運作的，如青檬音樂電臺（911pop.com），它是由北京共青團和北京電臺共同創辦聯合、面向高校大學生群體的網絡音樂電臺；同時也存在著很多由眾多草根網民制作的電臺，后再由一些大型門戶網站或商業網站進行技術支持并進行整合推廣，其典型代表有21cn的“魅力之聲”（radio.21cn.com）、騰訊的“QQ新聲代”(radio.qq.com)等。
第三類是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國內越來越多的社交網站等互聯網商業公司開始利用這一新興的電臺樣式拓展自己的類型化社交服務。其建立大都以社區網站為依托，聽眾也多以社交網站的用戶為主，記錄并顯示聽眾收聽頻率，關聯計算用戶的個人音樂喜好。這類音樂電臺一般沒有主持人，打開網頁或軟件后歌曲便進行自動播放。時下比較熱門的有豆瓣電臺、蝦米電臺、人人電臺、百度隨心聽、新浪樂庫電臺等。
（二）為何會出現網絡音樂電臺？
在對網絡音樂電臺的概念和分類有了一個初步的把握后，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它又是為何會出現并發展的呢？筆者認為主要有3方面因素。
第一，從宏觀的視角來看，這是媒介演化發展的必然趨勢。美國研究新媒體的學者羅杰·菲德勒指出，媒介形態變化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共同演進和共同生存，一切形式的傳播媒介都在一個不斷擴大、復雜的自適應系統內。每當一種新形式出現和發展起來，它就會長年累月和不同程度地影響其它每一種現存形式的發展。從語言產生至今的信息社會，人類傳播本身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電子傳播時代。”
而今，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運用，廣播電臺媒介的形態也開始隨之變化。由網絡和廣播結合而成的網絡電臺便運用而生，但這種新媒介形態不是簡單的代替和機械相加，而應該是一個相互豐富、融合、拓展的過程。
第二，受眾的依賴性媒介轉移使得廣播電臺也不得不轉移陣地。媒介傳播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為了到達受眾，隨著受眾大批離開傳統媒體流向互聯網，廣播媒介也隨之轉向網絡。尤其對于音樂電臺來說，年輕群體是主要聽眾目標，而恰恰這個群體也是觸網率最高的群體。
第三，從經濟利益角度看，網絡音樂有著很大的市場。根據《2010年中國網絡音樂市場年度發展報告摘要》顯示，中國的網絡音樂市場規模很樂觀：“2010年，我國網絡音樂總體市場規模達到23億元，比2009年增長約14.4%；在用戶規模上，我國在線音樂總體用戶規模已達到3.6億，使用率達到79.2%
，增長率為12.9%。”媒體也是一個經濟體，因此接近市場、獲取關注度是一個重要目標。
第四，從受眾的需求上講，網絡音樂電臺的伴隨性很有必要。不管是在傳統電臺時代還是網絡電臺時代，伴隨性始終是廣播電臺的一個決勝法寶，“解放眼睛”是很多媒體無法做到的優勢。傳統廣播可以讓人“一心二用”，邊聽廣播邊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如做家務、駕車、鍛煉、散步等，這種伴隨性適應了人們快節奏、高效率生活方式的需要。
而過渡至網絡時代后，網絡電臺的伴隨性更加顯示出了自身優勢，尤其對于音樂電臺來講，比之其它的新聞資訊電臺，它更加不需要聽眾的注意力消耗。人們在網絡上瀏覽新聞、收發郵件、聊天等，聽覺處于閑置狀態，一般都會同時聽點音樂，網絡音樂電臺恰好滿足了網絡聽眾這方面的需求。
我國傳統廣播的聽眾以老年人、學生、司機為主，但是隨著網絡廣播的發展，那些年輕的白領一族也會加入到聽廣播的行列。白領在公司有很好的上網條件，接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就是網絡，在電腦終端前工作的時候用耳機收聽網絡音樂電臺節目將會逐漸流行起來。網絡廣播爭取到了之前傳統電臺流失的聽眾。
（三）網絡音樂電臺的傳播特點
網絡電臺兼備廣播和網絡的優勢，但又不等同于兩者的簡單相加。正如中國傳媒大學丁俊杰教授所言，“網絡廣播作為一種新興的媒體，絕不僅僅是電臺的網絡化，而是傳統電臺和傳統網絡1+1
>2的結果。”
與傳統廣播媒體相比，網絡音樂電臺具有許多較為明顯的優勢，具體說來究竟有哪些傳播優勢和特點呢？筆者粗略概括了3點：
第一，極大地擴大了聽眾的接觸可能。借助互聯網，網絡電臺規模不論大小，其聽眾理論上可以分布在全球任何一個互聯網可以到達的角落，突破了對傳統電臺聽眾的調頻限制。
第二，聽眾的自主性和互動性增強。傳統音樂電臺采用的是對節目選擇余地較小的線性播出模式，用戶不能自主選擇，只能被動接受。而網絡音樂電臺存在點播的形式，聽眾可以在任意時間收聽網絡電臺已經制作好的節目；同時，網絡廣播雙向交流的傳播優勢，突破了傳統廣播單向傳播的局限性。聽眾來信、在線點歌、聽眾論壇等大大拓寬了反饋空間。
第三，節目可保存，可重復收聽。傳統廣播的傳播是一次性的，聽過就散，不具有可保存性。但是當電臺通過網絡傳播，我們可以隨時將自己愛聽的節目下載到自己的電腦、mp3、手機等載體中，反復收聽。
其它一些用戶體驗。網絡音樂電臺不僅可以向聽眾傳送更高質量的音頻內容，還可以在頁面上嵌入節目名稱、主持人姓名和頭像等圖文信息，甚至包括當前主持人正在播放的歌曲名和歌手名等信息。如果聽眾喜歡主持人放的一首歌，但是錯過了主持人對這首歌的介紹，看一下自己的播放器界面就一目了然了。
二、網絡音樂電臺的傳播效果及受眾分析
傳播效果關注的是媒介內容及其傳播行為對社會、文化、群體和個人的影響，它一般有兩重含義：“第一，它指帶有說服動機的傳播行為在受傳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態度和行為的變化。這里的傳播效果，通常意味著傳播活動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傳播者的意圖或目的。第二，它指傳播活動尤其是報刊、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活動對受傳者和社會所產生的一切影響和結果的總體。”這里筆者將從中國網絡音樂電臺所產生的顯性效果進行敘述，著重從“受眾”這一終端入手進行分析研究。
（一）問卷調查分析
為了對網絡音樂電臺的傳播效果有一個大致的了解，筆者采用社會學的問卷調查方法，通過數據統計，輔之以定性分析，從而得出網絡音樂電臺在受眾中的大致影響力，包括知曉率、忠誠度、媒介印象等方面。
1.調查情況說明
本次問卷調查主要在北京大學內部進行，選擇場所為圖書館、自習教室和宿舍區。
為了使受訪者更加認真地填寫問卷，減少受訪者的不耐煩感，本次問卷只圍繞主題部分設計了12個題目。
共發放問卷110份，回收有效問卷102份，問卷回收率為92.7%，為了統計過程中的計算方便，舍去了2份樣本，湊成100份。出于時間和條件限制，問卷數量相對來說較少。調查問卷的統計結果用Excel進行處理分析。（問卷詳見附錄A）
2. 調查的主要結論及分析
（1）受眾知曉度
對“您知道什么是網絡音樂電臺嗎？”這一問題的結果統計發現：只有5%的受訪者選擇“不知道”，有33%選擇“聽說過”，有58%選擇“收聽過”，只有4%選擇“比較了解”或“很熟悉”。
在問卷中羅列的國內主要網絡音樂電臺中，商業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的知曉度最高：其中豆瓣電臺的知曉率達到了100%，其后按知曉率高低分別為人人電臺89%，新浪樂庫電臺42%，蝦米電臺31%，百度隨心聽13%，巴士電臺4%；除去這批個人化音樂電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CNR的“音樂之聲”知曉率為24%、青檬音樂臺為12%、中國國際廣播電臺CRI的網絡音樂臺為4%。除去上述項，高達85%的受訪者沒有聽說過其他任何一個電臺。
總體來說，網路音樂電臺的知曉度較高，但還只是局限于初步的“聽說過”和“收聽過”程度。具體來說，商業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的知曉度最高，筆者認為這與受眾經常使用這些電臺所屬的社交網絡、搜索引擎和門戶網站等是有很大聯系的。而除去這批沒有主持人的個人化音樂電臺，傳統的網絡音樂電臺的知曉度并不高。
（2）受眾忠誠度
這可以從收聽網絡音樂電臺的頻率上得到了解。調查發現，“從來不聽”者占到了14%，45%的受眾“很少聽（一周1-2次）”，30%的受眾選擇了“經常聽（一周3-5次）”，只有11%的受眾選擇了“天天收聽”。可見，真正的熱心聽眾、忠誠聽眾少之又少，成熟的受眾群體還沒有發展起來。
（3）潛在受眾
由于網絡音樂電臺的伴隨性，經常上網者以及熱愛聽歌的群體是其潛在受眾，因此潛在受眾這一指標可以從網絡的接觸度和對新歌的關注度上來間接反映。
對“您上網的頻率怎么樣？”這個問題的統計發現，98%的人選擇了“每天都上網”；而“您覺得最重要的、最為依賴的媒介形態是什么？”，則有高達100%的人選擇了“網絡”。
對“您有查看新歌排行榜的習慣嗎？”這一問題的統計發現，24%的人選擇“有”，42%的人選擇“偶爾有”，34%的人選擇“沒有”。
綜上，經常接觸網絡的群體在受眾中比例極高，而經常關注新歌的群體比重較高，因此網絡音樂電臺的潛在受眾是很多的，這些都是它應該努力爭取的。
（4）受眾需求
在問到“您為何收聽網絡音樂電臺”時，調查顯示從高到低依次為：娛樂消遣解悶（占88%）；了解音樂領域，把握最新音樂資訊和風向（占6%）；附近有同學在聽，被帶動的（占4%）；聽網絡音樂電臺使自我感覺前衛新潮（占2%）；無人選擇“為購買CD等音像產品提供向導”。可見，選擇網絡音樂電臺的受眾在很大程度上有著娛樂、從友、求新的心態。
在節目主持人方面，調查發現受眾最關注的是主持人在主持內容上是否有個性和特色，以及表現形式是否活潑。在“網絡音樂電臺的主持人需要具備哪些素質”這一問題上，有85%的人選擇了“主持內容有個性特色”，74%的人選擇了“表現力強，在電臺里活潑”，而選擇“聲音好聽吸引人”、“有名氣”的人則不是很多。
（5）受眾對網絡音樂電臺的認可度
電臺認可度有待提高。在回答“您覺得網絡和音樂電臺的結合有利于收聽嗎？”時，選擇“有利于，更活潑便捷”的占42%，選擇“不利于”的占5%，而53%的受訪者則選擇了“無所謂”。由此可以看出，許多人認為網絡與音樂電臺是適宜結合在一起的，但也存在相當一部分人對此毫不關心。
（6）節目的實際推薦力
網絡音樂電臺的歌曲推薦力不是很強。在“網絡音樂電臺推薦的歌曲和歌手，您會關注嗎？”這一問題上，沒有人選擇“一定會”和“絕對不會”，57%的人選擇“一般不會”，只有43%的人選擇“可能會”。
（二）深度訪談分析
筆者依據調查問卷得出的數據，對網絡音樂電臺的媒介影響力等做了較為大略的分析，但僅依靠問卷得出的數據并不能反映某些觀眾深層次的內心感受，因此還需通過深度訪談來進一步了解觀眾如何解讀此類媒介形態，以及他們對網絡音樂電臺的觀感與期望，這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網絡音樂電臺對受眾有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和節目的實際傳播效果。
1.訪談對象的選取
由于目前網絡音樂電臺影響力不大，因此挑選深度訪談對象遇到的困難比較大。主要是通過兩種途徑來確定訪談對象：一是我的交友圈內部，二是問卷調查過程中在“收聽網絡音樂電臺頻率”一項中選填“經常聽”或“每天必聽”的對象。為使操作更具可行性，筆者設計了一份半訪談提綱進行訪談（見附錄B）。
2. 訪談的主要內容整理
（1）網絡音樂電臺的收聽動機與媒介印象
Case 1：程思煒，女，20歲，新聞與傳播學院09級
我不怎么聽也不喜歡那些傳統類型的電臺節目，平時主要聽聽豆瓣，偶爾也會聽一下中央廣播臺的音樂之聲。我覺得廣播提供內容的方式不符合現代人的生活節奏，我們的生活節奏快，面對的信息量大，需要自己主動地選擇內容，需要媒介能提供便于尋找內容的方式。而那些傳統類型的音樂電臺吧，搬到網絡上來還是和以前差不多，總有些亂七八糟的解說，聽著蠻煩人的，我就只想聽聽歌，不想聽那些解說啊資訊啊，最不能忍的是它還插廣告。
Case 2：王夢婷，女，24歲，經濟學院05級
我以前就有聽電臺的習慣，不過沒有帶收音機過來（上大學），所以就收聽網絡的唄……但是現在也很少聽了，就偶爾聽聽，主要還是為了解解悶吧。自己比較喜歡流行歌曲，偏愛中國風的那種。主要聽的是“動感101”和“音樂之聲”，永遠不知道下一首是什么歌的感覺還蠻期待的~有時候聽到了一首沒聽過的好歌，就會去下載下來收藏著。
目前聽還沒啥障礙，就是沒有收音機，得帶著電腦聽。缺憾的話，受眾畢竟還比較小眾吧，沒啥特別理想的電臺。
Case 3：魏天瑤，女，20歲，新聞與傳播學院09級
我初中開始就有個習慣，喜歡邊寫作業邊聽歌，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聽音樂電臺了，現在就不怎么聽了，因為初中還有個音響可以聽，現在在宿舍里也沒工具聽。自己也嫌麻煩，不想嘗試培養聽網絡音樂電臺的習慣。現在就主要聽聽豆瓣和蝦米電臺，也談不上什么目的吧，就是喜歡聽歌，干些事的時候耳朵邊總得有點歌在放會安心點。至于豆瓣吧，一直很用心地在用，推薦的歌還好，但還不是很穩定吧，我的要求也不是很挑，大致符合自己的口味就行了，有時候冒出來一二首自己從沒聽過的好歌，自己就會去下載專輯聽聽。
從媒介的收聽動機來看，受眾收聽網絡音樂電臺的動機一方面是出于娛樂解悶心態，伴隨著自己在網上的行為而要聽些歌曲消遣，對歌曲的純凈性比較高，不想聽到伴隨音樂的資訊信息，對歌曲的自主選擇性也比較高；另一方面是以往就有收聽傳統電臺習慣的延續性受眾，這些受眾可能不只是出于純粹的娛樂心態，而是留戀用收音機聽電臺的氛圍感覺。
受眾對網絡音樂電臺的媒介印象相對模糊不清，難以形成系統而明確的見解，大多是聽過一兩個電臺節目就以此發表觀感。他們認為，很多網絡音樂電臺是傳統音樂電臺的網絡版上線，沒什么多大改變；而比較年輕新潮的豆瓣電臺等商業性個人化音樂電臺則被認為是輕盈的、文藝的、有格調的。
（2）對網絡音樂電臺的內容期待
Case 4：徐駿，男，20歲，物理學院09級
我希望聽到的（網絡音樂）電臺節目最好更加注重個人化，畢竟每個人想聽的歌口味都不一樣吧，你讓我去聽那些高唱共產黨的紅歌肯定不行。所以最好就是能讓我們有個選擇，本來去聽節目就是為了消遣放松的。比如不同的音樂電臺可以有不同的主打歌定位，這個臺專播紅歌，那個臺專播流行歌曲……哎，但這個也很難做到吧，因為分類就很難，流行歌曲里也還有好多分類呢，什么歐美風啊日韓風啊搖滾風……但一刀切的電臺節目肯定是沒有市場的，什么都播，到最后反而誰都抓不牢呢！
Case 5：陳顯慧，女，22歲，醫學部基礎醫學09級
別的不好說，但就我個人來說，我是只想聽歌的，而且我只想聽自己喜歡的好歌。現在很多電臺節目好煩，放首歌還要聽主持人在那里扯冷笑話，聽插播廣告，尤其是一過整點報時，連續幾分鐘都是廣告，這些廣告的內容還很扯淡傻缺。所以我就覺得豆瓣電臺很好，沒有主持人，廣告也少，只是偶爾會冒出來個“雕刻時光”而已……豆瓣的設計很好啊，聽上幾次就會幫你制定出屬于自己的專輯，一般都挺中意的。
Case 6：林起賢，女，22歲，哲學系08級
我收看的最多的就是青檬音樂臺，還下載了它的桌面版軟件，在寢室一開電腦就打開它。它的各檔欄目都辦得很好，每個月都會有自己的主題，像這個月的主題就是“X的倒帶人生”。那些主持DJ也都是高校大學生，我比較能和主持人的話產生共鳴，就感覺很陽光很年輕，聽著聽著自己的心情都會變好。
可見，觀眾對網絡音樂電臺有著較高的要求，希望能輕輕松松享受待在電腦前的時光，因此廣告頻播、拙劣的主持、不合口味的歌曲都是引起聽眾反感的原因。網絡音樂電臺的核心內容是音樂，必須保證高質量、合口味的歌曲，但這又是因人而異的，因此又全又濫的播出模式只會讓受眾反感。
3. 研究的主要發現
傳播效果研究的“使用與滿足理論”認為，受眾并非是被動地等待媒介信息，相反，受眾選擇他們想聽和想看的內容，選擇能夠滿足自身需求的媒介信息。網絡音樂電臺的受眾在選擇這一節目時，正是因為有某些因素滿足了他們的潛在需求。
然而，從筆者的調查中可以發現，現今網絡音樂電臺在很多層面上并不能很好地滿足受眾需求。以往的經驗教訓也說明，傳統音樂電臺在滿足收聽層面上不能符合很多人的口味，被很多聽眾所拋棄。不過，調查也顯示了樂觀的一面，許多受眾對網絡音樂電臺的寬容與期待心理，預示著網絡音樂電臺依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豆瓣電臺雖名曰“電臺”，但實則為豆瓣網的免費在線音樂試聽網頁或軟件，自09年初推出內測版，迅速被白領用戶圍觀。測試期間，采用邀請的方式，得到內測資格的人們炫耀，沒得到的人想法設法去獲取邀請，實現了傳播效果最大化。09年12月正式推出獨立頁面douban.fm，可以通過電腦或手機上的客戶端使用，允許用戶免費（有廣告）在線隨機收聽音樂。
1.界面風格
豆瓣電臺延續了其原有產品一向的設計理念，簡潔至上。樣子像收音機，灰色背景，顯示著正在收聽曲目所屬專輯封面，點擊可以進入該音樂專輯的豆瓣頁面。小孔喇叭，五個按鈕，分別是音量調節、下一首、刪除、收藏、暫停。
縱觀現在很多的個人化音樂電臺，界面風格都是間接明快型的。譬如蝦米電臺、酷狗電臺、新浪樂庫電臺等，都采用了和自己網站一致顏色的純色調，外型都是類似豆瓣電臺的長方形收音機外觀，按鈕也大同小異。比較有特色的是去年年末上線的百度音樂隨心聽，它給出了復古風格、清爽風格、金屬風格三種皮膚供用戶更換。
2.“與喜歡的音樂不期而遇”
豆瓣電臺的標語是“與喜歡的音樂不期而遇”，沒有主持人，一打開便開始自動播放起音樂，而其為每個用戶選擇的歌曲都是較貼近口味的。作為中國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的“第一人”，用戶在收聽其電臺過程中表現出了強烈的互動特點和極端個人化的傳播體驗。
豆瓣電臺是如何做到使用戶和他對口的歌曲不期而遇的呢？
一方面，用戶自主選擇音樂類型，這主要通過豆瓣電臺的“公共兆赫”實現。無需注冊，無需設置，打開即可收聽。豆瓣的分類很細致，按照地區和語言分為華語、歐美、粵語、法語、日語、韓語六類；按照流派分為民謠、搖滾、爵士、古典、輕音樂、電子、R&B、說唱、電影原聲九類；按照年代分為七零、八零、九零這三類；特輯有女生、動漫、咖啡、坂井泉水四類……用戶根據自己的音樂偏好點擊進入收聽即可。
另一方面，用戶自己生成音樂曲目，這主要通過“私人兆赫”實現。豆瓣通過用戶的音樂專輯收藏、初始啟動時的歌手喜好選擇來判斷用戶可能喜歡的歌，而用戶則可通過聽歌過程中對歌曲的“紅心”或“垃圾桶”來告訴豆瓣自己的喜好，調教自己的電臺。隨著用戶的反復使用，電臺播放給個人的歌曲也會越來越對口。
做到這點，豆瓣電臺需要強大的歌曲、用戶統計分析能力，足夠強大的數據庫系統，并且需要用戶大量的點擊。對成千上萬的歌曲分類，并記錄用戶的選擇，每一個用戶的選擇可能不同，但大量相同音樂愛好的用戶的選擇是趨同的，它把大量相同音樂愛好的用戶選擇集合，當某一用戶選擇喜歡該集合下的歌曲時，立馬判斷用戶類型，并為他推薦同集合下的歌曲，可以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首先是定制式的，音樂節目的編排完全依據聽眾口味，充分尊重收聽者的意愿，賦予用戶刪選節目的權利；其次擁有獨特的節目生成方式，不同的節目生成方式延伸著用戶的不同音樂愛好，使音樂愛好者通過充分的人際互動和人機互動滿足個人的內容需求。
當然了，也有很多用戶在抱怨豆瓣電臺的推薦效果差強人意。這還需要豆瓣在未來容納更廣闊的數據庫、更精密的程序算法等多方面來完善之。
3.期待下一首的未知
常規意義的電臺早已經是夕陽產品，但它依舊存在用戶群，電臺的意義在于：你永遠不會知道下一刻電波的那一端會傳來怎樣的訊息，人們期待這種不可預知的神秘感和期待感。豆瓣電臺不同于一般的網絡播放器，它不可暫停，不可回放，更不可預期，且不間斷播放下去，很容易讓人想起小時候聽的半導體。豆瓣電臺滿足的即是這種需求，沒有播放列表，不告訴你下一首歌曲是什么，讓你永遠期待下一首歌。
4.鏈條式服務
收聽音樂時也涉及到用戶的一系列相關便捷需求，比如分享、下載功能等。
豆瓣電臺在分享功能上做的比較完善，用戶可以點擊界面的分享按鈕，將正在收聽的好歌分享更新至人人網、微博、開心網、msn等個人社交網站；而在下載功能上，豆瓣電臺目前還是一個空缺，與之相對，蝦米電臺、酷狗電臺、酷我電臺等很多同類產品均已提供歌曲的mp3及歌詞下載功能，用戶點擊即可進入下載頁面。
5.植入性廣告
目前很多網站運營的經濟收入的一個大部頭就是廣告費。豆瓣電臺為用戶免費提供歌曲，相應地它也在音樂中插播軟廣告進行收益。在曲目的轉換空擋中它會插播入一些軟廣告，譬如即將上映的電影、咖啡館、某演唱會等，涉及面較廣。
其他的電臺廣告相比，豆瓣電臺的植入性廣告顯得更“文藝”和“有格調”。豆瓣在選取廣告方時應該有相應的標準和門檻，拒絕一些會引起聽眾很大反感的廣告（譬如手機套餐、摩托車等），廣告多是一些閑情雅致的咖啡館或茶餐廳、和“豆瓣同城”相配套的演唱會、電影、講座等信息、公益活動等，比較能令年輕聽眾所接受。筆者認為豆瓣在處理廣告這方面是很有一套的。
但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一些宣傳廣告（演唱會、講座等活動信息）已經過期了卻還在播放。
如何盈利？這是困擾很多網站的問題。或許在當下，努力做好產品，聚攏起聽眾才是最重要的任務，但以后怎么盈利是豆瓣電臺繞不過去的坎。
（二）豆瓣背后的傳播趨勢
1. 回歸個人化
隨著網絡傳播技術的發展與媒介融合進程的推進，網絡音樂電臺著力通過開發網絡節目的直播與點播模式、發展播客平臺等措施來克服傳統廣播媒介線性播放、缺少互動等缺點。遺憾的是，這類網絡電臺在音頻媒介的收聽與使用習慣，探索有效盈利的商業模式方面至今未能交出令人滿意的答卷。“目前，傳統網絡電臺最高日均收聽量僅11萬人次，日均收聽時長為80分鐘。”
在廣播聽眾流失嚴重、傳統網絡電臺發展屢遇瓶頸之時，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在音頻傳播模式上的突破和對音樂社會交往功能的開發，讓人們重新燃起了對于音頻媒介的喜好。
“一千個豆瓣電臺，就有一千種音樂”。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的建立大都以電臺社區網站為依托，聽眾也多以社交網站的用戶為主，以豆瓣電臺為例，其完整的構成部分一般包括：用于播放電臺音樂的客戶端；用于記錄并顯示聽眾收聽頻率和個人音樂喜好的空間主頁；用于關聯用戶收聽喜好的互動管理設計；用戶間的群組生成模式等。在這些構成要素的基礎之上，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通過加載用戶評論，建立興趣小組，組織線上線下活動，發布音樂排行榜等措施來擴充電臺的用戶渠道和社會影響力。
未來，私人的網絡音樂電臺會越來越多。大眾化的歌曲和品位已經不能滿足用戶的收聽需求，有了數字化語音廣播的科技，互聯網就將會是最有效的載體。結合先進的數字化語音廣播，互聯網廣播便能使全球受眾隨時隨地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廣播。不但可以接收這些信息，只要擁有適當的電腦和軟件，還可以成為傳播這些信息的廣播人或“網播人”。在全球最大的網上電臺網絡Live365．com
網站上，至少40000家私人音樂電臺已經率先以自己的方式來傳播音樂，吸引著共享相同興趣的聽眾。
2.互動和融合
傳統廣播的缺陷在于聽眾對于電臺播放的音樂沒有控制權，對于不喜歡的音樂與主持DJ，惟一可做的就只是關掉電臺或者轉換頻率。相比之下，個人化音樂電臺為用戶提供了非常人性化的服務，為用戶定制出完全符合心意的“私人電臺”。
網絡個人化電臺通過分析用戶的音樂偏好，再借助電腦程序的邏輯化生成來編排出符合用戶品味與收聽習慣的電臺節目。無論是國外較早發展的Pandora、Slacker、Audiobaba電臺服務，還是國內的豆瓣電臺、蝦米電臺等，都擁有相似的商業定位與口號，即打造充分符合用戶音樂品味的網絡電臺。
豆瓣電臺緊扣Web2.0時代的互動主題，通過發揮用戶的“群體智慧”來進行音樂的推薦交流。比如用戶喜歡王菲，而與同樣喜歡王菲的其他用戶在聽林憶蓮的歌曲，豆瓣就會嘗試把林憶蓮的歌曲放到該用戶的播放列表上，以此來編排符合用戶音樂口味的電臺目錄。這樣的鏈接設置，使得豆瓣電臺得以從眾多用戶的收聽習慣中累計經驗，再為單一用戶提供定制式的音樂服務。用戶播放音樂的次數越多，豆瓣上的用戶越多，用戶間的互動越頻繁，推薦的結果也就越準確，提供的定制服務便更符合用戶心意。
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在網絡音頻世界所取得的優秀成績，使我們至少可以概括出其發展的兩點邏輯支撐：一是網絡技術成熟是個性化電臺創立的硬件基礎，尤其是網絡數據挖掘技術的快速發展使用戶的個性化需求彰顯并得到滿足；二是新媒體時代受眾的視聽需求與交流欲望。在媒介形式日益豐富的今天，受眾最終會選擇更接近自身使用喜好的媒體來接收、傳播信息并據此建立社會關系。網絡個人化音樂電臺的發展正是在這樣的網絡社會環境中延續、保護和開發用戶的音樂品味與潛在愛好。
四、優化我國網絡音樂電臺的策略
在對中國網絡音樂電臺的概念論述、傳播效果分析和豆瓣電臺個案做了初步的研究后，筆者擬在此基礎上為網絡音樂電臺的發展提出一些策略。
（一）分眾化傳播，精確受眾
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說：“在后信息時代，我們的生存環境變得越來越數字化，大眾傳媒的受眾往往只是單獨一人，信息變得極端個人化，個人化是窄播的延伸，媒介的受眾從大眾到較小的和更小的群體，最后終于只針對個人。”從廣播到窄播，再到電腦前、手機上的“個播”，廣播電臺更加適應受眾需求的多樣化和受眾市場的細分，甚至為手機廣播定做節目。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美國專業新聞學會研究獎得主John
McManus博士介紹了在商業化下新的媒介環境：“我們正在從媒介缺乏的狀況轉為媒介過剩的狀況；我們正在從將傳播內容灌輸給大眾的廣播轉變為針對群體或個人的需求設計傳播內容的窄播；我們正在從單向(0ne-way)傳播媒介轉變為互動(interactive)的傳播媒介。”
在媒介市場化運作競爭愈演愈烈的今天，任何一個媒體都不可能做到全盤通吃，追求全面的大眾占有率是不實際的。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化與現代社會多元文化的滲透，電臺受眾市場的收聽差異越來越明顯，電臺大眾日趨分眾化、小眾化。
美國在精確受眾、貫徹頻道專業化理念、發展類型化廣播上做得很成功，音樂節目是美國最受歡迎的網絡廣播節目。它已將受眾的細分做到了相當細致的程度，各類型化的音樂電臺都有了自己獨特的受眾定位，播放的內容包括當代熱門搖滾、專輯搖滾、墨西哥地方音樂、當代基督教音樂等等，幾乎涵蓋所有音樂風格。
來看一個實例，美國的“WLTW-FM 現代成人音樂臺”是紐約市收聽率較高的電臺，它是美國最大的傳播公司“清晰頻道傳播公司（Clear
Channel Communications
Inc．）”旗下所屬的一家音樂臺，從1961年創立至今，已經過了幾次節目調整。最早它是一家叫“WRVR”
的爵士音樂臺；1980年改版，成為“WKHK
鄉村音樂臺”；1984年又再次改版，用“WLTW”的呼號至今，一直播放現代成人音樂。它每次的節目調整，都反映了當時頻道專業化電臺必須與潮流和聽眾需要配合，選擇利益最大的市場，并永遠根據市場的變化調整自己的專業化定位。目前，WLTW-FM
的頻道專業化路線十分清晰：一周七天全天24小時播出最多聽眾收聽的“現代成人”音樂。除了半、整點的新聞報道以外，由八個資深的節目DJ各自主持他們的節目，專門播放諸如Eagle（老鷹）樂隊的“Hotel
California”和Matchbox 20（火柴盒）樂隊的“Smooth”之類的民謠歌曲，這些類型的歌曲也容易成為大部分人的收聽首選。
相比之下，在中國，類型化音樂電臺的產才幾年的時間。由于收聽習慣和經濟發展的不同等原因，我國的類型化音樂電臺的發展還需要經歷很長的一段時間。一直以來，中國電臺作為大眾傳播媒介，面對的聽眾是特征模糊的一般大眾，不分性別、年齡、職業和階層。
與美國的音樂電臺相比，中國音樂電臺在電臺總數的比例中偏少，中國的網絡廣播內容比較全面，照顧到各方面的受眾群，繁多的專業頻道包括新聞、經濟、娛樂、教育、交通、老年、婦女等，音樂廣播節目占得比例還不大。“音樂電臺僅占電臺總數約20％。……中國廣播業者雖然已經開始意識到受眾細分給營銷帶來的機會，但由于受經營體制等因素的影響，頻道專業化的改革仍需要一段相對長的時間。”
從節目構成看，中國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綜合性音樂”電臺，國內網絡音樂電臺很少有更加細分化的。在美國，不僅傳統電臺在上網的時候，節目會根據網絡聽眾的需求做出調整，還出現了很多專門的網絡電臺，其廣播節目只在網絡播出。而中國是網絡廣播基本上都是依托傳統電臺，沒有針對網絡聽眾的特點，辦出有網絡特色的網絡廣播節目來。“中國的網絡廣播是由傳統的廣播電臺自身建設的網站，是廣播電臺的一個時髦但并不重要的構成部門，資金、人力、節目內容都局限于電臺內部。”
（二）加強互動性，重視受眾參與
20 世紀90 年代至今，受眾對于媒介內容的需求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從過去的以一般性公共信息為主、個性化信息為輔，逐漸轉化為個性化信息為主、一般性公共信息為輔。表現為對于專業化媒介或頻道的接觸率上升，對綜合頻道的接觸率下降。”受眾在傳播過程中日益向參與性、監督性需求轉變，即通過媒介傳播個人思想與觀點的意識越來越強；要求媒介對受眾開放，積極參與節目策劃、制作和播出環節。而網絡音樂電臺也應該遵循這一趨勢。
互動的一個重要表現為反饋。傳統廣播的反饋環節，一般是通過聽眾來信、熱線電話等方式得以完成。近幾年來隨著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通過手機短信來進行互動的形式越來越多。盡管如此，這些反饋通道仍受到一定的限制：寫信的方式毫無疑問具有延后性和間接性；熱線電話雖然使節目主持人和聽眾能夠通過聲音直接交流，但是能夠撥通熱線電話、和主持人一對一溝通的畢竟還是少數；手機短信固然有迅速、便捷的特點，但限于短信篇幅，難以在傳受雙方之間傳遞微妙的感情、建立順暢的交流語境。
網絡電臺的出現則是廣播互動史上新的一步。憑借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技術的互動性特征，網絡音樂電臺可以增加電子郵件傳遞、電子布告欄、網上論壇、聊天室等信息服務，增強自身的反饋性。憑借這些舉措，主持人可以在網上即時回答聽眾們的意見，傳達網友對親友的祝福。在聽眾有點播要求時，主持人會立刻做出反應，給予滿足。如果電臺的節目庫中沒有聽眾要求的節目，主持人可以馬上為聽眾搜索下載，如果還是沒有找到，甚至可以在聊天室或論壇中發動眾多聽眾一起尋找。如此快捷、方便、有趣味、低成本的互動方式會吸引更多的網民加入其中。
國內很多網絡音樂電臺也已經“嗅”到了互動性趨勢的味道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湖北音樂廣播“Fun Music
Radio”針對流行音樂的年輕白領族群，主持人積極利用網絡時代的便利與聽眾進行多方位的互動：有取代過去傳統信函的Email聽友來信、短信平臺．還有各個節目的百度貼吧、QQ群以及主持人的博客和電臺的網絡論壇等。聽眾可以通過這些平臺隨時與節目主持人進行互動，還可以贏取各種豐厚獎品，頻率的車載音樂排行榜的系列CD也可提供給聽眾收藏。這些互動讓聽眾覺得自己是電臺中的一員，大大增強了受眾對電臺的忠誠度。
北京音樂臺（bmr.com.cn）的聽眾可以在網站上參加“中國歌曲排行榜”和“全球華語歌曲排行榜”的投票，也可以通過網站的“DJ面對面”欄目在“浪漫情歌”等節目主持人的網頁上點歌，通過論壇和“DJ面對面”欄目中各主持人的頁面上的留言板與DJ交流。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音樂之聲”針對自己的受眾情況，經常性地舉辦簽售、義賣等宣傳活動，讓主持人作為音樂之聲的形象代言人。這樣的活動，一方面讓電臺每小時7分鐘以內話語權的主持人有了自己更多的發揮空間，另一方面也培養了主持人的知名度，從而為電臺創造可能的名人效應。音樂之聲著名主持人張東的知名度就來源于“Music
Radio中國排行榜”活動，而排行榜正是其他媒體報道音樂之聲的重點。
（三）拓展接收終端
網絡音樂電臺的媒體形式棲息于網絡，但并不應該局限于網絡，目前至少可以利用的終端形式有：一是電臺的頁面播放器與個人主頁，二是桌面客戶端軟件，三是作為終端延伸的各類程序軟件，譬如Last.fm電臺的第三方應用程序就包含了桌面小工具、網頁嵌入工具、社會網絡嵌入工具、移動新媒體應用工具等約220多種應用程序。延伸終端的開發使得個性化電臺的用戶數量通過第三方軟件應用平臺的擴充實現快速增長，也使其在網絡音樂領域的影響力不斷提升。
現代社會是一個移動中的社會，快速的生活節奏促使人們奔波于不同的地點之間。不占用視覺、體力、僅需要聽覺的廣播，正好符合移動中的人群對于媒介的要求。通過個人電腦收聽網絡電臺在便攜性上不占優勢，手機電臺則恰好可以彌補這一空缺，它通過為移動中的受眾提供聲音服務為網絡電臺尋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間。
“2009年1月7日，國家工信部給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發出三張3G 牌照，標志著中國正式進入第三代移動通信新時代，3G
時代手機的移動上網、視頻服務、電子商務等業務將得到更加完善的技術支持。”與此同時，手機報、手機電視、手機廣播等手機新媒體業務的開發與應用也將進入到更加踴躍熱烈的階段。廣播的傳統媒體屬性在參與新媒體開發上有著自己的優勢和相應的機會，網絡音樂電臺可以通過挖掘與整合廣播現有的內容資源來滿足人們在移動過程中的娛樂等需要。
舉豆瓣電臺為例，目前它已經推出手機Iphone版和Android版客戶端，豆瓣也很重視手機版的用戶體驗建設，用戶不僅可以享受和網絡版相同的隨身音樂服務，還能感受很多貼心的手機特別體驗，譬如豆瓣的音樂可以用背景模式播放，讓用戶在發短信、玩游戲的同時收聽豆瓣FM；后臺播放時可以使用搖晃換歌；增加耳機按鈕換歌；定時關閉功能；接/打電話時自動靜音，掛機自動恢復等。
網絡音樂廣播的介入可以參與搶占手機媒體平臺，創新傳播形式和傳播理念，為以后參與手機媒體發展奠定基礎。這是個需要創意與創造的領域，如何挖掘廣播的內容等優勢，嫁接手機新媒體，這里大有文章可做。開發手機廣播產品，推出手機廣播品牌。目前手機媒體產品主要集中在手機報、手機電視等領域，參與的主體主要是傳統媒體和互聯網公司以及電信運營商。手機的基本功能是語音通話功能，雖然3G
時代的到來，給手機視頻創造了機會，但受其屏幕大小限制，音頻和圖文內容的服務依然將會是手機媒體的重要市場，這給廣播電臺圍繞手機媒體提供獨有的音頻音樂服務產品創造了條件和空間。電臺可以通過內容提供者的方式，與手機媒體的運營商合作，以較少的投入建立自己的手機媒體品牌。一方面可以建立資訊服務品牌，
推出可以聽可以看的手機新媒體品牌；另一方面可以挖掘電臺的音樂排行榜等節目資源，作為手機產品上線，供手機用戶有償點播收聽。
（四）合理處理廣告
媒體的經營規律是“通過二次售賣來賺取利潤的，第一次售賣是媒體將信息賣給讀者，第二次售賣就是將讀者的注意力賣給廣告商。”在第一次售賣中，網絡音樂電臺基本是虧本的，我們免費收聽的電臺背后是廣告商的財力支持。如此看來，廣告商是網絡音樂電臺的衣食父母，如果媒體失去廣告商，就如同人斷了糧。
一方面，從廣告數量上講，各種廣告涌入網絡音樂電臺，包括醫療、保健品、話費套餐等，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廣播廣告費的缺失，充當了廣播的“衣食父母”。但是很多廣告的格調不高，招人厭煩，甚至有人笑稱“電臺賣藥也遠比播音樂帶勁”。長此以往，無疑是在自毀招牌，尤其對于音樂電臺來說尤其如此。音樂欣賞的基調是清新優雅的，但很多廣告都很“俗”，不僅分散聽眾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使人心生抗拒感和反感。
因此，電臺應該嚴把廣告審查關，以電臺的品牌為重，適量減少廣告數量，并且盡量挑選那些和音樂電臺比較搭配的、格調較高的廣告（譬如咖啡廳、美術展覽之類）。經濟利益是眼前的，但是電臺的形象和格調是長遠的，良好的信譽是一張王牌，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決定著電臺的未來。
另一方面，從質量角度講，現有水平的音樂電臺的廣播廣告普遍枯燥乏味，生硬干癟。節目中充斥于耳的醫療、保健品、熱線等廣告節目格調低下，是導致聽眾產生逆反心理的重要原因之一。廣告主和聽眾雙方對廣播廣告的評價皆不理想，使得廣播廣告始終處于一個尷尬卻又難以突破的狀態。
音樂電臺應該確定節目與廣告的結合。廣告的投放應分析聽眾群眾的收聽心理、收聽行為，巧妙地借助廣播潛移默化的優勢達到廣告的效果。隨著音樂廣播節目的專業化趨勢，不同群體鎖定不同的音樂電臺，不同的節目有不同的特點，這為廣告發布提供了更多的方向選擇。在目標聽眾喜愛的節目前后，插播他們所用的商品，會實現較好的傳播效果。諸如古典歌曲、紅歌的節目，一般中老年人聽得比較多，可以插播營養保健品廣告；而搖滾節目則可以插播在年輕人中比較有市場的產品，如音響、機械玩具等。
廣告音樂化也是提高質量的一個重要途徑，將廣告音樂化體現了音樂電臺“音樂說話”的本質。以音樂的形式直接將產品、服務、觀念廣而告之，比如一個品牌廣告有特定的音樂，歌詞即廣告詞。簡單、瑯瑯上口的音樂將一改以往廣告給人的教條式風格，更容易讓人接受，傳播影響力更大。
中國的網絡音樂電臺在摸索中發展，雖有挫折、遭受過瓶頸，從外部到內部，從節目定位到發展戰略等各個方面都走過許多彎路。當下的網絡音樂電臺大都在守望中尋求突破，但綜觀受眾對伴隨性收聽音樂的需求以及節目自身存在的發展空間，若能立足當下，著眼長遠，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中國的網絡音樂電臺必能獲得長足并長遠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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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掉電子版”能拯救紙媒嗎？
來源： 《中國記者》 文/王眉
張立偉研究員的兩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些觀點確實很有道理。目前，國內外報刊業也都在反思數字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紙媒提供的內容喂飽了網絡媒體，使網絡媒體迅速發展壯大，反而成了紙媒自己最大的敵人。然而，筆者認為，單純撤掉電子版并非拯救紙媒的最好出路。
數字化已是大勢所趨
1.讀者流失，向閱讀紙媒的傳統回歸不現實。
“一報難求”“即刻售罄”“競相傳閱”這些詞對報刊來說是久違了，“瘋狂轉發”“點擊過萬”等詞似乎更適合描述數字化時代的閱讀。在一個已經進入“秒殺”的互聯網時代，紙媒靠提供拖延或殘缺的電子版來使受眾只好選擇買報刊，短時間內似乎可以保護紙媒，但實際上這一做法并非上策。且不說現在已經進入自媒體時代，很多事情紙媒還沒有報道，網友就已經第一時間在網上發布消息了。更何況，現在很多熱點新聞是網上先炒熱，然后傳統媒體才跟進報道的。此外，從長遠看，撤掉電子版這一做法由于違背了數字閱讀的發展趨勢，對自身是不利的。“縱觀產業史，當其他條件如價格、使用等不存在特殊障礙，替代的核心是兩者實現相同的功能，部分相同，就會部分替代，如塑料替代鋼鐵；完全相同，就會完全替代，如微機替代通用文字處理機。報刊電子版與紙媒‘原汁原味’地相同，這將是極厲害的完全替代。”4歷史上，我們沒有因為塑料替代鋼鐵而放棄塑料，也沒有因為微機替代通用文字處理機而放棄微機。同樣，我們也不可能因為報刊電子版替代紙媒而放棄電子版。現在的紙媒正在經歷一個轉型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一個報社或者雜志社，它的各種形式的出版物都會同時存在。因此，并不是簡單地撤掉電子版就能拯救紙媒。撤掉電子版，并不意味著那些數量眾多的網絡用戶就會自然而然地轉向印刷版的報刊本身。
只要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身邊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獲取信息的方式，也能得出結論：越來越多的人通過網絡、手機、iPad等獲得信息。張立偉也承認：“下一代就是玩電腦、手機長大的，他們用iPhone看報可能‘習慣成自然’，幾乎沒有轉換成本，反而看紙媒還要付出轉換成本。”①撤掉電子版，但又不可能逆潮流而動，讓年輕人向閱讀紙媒的傳統回歸，那么，是否意味著紙媒將放棄大部分年輕讀者？
2.廣告減少，紙媒現在活得好不代表以后活得好。
張立偉認為，紙業銷售能養活自身，電子版離開紙媒就活不成。問題是，現在活得好并不代表將來能一直活得好，現在活得不好也不代表將來一直活不好。誰都能看到紙媒讀者的流失和轉向，不進則退，正是在數字閱讀的大勢所趨下，在強烈的危機感驅使下，眾多報刊不惜血本推進數字化戰略。
事實上，一些報刊的電子版已經成為新的發行亮點和經濟增長點。據美國《紐約商業周刊》網站2011年5月3日報道，美國出版業分析機構“發行公信會”(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宣布，截至3月31日的6個月內，《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得益于電子版的高速增長，使其發行量在美國報紙行業中獨占鰲頭。《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特稿，大肆宣揚其1.2%的營收，而其中電子版訂閱費為《華爾街日報》創造了22%的營業收入。但與此同時，《華爾街日報》印刷版的發行量下滑3.9%，跌至1，613，062份。②
現在，大部分紙媒日子雖然過得還算滋潤，但壓力巨大。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全年中國網絡廣告市場規模達到511.9億，較去年增長57.3%，超越報紙廣告。在網絡媒體的擠占下，紙媒的廣告市場份額將會越來越小。在這種形勢下，以廣告為主要贏利支撐的紙媒靠撤掉電子版恐怕難以拯救自身。
3.對手眾多，紙媒除了利用新媒體別無選擇。
如今的報刊，不僅面臨著商業網站、搜索引擎這樣的競爭對手，還處在一個博客、微博、視頻網站等自媒體、社交媒體蓬勃興起的時代，而且，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新技術、新手段出現。在這樣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原創新聞的發布者。雖然我國的商業網站受采訪權的限制，不能直接采訪、發布原創新聞，但實際上，多數網站已經創造出了一些新的采訪原創模式，包括在娛樂、體育等非敏感領域發布自采消息、圖片、視頻，通過邀請嘉賓在線訪談、在線聊天等多種形式進行采訪，采取“借殼”的模式直播新聞事件、實時關注事件動態，等等。商業網站早已經不滿足于僅僅轉載紙媒內容的網絡服務提供商這一角色了。
網絡媒體的影響已遠遠超過所有傳統媒體的總合，資金、人才、廣告向網絡媒體流動已成為必然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報刊只是撤掉電子版，而不想辦法充分利用新媒體、和新媒體結合，將可能在還沒有真正實現數字化戰略之前，就被其他網絡媒體直接取代了。“以網絡信息目前的開放程度，任何媒體想控制內容就好比想把蝴蝶塞回繭里。”③當美國已經借助強大的資本力量成功打造了讓人免費使用內容的公益性網站，而我們如果還只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要控制內容，在國際傳播的競爭中，誰輸誰贏，結果將不言而喻。
紙媒數字化的路徑思考
1.收費并非不可能。
《華爾街日報》網絡版收費贏利，不少人覺得這只是個案，不具有代表性。其實，報刊網絡版或電子版收費并非不可能。在線內容收費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內容的獨特性。默多克說：“好的新聞是有價值的商品，有價值的東西就不應該免費。”這就是《華爾街日報》成功實現讓用戶付費閱讀的依據。App Store的成功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國內，以聚合學術期刊為主的中國知網、萬方等數據庫，每年高額的收入就是來自于數量龐大的用戶的付費閱讀和下載。這說明，網絡用戶對于他認為有價值或者能夠給他獨特的滿足的內容是愿意付費的。現在，很多推行網絡版付費閱讀失敗的大多是動態性消息為主的內容，同質化傾向較為嚴重，不具備稀缺性，用戶沒有付費閱讀的意愿。因此，收費并非不可能，關鍵是內容要有核心競爭力。
2.提高與其他數字媒體談判的話語權。
在報刊業數字化的進程中，國內外都存在這樣的情況：網絡媒體以極低的價格或者免費使用報刊花費巨大人力、物力、財力采寫的報道及其他原創內容，報刊卻眼睜睜地看著讀者和廣告向網絡媒體流失。當時，我國很多傳統媒體出于提高品牌知名度、擴大影響的考慮，和一些網絡媒體簽訂協議，同意對方低價或免費轉載自己的內容，只要對方注明出處。然而，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個一廂情愿的愿望。網民在海量的信息中不會記住首發媒體的名字，更不會因此成為首發媒體的讀者。而大量未經授權的網絡媒體的轉載則讓傳統媒體更加不滿。2009年，《華爾街日報》等傳統報紙向谷歌等網絡媒體發起了抗議，對其長期以來的“坐享其成”甚為不滿。
但這并不意味著撤掉電子版是報刊的最好選擇，因為現在人們更傾向于通過內容全面的聚合性網站、數據庫或搜索引擎等獲取信息，撤掉電子版也就表示報刊放棄進入這些廣受網絡用戶歡迎的渠道。假如真能靠給網絡媒體提供內容獲取高于紙質媒體的利潤，報刊何樂而不為？所以，關鍵是報刊等傳統媒體要行動起來，在與其他網絡媒體進行關于使用紙媒原創內容的談判中，提高話語權，改變現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2011年，蘋果、谷歌相繼推出數字內容訂閱服務。蘋果公司宣布，如果iPhone和iPad為出版商的應用帶來一個新訂戶，那么蘋果將收取30％的分成；谷歌推出一項名為One Pass的數字內容付費系統，可供出版商銷售數字報紙雜志，同時宣布向供貨商抽成10％，低于蘋果的30％。“在電子閱讀商機日益凸顯的背景下，與內容出版商合作從而尋求雙贏成為平板電腦等產品銷量的關鍵。市場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購買平板電腦的人中，有49％是用它來閱讀報刊雜志。也就是說，近半數人購買平板電腦的主要原因就是能夠使用媒體讀物。”④可以預見，在可供選擇的技術、渠道、產品越來越多的未來，內容提供商將會有更大的話語權。
3.根據自身特點選擇數字化路徑。
數字化戰略不能搞一刀切，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華爾街日報》網絡版的成功不見得所有報刊都能復制，同樣，某些報刊網絡版的付費訂閱失敗也不見得其他報刊一定會重蹈覆轍。每家報刊有自身獨特的特點和定位，選取的數字化路徑也應當不同。
比如，以提供動態性消息為主的報刊網絡版讓用戶付費訂閱比較困難，目前主要還是依靠廣告贏利的模式，可以更多地把新媒體作為一個新的傳播渠道來拓展、推廣自身品牌。
像專業性較強、注重內容思想性的學術期刊，由于讀者范圍比較窄，發行量并不高，但每期同樣得支付價格不菲的印刷費，而通過郵局發行，還得接受支付“起點費”之類的霸王條款。相比之下，它們的電子版在學術期刊數據庫中的下載量巨大。因此，如果學術期刊出版網絡版且能實現付費訂閱，或者在與其他數據庫、網絡服務提供商的利益分配中占據更加有利的地位，未嘗不可以停止印刷版、專攻電子版，因為少了印刷和發行環節，對讀者數量和廣告較少的學術期刊來說節約了不少成本，說不定可以走上以內容贏利的良性模式。
而對于目標受眾在國外的外宣媒體來說，數字化更是越過對象國發行壁壘、直達外國受眾的最佳選擇。對于這種情況，就不能純粹以經濟利益來考量了。（作者單位：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
【注釋】
① 張立偉：《撤掉電子版 拯救紙媒》，《中國記者》，2011（10）
②《華爾街日報因電子版增長成為美發行量最大報紙》，http://news.sina.com.cn/m/2011-05-05/172522412215.shtml
③ 《2011年網絡廣告超越報紙廣告 市場呈新競爭態勢》，http://it.sohu.com/20120111/n331821067.shtml
④《谷歌推新品叫板蘋果博弈新媒體市場誰主沉浮》，http://news.cnblogs.com/n/91995/
張立偉研究員的兩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些觀點確實很有道理。目前，國內外報刊業也都在反思數字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紙媒提供的內容喂飽了網絡媒體，使網絡媒體迅速發展壯大，反而成了紙媒自己最大的敵人。然而，筆者認為，單純撤掉電子版并非拯救紙媒的最好出路。
數字化已是大勢所趨
1.讀者流失，向閱讀紙媒的傳統回歸不現實。
“一報難求”“即刻售罄”“競相傳閱”這些詞對報刊來說是久違了，“瘋狂轉發”“點擊過萬”等詞似乎更適合描述數字化時代的閱讀。在一個已經進入“秒殺”的互聯網時代，紙媒靠提供拖延或殘缺的電子版來使受眾只好選擇買報刊，短時間內似乎可以保護紙媒，但實際上這一做法并非上策。且不說現在已經進入自媒體時代，很多事情紙媒還沒有報道，網友就已經第一時間在網上發布消息了。更何況，現在很多熱點新聞是網上先炒熱，然后傳統媒體才跟進報道的。此外，從長遠看，撤掉電子版這一做法由于違背了數字閱讀的發展趨勢，對自身是不利的。“縱觀產業史，當其他條件如價格、使用等不存在特殊障礙，替代的核心是兩者實現相同的功能，部分相同，就會部分替代，如塑料替代鋼鐵；完全相同，就會完全替代，如微機替代通用文字處理機。報刊電子版與紙媒‘原汁原味’地相同，這將是極厲害的完全替代。”4歷史上，我們沒有因為塑料替代鋼鐵而放棄塑料，也沒有因為微機替代通用文字處理機而放棄微機。同樣，我們也不可能因為報刊電子版替代紙媒而放棄電子版。現在的紙媒正在經歷一個轉型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一個報社或者雜志社，它的各種形式的出版物都會同時存在。因此，并不是簡單地撤掉電子版就能拯救紙媒。撤掉電子版，并不意味著那些數量眾多的網絡用戶就會自然而然地轉向印刷版的報刊本身。
只要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身邊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獲取信息的方式，也能得出結論：越來越多的人通過網絡、手機、iPad等獲得信息。張立偉也承認：“下一代就是玩電腦、手機長大的，他們用iPhone看報可能‘習慣成自然’，幾乎沒有轉換成本，反而看紙媒還要付出轉換成本。”①撤掉電子版，但又不可能逆潮流而動，讓年輕人向閱讀紙媒的傳統回歸，那么，是否意味著紙媒將放棄大部分年輕讀者？
2.廣告減少，紙媒現在活得好不代表以后活得好。
張立偉認為，紙業銷售能養活自身，電子版離開紙媒就活不成。問題是，現在活得好并不代表將來能一直活得好，現在活得不好也不代表將來一直活不好。誰都能看到紙媒讀者的流失和轉向，不進則退，正是在數字閱讀的大勢所趨下，在強烈的危機感驅使下，眾多報刊不惜血本推進數字化戰略。
事實上，一些報刊的電子版已經成為新的發行亮點和經濟增長點。據美國《紐約商業周刊》網站2011年5月3日報道，美國出版業分析機構“發行公信會”(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宣布，截至3月31日的6個月內，《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得益于電子版的高速增長，使其發行量在美國報紙行業中獨占鰲頭。《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特稿，大肆宣揚其1.2%的營收，而其中電子版訂閱費為《華爾街日報》創造了22%的營業收入。但與此同時，《華爾街日報》印刷版的發行量下滑3.9%，跌至1，613，062份。②
現在，大部分紙媒日子雖然過得還算滋潤，但壓力巨大。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全年中國網絡廣告市場規模達到511.9億，較去年增長57.3%，超越報紙廣告。在網絡媒體的擠占下，紙媒的廣告市場份額將會越來越小。在這種形勢下，以廣告為主要贏利支撐的紙媒靠撤掉電子版恐怕難以拯救自身。
3.對手眾多，紙媒除了利用新媒體別無選擇。
如今的報刊，不僅面臨著商業網站、搜索引擎這樣的競爭對手，還處在一個博客、微博、視頻網站等自媒體、社交媒體蓬勃興起的時代，而且，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新技術、新手段出現。在這樣的時代，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原創新聞的發布者。雖然我國的商業網站受采訪權的限制，不能直接采訪、發布原創新聞，但實際上，多數網站已經創造出了一些新的采訪原創模式，包括在娛樂、體育等非敏感領域發布自采消息、圖片、視頻，通過邀請嘉賓在線訪談、在線聊天等多種形式進行采訪，采取“借殼”的模式直播新聞事件、實時關注事件動態，等等。商業網站早已經不滿足于僅僅轉載紙媒內容的網絡服務提供商這一角色了。
網絡媒體的影響已遠遠超過所有傳統媒體的總合，資金、人才、廣告向網絡媒體流動已成為必然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報刊只是撤掉電子版，而不想辦法充分利用新媒體、和新媒體結合，將可能在還沒有真正實現數字化戰略之前，就被其他網絡媒體直接取代了。“以網絡信息目前的開放程度，任何媒體想控制內容就好比想把蝴蝶塞回繭里。”③當美國已經借助強大的資本力量成功打造了讓人免費使用內容的公益性網站，而我們如果還只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要控制內容，在國際傳播的競爭中，誰輸誰贏，結果將不言而喻。
紙媒數字化的路徑思考
1.收費并非不可能。
《華爾街日報》網絡版收費贏利，不少人覺得這只是個案，不具有代表性。其實，報刊網絡版或電子版收費并非不可能。在線內容收費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內容的獨特性。默多克說：“好的新聞是有價值的商品，有價值的東西就不應該免費。”這就是《華爾街日報》成功實現讓用戶付費閱讀的依據。App Store的成功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國內，以聚合學術期刊為主的中國知網、萬方等數據庫，每年高額的收入就是來自于數量龐大的用戶的付費閱讀和下載。這說明，網絡用戶對于他認為有價值或者能夠給他獨特的滿足的內容是愿意付費的。現在，很多推行網絡版付費閱讀失敗的大多是動態性消息為主的內容，同質化傾向較為嚴重，不具備稀缺性，用戶沒有付費閱讀的意愿。因此，收費并非不可能，關鍵是內容要有核心競爭力。
2.提高與其他數字媒體談判的話語權。
在報刊業數字化的進程中，國內外都存在這樣的情況：網絡媒體以極低的價格或者免費使用報刊花費巨大人力、物力、財力采寫的報道及其他原創內容，報刊卻眼睜睜地看著讀者和廣告向網絡媒體流失。當時，我國很多傳統媒體出于提高品牌知名度、擴大影響的考慮，和一些網絡媒體簽訂協議，同意對方低價或免費轉載自己的內容，只要對方注明出處。然而，事實證明，這只是一個一廂情愿的愿望。網民在海量的信息中不會記住首發媒體的名字，更不會因此成為首發媒體的讀者。而大量未經授權的網絡媒體的轉載則讓傳統媒體更加不滿。2009年，《華爾街日報》等傳統報紙向谷歌等網絡媒體發起了抗議，對其長期以來的“坐享其成”甚為不滿。
但這并不意味著撤掉電子版是報刊的最好選擇，因為現在人們更傾向于通過內容全面的聚合性網站、數據庫或搜索引擎等獲取信息，撤掉電子版也就表示報刊放棄進入這些廣受網絡用戶歡迎的渠道。假如真能靠給網絡媒體提供內容獲取高于紙質媒體的利潤，報刊何樂而不為？所以，關鍵是報刊等傳統媒體要行動起來，在與其他網絡媒體進行關于使用紙媒原創內容的談判中，提高話語權，改變現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2011年，蘋果、谷歌相繼推出數字內容訂閱服務。蘋果公司宣布，如果iPhone和iPad為出版商的應用帶來一個新訂戶，那么蘋果將收取30％的分成；谷歌推出一項名為One Pass的數字內容付費系統，可供出版商銷售數字報紙雜志，同時宣布向供貨商抽成10％，低于蘋果的30％。“在電子閱讀商機日益凸顯的背景下，與內容出版商合作從而尋求雙贏成為平板電腦等產品銷量的關鍵。市場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購買平板電腦的人中，有49％是用它來閱讀報刊雜志。也就是說，近半數人購買平板電腦的主要原因就是能夠使用媒體讀物。”④可以預見，在可供選擇的技術、渠道、產品越來越多的未來，內容提供商將會有更大的話語權。
3.根據自身特點選擇數字化路徑。
數字化戰略不能搞一刀切，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華爾街日報》網絡版的成功不見得所有報刊都能復制，同樣，某些報刊網絡版的付費訂閱失敗也不見得其他報刊一定會重蹈覆轍。每家報刊有自身獨特的特點和定位，選取的數字化路徑也應當不同。
比如，以提供動態性消息為主的報刊網絡版讓用戶付費訂閱比較困難，目前主要還是依靠廣告贏利的模式，可以更多地把新媒體作為一個新的傳播渠道來拓展、推廣自身品牌。
像專業性較強、注重內容思想性的學術期刊，由于讀者范圍比較窄，發行量并不高，但每期同樣得支付價格不菲的印刷費，而通過郵局發行，還得接受支付“起點費”之類的霸王條款。相比之下，它們的電子版在學術期刊數據庫中的下載量巨大。因此，如果學術期刊出版網絡版且能實現付費訂閱，或者在與其他數據庫、網絡服務提供商的利益分配中占據更加有利的地位，未嘗不可以停止印刷版、專攻電子版，因為少了印刷和發行環節，對讀者數量和廣告較少的學術期刊來說節約了不少成本，說不定可以走上以內容贏利的良性模式。
而對于目標受眾在國外的外宣媒體來說，數字化更是越過對象國發行壁壘、直達外國受眾的最佳選擇。對于這種情況，就不能純粹以經濟利益來考量了。（作者單位：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
【注釋】
① 張立偉：《撤掉電子版 拯救紙媒》，《中國記者》，2011（10）
②《華爾街日報因電子版增長成為美發行量最大報紙》，http://news.sina.com.cn/m/2011-05-05/172522412215.shtml
③ 《2011年網絡廣告超越報紙廣告 市場呈新競爭態勢》，http://it.sohu.com/20120111/n331821067.shtml
④《谷歌推新品叫板蘋果博弈新媒體市場誰主沉浮》，http://news.cnblogs.com/n/91995/
網絡視頻與電視虎口搶食
內容導航：
網絡生活已經成為現代人的標簽，無論是購物、娛樂、工作已經無法與互聯網分割。當勞累了一天的人們回到家里，電視已經不再是娛樂和了解信息的主要方式，而是通過手機、平板、電腦隨時隨地的娛樂、生活、工作，欣賞各類的電影、電視、娛樂節目。因此互聯網巨頭新浪、騰訊、搜狐、盛大（酷6網）、百度（奇藝），網易紛紛開始布局視頻領域，意在吸引用戶，近期，網易與樂視網達成億元戰略合作協議進入正版長視頻市場成為互聯網行業業務多元化的風向標。
用戶決定市場
面對廣電系的壟斷優勢，門戶和視頻網站想獲得用戶，僅僅依靠視頻版權還是不夠，畢竟很多內容控播權在廣電，眼下的商業模式顯然成熟，完全依靠購買內容處處受制，因此打造“平臺+內容+硬件+應用”的蘋果軟硬合體模式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樂視網域網易的合作看似雙贏，但樂視網通過合作方式獲得流量有多少可以轉化成自身的忠實用戶，這對樂視自身的網站建設和品牌廣告收入都是巨大的分流，雖說1億元的保底廣告收入，但消費者認知的是網易而不是樂視。
優質的影視劇長視頻依然是視頻行業最稀缺、最重要的資源之一，但影視劇版權價格高居不下，加上高昂的寬帶成本，行業洗牌在所難免，但視頻社交化，移動互聯網的飛速發展，UGC、新聞類等斷視頻內容成為視頻網站重要流量來源為時尚早，廣電網絡電視布局已然展開，三大運營商都是財大氣粗，作為上游內容主導方的廣電絕不會任由別人搶食，不斷上漲的視頻版權價格，就是在維系自身的利益。
中國特有的市場經濟體系下，廣電的政府標簽只會增強而不會削弱，內容監管力度將不斷提升。長視頻版權依然是左右視頻行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用戶是市場的主導方，但近期央視的一紙公文黃金時間禁播海外影視劇，依然可以主導市場，內容監控利劍在手，這對視頻網站而言是無法規避的。視頻版權成為行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作為內容監管的廣電集團這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和參與者，視頻行業發展在廣電宏觀調控下不會任由發展。
視頻版權加速分流電視用戶
由于廣電系壟斷行業，且形成了諸侯割據的局面，但央視作為國家的喉舌權威不容挑戰，內容和形式沒有地方臺顯得與時俱進和百花齊放，隨著移動互聯網的飛速發展，無線城市的進程不斷加快，無處不在的WiFi熱點，電腦、平板、手機成為人們關注新聞、娛樂、影視節目的主要手段，電視用戶在不斷的減少，從而誘發了互聯網巨頭紛紛涉足視頻市場的根本。但目前的電視劇單集版權已炒至200萬元天價，就目前行業現狀來看，視頻版權價格下降的可能性很小。高昂的視頻版權成為互聯網巨頭角逐的壁壘，因此分銷、分享、共享成為降低視頻版權吸引用戶的關鍵所在。
樂視網自2004年發力版權儲備至今，目前網站已擁有超過5萬集電視劇和4000多部電影，拿到了國內大約60%的熱門電影電視劇獨家網絡版權。面對居高不下的視頻版權，越來越多的用戶通過電腦、平板、手機分享視頻，互聯網巨頭們不得不通過聯合采購、共享的方式降低資金壓力規避購買風險，也可以聯合推廣，炒熱市場成為熱播大劇，這是互聯網巨頭的優勢。因此，面對視頻版權的不費價格，吸引用戶，網易此舉是利益多多。
樂視網與網易的合作，前者除提供視頻內容共享之外，還將保證網易獲得其云視頻平臺使用權，這與去年與土豆網戰略如出一轍。據悉，土豆當時亦表示與樂視網共建視頻合作平臺。在與網易的合作中，樂視網將負責為該平臺提供CDN分發、視頻內容及視頻播放技術支持。網易在合作平臺上優先選用樂視網提供的獨家視頻內容并在優勢位置推薦，并負責合作平臺、合作項目播放頁面所有視頻廣告的經營。
2011年，面對用戶的競爭，視頻版權居高不下的格局，如何與廣電搶奪用戶，降低成本，于是視頻行業“閃婚”成癮，新浪戰略參股土豆網、人人并購56網、搜狐與MSN深度合作并參股迅雷，樂視網域土豆網共建視頻合作平臺，整合聯姻成為主流。傳統門戶與視頻網站的融合意在吸引和挽留用戶，隨著用戶對互聯網的依賴越來越多，內容成為制勝的法寶。
樂視網已提前鎖定2012年熱門影視劇的50％—60％以及2013年熱門影視劇的40％—50％，同時已采購未上線的獨家版權影視劇達200多部；CDN布局方面，樂視網的服務器密布全國；技術方面，樂視網的融合CDN技術實現了“一套存儲，多種格式”，在服務器上只存儲
一套資源，即可供不同編碼格式、封裝格式的播放平臺需求。
網絡生活已經成為現代人的標簽，無論是購物、娛樂、工作已經無法與互聯網分割。當勞累了一天的人們回到家里，電視已經不再是娛樂和了解信息的主要方式，而是通過手機、平板、電腦隨時隨地的娛樂、生活、工作，欣賞各類的電影、電視、娛樂節目。因此互聯網巨頭新浪、騰訊、搜狐、盛大（酷6網）、百度（奇藝），網易紛紛開始布局視頻領域，意在吸引用戶，近期，網易與樂視網達成億元戰略合作協議進入正版長視頻市場成為互聯網行業業務多元化的風向標。
用戶決定市場
面對廣電系的壟斷優勢，門戶和視頻網站想獲得用戶，僅僅依靠視頻版權還是不夠，畢竟很多內容控播權在廣電，眼下的商業模式顯然成熟，完全依靠購買內容處處受制，因此打造“平臺+內容+硬件+應用”的蘋果軟硬合體模式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樂視網域網易的合作看似雙贏，但樂視網通過合作方式獲得流量有多少可以轉化成自身的忠實用戶，這對樂視自身的網站建設和品牌廣告收入都是巨大的分流，雖說1億元的保底廣告收入，但消費者認知的是網易而不是樂視。
優質的影視劇長視頻依然是視頻行業最稀缺、最重要的資源之一，但影視劇版權價格高居不下，加上高昂的寬帶成本，行業洗牌在所難免，但視頻社交化，移動互聯網的飛速發展，UGC、新聞類等斷視頻內容成為視頻網站重要流量來源為時尚早，廣電網絡電視布局已然展開，三大運營商都是財大氣粗，作為上游內容主導方的廣電絕不會任由別人搶食，不斷上漲的視頻版權價格，就是在維系自身的利益。
中國特有的市場經濟體系下，廣電的政府標簽只會增強而不會削弱，內容監管力度將不斷提升。長視頻版權依然是左右視頻行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用戶是市場的主導方，但近期央視的一紙公文黃金時間禁播海外影視劇，依然可以主導市場，內容監控利劍在手，這對視頻網站而言是無法規避的。視頻版權成為行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作為內容監管的廣電集團這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和參與者，視頻行業發展在廣電宏觀調控下不會任由發展。
視頻版權加速分流電視用戶
由于廣電系壟斷行業，且形成了諸侯割據的局面，但央視作為國家的喉舌權威不容挑戰，內容和形式沒有地方臺顯得與時俱進和百花齊放，隨著移動互聯網的飛速發展，無線城市的進程不斷加快，無處不在的WiFi熱點，電腦、平板、手機成為人們關注新聞、娛樂、影視節目的主要手段，電視用戶在不斷的減少，從而誘發了互聯網巨頭紛紛涉足視頻市場的根本。但目前的電視劇單集版權已炒至200萬元天價，就目前行業現狀來看，視頻版權價格下降的可能性很小。高昂的視頻版權成為互聯網巨頭角逐的壁壘，因此分銷、分享、共享成為降低視頻版權吸引用戶的關鍵所在。
樂視網自2004年發力版權儲備至今，目前網站已擁有超過5萬集電視劇和4000多部電影，拿到了國內大約60%的熱門電影電視劇獨家網絡版權。面對居高不下的視頻版權，越來越多的用戶通過電腦、平板、手機分享視頻，互聯網巨頭們不得不通過聯合采購、共享的方式降低資金壓力規避購買風險，也可以聯合推廣，炒熱市場成為熱播大劇，這是互聯網巨頭的優勢。因此，面對視頻版權的不費價格，吸引用戶，網易此舉是利益多多。
樂視網與網易的合作，前者除提供視頻內容共享之外，還將保證網易獲得其云視頻平臺使用權，這與去年與土豆網戰略如出一轍。據悉，土豆當時亦表示與樂視網共建視頻合作平臺。在與網易的合作中，樂視網將負責為該平臺提供CDN分發、視頻內容及視頻播放技術支持。網易在合作平臺上優先選用樂視網提供的獨家視頻內容并在優勢位置推薦，并負責合作平臺、合作項目播放頁面所有視頻廣告的經營。
2011年，面對用戶的競爭，視頻版權居高不下的格局，如何與廣電搶奪用戶，降低成本，于是視頻行業“閃婚”成癮，新浪戰略參股土豆網、人人并購56網、搜狐與MSN深度合作并參股迅雷，樂視網域土豆網共建視頻合作平臺，整合聯姻成為主流。傳統門戶與視頻網站的融合意在吸引和挽留用戶，隨著用戶對互聯網的依賴越來越多，內容成為制勝的法寶。
樂視網已提前鎖定2012年熱門影視劇的50％—60％以及2013年熱門影視劇的40％—50％，同時已采購未上線的獨家版權影視劇達200多部；CDN布局方面，樂視網的服務器密布全國；技術方面，樂視網的融合CDN技術實現了“一套存儲，多種格式”，在服務器上只存儲
一套資源，即可供不同編碼格式、封裝格式的播放平臺需求。
互聯網電視產業雛形顯現 五大關鍵成核心
內容導航：
2012年是業界公認的互聯網電視產業元年，各大進入互聯網電視的企業都已開始摩拳擦掌，試圖加快占領最具價值的電視機屏幕。在中國，得益于巨大的用戶基數、最普及的終端、最成熟的用戶端收費模式，電視機已經成為視聽產業最具核心競爭力的一塊屏幕，也因此成為各大視聽節目相關公司角逐的焦點。
然而，與Netflix、Apple TV、Google TV在全球大行其道不同的是，在國內開展互聯網電視業務則復雜得多。筆者將從互聯網電視運營資質、內容儲備、終端成熟度、寬帶CDN部署、運營經驗等角度，就互聯網電視企業在互聯網電視產業中的動態進行解讀，剖析中國互聯網電視元年的發展雛形。
資質：互聯網電視牌照是基礎門檻
截止目前，國家廣電總局一共發放了7張互聯網電視牌照，分別授予了CNTV、百視通、華數、南方傳媒、湖南廣電、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原理上說，這七家牌照持有者均可開展互聯網電視業務，但在互聯網通道上的視聽節目受制于網絡帶寬成本及市場化運營經驗，互聯網電視產業仍處于起步階段。
但是，通過互聯網為用戶提供視聽節目，這是廣電系企業在電信系企業的壓力下持續保持競爭力的關鍵業務，因此，互聯網電視產業將獲得更多產業政策支持。比如，去年年底關于調查電信運營商寬帶壟斷一案，核心就是為了給歌華有線等與電信運營商直接結算寬帶費的企業級用戶降低成本。
為了更好推進互聯網電視市場化，南方傳媒早在2011年3月即與優朋普樂合資成立專門運營互聯網電視的子公司，截止目前，該運營實體的互聯網電視用戶數量已經超過了200萬，覆蓋人群超過600萬。
2012年1月，CNTV與騰訊成立運營互聯網電視的合資公司，雖然目前尚未有具體動作，但雙方投入巨資的合資公司，已經開始招兵買馬，應該已經在籌備推出相關業務。
與此同時，大量的互聯網視頻企業也正在將目光瞄準電視機屏幕，比如樂視網和PPTV，選擇與CNTV、華數等合作的方式，為互聯網電視運營者提供影視劇內容，并從中分享收益。但與優朋普樂和騰訊不同，樂視網和PPTV并未與牌照商成立子公司，因此，其在互聯網電視平臺上，只是內容提供商，即傳統的CP身份。
內容：儲備競賽無休止
2010年開始非理性暴漲的影視劇內容版權費，將網絡視頻產業拉入了高投入低產出的深淵。據證券分析師披露的數據顯示，樂視網去年年底就花完了7億元IPO融資。公開資料顯示，截止2011年11月，樂視網使用近3億余元用于購買版權，但如此大的投資，所實現的凈利潤僅為2075.52萬元，凈利率僅在7%左右。
盡管成本高昂，利潤率非常低，但這并未降低網絡視頻企業增加內容儲備。事實上，近乎所有的網絡視頻企業都在加強內容儲備，不管是優酷、土豆還是搜狐視頻、愛奇藝、優朋普樂，各家均在內容版權上花費了巨額資金。
雖然內容版權費因各家的儲備競賽而一路走高，但這也為中國的影視劇版權產業凈化了環境，只有正版化，影視劇產業才能健康發展，而只有理性化，才能保持可持續發展，值得慶幸的是，土豆網高管在日前的財報說明會上表示，版權價格漲幅正在趨于穩定。
相對而言，互聯網電視企業優朋普樂在內容儲備上比較冷靜，該公司在2009年與搜狐等成立反盜版聯盟，隨即與美國好萊塢索尼、華納兄弟、派拉蒙、環球、福克斯5大電影公司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并購買了大量正版電影，此外還與香港寰亞、寰宇、嘉禾、東方等主流電影公司主流片源內容上確立了獨家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從目前看，這一早期積累（版權費暴漲之前）為該公司的互聯網電視業務打下了重要基礎。如今，該公司在互聯網電視運營平臺上提供的電影超過了4000部，電視劇節目內容超過了20000小時。
終端：適配各種電視一體機和機頂盒
在至關重要的終端適配上，百視通、華數、南方傳媒（優朋普樂）等最近幾年做了大量的推進工作。目前，這三家企業的互聯網電視平臺已經可以與國內所有主流電視機廠商產品進行適配。包括創維、海爾、TCL、長虹、康佳等公司已經推出了多款互聯網電視終端，并在市場上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成績。
廣電總局科技司相關人士2月底透露，截止2011年年底，國內互聯網電視一體機的用戶數量超過了IPTV的1350萬，加上約有300萬的機頂盒用戶，互聯網電視用戶截止2月底已經接近2000萬，而這一數據還將有望在2012年實現成倍增長。
據優朋普樂內部人士透露，2011年年底以來，該公司大量招聘技術人員，預計技術團隊人數將翻番。而這一重大動作的背后，則是互聯網電視業務的加倍擴容。據悉，該公司已經與30多個機頂盒品牌簽署合作協議，將在今年第二季度面向市場推出新一代機頂盒產品。
CDN：互聯網電視穩定播出的關鍵
由于視聽節目所需的網絡帶寬要求比較高，因此，網絡帶寬和CDN、P2P技術部署成為互聯網電視企業提供市場化運營的基礎。相對于內容和終端適配，這不是一夕之功，而需要大量的技術投入和時間積累。
目前，各個互聯網電視企業都在試圖加快鋪設CDN。據全國CDN部署最廣的優朋普樂透露，該公司已經在全國20多個省份部署了CDN，以加強互聯網電視業務運營。該公司得益于此前為電信運營商提供技術和內容服務，積累了大量經驗，為互聯網電視發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礎。
而樂視網、PPTV等則主要側重在網絡視頻的P2P技術，但面向電視機用戶，則需要重新部署CDN分發技術，否則無法保障百萬級用戶同時在線觀看高清影視劇節目。這也是其只能擔當內容提供商角色而無法運營互聯網電視的根本原因。
運營： 互聯網電視市場化
相對于有線數字電視來說，互聯網電視的市場化趨勢將成為其發展的亮點。然而，讓一直處于壟斷地位的電視運營商來運營互聯網電視，這給互聯網電視產業提出了新的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7大牌照商之一的南方傳媒，通過與優朋普樂于2011年成立合資公司運營的模式，恰恰成了互聯網電視市場化的突破口。而這也直接成了CNTV在2012年年初選擇與互聯網巨頭騰訊成立合資公司共同運營互聯網電視的范本。
相對于7大牌照商而言，優朋普樂和騰訊的商業公司屬性，將發揮市場化運作的優勢，讓互聯網電視產品與用戶直接見面，重視用戶體驗和互動性需求，將電視服務從全被動式接受改變成互動的、多元化的平臺。
其中，優朋普樂已經為36個省級電信運營商提供服務，積累了深厚的運營經驗。而騰訊作為互聯網界的佼佼者，在用戶體驗和互動性方面有著成熟的運營經驗。目前，優朋普樂已經與創維、海爾、TCL等電視機廠商達成合作并推出幾款互聯網電視終端產品，截止2011年年底的出貨量超過了500萬臺。此外，該公司與全國30多家機頂盒廠商達成了合作，預計機頂盒產品將覆蓋95%品牌。騰訊尚未推出互聯網電視產品和服務，主要是因為其與CNTV成立合資公司的時間還非常短，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大動作。
總體而言，目前最具有綜合優勢的是百視通、華數、南方傳媒和優朋普樂，他們不僅在內容儲備、CDN部署、終端合作、運營經驗等方面有著深厚的基礎，在市場化運作上，也有著商業互聯網公司的基因。再加上CNTV和騰訊在互聯網電視上的逐漸投入，相信互聯網電視產業將穩步起步并飛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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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廣告平臺Videoplaza解決多設備適配問題
騰訊科技訊（Eloise）北京時間3月8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道，視頻廣告平臺Videoplaza目前在打造一款旨在幫助廣告商和媒體公司基于內容獲取營收的新系統，它的革新之處在于適用于市面上的所有設備，從而省去了多平臺管理的諸多麻煩。
這款服務叫做Karbon，由公司現存服務改造而成，旨在為媒體公司基于不同平臺的廣告業務提供便利，無論是智能電視、Flash系統、HTML5還是其他平臺均適用。
很明顯，這個創意把視頻媒體公司解放了出來，讓他們不再為預測用戶使用設備而煩惱，而只需要集中精力提升內容質量即可。
公司CEO Sorosh Tavakoli表示，“我們覺得，過去當出版商加入越來越多的設備，最后就會變得很復雜，最終，他們可能只會繼續那些已有平臺的業務。”
“你可能并不想確定受眾使用何種設備，你只是想要確定用戶的人口統計資料和其他興趣愛好。如果你是一位出版商，你不會在乎用戶使用何種操作系統，你只是希望你的出版內容能夠伴隨著受眾無處不在。”
公司表示，上次所進行的beta測試已經體現了30%的系統工作效能，因為這款服務讓你不必再如此擔心特定的技術細節，因此把內容傳送給更多用戶也就更加簡單。
為了省去客戶對設備問題的擔憂，Videoplaza為此做了很多工作。Karbon擁有一個超過7000種設備系統的海量存儲庫，因為能夠自動確認用戶使用設備然后顯示相應的視頻廣告。另外，Karbon系統還對未正式推出的設備有所準備。
Tavakoli表示，這種防范于未然的做法意味著，最終媒體完全不需擔心自己的廣告會出現在何處，而只要知道用戶受眾是誰就行了。
Tavakoli繼續說道，“大約一年以前，PC只是視頻播放的主要設備之一，后來視頻發生地點開始越來越多樣化。現在我們不是討論開發一些功能，而是必須摒棄線上視頻這樣的思維模式，而進入一種新的不限平臺、多設備適用的方式。“
Videoplaza于2008年成立于瑞典斯德哥爾摩。自此，公司一直在嘗試不停地探索各種不同的可能模式來占領視頻廣告市場。公司雖然沒有透露具體數據，但是表示，廣告業務額已達到數十億，過去兩年的業務增長率為500%。并且，公司還在倫敦、巴黎、柏林、巴塞羅那和新加坡新開了辦公處。
公司早期曾經獲得來自Northzone Ventures和Creandum的 1500萬美元融資，今年早些時候，又獲得來自Qualcomm和Innovacom的1200萬美元的注資。Videoplaza希望隨著互聯網視頻電視的發展這個系統能夠進入新的市場，并成為可以值得信賴的媒體公司向導。
盡管TV公司正生產能夠整合互聯網內容的設備，然而關鍵市場卻不可能變得更加簡單。
Tavakoli表示，“沒有人能預測未來會怎樣。你可能安裝了網絡電視（IPTV），也有電腦游戲控制臺，還可以從iPad和電視設備中觀看流媒體內容。已經有很多方式可以在電視設備上獲取視頻了。不過，最終我們還是需要一種可以混合多種設備平臺的方式。”
2012年是業界公認的互聯網電視產業元年，各大進入互聯網電視的企業都已開始摩拳擦掌，試圖加快占領最具價值的電視機屏幕。在中國，得益于巨大的用戶基數、最普及的終端、最成熟的用戶端收費模式，電視機已經成為視聽產業最具核心競爭力的一塊屏幕，也因此成為各大視聽節目相關公司角逐的焦點。
然而，與Netflix、Apple TV、Google TV在全球大行其道不同的是，在國內開展互聯網電視業務則復雜得多。筆者將從互聯網電視運營資質、內容儲備、終端成熟度、寬帶CDN部署、運營經驗等角度，就互聯網電視企業在互聯網電視產業中的動態進行解讀，剖析中國互聯網電視元年的發展雛形。
資質：互聯網電視牌照是基礎門檻
截止目前，國家廣電總局一共發放了7張互聯網電視牌照，分別授予了CNTV、百視通、華數、南方傳媒、湖南廣電、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原理上說，這七家牌照持有者均可開展互聯網電視業務，但在互聯網通道上的視聽節目受制于網絡帶寬成本及市場化運營經驗，互聯網電視產業仍處于起步階段。
但是，通過互聯網為用戶提供視聽節目，這是廣電系企業在電信系企業的壓力下持續保持競爭力的關鍵業務，因此，互聯網電視產業將獲得更多產業政策支持。比如，去年年底關于調查電信運營商寬帶壟斷一案，核心就是為了給歌華有線等與電信運營商直接結算寬帶費的企業級用戶降低成本。
為了更好推進互聯網電視市場化，南方傳媒早在2011年3月即與優朋普樂合資成立專門運營互聯網電視的子公司，截止目前，該運營實體的互聯網電視用戶數量已經超過了200萬，覆蓋人群超過600萬。
2012年1月，CNTV與騰訊成立運營互聯網電視的合資公司，雖然目前尚未有具體動作，但雙方投入巨資的合資公司，已經開始招兵買馬，應該已經在籌備推出相關業務。
與此同時，大量的互聯網視頻企業也正在將目光瞄準電視機屏幕，比如樂視網和PPTV，選擇與CNTV、華數等合作的方式，為互聯網電視運營者提供影視劇內容，并從中分享收益。但與優朋普樂和騰訊不同，樂視網和PPTV并未與牌照商成立子公司，因此，其在互聯網電視平臺上，只是內容提供商，即傳統的CP身份。
內容：儲備競賽無休止
2010年開始非理性暴漲的影視劇內容版權費，將網絡視頻產業拉入了高投入低產出的深淵。據證券分析師披露的數據顯示，樂視網去年年底就花完了7億元IPO融資。公開資料顯示，截止2011年11月，樂視網使用近3億余元用于購買版權，但如此大的投資，所實現的凈利潤僅為2075.52萬元，凈利率僅在7%左右。
盡管成本高昂，利潤率非常低，但這并未降低網絡視頻企業增加內容儲備。事實上，近乎所有的網絡視頻企業都在加強內容儲備，不管是優酷、土豆還是搜狐視頻、愛奇藝、優朋普樂，各家均在內容版權上花費了巨額資金。
雖然內容版權費因各家的儲備競賽而一路走高，但這也為中國的影視劇版權產業凈化了環境，只有正版化，影視劇產業才能健康發展，而只有理性化，才能保持可持續發展，值得慶幸的是，土豆網高管在日前的財報說明會上表示，版權價格漲幅正在趨于穩定。
相對而言，互聯網電視企業優朋普樂在內容儲備上比較冷靜，該公司在2009年與搜狐等成立反盜版聯盟，隨即與美國好萊塢索尼、華納兄弟、派拉蒙、環球、福克斯5大電影公司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并購買了大量正版電影，此外還與香港寰亞、寰宇、嘉禾、東方等主流電影公司主流片源內容上確立了獨家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從目前看，這一早期積累（版權費暴漲之前）為該公司的互聯網電視業務打下了重要基礎。如今，該公司在互聯網電視運營平臺上提供的電影超過了4000部，電視劇節目內容超過了20000小時。
終端：適配各種電視一體機和機頂盒
在至關重要的終端適配上，百視通、華數、南方傳媒（優朋普樂）等最近幾年做了大量的推進工作。目前，這三家企業的互聯網電視平臺已經可以與國內所有主流電視機廠商產品進行適配。包括創維、海爾、TCL、長虹、康佳等公司已經推出了多款互聯網電視終端，并在市場上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成績。
廣電總局科技司相關人士2月底透露，截止2011年年底，國內互聯網電視一體機的用戶數量超過了IPTV的1350萬，加上約有300萬的機頂盒用戶，互聯網電視用戶截止2月底已經接近2000萬，而這一數據還將有望在2012年實現成倍增長。
據優朋普樂內部人士透露，2011年年底以來，該公司大量招聘技術人員，預計技術團隊人數將翻番。而這一重大動作的背后，則是互聯網電視業務的加倍擴容。據悉，該公司已經與30多個機頂盒品牌簽署合作協議，將在今年第二季度面向市場推出新一代機頂盒產品。
CDN：互聯網電視穩定播出的關鍵
由于視聽節目所需的網絡帶寬要求比較高，因此，網絡帶寬和CDN、P2P技術部署成為互聯網電視企業提供市場化運營的基礎。相對于內容和終端適配，這不是一夕之功，而需要大量的技術投入和時間積累。
目前，各個互聯網電視企業都在試圖加快鋪設CDN。據全國CDN部署最廣的優朋普樂透露，該公司已經在全國20多個省份部署了CDN，以加強互聯網電視業務運營。該公司得益于此前為電信運營商提供技術和內容服務，積累了大量經驗，為互聯網電視發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礎。
而樂視網、PPTV等則主要側重在網絡視頻的P2P技術，但面向電視機用戶，則需要重新部署CDN分發技術，否則無法保障百萬級用戶同時在線觀看高清影視劇節目。這也是其只能擔當內容提供商角色而無法運營互聯網電視的根本原因。
運營： 互聯網電視市場化
相對于有線數字電視來說，互聯網電視的市場化趨勢將成為其發展的亮點。然而，讓一直處于壟斷地位的電視運營商來運營互聯網電視，這給互聯網電視產業提出了新的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7大牌照商之一的南方傳媒，通過與優朋普樂于2011年成立合資公司運營的模式，恰恰成了互聯網電視市場化的突破口。而這也直接成了CNTV在2012年年初選擇與互聯網巨頭騰訊成立合資公司共同運營互聯網電視的范本。
相對于7大牌照商而言，優朋普樂和騰訊的商業公司屬性，將發揮市場化運作的優勢，讓互聯網電視產品與用戶直接見面，重視用戶體驗和互動性需求，將電視服務從全被動式接受改變成互動的、多元化的平臺。
其中，優朋普樂已經為36個省級電信運營商提供服務，積累了深厚的運營經驗。而騰訊作為互聯網界的佼佼者，在用戶體驗和互動性方面有著成熟的運營經驗。目前，優朋普樂已經與創維、海爾、TCL等電視機廠商達成合作并推出幾款互聯網電視終端產品，截止2011年年底的出貨量超過了500萬臺。此外，該公司與全國30多家機頂盒廠商達成了合作，預計機頂盒產品將覆蓋95%品牌。騰訊尚未推出互聯網電視產品和服務，主要是因為其與CNTV成立合資公司的時間還非常短，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大動作。
總體而言，目前最具有綜合優勢的是百視通、華數、南方傳媒和優朋普樂，他們不僅在內容儲備、CDN部署、終端合作、運營經驗等方面有著深厚的基礎，在市場化運作上，也有著商業互聯網公司的基因。再加上CNTV和騰訊在互聯網電視上的逐漸投入，相信互聯網電視產業將穩步起步并飛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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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廣告平臺Videoplaza解決多設備適配問題
騰訊科技訊（Eloise）北京時間3月8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道，視頻廣告平臺Videoplaza目前在打造一款旨在幫助廣告商和媒體公司基于內容獲取營收的新系統，它的革新之處在于適用于市面上的所有設備，從而省去了多平臺管理的諸多麻煩。
這款服務叫做Karbon，由公司現存服務改造而成，旨在為媒體公司基于不同平臺的廣告業務提供便利，無論是智能電視、Flash系統、HTML5還是其他平臺均適用。
很明顯，這個創意把視頻媒體公司解放了出來，讓他們不再為預測用戶使用設備而煩惱，而只需要集中精力提升內容質量即可。
公司CEO Sorosh Tavakoli表示，“我們覺得，過去當出版商加入越來越多的設備，最后就會變得很復雜，最終，他們可能只會繼續那些已有平臺的業務。”
“你可能并不想確定受眾使用何種設備，你只是想要確定用戶的人口統計資料和其他興趣愛好。如果你是一位出版商，你不會在乎用戶使用何種操作系統，你只是希望你的出版內容能夠伴隨著受眾無處不在。”
公司表示，上次所進行的beta測試已經體現了30%的系統工作效能，因為這款服務讓你不必再如此擔心特定的技術細節，因此把內容傳送給更多用戶也就更加簡單。
為了省去客戶對設備問題的擔憂，Videoplaza為此做了很多工作。Karbon擁有一個超過7000種設備系統的海量存儲庫，因為能夠自動確認用戶使用設備然后顯示相應的視頻廣告。另外，Karbon系統還對未正式推出的設備有所準備。
Tavakoli表示，這種防范于未然的做法意味著，最終媒體完全不需擔心自己的廣告會出現在何處，而只要知道用戶受眾是誰就行了。
Tavakoli繼續說道，“大約一年以前，PC只是視頻播放的主要設備之一，后來視頻發生地點開始越來越多樣化。現在我們不是討論開發一些功能，而是必須摒棄線上視頻這樣的思維模式，而進入一種新的不限平臺、多設備適用的方式。“
Videoplaza于2008年成立于瑞典斯德哥爾摩。自此，公司一直在嘗試不停地探索各種不同的可能模式來占領視頻廣告市場。公司雖然沒有透露具體數據，但是表示，廣告業務額已達到數十億，過去兩年的業務增長率為500%。并且，公司還在倫敦、巴黎、柏林、巴塞羅那和新加坡新開了辦公處。
公司早期曾經獲得來自Northzone Ventures和Creandum的 1500萬美元融資，今年早些時候，又獲得來自Qualcomm和Innovacom的1200萬美元的注資。Videoplaza希望隨著互聯網視頻電視的發展這個系統能夠進入新的市場，并成為可以值得信賴的媒體公司向導。
盡管TV公司正生產能夠整合互聯網內容的設備，然而關鍵市場卻不可能變得更加簡單。
Tavakoli表示，“沒有人能預測未來會怎樣。你可能安裝了網絡電視（IPTV），也有電腦游戲控制臺，還可以從iPad和電視設備中觀看流媒體內容。已經有很多方式可以在電視設備上獲取視頻了。不過，最終我們還是需要一種可以混合多種設備平臺的方式。”
2012-03-08
強震難撼日官僚惰性 改革遙遙無期
Insight: Japan missed tsunami wake-up call for change
By Tomasz Janowski and Linda Sieg
TOKYO (Reuters) - Three months after Japan's March 11 triple disaster, a long-time expert on the country arrived in Tokyo to research a book he intended to entitle "Rebirth of a Nation."
Months later, Richard Samuels is calling his work "The Rhetoric of Crisis."
A year after the huge earthquake, deadly tsunami and the world's worst nuclear disaster in a quarter century jolted the country, it is clear that even a shock of such magnitude failed to snap it out of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orpor.
"So far it seems there was more talk of change than change itself. It is all still being sorted out," said Samuels,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pan's mammoth government debt keeps piling up while critical decisions get pushed back, referred to various panels, lodged in elaborate rituals of "consensus-building" or political horse-trading in a gridlocked parliament.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torn by conflicting group loyalties, proved incapable of setting aside their differences and providing the leadership for which the public longs.
Instead, politicians reverted to business as usual: parliamentary trench warfare and the annual "ditch the prime minister" exercise that gave Japan its sixth leader in five years and now threatens to block vital tax and welfare reforms.
"I personally expected a kind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just after the earthquake to rescue the economy," says Takahide Kiuchi, chief economist at Nomura Securities. "It never happened and the opposition and the ruling party are still fighting each other. This is my biggest disappointment."
That said, Japan has changed over those past 12 months -- though in ways too gradual and unspectacular to grab headline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growing distrust of politicians and bureaucrats and public indignation at their incompetence.
"I think it's all moved Japan on its axis slightly more than before. It has definitely made people less forgiving or believing in Japan Inc, the system," said Pelham Smithers, managing director of a London-based market research firm, who has visited Japan several times since March 11.
What remains unclear is whether the anger will force a radical overhaul of Japan's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or deepen public apathy and frustration -- or somewhere in between.
So far, there are few signs that Japan's elites will be pushed to implement fundamental change any time soon. The optimistic scenario is that Japan will continue its quiet, slow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toward greater accountability of elected officials and its powerful bureaucracy.
The most palpable changes are the repercussions of reactor meltdowns at the tsunami-crippled Fukushima power plant.
BECQUERELS AND GEIGERS
Not only has ex-premier Naoto Kan, at the helm when the disasters struck,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renewable energy apostle, but the whole nation is undergoing a radical rethink.
Becquerels and sieverts are part of everyday vocabulary, Geiger counters are household items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saving electricity has become a year-round activity and the myth of clean and safe nuclear energy is dead.
"After March 11, I realized that I have lived before without thinking anything about nuclear power," said Kyoko Itagaki, 30, a designer taking part in an anti-nuclear rally in Tokyo last month.
"Now, the more I look into that, the more I realize how dangerous nuclear power plants are ... It's a sin not to care," she added. "My life has changed a lot. I now buy water and vegetables from certain places and have a Geiger counter."
Prime Minister Yoshihiko Noda has admitted that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cy, utilities and experts share the blame for being blinded by the myth of nuclear safety.
Power util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are now paying the price, so far unable to persuade a single community to approve restarts of reactors taken off line since the disaster, meaning all of Japan's 54 reactors may be shut by summer.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win back the trust of those communities, many of which have relied on nuclear plant-related income, by launching computer simulated "stress tests" and creating more independent oversight of the industry.
Noda, while not as blunt as his predecessor Kan, also admits that Japan will have to cut its dependence on nuclear power, though the government is likely to settle for a long gradual process when it formulates a new energy policy this summer.
Fukushima operator Tokyo Electric Power (Tepco) and other regional monopoly utilities that for decades enjoyed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industry and politicians are beginning to feel the heat from the public and big customers.
"I think it is clear that this has been a trigger for the start of possible reform of that dark side of the system," says Tatsuo Hatta, an economist, who is on an expert panel discussing Japan's energy mix. "The myth that nuclear power was completely safe and that what utilities said was completely correct has been utterly destroyed."
Tepco's plan to hike electricity tariffs provoked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from Japanese carmakers and steelmakers and several local municipalities have been trying to break its regional monopoly seeking competitive bids from its rivals.
Clearly, disillusion with Japan's establishment has reached new depths since the disasters.
When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swept to power in 2009, ending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nearly uninterrupted rule by its conservative rival, the Liberal Democrats, it did so largely by promising to pay more heed to ordinary people while prying power from the bureaucracy and vested interests.
But the Fukushima disaster showed how the collusion between regulators, the bureaucracy and utilities persisted, giving the public a sense that it was let down by the entire system.
Opinion polls underscore the lack of voter trust in mainstream parties, which are showing visible alarm over a potential challenge from a 42-year-old mayor of the western city of Osaka, who advocates strong executive power.
On the flip side of sagging trust in officialdom, however, are signs that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are taking the initiative instead of relying on paternalistic bureaucrats.
For example, Aeon Co. , Japan's top supermarket chain has responded to public radiation fears with tougher standards than the official norms. In November, it took a step further and said it would not sell any food items that contained radiation.
"Consumers are demanding, so by having demanding standards I believe we are protecting producers," said Yasuhide Chikazawa, the chain's executive in charge of food safety.
Many private corporations responded quickly to the tsunami and have since collected donations and mobilized volunteers to help devastated communities.
NEW CHANNELS
The perceived lack of timely and full information about radiation risks from officials and mainstream media has also given rise to an array of social media initiatives.
"Critical new media have highlighted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mass media's reporting on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crisis and attempted to fill the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gap they left," said Nicola Liscutin, a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at University of Tokyo.
One example is Web Iwakami, a service run by freelance journalist Yasumi Iwakami, who uses as many as 93 live streaming channels to report on anti-nuclear events across the country, alerting his 80,000 Twitter followers to the broadcasts.
That may not seem much in a country of 127 million, but for Japan, where protests used to attract only hard-core activists, the reach and scope add a new dimension.
"The nation-wide spread of these protests and their demographics are remarkable: from seasoned demonstrators to the many who confessed that this was their very first protest action; from families bringing their toddlers and children, to teenagers, students ...and pensioners," Liscutin said.
Matsumoto Hajime, 37, one of the organizers of major anti-nuclear rallies, says the Japanese have rediscovered politics.
"Japan has become more normal. Many young people started talking about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directly affect them -- previously that was almost completely unheard of," he said in his recycling shop full of old furniture, radios and clocks in Tokyo's central Koenji neighborhood.
Yet even hard-core activists worry protests may have peaked.
They hope the protests have sown the seeds of a lasting transformation that will help Japan break out of its doldrums, but fear the energy will fizzle and the public become resigned.
Akiko Murakami, a mother of two schoolboys and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a grass-roots parent group in Fukushima dealing with radiation risks, may have best summed up those hopes and fears.
"Japanese are very good at forgetting and forgiving, which can be good in some ways, but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I think we should not forget and learn to think and act for ourselves, don't leave everything to the government," she said.
(With reporting by Antoni Slodkowski, Yoko Kubota and James Topham; Editing by Ron Popeski)
++++++++++++
強震難撼日官僚惰性 改革遙遙無期
路透東京3月7日電（Tomasz Janowski/Linda Sieg）日本遭遇3 ·11連環災難三個月之后，長期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薩繆爾斯（Richard Samuels）來到東京，為他計劃撰寫的《國家的重生》（Rebirth of a Nation）一書進行實地調研。
經過數月考察后，薩繆爾斯決定將書名改為《危機辭令》（The Rhetoric of Crisis）。
現在，那場強震、海嘯、還有接踵而至的核災難已經過去整整一年了，但是即使如此大的災難，明顯還是沒有把日本從政治和經濟麻痹中喚醒。
薩繆爾斯是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說，“迄今為止，關于改變的言論似乎多于真正的改變。一直還是如此的涇渭分明。”
日本原本龐大的政府債務仍在膨脹，一些關鍵性決策也是一拖再拖。在勢均力敵的議會，許多機構在各項事務上不是例行公事般地“達成共識”，就是進行政治交易。
飽受利益集團左右的主流政黨也無力擱置分歧，展示出民眾渴望的領導能力。
日本政壇似乎已經恢復舊貌，議會內部派系林立，繼續上演一年一度的“推倒首相”活動，該國五年內換了六任首相，至關重要的稅收和福利改革眼下面臨擱淺危險。
野村證券（Nomura Securities）首席經濟學家Takahide Kiuchi稱，“我個人曾以為，震后會出現一個聯合政府來拯救經濟。但事實并非如此，朝野兩黨仍在相互爭斗。這讓我失望至極。”
在過去12個月里，日本確實已經發生了變化，只是過于漸進且毫無聲息，完全沒有引起關注。
這些變化背后的主要推動力是：政客與政府之間的猜疑加深，以及他們的無能所引發的公憤。
斯密特斯（Pelham Smithers）是一家英國市場咨詢公司的董事總經理，他在去年3月11日災難發生后曾幾次到訪日本。他說：“我覺得它（災難）讓日本的中樞較以前有所變化，民眾對日本這樣的體系肯定不那么寬容和信任。”
這樣的公憤能否促使日本政治、經濟和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還是讓民眾變得更加冷漠和沮喪，或者是介于兩者之間的某種狀態，這一切依然不得而知。
迄今為止，鮮有跡象表明日本的精英階層很快會實施根本性的改革。樂觀的估計是，日本會繼續循著過去二十年來悄然且緩慢的轉變步伐，朝著提高官員責任、強化政府機構的方向邁進。
最明顯的變化是人們對在海嘯中受損的福島核電站核反應堆熔毀的認知。包括曾對可再生能源篤信不疑的時任首相菅直人在內，日本整個國家都陷入了深思中。
現年30歲的Kyoko Itagaki是一名設計師，參加過上月東京的反核能集會。她說：“3月11日過后，我才意識到，我以前從未思考過有關核能的問題。”
“現在，我思考地越多，就會越發意識到核電廠是多么的危險……它是不能忽視的罪惡。我的生活已經改變了很多，現在我在特定的地方買水買菜，還隨身攜帶放射性物質計量器。”
By Tomasz Janowski and Linda Sieg
TOKYO (Reuters) - Three months after Japan's March 11 triple disaster, a long-time expert on the country arrived in Tokyo to research a book he intended to entitle "Rebirth of a Nation."
Months later, Richard Samuels is calling his work "The Rhetoric of Crisis."
A year after the huge earthquake, deadly tsunami and the world's worst nuclear disaster in a quarter century jolted the country, it is clear that even a shock of such magnitude failed to snap it out of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orpor.
"So far it seems there was more talk of change than change itself. It is all still being sorted out," said Samuels,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pan's mammoth government debt keeps piling up while critical decisions get pushed back, referred to various panels, lodged in elaborate rituals of "consensus-building" or political horse-trading in a gridlocked parliament.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torn by conflicting group loyalties, proved incapable of setting aside their differences and providing the leadership for which the public longs.
Instead, politicians reverted to business as usual: parliamentary trench warfare and the annual "ditch the prime minister" exercise that gave Japan its sixth leader in five years and now threatens to block vital tax and welfare reforms.
"I personally expected a kind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just after the earthquake to rescue the economy," says Takahide Kiuchi, chief economist at Nomura Securities. "It never happened and the opposition and the ruling party are still fighting each other. This is my biggest disappointment."
That said, Japan has changed over those past 12 months -- though in ways too gradual and unspectacular to grab headline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growing distrust of politicians and bureaucrats and public indignation at their incompetence.
"I think it's all moved Japan on its axis slightly more than before. It has definitely made people less forgiving or believing in Japan Inc, the system," said Pelham Smithers, managing director of a London-based market research firm, who has visited Japan several times since March 11.
What remains unclear is whether the anger will force a radical overhaul of Japan's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or deepen public apathy and frustration -- or somewhere in between.
So far, there are few signs that Japan's elites will be pushed to implement fundamental change any time soon. The optimistic scenario is that Japan will continue its quiet, slow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toward greater accountability of elected officials and its powerful bureaucracy.
The most palpable changes are the repercussions of reactor meltdowns at the tsunami-crippled Fukushima power plant.
BECQUERELS AND GEIGERS
Not only has ex-premier Naoto Kan, at the helm when the disasters struck,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renewable energy apostle, but the whole nation is undergoing a radical rethink.
Becquerels and sieverts are part of everyday vocabulary, Geiger counters are household items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saving electricity has become a year-round activity and the myth of clean and safe nuclear energy is dead.
"After March 11, I realized that I have lived before without thinking anything about nuclear power," said Kyoko Itagaki, 30, a designer taking part in an anti-nuclear rally in Tokyo last month.
"Now, the more I look into that, the more I realize how dangerous nuclear power plants are ... It's a sin not to care," she added. "My life has changed a lot. I now buy water and vegetables from certain places and have a Geiger counter."
Prime Minister Yoshihiko Noda has admitted that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cy, utilities and experts share the blame for being blinded by the myth of nuclear safety.
Power util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are now paying the price, so far unable to persuade a single community to approve restarts of reactors taken off line since the disaster, meaning all of Japan's 54 reactors may be shut by summer.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win back the trust of those communities, many of which have relied on nuclear plant-related income, by launching computer simulated "stress tests" and creating more independent oversight of the industry.
Noda, while not as blunt as his predecessor Kan, also admits that Japan will have to cut its dependence on nuclear power, though the government is likely to settle for a long gradual process when it formulates a new energy policy this summer.
Fukushima operator Tokyo Electric Power (Tepco) and other regional monopoly utilities that for decades enjoyed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industry and politicians are beginning to feel the heat from the public and big customers.
"I think it is clear that this has been a trigger for the start of possible reform of that dark side of the system," says Tatsuo Hatta, an economist, who is on an expert panel discussing Japan's energy mix. "The myth that nuclear power was completely safe and that what utilities said was completely correct has been utterly destroyed."
Tepco's plan to hike electricity tariffs provoked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from Japanese carmakers and steelmakers and several local municipalities have been trying to break its regional monopoly seeking competitive bids from its rivals.
Clearly, disillusion with Japan's establishment has reached new depths since the disasters.
When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swept to power in 2009, ending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nearly uninterrupted rule by its conservative rival, the Liberal Democrats, it did so largely by promising to pay more heed to ordinary people while prying power from the bureaucracy and vested interests.
But the Fukushima disaster showed how the collusion between regulators, the bureaucracy and utilities persisted, giving the public a sense that it was let down by the entire system.
Opinion polls underscore the lack of voter trust in mainstream parties, which are showing visible alarm over a potential challenge from a 42-year-old mayor of the western city of Osaka, who advocates strong executive power.
On the flip side of sagging trust in officialdom, however, are signs that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are taking the initiative instead of relying on paternalistic bureaucrats.
For example, Aeon Co. , Japan's top supermarket chain has responded to public radiation fears with tougher standards than the official norms. In November, it took a step further and said it would not sell any food items that contained radiation.
"Consumers are demanding, so by having demanding standards I believe we are protecting producers," said Yasuhide Chikazawa, the chain's executive in charge of food safety.
Many private corporations responded quickly to the tsunami and have since collected donations and mobilized volunteers to help devastated communities.
NEW CHANNELS
The perceived lack of timely and full information about radiation risks from officials and mainstream media has also given rise to an array of social media initiatives.
"Critical new media have highlighted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mass media's reporting on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crisis and attempted to fill the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gap they left," said Nicola Liscutin, a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at University of Tokyo.
One example is Web Iwakami, a service run by freelance journalist Yasumi Iwakami, who uses as many as 93 live streaming channels to report on anti-nuclear events across the country, alerting his 80,000 Twitter followers to the broadcasts.
That may not seem much in a country of 127 million, but for Japan, where protests used to attract only hard-core activists, the reach and scope add a new dimension.
"The nation-wide spread of these protests and their demographics are remarkable: from seasoned demonstrators to the many who confessed that this was their very first protest action; from families bringing their toddlers and children, to teenagers, students ...and pensioners," Liscutin said.
Matsumoto Hajime, 37, one of the organizers of major anti-nuclear rallies, says the Japanese have rediscovered politics.
"Japan has become more normal. Many young people started talking about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directly affect them -- previously that was almost completely unheard of," he said in his recycling shop full of old furniture, radios and clocks in Tokyo's central Koenji neighborhood.
Yet even hard-core activists worry protests may have peaked.
They hope the protests have sown the seeds of a lasting transformation that will help Japan break out of its doldrums, but fear the energy will fizzle and the public become resigned.
Akiko Murakami, a mother of two schoolboys and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a grass-roots parent group in Fukushima dealing with radiation risks, may have best summed up those hopes and fears.
"Japanese are very good at forgetting and forgiving, which can be good in some ways, but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I think we should not forget and learn to think and act for ourselves, don't leave everything to the government," she said.
(With reporting by Antoni Slodkowski, Yoko Kubota and James Topham; Editing by Ron Popeski)
++++++++++++
強震難撼日官僚惰性 改革遙遙無期
路透東京3月7日電（Tomasz Janowski/Linda Sieg）日本遭遇3 ·11連環災難三個月之后，長期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薩繆爾斯（Richard Samuels）來到東京，為他計劃撰寫的《國家的重生》（Rebirth of a Nation）一書進行實地調研。
經過數月考察后，薩繆爾斯決定將書名改為《危機辭令》（The Rhetoric of Crisis）。
現在，那場強震、海嘯、還有接踵而至的核災難已經過去整整一年了，但是即使如此大的災難，明顯還是沒有把日本從政治和經濟麻痹中喚醒。
薩繆爾斯是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說，“迄今為止，關于改變的言論似乎多于真正的改變。一直還是如此的涇渭分明。”
日本原本龐大的政府債務仍在膨脹，一些關鍵性決策也是一拖再拖。在勢均力敵的議會，許多機構在各項事務上不是例行公事般地“達成共識”，就是進行政治交易。
飽受利益集團左右的主流政黨也無力擱置分歧，展示出民眾渴望的領導能力。
日本政壇似乎已經恢復舊貌，議會內部派系林立，繼續上演一年一度的“推倒首相”活動，該國五年內換了六任首相，至關重要的稅收和福利改革眼下面臨擱淺危險。
野村證券（Nomura Securities）首席經濟學家Takahide Kiuchi稱，“我個人曾以為，震后會出現一個聯合政府來拯救經濟。但事實并非如此，朝野兩黨仍在相互爭斗。這讓我失望至極。”
在過去12個月里，日本確實已經發生了變化，只是過于漸進且毫無聲息，完全沒有引起關注。
這些變化背后的主要推動力是：政客與政府之間的猜疑加深，以及他們的無能所引發的公憤。
斯密特斯（Pelham Smithers）是一家英國市場咨詢公司的董事總經理，他在去年3月11日災難發生后曾幾次到訪日本。他說：“我覺得它（災難）讓日本的中樞較以前有所變化，民眾對日本這樣的體系肯定不那么寬容和信任。”
這樣的公憤能否促使日本政治、經濟和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還是讓民眾變得更加冷漠和沮喪，或者是介于兩者之間的某種狀態，這一切依然不得而知。
迄今為止，鮮有跡象表明日本的精英階層很快會實施根本性的改革。樂觀的估計是，日本會繼續循著過去二十年來悄然且緩慢的轉變步伐，朝著提高官員責任、強化政府機構的方向邁進。
最明顯的變化是人們對在海嘯中受損的福島核電站核反應堆熔毀的認知。包括曾對可再生能源篤信不疑的時任首相菅直人在內，日本整個國家都陷入了深思中。
現年30歲的Kyoko Itagaki是一名設計師，參加過上月東京的反核能集會。她說：“3月11日過后，我才意識到，我以前從未思考過有關核能的問題。”
“現在，我思考地越多，就會越發意識到核電廠是多么的危險……它是不能忽視的罪惡。我的生活已經改變了很多，現在我在特定的地方買水買菜，還隨身攜帶放射性物質計量器。”
LINEでの経験に学ぶ「グローバルアプリを生み出すための5つのポイント」
こんにちは、ウェブサービス本部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チームの矢嶋です。「LINE」「NAVERまとめ」ほか、ウェブサービス本部で運営しているサービスのマーケティング業務に携わっています。
私の担当するLINEは無料通話・無料メール機能を搭載した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として、サービス公開から7ヶ月あまりで、世界約200カ国、累計1,700万ダウンロード以上（※2012年2月16日時点）を記録しています。また、東アジアを始めとして中東、ヨーロッパ地域を含め総計15カ国のApp Storeで無料総合1位を獲得しました。 （登録ユーザーの比率は日本が約4割で、海外が約6割）
なぜLINEがこれほどまでにグローバルで急速な成長をするアプリとなったのか？今回は、LINEでの経験をもとに「グローバルアプリを生み出すための5つのポイント」というテーマで、お話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目次＞
ユーザーニーズの把握と市場への投入タイミング
「価値性」を武器に戦う
グローバル対応の手順と勘所
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におけるマーケティング
求められるマインド
おまけ
1.ユーザーニーズの把握と市場への投入タイミング
まず、"本質的"なユーザーニーズの把握と、プロダクトを市場に投入すべきタイミングについてお話します。
新しいデバイスが世の中に登場し、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歴史においてまさに時代の大転換と呼べる状況が今起こっています。
このチャンスを最大限に生かすには、 スマートフォンの世界共通のユーザーニーズを先取りすること競争力のあるプロダクトをいち早く実現し、市場に投入することの2点が重要です。
世界中のアプリマーケットのランキングを見ると、主に人間の「普遍的な欲求」に基づいているものや「実生活・社会生活との接点」があるものは、国籍関係無く、グローバルに受け入れられやすいことがわかります。（例：ゲーム・写真/カメラ・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ツール）そこで、LINEの場合は、数ある領域の中でも「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注目しました。
社会的な背景を見ると、Twitter/Facebookといったセミオープン型の「新たな出会い」の機会を提供するSNSが爆発的な成長しています。その一方で、ユーザーは、職場や友人、家族など多様な人間関係ごと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ツールを使い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ず、結果的に様々なひずみ・しがらみが生じていることが見受けられます。そのようなことから、今後は「人と人との結びつき、大切な人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深化させるサービス」が求め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たのです。
私たちは2011年4月下旬からLINEの企画をスタートさせ、わずか1.5カ月後にはサービスを開始しました。サービス開始当初は、「無料通話」、「スタンプ」といった機能もなく、グループチャット機能しか存在しませんでしたが、まずは市場にリリースすることを重要視しました。
市場構造が急速に変化している状況にあっては、万全な機能・体制を整えてからリリースするのではなく、本質的な価値さえ担保されていれば、最小限の機能でもまずはリリースをし、市場の反応を見ながら改善をしていくスタイルがもっとも適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2.「価値性」を武器に戦う
続いて、 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においては新規性＝イノベーションはさほど重要でない、という話です。
テクノロジーイノベーションが必須のPCの世界と異なり、スマートフォンの世界はまだまだ未成熟市場であり、これから普及率があがる状況です。現時点の先行サービスのシェアを恐れていけません。
全く未知の価値を持った新規サービスを自国以外で理解してもらうことは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それよりは、世界に競合するサービスがある（＝ニーズがある）領域に対し、＋αの価値を持ったサービスを素早く提供し続けることにより、 「理解」のための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ストを圧縮することが出来ます。
つまり、「価値性」＝サービスバリューイノベーションが武器となる時代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ます。
LINEの属するモバイルメッセンジャーというサービスカテゴリも決して新しいカテゴリではありません。 このカテゴリにはSkype・カカオトーク・Viberなどが既に先行で参入しており、我々は最後発と言っても良い状況でした。
このような状況のなかで、私たちは、＋αとして特に使い勝手の部分、主にレスポンスの速さ、リアルタイム性、つまり「話すように使えること」を最重要視しました。キャリアメールよりもインスタント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できること。「電話をするまででもないが、メールするほどでもない」といっ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ニーズの隙間を埋めてあげること。そのために、例えば「スタンプ」など、非言語で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も注力しました。
スマートフォン時代のメッセンジャーサービスとしてLINEがこだわっているのは、シンプルに、無駄な機能などを削ぎ落とし、極力シンプルなUI・操作性を実現することです。そして究極的には、メールやメーリングリストといった旧来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手段を代替する存在とな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ます。
3.グローバル対応の手順と勘所
3番目はグローバル対応についてです。
最初から海外を意識したマルチ言語対応は不要であり、特に狙うエリアが無ければ、まずは、自国言語と英語版だけ用意すれば良いと思います。
その後は、各国のランキングの上下に毎時間注意し、リソースをかける国を柔軟に判断する形がもっとも効率的です。まずはUIデザインのローカライズから始めて、段階的に利用規約、ヘルプ、CSなど対応範囲を拡大させていくのが良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LINEの場合、まずは日本語版と英語版からスタートしました。その後、東アジアでの盛り上がりを受けて、8月に韓国語、11月に中国語を追加し、現在は、トルコ・アラビア語・ドイツ語などの準備を検討しています。
グローバル対応の大前提として、UIデザインやアクションは極めてシンプルである必要があります。皆さんがそうであるように、多くのユーザーは「説明を読まない生き物」です。海外のアプリなどを比較調査しながら、言語を用いずとも直感的に利用できるよう、極限までシンプルなアプリを目指しましょう。
4.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におけるマーケティング
５つのポイントのうち、４番目はマーケティングに関するお話です。
PCサービスの市場と比べて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が特徴的なのは、App Store・Android Marketという2大グローバ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が覇権を握っていることです。これら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おかげで、PCサービスと比べて大幅に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ストを圧縮できるという利点があります。
PCサービスで海外にマーケティングを行うとなると、現地法人を作り、マーケット調査を行い、バナー広告を打ち、、といった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ストが多額にかかりますが、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の場合は、App StoreとAndroid Marketでランキング上位に入れば、自動的にクチコミで波及・拡散していきます。
そして、流行の兆しが見え始めた段階で、プレスリリースやTwitter/Facebookアカウントを用意し、積極的に情報発信やユーザー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行うことから始めれば良いと思います。オンライン広告やTVCMなどは芽が出てからで構わないと思います。基本は「PR first、Advertising second」ですね。
LINEの場合は日本国内においてはTVCMなどを積極的に実施していますが、海外ではほぼノンプロモーション、ユーザーのクチコミのみで広がっています。ただし、今後、更に成長スピードを加速させるため、2012年はアジア諸国での広告・マーケティング展開も段階的に進めていく予定です。
参考までにLINEは6ヶ月で1000万ダウンロードを達成しましたが、Twitter/Facebookでは1000万ユーザーを達成するために2年以上要しています。このスピード・ペースは、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でなければありえなかった数字です。急速に世界中で加速するスマートフォンの普及に伴い、PCの時代では考え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がいま起きています。だからこそ、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の特徴を抑えたマーケティングを考えることが必要です。
5.求められるマインド
５つ目は「マインド」です。
これまで述べてきたように、スマートフォンの世界では、まだまだ未成熟市場であり、世界的にこれから普及率があがる状況です。今の先行サービスのシェアを恐れていけません。また、世界共通のニーズを掴んだサービスであれば、簡単に国境を越え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時代です。
これまで「タイムマシン経営」と揶揄されたように、シリコンバレー発でサービスが生まれて、それが時間差で日本にローカライズされて輸入されてくるのが常でしたが、もはやそういう時代ではありません。日本発でも世界で戦える時代だと思います。
このような素晴らしい時代において、どうせチャレンジするのであれば、最初から世界を目指してみ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私たちも今まさに、LINEで世界へチャレンジをしています。2012年の目標は世界で1億ユーザーです。私たちのライバルはFacebookです。馬鹿にさ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私たちはFacebookに勝つことができると本気で信じています。
6.最後に
現在、LINEは海外のメディアやブログでも多く取り上げられ、香港のテレビ局などでは、LINEのステッカー機能をパロディ化したテレビ番組が放映されるなど、様々な反響をいただいています。
また、卑近な例で恐縮ですが、先日、台北市内で開催されたブロガーイベントに招待していただき、LINEに関する講演と取材を受けてきました。その半年前にLINEをリリースした段階では、よもや自分がLINEの紹介をしに台湾に赴くとは全く想像をしていませんでした。
以上のような喜ばしい出来事ばかりではなく、大小関わらず世界各国で発生するトラブルの対応にも追われることもあり、毎日がある種の「お祭り」であるかのような感覚で日々過ごしていますが、TwitterやFacebookで見かけるLINEを愛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ユーザーの皆さんの声が、何物にも替えがたい刺激と励みになっています。
日本のアプリ企画者・開発者の皆さんにとって、我々の事例が少しでも参考になれば幸いです。ぜひ一緒にチャレンジしましょう！
NHN Japanでは共に「日本発・海外」を目指すことのできるディレクターを募集しています。
私の担当するLINEは無料通話・無料メール機能を搭載した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として、サービス公開から7ヶ月あまりで、世界約200カ国、累計1,700万ダウンロード以上（※2012年2月16日時点）を記録しています。また、東アジアを始めとして中東、ヨーロッパ地域を含め総計15カ国のApp Storeで無料総合1位を獲得しました。 （登録ユーザーの比率は日本が約4割で、海外が約6割）
なぜLINEがこれほどまでにグローバルで急速な成長をするアプリとなったのか？今回は、LINEでの経験をもとに「グローバルアプリを生み出すための5つのポイント」というテーマで、お話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目次＞
ユーザーニーズの把握と市場への投入タイミング
「価値性」を武器に戦う
グローバル対応の手順と勘所
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におけるマーケティング
求められるマインド
おまけ
1.ユーザーニーズの把握と市場への投入タイミング
まず、"本質的"なユーザーニーズの把握と、プロダクトを市場に投入すべきタイミングについてお話します。
新しいデバイスが世の中に登場し、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歴史においてまさに時代の大転換と呼べる状況が今起こっています。
このチャンスを最大限に生かすには、 スマートフォンの世界共通のユーザーニーズを先取りすること競争力のあるプロダクトをいち早く実現し、市場に投入することの2点が重要です。
世界中のアプリマーケットのランキングを見ると、主に人間の「普遍的な欲求」に基づいているものや「実生活・社会生活との接点」があるものは、国籍関係無く、グローバルに受け入れられやすいことがわかります。（例：ゲーム・写真/カメラ・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ツール）そこで、LINEの場合は、数ある領域の中でも「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注目しました。
社会的な背景を見ると、Twitter/Facebookといったセミオープン型の「新たな出会い」の機会を提供するSNSが爆発的な成長しています。その一方で、ユーザーは、職場や友人、家族など多様な人間関係ごと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ツールを使い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ず、結果的に様々なひずみ・しがらみが生じていることが見受けられます。そのようなことから、今後は「人と人との結びつき、大切な人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深化させるサービス」が求め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たのです。
私たちは2011年4月下旬からLINEの企画をスタートさせ、わずか1.5カ月後にはサービスを開始しました。サービス開始当初は、「無料通話」、「スタンプ」といった機能もなく、グループチャット機能しか存在しませんでしたが、まずは市場にリリースすることを重要視しました。
市場構造が急速に変化している状況にあっては、万全な機能・体制を整えてからリリースするのではなく、本質的な価値さえ担保されていれば、最小限の機能でもまずはリリースをし、市場の反応を見ながら改善をしていくスタイルがもっとも適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2.「価値性」を武器に戦う
続いて、 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においては新規性＝イノベーションはさほど重要でない、という話です。
テクノロジーイノベーションが必須のPCの世界と異なり、スマートフォンの世界はまだまだ未成熟市場であり、これから普及率があがる状況です。現時点の先行サービスのシェアを恐れていけません。
全く未知の価値を持った新規サービスを自国以外で理解してもらうことは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それよりは、世界に競合するサービスがある（＝ニーズがある）領域に対し、＋αの価値を持ったサービスを素早く提供し続けることにより、 「理解」のための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ストを圧縮することが出来ます。
つまり、「価値性」＝サービスバリューイノベーションが武器となる時代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ます。
LINEの属するモバイルメッセンジャーというサービスカテゴリも決して新しいカテゴリではありません。 このカテゴリにはSkype・カカオトーク・Viberなどが既に先行で参入しており、我々は最後発と言っても良い状況でした。
このような状況のなかで、私たちは、＋αとして特に使い勝手の部分、主にレスポンスの速さ、リアルタイム性、つまり「話すように使えること」を最重要視しました。キャリアメールよりもインスタント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できること。「電話をするまででもないが、メールするほどでもない」といっ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ニーズの隙間を埋めてあげること。そのために、例えば「スタンプ」など、非言語で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も注力しました。
スマートフォン時代のメッセンジャーサービスとしてLINEがこだわっているのは、シンプルに、無駄な機能などを削ぎ落とし、極力シンプルなUI・操作性を実現することです。そして究極的には、メールやメーリングリストといった旧来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手段を代替する存在とな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ます。
3.グローバル対応の手順と勘所
3番目はグローバル対応についてです。
最初から海外を意識したマルチ言語対応は不要であり、特に狙うエリアが無ければ、まずは、自国言語と英語版だけ用意すれば良いと思います。
その後は、各国のランキングの上下に毎時間注意し、リソースをかける国を柔軟に判断する形がもっとも効率的です。まずはUIデザインのローカライズから始めて、段階的に利用規約、ヘルプ、CSなど対応範囲を拡大させていくのが良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LINEの場合、まずは日本語版と英語版からスタートしました。その後、東アジアでの盛り上がりを受けて、8月に韓国語、11月に中国語を追加し、現在は、トルコ・アラビア語・ドイツ語などの準備を検討しています。
グローバル対応の大前提として、UIデザインやアクションは極めてシンプルである必要があります。皆さんがそうであるように、多くのユーザーは「説明を読まない生き物」です。海外のアプリなどを比較調査しながら、言語を用いずとも直感的に利用できるよう、極限までシンプルなアプリを目指しましょう。
4.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におけるマーケティング
５つのポイントのうち、４番目はマーケティングに関するお話です。
PCサービスの市場と比べて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が特徴的なのは、App Store・Android Marketという2大グローバ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が覇権を握っていることです。これら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おかげで、PCサービスと比べて大幅に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ストを圧縮できるという利点があります。
PCサービスで海外にマーケティングを行うとなると、現地法人を作り、マーケット調査を行い、バナー広告を打ち、、といった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ストが多額にかかりますが、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の場合は、App StoreとAndroid Marketでランキング上位に入れば、自動的にクチコミで波及・拡散していきます。
そして、流行の兆しが見え始めた段階で、プレスリリースやTwitter/Facebookアカウントを用意し、積極的に情報発信やユーザー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行うことから始めれば良いと思います。オンライン広告やTVCMなどは芽が出てからで構わないと思います。基本は「PR first、Advertising second」ですね。
LINEの場合は日本国内においてはTVCMなどを積極的に実施していますが、海外ではほぼノンプロモーション、ユーザーのクチコミのみで広がっています。ただし、今後、更に成長スピードを加速させるため、2012年はアジア諸国での広告・マーケティング展開も段階的に進めていく予定です。
参考までにLINEは6ヶ月で1000万ダウンロードを達成しましたが、Twitter/Facebookでは1000万ユーザーを達成するために2年以上要しています。このスピード・ペースは、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でなければありえなかった数字です。急速に世界中で加速するスマートフォンの普及に伴い、PCの時代では考え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がいま起きています。だからこそ、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の特徴を抑えたマーケティングを考えることが必要です。
5.求められるマインド
５つ目は「マインド」です。
これまで述べてきたように、スマートフォンの世界では、まだまだ未成熟市場であり、世界的にこれから普及率があがる状況です。今の先行サービスのシェアを恐れていけません。また、世界共通のニーズを掴んだサービスであれば、簡単に国境を越え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時代です。
これまで「タイムマシン経営」と揶揄されたように、シリコンバレー発でサービスが生まれて、それが時間差で日本にローカライズされて輸入されてくるのが常でしたが、もはやそういう時代ではありません。日本発でも世界で戦える時代だと思います。
このような素晴らしい時代において、どうせチャレンジするのであれば、最初から世界を目指してみ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私たちも今まさに、LINEで世界へチャレンジをしています。2012年の目標は世界で1億ユーザーです。私たちのライバルはFacebookです。馬鹿にさ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私たちはFacebookに勝つことができると本気で信じています。
6.最後に
現在、LINEは海外のメディアやブログでも多く取り上げられ、香港のテレビ局などでは、LINEのステッカー機能をパロディ化したテレビ番組が放映されるなど、様々な反響をいただいています。
また、卑近な例で恐縮ですが、先日、台北市内で開催されたブロガーイベントに招待していただき、LINEに関する講演と取材を受けてきました。その半年前にLINEをリリースした段階では、よもや自分がLINEの紹介をしに台湾に赴くとは全く想像をしていませんでした。
以上のような喜ばしい出来事ばかりではなく、大小関わらず世界各国で発生するトラブルの対応にも追われることもあり、毎日がある種の「お祭り」であるかのような感覚で日々過ごしていますが、TwitterやFacebookで見かけるLINEを愛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ユーザーの皆さんの声が、何物にも替えがたい刺激と励みになっています。
日本のアプリ企画者・開発者の皆さんにとって、我々の事例が少しでも参考になれば幸いです。ぜひ一緒にチャレンジしましょう！
NHN Japanでは共に「日本発・海外」を目指すことのできるディレクターを募集し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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