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再發現：擁抱戰敗不敢吃中國食品

(南方人物周刊)

一個中國人到日本的感覺與到歐美的感覺是不同的，你沒有明顯“異邦”感，大家相貌相似，文字相近，禮節相仿，這一切，都奠定了一個親切的基調；然后，你不停地遇到和氣友善、周到細致的日本民眾，你不停地感受這個國家的干凈整潔、秩序效率、安全穩定、繁榮富庶、現代先進，最后，你突然會問，對這樣一個國家，我們為什么會交惡？

她說這句話的前提是，大部分國人對日本缺乏好感。這一點得到了一個民意調查的證實，日本《讀賣新聞》和中國《瞭望東方周刊》去年年底進行的一項日中聯合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在中國，關于日本是否值得信賴，34%的人持肯定態度，63%的人持否定態度(日本關于“中國是否值得信賴”的問題，28%的人持肯定態度，69%的人持否定態度)。

近代史上日本對中國的多次侵略，以及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含糊其辭是一個重要原因；現實中，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崛起和咄咄逼人姿態給日本以強大壓力，再加上兩國間存在的領土爭議、毒餃子事件等，兩國國民間的不信任日益加深。

你也很難說，這種相互間惡感的消除是“不能”，還是“不想”，比如，就戰爭問題，日本抱怨，他們已經多次在不同場合道過歉，但卻始終不能令包括中國在內的鄰居滿意，而在中國，則經常性地批評日本對戰爭罪行沒有深刻反思。

如果放開歷史的視界，中日兩族交往數千年，交惡的歷史不過集中在最近百年。古代日本從中國學習了大量的政治、文化與科技生產知識，這些來自中國的知識已構成了日本民族性的一部分；而近代中國雖飽受日本欺辱，但容易被人忽視的另一面是，中國的思想與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也從先行一步的日本那里獲益頗多。據語言學家研究統計，現代漢語中的科學名詞70%來自日本，其中如“科學”、“民主”、“哲學”、“物理”、 “教育”、“社會”，還有我們經常掛在嘴上的“先進”、“文化”、“代表”，
“經濟”、“科學”、“商業”、“干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等等，均不例外。這些詞匯都是明治時代日本學者在翻譯西方科學著作時用漢字組裝而成的，后來由留日學生舶回中國。如今，它們早已化作我們的思維血肉，一旦從記憶中樞消除，我們恐怕就會“失語”。

在現代學科體系的建設上，日本比中國先向西方學習一步，為中國充當了一個中介。而就在日本在近代史上對中國已經確立優勢后，一部分日本精英還曾考慮過日本從文化上反哺報恩中國的問題，因為日本古代從中國所獲非常之多。

昔日的學生已變成了老師。1895年3月，在甲午戰爭中敗局已定的清廷派李鴻章前去與日本親王伊藤博文談判。3月20日的會談記錄表明，李鴻章提出，中國與日本“應力維亞洲大局，永結和好，庶我亞洲黃種之民不為歐洲白種之民所侵蝕”。伊藤博文問及中國現代化進程為何如此緩慢：“十年前我在天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李鴻章無法圓滿地回答這個問題，其實，昏饋而腐敗的清廷完全不了解被他們鄙視的“倭人”、“蕞爾小國”的勵精圖治。
伊藤博文還是一名年輕武士時，曾經紆尊降貴地在一艘開往倫敦的英國船只的船桅前找了個鋪位，他在倫敦了解了西方的語言和風俗。

對于同一階層的中國人來說，伊藤的舉動是不可思議的，它充分說明為什么日本比中國更好地適應了環境。到1895年，日本的法治進程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國自愿廢除了早先條約規定的治外法權。直到35年之后，同樣的事情才在中國發生。

在仇恨之外，這個國家有太多值得中國學習的東西，從歷史到現實都是如此。

距離二戰結束六十多年后，中國擔心民族主義的復蘇讓日本重回右翼、擴張、軍國主義的老路，即二戰前的日本，而日本一些精英人士也擔心現在的中國變成那時的日本，這聽起來像個笑話。不過，一些日本人給出的理由卻讓人笑不起來，二戰前的日本，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民族自信心高度膨脹，而皇權與軍人干政卻日益形成了一個政治上獨裁的體制，經濟上富裕而政治上獨裁的國家是最讓人害怕的……

兼聽則明。

你的問題歸你的，我的問題歸我的，出了問題，大家都應該晾晾。

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當劉翔在110米欄獲得冠軍時，從事電視轉播的日本記者跑到中國記者席來道賀，對他們而言，劉翔的勝利不僅僅是中國的勝利，也是黃種人的勝利，打破了黃種人在短跑項目上難有所作為的神話。

強調種族意識，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在今天都有政治上不正確的危險，但是臺灣一位知名歷史學家卻點破了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即一個族群里的人越是受了較高的教育，越是精英，他的種族識別意識其實是越強的，這種識別意識不一定導向種族歧視，對這些精英而言，它更傾向于證明自己所在這個種族能否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多的貢獻。

對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而言，日本民族始終是一個伴隨在左右的鄰居和參照系，這兩個民族之間的相互學習、和平友好和戰爭傷害，有相當部分都進入了彼此的民族記憶。現今世界上，很難找出兩個國家人種(可能有著共同的遠祖)，地理與文化傳統如此接近，心理距離卻如此之遠的例子。目睹小國林立(從人口與面積而言)的歐洲在政治經濟一體化道路上愈行愈健，有著相似文化傳統的東亞數國卻因為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歷史糾葛等原因(其實，這些問題歐洲何嘗沒有過)在一體化整合道路上遙遙無期，
不禁讓人慨嘆，這是東亞的悲哀，東亞人的悲哀，東亞智慧的悲哀。

然后你同樣會慨嘆另一個事實，美國人與日本人在二戰中打得不可開交，雙方死傷重大(太平洋戰爭的慘烈絲毫不遜中日戰爭)，還有兩顆原子彈之痛，但一俟戰爭結束，美國就在清算罪惡的同時推動和解進程，其中固然有國際情勢變更后國家利益之故，但你亦很難說這與心胸沒有一點關系。

對中國而言，日本是一個貌似熟悉的鄰居，關于日本的話題占據了中國人涉外言論的相當部分，而另一方面，民間對日本的真實的了解可能并不全面與深入。對這個熟悉的陌生人，我們最好的態度是，從了解開始。

太陽照常升起

日本社會雖然面臨很多問題，卻仍舊保持著它的決心、創造力和活力。今天的日本，就像一個困惑的巨人。而從最困惑、最黑暗的日子里尋出新生的源泉，在這個國家古已有之


楊瀟 黃廣明 發自日本


擁抱戰敗

8月底的東京還被桑拿天籠罩著，稍微動一動便是滿頭大汗，卻有人要在周二中午12點半開始一場游行。日比谷公園門口的樹蔭下，聚集了百余人，老中青都有，舉著橙色的標語，正在練習整齊地喊口號，他們抗議的是一種治療癌癥的藥劑，這種藥因為副作用大，在歐美已被禁止使用或者部分禁止使用，卻仍然在日本銷售。

這座建于1903年的公園是日本最早的西式園林，地處日本的心臟地帶——東臨銀座，北倚天皇官邸皇居外苑，西邊則是政治中樞霞關，游行者正是要一路向西，把國家權力機關“騷擾”一遍。

65年前，這里是東京少有的未被轟炸的地區，在一片焦土的包圍中，美軍在附近建立了總司令部，數量龐大的美國大兵把這里變成一個“小美國”。街頭上跑著吉普車和各式美國舶來的新式轎車，美國軍警和日本警察共同指揮交通，日本警察總是跟在美國警察之后打信號，而麥克阿瑟將軍，則在他辦公室里發出各種指令，要把戰敗的“日本佬”塑造為美式民主的上好樣板。

1945年10月4日，《一九二五年治安維持法》被廢除，關于集會和講演的限制松動了，“思想警察”也被取消，11月起，盟軍最高司令部開始強行解散壟斷財閥，與此同時，農村的土地改革也開始了。此后的兩年，改革繼續擴展，婦女有了參政權，教育體制也得以刷新，一本典型的小學課本《少年少女民主讀本》這樣告訴數百萬學生：“同盟國正盡力使日本早日實現民主，并且重回世界的懷抱。然而，即便沒有同盟國的說法，如果我們看看人類的歷史，成為民主主義的國家、民主主義的國民，
也是人們真正應該走的道路。”而在學校外面，穿著補丁褲子的孩子揮舞著紙做的小紅旗跑來跑去，他們在玩一種“示威游戲”，模仿在各地舉行示威的左翼人士，等他們長大以后，這種游戲就變成了實踐。

那位戴著太陽帽，背著雙肩包，背有些佝僂的老人，也許童年時就玩過這樣的游戲，現在，他站在一群晚輩中間，正在等待警察的口令。四五位警察走到馬路中間，攔住往來車輛，一聲哨響，游行者從日比谷公園魚貫而出，“藥害”、“患者”、“命”、“訴訟”各色字樣在警察的護衛下通過馬路，開向霞關。

今日日本的許多現實，可以從戰后的歲月找到緣由。1947年，這個國家接受了一部和平憲法，它宣布日本要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天皇不再是神，而是國民統一的象征，它還宣稱“我們不再發動戰爭”——若干年后，右翼人士攻擊這部憲法，說它令日本“去勢”；從1946年到1951年，日本迎來了戰后第一撥嬰兒潮，在這3年出生的800多萬人被稱作“團塊世代”，他們將成為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企業戰士”和最富有的一代，但進入新世紀后也要被他們不少宅在家里的兒女們啃老，
而他們中間的極少數不走運者，則會淪為上野公園、池袋西口公園和新宿車站里的流浪者，每晚在紙箱子里孤獨地睡去。

也并非都是積極的預兆。幾十萬盟軍帶來了大量需要釋放的荷爾蒙，在一封發給全國警察管區的密電里，內務省指示為占領軍特設專用慰安設施，以防外國士兵玷污良家婦女，大藏省一位政壇新星池田勇人在安排政府預算時說：“用一億日元來守住貞操不算貴！”而7個賣春業團體則宣布，應征者有著“保衛一億日本人血統之純潔以護持國體的偉大精神”。這些為國“獻身”者被稱作“潘潘”，她們選擇了在欲望上的自甘墮落，而對于后世的觀察者來說，“潘潘”預告了即將來到、并綿延至今的日本性商業化潮流。

教育也不乏矛盾之處，一個中學生后來回憶，美軍進駐日本后，被認為最具有軍國主義色彩的修身、日本國史和地理三門課中斷數月，在文部省趕制新教材期間，他們被要求將自己辛辛苦苦抄寫的老課本涂黑，這一經歷帶給他這樣的思考：“接受了的知識可以動搖，教育本身并不是絕對的事情。”

最大的矛盾在于舊官僚體制的延續。“最初占領日本時美國人是很熱心的，”原日本駐印度大使野田先生說，“后來冷戰開始，美國希望充分利用日本，便一邊改革，一邊讓1930年代的官僚體制發揮作用。”于是左翼遭到“赤狩”，保守勢力重整，經濟大權也重歸中央官僚手中。此后數十年，日本以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姿態趕英超德，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令歐美國家興奮而又緊張地討論“日本奇跡”、“日本模式”。但隨著1990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滅，
整個國家陷入停滯無法自拔，保守的官僚體制也成為反思的對象，一個名叫菅直人的人就直言批評說：“日本政策中80%是由官僚制定，只有20%是由民選政治家制定，在我們現行的體制中，一個大臣，包括首相，也沒有最終的權力，甚至都不能稱之為一個政府。”

戰爭“特需”采購為日本帶來了約23億美元，超過1945年到1951年美國援助總額。購買機械制品的訂單大量涌入，豐田汽車的產量在短時間內就增加了40%，股市則上漲了80%，較不引入注目的是日本企業對“品質管理”的引入，一個名叫戴明(W.Edwards Deming)的美國統計學家，在本國日益失去聽眾，卻在日本發表了影響深遠的演講。“日本公司的東西，只要是在日本市場賣的，即便是中國制造，我買時也從來不拆裝檢查，從未出現質量問題，”本田公司一位專注于生產管理的職員說，
“這種品質，就可以追溯到戴明。”

到1952年，曾經在戰后“筍式生活”(人們一層層剝下自己的衣服去賣，以換取食物)中掙扎的日本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景氣——全國小學實現了完全供餐，菜單里有橄欖形面包、脫脂奶粉和龍田炸鯨肉；冰箱和縫紉機得以普及；理光雙反相機則帶動了戰后第一次相機銷售高潮。這個國家已經為進入1955年做好了準備。

1955年發生了什么？

這一年，為了對抗整合后實力陡增的左翼社會黨，自由黨和民主黨兩大保守黨派合并成立自由民主黨。由于掌握國會多數，自民黨自此開啟了長達38年的“一黨執政”，被稱為“1955年體制”。“1955年體制”不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經濟(高速成長)、社會(大眾消費)全方位的，對日本影響深遠。

抵達羽田機場是在晚上，買好利木津巴士的車票，沿著提示很容易就到了候車區。開往東京市區不同地點的巴士在這里分成若干個停車點，每個停車點上方的顯示屏實時更新，告訴你最新三趟大巴的終點，開往池袋的那班是9：05分。穿制服的工作人員接過你的箱子，把候車者和行李都分成三排，前一趟車開走，第二排的人和行李就順序前移，地上并沒有劃線，但所有的行李都排得整整齊齊。我們前一趟車快開走的時候，遠遠跑來一大家子，工作人員示意司機稍等，
然后跑過去幫他們提箱子，這家人一邊向其他乘客道歉示意，一邊氣喘吁吁地上了車。輪到我們時，工作人員不慌不忙地稍稍加快了檢票的速度，坐上大巴，系好安全帶，電子顯示屏上“開往池袋”的字樣剛被替換掉，大巴發動了，9：05分整。許多人就是這樣認識了日本，爾后，你會發現，這整個國家其實都在一條看不見但規定好的軌道上運行著。

1955年日本經濟開始長達20年的高速增長，在這個過程中，“團塊世代”接過了上一輩人的接力棒，迅速發展出一種規律的生活方式：男人們白天在公司拼命干活，把這里當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相信“只要對企業好，就是對社會好”，晚上到居酒屋和同事領導繼續面對面，既是放松，也還是工作。如果你回家早了，家人會覺得奇怪：和公司的人處得不好嗎？夜深了，返回西方人眼中“兔子窩”一樣的家，賢惠的妻子已經為他們燒好了洗澡水——大多數日本女性那時都是主婦。
他們通常有一到兩個孩子，習慣了核心家庭而非傳統大家庭的生活，他們喜歡富士重工的家庭轎車，熱愛安藤百福1958年剛剛發明的雞味拉面，為了收看平民皇太妃與皇太子的婚禮以及東京奧運會，他們掀起了購買電視的熱潮，他們是大眾文化的接受者，是日本動漫產業淘到的第一桶金。即便是知識分子也不附庸風雅，一個日本人說，“大學教授或高等法院的法官半夜在酒吧會跟木匠或出租車司機一起唱流行歌曲，這是司空見慣的場面。”

與之相比，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或許只能算得上不大不小的波瀾，那些當年走上街頭反對美日安保、反對成田機場建設的熱血青年，畢業后都成了公司職員。“團塊世代”中的一員村上春樹后來回憶，“大家認為運動已經結束，繼而成為了企業戰士，不斷發展經濟、制造泡沫，然后泡沫破滅一切成空。”

“1億總中流”

1970年3月，就讀于早稻田大學的卓南生給新加坡《星洲日報》發回關于日本大阪世博 會的報道：“負責‘日本館’的一位官員振振有詞地說：‘要看原子彈轟炸遺跡的人可以到廣島去看，這兒是屬于未來，日本只想向世界夸耀諸如新干線之類的東西……’”

這位官員的振振有詞印證了經濟學家森島通夫的說法：“自明治維新以來，趕上和超過西方國家一直是日本人民最悲壯的愿望。”現在，時機到了，1955年以后的歷屆首相都制定了長期的經濟計劃，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當年聲稱要“用一億日元來守住貞操”的池田勇人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通產省的強力推動下，紡織、鋼鐵、機械器具、石油產品、精密儀器的生產高峰接踵而至，一些人開始使用“日本有限公司”來比喻這種政府強硬的產業政策指導下運行的經濟體。
對于日本人來說，為了重點加強對西歐各國有競爭力的戰略產業，就必須將優秀人才集中于這些產業，為了選拔出優秀人才，孩子們就必須參加激烈的競爭，因而學校成了所謂“受驗地獄”——這種舊時的印象直到現在還被一些中國人用來自我安慰和解嘲。

1960年代初，法國總統戴高樂提及池田勇人時還輕蔑地稱之為“那個半導體推銷員”，不出幾年法國就被日本超過。到1968年，日本的GDP已超越西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二號強國，日本制造打遍西方無敵手，連美國媒體也開始擔心。1971年5月10日，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登上了《時代》封面，標題是“如何應對日本的經濟侵略？”

然而這只是硬幣的一面，人們會問另一個問題：有多少人分享了經濟起飛的成果？又有多少人被這趟疾馳的新干線列車拋下？

日本給出的答案是：1億總中流。從1955年開始，日本社會學界進行全國的“社會分層與流動調查”(SSM調查)，到1980年代，有70%的接受調查者認為自己屬于中流階層，而來自日本政府“國民生活輿論調查”的數字則是接近90%。1984年，東京大學教授村上泰亮在他那本著名的《新中間大眾的時間》里寫道：“就一般趨勢而言，藍領與白領的區別應視為古典資本主義時期的一種惰性，將逐漸失去其存在意義……”

“主要是稅制。”日本一家主流經濟報紙的記者認為這很好解釋，“日本最大的稅源是企業稅和個人所得稅，有錢人要交很多稅，有的要占收入的65%，此外遺產稅也很厲害，很多人幾乎承受不了……決定稅制的是日本很優秀的官僚，他們畢業于名校，有這個理想：日本社會應該是公平、平等的。”

日本財團會長笹川陽平年輕時交稅最高曾達到收入的80%，“那幾乎就是拿一個手續費了！收稅是調節貧富差距、穩定社會情緒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今年77歲了，我死后我的房子就要賣掉交稅，不然會有很多麻煩。”

笹川陽平曾多次造訪中國，“我常說，日本是國家財政赤字，但老百姓過得還可以，中國也許正相反吧。當然，鄧小平先生的先富論是沒有錯，但可能他也不會想到現在中國的貧富差距會這么大。今后中國應該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社會福利方面，包括醫療、食品安全等等，這才是一個國家真正富裕的標準。”

日本工會總聯合會前代表世森清從勞動者的角度給出了另一種解釋：從1955年開始，日本的勞動者開始聯合起來，向資方提出漲工資等要求，由于日本的財政年度到3月31日終結，所以抗爭多在櫻花開放前的早春，是為“春斗”。“戰后日本多有勞資沖突，受到懲罰的都是工人，”世森清說，“1950年前后，日本通過了勞動組合法、勞動基準法、勞動關系調整法等‘勞動三法’，組織權和罷工權從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而通過勞資談判，雙方又通過一個被稱為“生產力三原則”的協議：首先，雙方同意沖突對彼此無好處，應該坐下來談，以建立勞資協定；協議制定后，資方可以給勞方一個長期雇傭的承諾；保證利益在經營者、勞動者和消費者間公平分配。對于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企業內工會這日企的“三神器”，索尼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說不》里說得更漂亮些：“日本的公司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就像一個人結了婚，即使生了一個身體有殘障的孩子，仍要一輩子照顧他一樣，
是不能輕易解雇的。而日本的員工，由于了解所謂的命運共同體，因此，為了將來，‘現在’可以忍耐。當公司方面若提出為了將來，想將盈余轉增資，或投資于設備時，工會組織不會無理取鬧，而有和解、妥協的余地。”

在日本采訪期間，我們好幾次聽到這樣的話，“日本人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極低”，而常被拿來的例子是，日本最窮的沖繩，人均收入也達到了最富有的東京的一半。

“買下美國！”

那時人人都有個日本夢，大量外地青年來到首都，就成了首都人民——日本人的戶籍只是他的“原籍”，你搬到什么地方，只需要在當地政府的窗口申請“住民票”，就能成為當地居民，教育權、醫療權等一樣不落。這些新東京人信奉一件事情：只要努力就會有辦法，而他們的確也都隨著這個國家邁入了成功。

他們大學時學著本地的年輕人留長發、穿喇叭褲，在新宿的街頭高唱反戰歌曲，呼吁愛與和平；畢業后擠山手線上班，拼命掙錢拼命存錢，偶爾去淺草的脫衣舞劇場看一個叫北野武的同齡人表演喜劇；后來他們買了車，又在郊區買了房，再聽到《北國之春》時，忍不住也要熱淚盈眶——他們也許就來自北部的青森、新瀉、長野、巖手……但起碼他們還有故鄉可供懷念，等到他們孩子這一代在京郊出生、長大，想要“逃離東京”時，已經無路可退了。

他們趕上了好時候，但也不是沒有壞事情。隨著工業發展與產業升級，從1950年代后期開始，“公害”開始侵襲日本，最出名的是發生在熊本縣水俁灣的水俁病。一家向海灣排放含汞污水的化工廠讓一個鎮1/4的人口先后患上了“怪病”，輕者口齒不清、手腳發抖，重者神經失常乃至全身彎曲而死。1971年，東京發生嚴重的光化學煙霧污染，熏倒了操場上的小學生，而曾經供應“江戶前壽司”原料的東京灣也赤潮泛濫。1973年，厚生省公布了一份菜單，要求民眾一星期內食用某種魚類不要超過指定分量，
潛臺詞是，這樣才能降低毒素的累積……

染野憲治1991年進入日本環境廳(現環境省)，負責解決有關公害問題，“日本政府從1960年代才開始正視公害問題，這源于三方力量的推動：首先是媒體自由的報道；然后是地方政府迫于選民的壓力，開始承擔屬于他們的那部分責任；最后就是獨立的司法，如果政府不作為，老百姓可以去走司法途徑，當時受害者提起了大量的訴訟。幾年前一家中國電視臺采訪我，我也談了這三點，他們讓我特別強調一下報道自由這部分，說要用來做內參。”

如今走在東京的街頭，已經很難想象那僅僅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天是淡藍的，位于鬧市區的神田川，水是深綠色的，里面游動著巨大的鯉魚，還有時潛時浮的烏龜，好些天沒有下雨了，路邊的銀杏葉也沒有蒙上灰塵。

1973年的石油危機結束了日本近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改編自科幻小說《日本沉沒》的同名電影在這一年吸引了880萬觀眾，但這并沒有影響到整個世界對它的追捧。1979年，哈佛大學傅高義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把“日本熱”推向新的高潮，卓南生在為《星洲日報》撰寫的社論中說：“日人之所以從十年前被譏為‘經濟動物’，而搖身一變成為今日備受世人推崇的‘借鑒的模式’，推究原因，主要還是因為它沒有在1973年石油危機中垮下去……令百病叢生的歐美師父相形見絀，
驚嘆徒弟‘功力’不淺……”

1985年的“廣場協議”永久地改變了日本，直到現在仍有不少日本人把它看作西方世界的一次陰謀。按照協議，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日元由此大幅度升值，工業出口受到沖擊。日本政府為了維持經濟增長，開始大幅降息，結果使得大量資金流出股市和房市，泡沫經濟赫然成形。

在歐洲，人們驚訝地發現，日本人開始以組團的架勢掃蕩歐美的奢侈品店——這其中自然有生活在“年功序列制”下的日人對“身份標識”的崇拜，以及趨同的文化心理，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日元升值令日本人的購買力空前強大。在美國，夏威夷的海灘上都是黑頭發黃皮膚的日本人，洛克菲勒中心被日本人買走了，哥倫比亞影片公司也被索尼拿下了。有資料說，到1980年代末，全美國10%的不動產已成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老美們驚呼：“日本人要買下美國了！
”一個美國記者受日本外交官宴請，飯后甜點竟然是鋪有金箔的巧克力奶油凍，“我私下覺得吞食金屬頗不容易，卻頓時明白了夸耀性的消費。”

在日本國內，所有的人都在談論股票、外匯、房價，東京鬧市區幾乎每個行人都一身名牌，喝最高級的紅酒，然后不管車費多貴也要打車回到郊區的家里。作家新井一二三回憶說，“那幾年的日本，簡直開著沒完沒了的嘉年華，或者說是天天過年晚晚過節的全面性瘋狂。”甚至大學生都有花不完的錢，前述日本記者1980年代末尚在讀書，“我們當時都認為日本世界第一，生活水平要比美國好，而且只會越來越好，去酒吧的大學生很多，回來的時候都打不到車。”20年后他來到中國，
晚上在國際俱樂部附近也經常打不到車，而周圍都是些“看起來都很有錢”的年輕人，他覺得這場景真熟悉啊。

“對了，去京都吧”

1989年12月，日經股指沖到了38915點的歷史高位，房地產價格也不遑多讓——一個經常被引用的對比是，在泡沫經濟的最頂峰，東京都的地價超過了全美國地價總和，而賣掉整個加州，甚至只能買下日本皇宮這一小塊地皮。這是最后的瘋狂，到了1990年，股市暴跌，樓市也開始走低，一些公司倒閉了，一些人破產了，但是人們身處其中，會覺得一切只是暫時的，而不知道，歷史正在關閉一扇上升之門。

美國學者安德魯·戈登認為，1990年是日本與全球歷史的一個斷限時間。1989年1月，昭和天皇裕仁去世，此時正是東歐革命的前夕，冷戰行將終結，而在冷戰中形成的1955年體制也開始出現裂縫——同年7月，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中遭受重創，首次失去多數席位。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自民黨主導的以折衷與妥協為特征的高度成長政治難以延續，官僚體制、學校與企業的集體主義這些原本支撐著戰后日本發展的各種機制也紛紛開始露出破綻。在1993年的眾議院選舉中，
陷入腐敗與分裂中的自民黨未能獲得國會半數議席，淪為在野黨，1955年體制在政治上崩潰了。

兩年后，日本的失業率自1955年以來首次突破3%。“憑努力而非憑業績”在其他國家往往被視作失敗者的托辭，但在戰后日本，這句話卻是一種社會共識，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盛田昭夫口中的“命運共同體”漸漸不堪重負，“憑努力”也遭到“憑業績”越來越多的挑戰，日本人迫不得已地開始轉向一個更加自我負責的社會，被視為日本特色的“終身雇傭制”開始松動。

我們到達東京第三天，酒店里送來的《國際先驅論壇報》就在頭版刊登了一張巨大的新聞照片：商鋪打出密密麻麻“完全閉店”的黃底紅字，一個白發蒼蒼的老者低著頭從店門口經過。圖注寫著：日本的內需如此不振，而通縮如常，以至于貨幣調控對它已經不靈了。而日本四大經濟類周刊之一的《鉆石周刊》這一期的封面是4個粗黑大字：“解雇解禁”，討論的是在不景氣的當下，正社員(正式員工)的鐵飯碗也有可能不保的問題。在“解雇解禁”4個字下面，
有一道充滿裂痕的墻，墻外面，衣著隨便的年輕派遣社員(臨時工)有人奮力往上爬著，其他人則舉著電鉆和斧子，氣急敗壞地砸墻；墻里面，西裝革履的正社員冷汗涔涔，手足無措。

2010年，在日本經濟泡沫破滅的第20年，《紐約時報》試圖為它重新畫像：“在迄今差不多一代人的時間里，這個國家一直深陷通貨緊縮泥沼，不能自拔。在此過程中，這只昔日的經濟猛獸已雄風不再，失去了在全球經濟中的傲人地位……如今，隨著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正竭力擺脫債務及其自身的房產泡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將日本當下的黯淡處境視為上述國家的未來走向。”

世森清提供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2008年，日本上班族中年薪在200萬日元(約合16萬元人民幣，一般被認為是四口之家的貧困線)以下的占總數的23.3%，這個數字比1994年提高了5.6個百分點，與之相對應的是“百元店”的遍地開花，以及優衣庫和ZARA這樣的低中端品牌的流行，前者幾乎占領了東京的每一個大的街區并造就了日本的首富，后者用大前研一的話說，“價格中低階層，感覺中上階層”——這樣的群體已漸漸成了消費的主力。在周末夜晚的淺草，
人們在大排檔觥籌交錯，不亦樂乎，到了時間，卻要立即起身去趕最后一班電車，710日元起步價的出租車，現在對于普通日本人來說太貴了。東京的通勤圈也許仍會擴大，但是一些衛星城卻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二十多年前，人們抱著“明天會更好”的堅定信念，在郊區買房買地，以為這里遲早會變得和城區一樣，未料到泡沫破滅，賣場倒閉，電車班次減少，一到夜晚幾成“鬼城”。

但日本仍應感到慶幸，在它的經濟開始出問題的時候，它已經建立好了一個穩固的制度：法治、財產權和自由的媒體。在它的人民開始變老前，經濟繁榮帶來的財富已經得到相對平均的分配。《大西洋月刊》的記者James Fallows曾在1980年代的日本住過，今年夏天又和妻子搬回了東京，驚訝地發現了兩點變化：“一是我們曾經的鄰居都變得更富了，在過去的10年中，整個日本都是如此；二是日本現在比‘日本可以說不’的時代大為不同了，更為謹慎，在政治和文化氛圍上都更加地‘向內看’。
”

許多事情早有預兆，還在1980年代，日本企業的管理層就開始抱怨，那些出生于1960年代以后的年輕人，不愿加班，對假期沒有一點“抵抗感”。這些“60后”被媒體稱為“新人類”，他們性格內向，稚氣未脫，自稱為“外星人”，有自己的語言體系，喜歡用“真的！”“不可置信！”這樣簡單的形容詞，他們喜歡閱讀漫畫，對《朝日雜志》和《世界》這樣的嚴肅刊物感到“困燥”……如今，派遣社員已經占到了日本上班族總數的1/3，這會進一步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和父輩相比，日本的年輕人或許更“宅”、更“草食”，不把工作當作生活，對外面的世界意興闌珊，但是看一看新宿、池袋街頭粉紅色的游戲廳里，無數下了班的中老年人玩彈子機時的專注神情，誰又比誰更不寂寞呢？

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喜歡一個“向內看”的日本，嚷著說這個國家“要完蛋了”，而在距離東京數百公里、只有十幾萬人口的三條市，市長國定勇人卻說，在泡沫破滅之前，日本人總想著如何趕超別人，現在卻有機會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這未嘗不是好事。

對于日本國民訴求的變化，女作家酒井順子說得更加明晰：“泡沫崩垮，景觀惡化，不管在精神上還是生活上人們都涌起一股清靜和寂寥感，此時我們開始注意到自己的立根之處。在泡沫經濟的全盛時期跑遍各國、看盡名牌精品，慢慢知道，要在歐美人的地盤跟他們決勝負，是絕對沒有勝算的。如果是這樣，也許解決辦法就是不穿晚禮服而穿和服……于是女性開始舍西洋花藝改學花道，舍西洋草書改學書法，舍精品名牌包改買和服，舍劇團四季去看歌舞伎，舍夏威夷而開始去京都……JR東海線也用廣告鼓吹：‘對了，

去京都吧。’”

“我不認為日本在1990年以后是簡單的衰退和滯漲，”日本大學商學院教授李克說，一些歐美學者來到日本都感到不解：這個國家是在衰退嗎？他們看不到通常意義上的蕭條場景，整個東京仍然燈紅酒綠，“這20年，不僅是政府和經濟的關系在調整，整個日本社會也在進行一場大的調整。”

“春花秋月杜鵑夏，冬雪皚皚寒意加。”這是道元禪師的一首和歌，題名《本來面目》。日本的本來面目是什么呢？川端康成看到的是美麗的日本，大江健三郎看到的則是曖昧的日本。日本很晚才擁有自己的文字，卻在創造出文字后很短的時間里就創造出豐富的文學作品，這個民族似乎習慣了跑步前進，然后迅速地窮盡未來，也耗盡自己，他們如此之快地沖在前面，每個國家都能從日本身上看到自己——你想知道些什么，你就在什么樣的日本。

(參考資料：約翰·W·道爾《擁抱戰敗》、安德魯·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代化》；中村政則《日本戰后史》；李培林《重新崛起的日本》；三浦展《下流社會》；卓南生《日本社會》；佐藤俊樹《不平等的日本——告別“全民中產”社會》；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日本可以說不》；李御寧《日本人的縮小意識》；艾倫·麥克法蘭《日本鏡中行》；鵜飼正樹等編《戰后日本大眾文化》；大前研一《M型社會》；山本七平《何為日本人》；
酒井順子《都與京》。特別感謝胡一平女士提供幫助)

里弄東京

如果說町會是日本人在世俗層面的結合體的話，那么神社就是把他們真正凝聚起來的更深層的紐帶


楊瀟 發自日本




東京地勢西高東低，江戶川、隅田川等大小河流自北自西流來，侵蝕了這個古名武藏野的臺地的東緣，形成一個個舌狀的小型臺地，俗稱“山之手”。這些小型臺地后來有了一些還算響亮的名字：品川、池袋、新宿、澀谷、代代木……1885年，日本鐵道品川線通車，以此為起點，小型臺地被環形鐵路依次連接起來，這便有了著名的山手線。

搭黃綠色的山手線電車到秋葉原，換乘總武線向東，到淺草橋時已經進入下町，又依次經過兩國站和錦系町站，抵達龜戶站，再步行十幾分鐘便到達龜戶三丁目。

這里的建筑多灰白或淡黃色，幾乎沒有超過5層的樓房，天空中電線橫七豎八，街道狹窄卻干凈，花花草草從不起眼的角落里冒出來，從鐵門的柵欄里伸出來，從樓頂垂落下來，連屋檐下等待回收的啤酒瓶架上也擺滿了盆栽植物，有空地處即有樹有花，讓你不得不慨嘆這個民族對美的執著。陽光很足，衣物和被子晾曬在為數眾多的臨街窗臺和露臺上，街旁三三兩兩分布著一些店鋪，比如“大井商店”、“梅壽司”，隨時有人推門而入，或者推門而出。倒是符合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里寫的“要有一些眼睛盯著街道”，
因為“街邊的樓房具有應付陌生人、確保居民及陌生人安全的任務”。

龜戶三丁目町內會會長佐藤和男的名字就刻在自家門上，這是一棟獨門獨院的住宅，如今這樣的房子在龜戶還有20%。日本人家的地址以“區-丁目-番-號”標識，“町”相當于中國的街、巷，町內會則是居民自治的基本單位，類似于中國城市的居委會。這一天，由江東區政府與江東區龜戶町會聯合會合辦的夏末大會將要舉行，龜戶中央公園里已經有人開始頂著烈日布置攤位和舞臺了。

“我們三丁目町會有900多戶，而我還是整個龜戶地區町會聯合會的會長，”78歲的佐藤先生說，“町內會最大的作用就是連接行政和居民，如果沒有町會，行政的意志就到達不了居民。”

和幾十年前一樣，流動留言板仍然是這里的居民獲知區內事務的主要途徑。除了傳達區役所(區政府)的通知，町內會會議、節慶、婚喪嫁娶的消息、各種服務性信息譬如組織郊游、回收廢品等，也都由留言板送達。“傳閱的順序是規定好了的，一戶看完了蓋個章送到下一戶，一般一周就能傳遍整個社區，要是有緊急通知，3天就可以轉完。”

日本的町會制度形成于20世紀初，二戰期間町會被軍部控制，成為戰爭機器終端的螺絲釘。佐藤先生那時正上初中，“我記得當時送子當兵的氣氛很濃，町會組織老幼為年輕人送行，婦女們為他們系上腰帶，是整整1000針縫上的，據說子彈打不透……當時町會是強制參加的，因為糧食實行配給制，不加入分不到吃的。”

戰后，町會制度一度被美軍廢除，但后來又以自治組織的形式重新興起，“戰時是特殊時期，現在完全不一樣啦！”佐藤說，町會現在和政府沒有關系，會長兩年一改選，町會干部由居民輪流擔任，全部是義務勞動。居民可以自愿選擇是否加入，每戶每月的會費是300日元，而租戶則是100日元。“我們總是嚇唬他們說，你們不加入町會就不能扔垃圾！當然，這是開玩笑，不過日本人喜歡集體，害怕落單，很多町會組織的活動，你不是會員就不太好意思參與，所以入會率還有90%左右。
”

佐藤先生給記者一份《平成16年度(2004年)收支決算報告書》，里面詳細列出了龜戶三丁目町會的各項預算和決算，其中收入部分以會費最多，而支出則有31項之多，包括防災費、夜警費、敬老費、水道光熱費等等。

在每個除夕漆黑的夜里，町會干部會五六個人一隊，拿著手電筒或提著燈籠巡視街區。每一支隊伍都有一個人脖上掛著鈴鐺，走幾步就敲擊一下，而巡視干部則用低沉而悠長的聲音提醒著街坊：“小心火燭！”對于老居民來說，這種聲音已成為新年氛圍的重要成分。

更為日常的則是防災，每年八九月間，日本的電視上就開始充斥著各地開展防災訓練的新聞。龜戶也不例外，區役所、消防署與町會合作，以漫畫的形式對孩子講授地震、火災時的應對之策。一個讓人感慨的例子是，日本的小學生座椅靠背上都套著個軟套，一有地震他們會立即取下軟套墊在頭上，然后往桌下躲避。

龜戶町會聯合會印制了巨幅的防災地圖，里面標出了鄰近街區的避難場所、臨時集合場所、消防署、醫院、防災倉庫等等，從地圖里看，街頭滅火器、消防栓和防火水槽分布得密密麻麻，幾乎幾十米就有一個。一旦江東區出現6級以上的地震，町會干部在確保自身及家人安全的前提下，會立刻行動起來，調集“災害協力隊”，組織居民疏散到鄰近的學校和公園——在日本，學校的建筑通常是最結實的，這些地方平時就備有應急的糧食、水和毛毯等物品。

離佐藤先生家不遠處是有著350年歷史的龜戶天神社。平日里，這里更像一個清靜的公園，穿過高高的“鳥居”，就進入了“天上”，爬上一座紅色的拱橋，有烏龜在湖中的巖石上曬太陽，更多的烏龜在爭搶游人拋下的面包，龜戶本是填海而成，地下水偏咸，烏龜較魚更能適應。5月時湖周圍會開出紫藤花的瀑布，神社也由此入選“新東京百景”。再往前行，便是祭堂。

一個完整的參拜程序是這樣的：在凈身處用木瓢取水洗手，并用手捧水漱一漱口，面朝祭堂，將一枚硬幣(5日元或者50日元)投入捐贈用的匣子，深鞠躬兩次，擊掌兩次，再次鞠躬并進行幾秒鐘的祈禱。如果有殿堂銅鑼，祈禱時可以輕輕地敲響，神道教認為，這樣可以得到神的注意。龜戶天神社里供奉的是平安時期的學者菅原道真——有點像中國的文曲星，因此祭堂邊祈愿考上某個學校的木牌特別多

如果說町會是日本人在世俗層面的結合體的話，那么神社就是把他們真正凝聚起來的更深層的紐帶。“神社是扎根于日本人內心之中的，很多活動都以神社為中心，從九州到北海道，莫不如此。”佐藤先生說，“在美國，通常是先有人聚居，然后才有教堂，而在日本，是先有神社，然后圍繞神社形成社區，所以日本人非常講究‘地緣’，相信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保護神，也即‘氏神’。比如每年的11月，日本3歲、5歲、7歲的兒童，要在身著和服的父母陪同下，
到本地神社求福，氏神會為他們驅除災厄。”

“靖國神社不一樣，”他又補充解釋，“它由國家修建，后來又供奉了甲級戰犯，對我們來說，它和我們的出生地沒有關系，不是‘氏神’。”

9月18日，
第二次拜訪龜戶地區時，附近一個稍小的神社正在迎來它的節慶。通往神社的道路上掛著一排排紅白相間的燈籠，上面寫有町會的名字，人們在路旁擺攤，賣著烤魷魚、納豆等，大多數小吃都在100日元以下，“賣得非常便宜，主要由町會出錢補貼，其實就是回饋本地居民。”白巖忠夫說。他是江東區區議會議長，也在幫忙張羅著明天的節慶。

與其說是擺攤，不如說在閑聊，買者和賣者平時就是街坊，大家都穿著隨便，趁著這個機會三五成群地拉拉家常，順便計劃一下明天怎樣慶祝，不時迸發出快活的笑聲。這是城市里的“村落”，卻和我們頭腦里“城中村”的印象相去甚遠，相比于新宿、銀座的腰板筆直腳步匆匆，這里無疑是松弛與緩慢的。

神社的一側是舞臺，第二天會有本地居民的演出，舞臺再繞過去有一個小小的靶場，穿得像圣斗士一樣的孩子們剛剛散去，作為儀式的一部分，他們可以在這里練習射箭，正中靶心就意味著他們的目標將要實現。神輿停放在路邊臨時搭建的木臺上，明天，町會組織的志愿者們，要抬著它“哇嘯哇嘯”地巡游鄰里——或者說，“氏神”管轄的范圍。

從宗教意義上說，神輿巡游是讓守護神視察并降福于所在地區，但日本人早就習慣從這樣的儀式中各取所需。忙碌的上班族好容易閑下來，帶著孩子看看熱鬧；主婦們參與準備紅豆飯的義務勞動，順便增進鄰里感情；扛著神輿的小伙子們，會試圖帶著它游行到社區的邊界，隱隱有和鄰近社區叫板的意味；年長的町會干部們，則希望每一回巡游，都能增進人們對社區和傳統的認同。白巖議長在這里碰到了另一位老人，他是總武線龜戶站附近一個町會的會長。和三丁目相比，
龜戶站周圍更多的是大型住宅公團，“團地”生活容易老死不相往來，老人希望利用合辦節慶的機會，把更多的“團地族”與傳統儀式銜接起來。

佐藤先生在抱怨一件類似的事情，“現在老是強調個人隱私，町會干部好多事情不敢問了，比如吧，我們要搞一個敬老協會，讓75歲以上的老人參加，可是人家的年齡就不太好問，于是我們只好猜：那個老太太應該有75歲了吧，那就請她參加……”

龜戶地區老人生活與整個日本并無大的不同。如果加入了國民年金，退休以后每個月可以領25萬日元(約合2萬人民幣)左右，如果是大公司職員，這個數字可以達到40萬日元，加上日本家庭一般存款較多，所以多數老人生活優渥，用佐藤的話說，“在社區活動之外，每天做做操、散散步、遛遛狗，還經常旅游”。有趣的是，在談到自己買馬彩這個愛好時，他頗有些不好意思：“這個不得體……中國的老人比我們要有追求吧？”

下午4點，佐藤先生開車帶我們去往夏末大會的主會場——龜戶中央公園。這是一次聯合了龜戶22個町會的更盛大的節慶，包括了神輿巡游、防災體驗、模擬販賣、納涼大會、花火大會等等，預算超過700萬日元，“行政很壞！區役所只肯出一半的錢，剩下一半，除了各町會從會費中拿，還要請企業來贊助。”

請來的企業多是某某料理店、某某紀念品商店、某某會計所，做的都是街坊生意，每家出2萬日元贊助，然后在明黃色的活動手冊上登一個豆腐塊廣告。今年節慶要放煙花，“目標一千發”，可是贊助沒拉夠，只能放600發，他們也不在意，仍然高高興興地寫“花火大會贊助感謝”。

5點，太陽沒那么毒辣了，小攤販的生意也來了。他們中的多數人是專做節慶生意的露天商，打著大阪、廣島、北海道特色美食的招牌，空氣中彌漫著章魚燒和爆米花的香味，有點中國廟會的感覺。陸續前來的市民不少穿著“浴衣”(一種較輕便的和服)，他們買些小吃，在草地上鋪塊塑料布，架個小桌板，就圍坐在一起邊吃邊聊，這場景，和數十年前，甚至數百年前的場景沒有什么兩樣，也許，日本想象力豐富的“怪談”就是從這里誕生的吧。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中央公園的燈籠亮了起來，一群穿著正裝、領導模樣的人進場，他們在兒童鼓樂隊的引導下前進，偶爾舉手向草坪上的市民打個招呼。市民們繼續喝著啤酒，吃著燒烤，偶爾也給他們鼓鼓掌。領導們繞場一周后，坐到了舞臺上，兒童鼓樂隊開始一首一首演奏樂曲，聽起來全部是似曾相識的日本動畫片主題歌，每奏完一曲，臺上的領導都要微笑著鼓勵一下，看起來有一種令人忍俊不禁的與民同樂氣氛。之后是領導講話，區長、議長和本地政治新星依次登場，
說的無非是要團結起來，讓龜戶更美好之類的話，也沒幾個人在認真地聽，倒是舞臺下方那綠油油的宣傳標語更有意思：“防中暑，要喝有鹽分的水！”

演出在7點準時開始，22個町會的婆婆媽媽們依次登場，都穿著和服，蹬著木屐，跳著節奏緩慢的傳統舞蹈。臺上跳得起勁，臺下的“浴衣”們也不遑多讓，披著殘留的“夕燒”(夕陽)，踩著音樂的拍子加入了草坪上的集體舞，踩地、抬腿、半轉身……如果這個時候有人從空中往下看，他會看見一個幾百人手挽手圍著的巨大圓圈，在慢慢地逆時針轉動呢。再過一個多小時，天黑透了，人微醺了，舞跳累了，花火會倏地升上夜空，開出600朵璀璨的花兒來。

“以節慶之名”是這一切的契機，人類學家早就注意到日本人對“即時傳統”的偏好，他們擅長借用各種傳統符號——它可能是本地神社某個古老的儀式，可能是“下町”家長里短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日本文化中對易逝的美好事物(譬如櫻花和花火)的迷戀——來覆蓋新的環境，從而創造出人們對一個自治的鄰里的認同：這里是江東區，這里是龜戶，這里是龜戶三丁目。不過也有人類學家視野之外的話題，日本杏林大學副教授劉迪提醒
，
中國人看日本，往往只看到它的內閣在走馬燈似地換，卻少有人看到中央政府不穩定之下地方自治體的穩定，“這種穩定的自治能力，是不是日本雖經歷20年經濟不景氣，卻仍然沒有垮掉的重要原因呢？”

日本的傳統與現代如此和諧地交融在一起，這個高度發達的后工業化國家，并沒有像我們一樣在現代化過程中疾速地拋棄傳統文化和民間習俗，另一方面，日本讓我們感覺到，民間社會，是比國家機器更久遠和安定的力量。

(參考資料：西奧多·C·貝斯特《鄰里東京》、張暄《日本社區》、張燕淳《日本四季》、三浦展《下流社會》)

風物新瀉 詩意的農村

正如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國，東京大阪也不能代表日本，日本的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地區是何樣貌？新瀉是一個典型。


楊瀟 發自新瀉

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車窗外的云朵開始集聚，翻滾起來。最近的一站叫越后湯澤，川端康成筆下的雪國。大巴從山腰的隧道口滑行而下，把關越高速的大堵車拋在后面，眼前展現出木屋、炊煙、杉樹、水田，還有小小湖泊點綴的巨大盆地。

已是新瀉縣(注：日本的縣相當于中國的省)境內，大巴繼續急行北上，穿過數條清澈的溪流，路邊金黃色的稻田漸漸長大，到六日町已經連成了相當可觀的一大片，接著是魚沼、小千谷、長岡，直至三條。

拖著箱子從高速公路邊的IC站出來，下了臺階，鉆過涵洞，鞋子沾上了草葉，又被“下午的露水”打濕。輾轉找到酒店，放了行李，洗臉時喝了口自來水，竟是甘甜的，完全沒有東京的那股生味。

三條這個小城，初看真像是美國電影里的西部小鎮：行人寥寥，汽車呼嘯而過，五顏六色的集裝箱式賣場立在路邊，標識也數英文的“SHOE PLAZA”、“JEAN SHOP”、“YELLOW HAT”最大。“日本”二字，都藏在細節里——窗臺下擺放得恰到好處的盆栽植物，看似隨意其實精心整飭過的籬笆，以及上面藍色紫色的“朝顏”(牽牛花)，還有，飯房前屋后突然冒出來的一小塊水田。

安達先生從打谷的車間里走出來，滿面塵灰煙火色的，精神卻矍鑠，他把我們引進木屋，沏上烏龍茶。“我們這個泉生產合作社成立于昭和45年(1970年)，主要種植大米和大豆，現在有成員149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成員把自家土地租給我們，我們在上面耕種，收成賣給農協，再回過頭來給成員發工資。”

1946年，安達一家擁有了自己的土地——戰后，在麥克阿瑟的主持下，日本政府強制收購地主土地，并以低廉的價格轉賣給佃農和有能力經營者。安達先生在自家2.6公頃土地上耕種了60年，看起來熟悉這里的每一粒谷子。“抽穗的禾苗是最嬌貴的，最要用心，對水和溫度的反應都要非常快，要隨時做出調整……”

他說，只有緩慢而充實的生長才能產出最好的大米，而溫室效應讓水稻的生長速度變快，現在，日本最適合水稻生長的地方，正由以越光米聞名的新瀉，轉向更北的北海道。“以前我們還用稻架，收割下來的水稻會在稻架晾曬近一個月，讓谷子充分吸收陽光和水分，吃起來會更香。但是現在很多地方控制成本，省去了這一環節，米不如以前香了。”

日本農協具有強大的議價能力，農村也一直是日本政治的大票倉，所以農業在幾十年來一直得到自民黨政府的巨額補貼，以保護農產品的價格，據說日本農民收入的一半都來源于政府補貼。補貼造就了日本的高價農業，在東京銀座的米飯博物館里，2公斤一袋的新瀉產“無洗米”，最便宜也要賣到1000日元(80元人民幣)。正因為如此，大量農民雖然早有其他職業，仍不愿放棄自己的稻田。“我們家也吃自己種的米，省錢，”我們的司機、三條市經濟部農林課的副主管板垣先生說——難怪三條市區常常見到零星的水田，
總不能每個人都是陶淵明吧。

這也是泉生產合作社成立的背景之一，因為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兼業，無暇精耕細作，才有必要協同生產。“新瀉的氣候好，水好，可是如果不用心，也贏不了。”安達說。

絕大多數日本人都對安達們生產的日本米有固執的偏愛，“雖然貴，但是更粘，更好吃。”便宜的外國米，比如泰國米，“就只適合做咖喱飯的時候用一用。”

“中國人開始吃飯前，會說什么呢？”陪同我們的美紀小姐問。

我們想了半天，“好像沒有……”大約是為了感念生產者之辛勞，他們吃飯前要說“憶他大咳馬斯”(我要開始吃了)，飯后要說“各取所需嘛，得喜它”(我吃好了，謝謝款待)，尤其是家里孩子在場的時候。

今天的日本料理，采用的都是本地食材，先端上來的是一大盆“枝豆”(毛豆)。日本的毛豆，以新瀉產的風味最佳，“你們看，比東京給的多多了吧！”司機抱怨首都料理店里的袖珍碗。

橙汁、涼拌雛菊、刺身、煮物、燒物、味增湯……依次被端上來，冷與暖、厚與薄、光與影、光滑與粗礪，搭配精巧，構成了一副迷你的圖畫。日語中有“kodawari”一詞，漢字寫作“拘”，有一句話說，中國人是商人，日本人是匠人，日人若要做一件事，必要“拘泥”于此，力求完美無缺。具體到日本料理，便是講究刀工、精選可使用的不同部分，并注重顏色質地搭配以刺激食欲，無怪乎有人調侃，日本料理與其說是給人吃的，毋寧說是給人看的。但一位日本人走得更遠：“我要說，
日本食物是給人想的，是一曲無聲的音樂，漆器和黑暗中搖曳的燭光一起，把這一曲音樂給喚了出來。”

熱氣騰騰的白米飯打斷了關于日本美學的遐思，日本朋友用筷子蘸上米粒細細品嘗——他們似乎總是極珍愛“日本原有”的一切，我卻并未覺出和中國的東北大米有多大區別，只是個頭飽滿些，粘稠些。對，非常粘稠，稍微一攪動，米粒就緊緊地抱在了一起，就像大和民族一樣。

二戰接近尾聲的時候，日本經濟瀕臨崩潰，普通人家已經很難吃到白米，天皇的忠實臣民被鼓勵食用橡子、谷糠、花生殼和鋸末來補充淀粉攝入，而蛋白質的不足，則要通過吃蠶、蚯蚓、螞蚱、家鼠、田鼠來補充。日本政府的研究者還說，如果好好消毒，老鼠嘗起來就像是小鳥的味道，但要避免吃它們的骨頭，因為會使人體重減輕。

1946年，日本開始從美國的亞洲救援公認團體接受物資援助，1950年，美國贈送的面粉已經為八大城市的小學提供面包加牛奶的供餐。1953年，在大阪市的一個展覽會上，組織者宣傳吃面包的好處，并警告偏食米飯會導致營養不良，他們甚至說，“吃了米飯會變成傻子”——這只是日本全國上下“飲食生活合理化”的一個縮影。然而隨著日本經濟的復蘇及起飛，1970年，學校供餐開始混入米加工品，1975年得出結論：養成吃米飯的習慣在教育上是有意義的，
次年，正式導入米飯供餐……米飯重新奪回了“主食”的名號。

兩三年前，日本朋友還經常吃從中國進口的食品，“胡蘿卜、花生啊什么的，因為便宜，所以老買”，后來“毒餃子”事件爆發，日本大小超市將Made in China通通下架，如今兩年多過去了，這座小城的超市仍然看不到中國制造的食品，“很多人還是不太敢買，畢竟后來又不斷有食品安全的新聞，比如毒奶粉什么。”不過有一樣東西他們是熱愛的——天津栗子，“這個應該不容易添加什么東西吧？”

淅淅瀝瀝下了兩天的雨，東京小店里寫著“涼”字的風鈴還沒下架，這里已經感受到秋意。沿著五十嵐川往山中行，見一老農在向已收割過的地里傾倒稻殼，心生好奇，便和同行的農林土木系官員前去詢問。

這是五十嵐川沖積出來的一片開闊谷地，白鷺在淺淺滑翔，據說朱鹮也是常客，這種珍貴的鳥類在日本已經滅絕，從中國引進后又重歸自然，新瀉成了它們的棲居良地。官員照例一通哈腰問好，老農聽清了來意，慢悠悠走到田邊，扶著他那嶄新的斯巴魯小貨車和我們聊了起來。

原來稻殼被用作有機肥料，這樣便不用燒荒也不必施化肥，就能保持稻田的肥力，“現在在琢磨著種出一種徹底無公害又好吃的大米。”沒想到老人家還在想著發明創造。在問清對方是農林課的官員后，他抱怨起來：現在米價太便宜了，比以前低了一半，物價卻又不低，農家賺不到錢，辛苦啊！不過他又說，附近溫泉不少，閑時可以放松放松，今年他還特別去了北海道度假。官員一邊陪笑，一邊發出尾音上揚的“喔喔”之聲。

要去的地方叫北五百川，是日本的“全國棚田百選”。“棚田”就是梯田，不過，成為景點的北五百川梯田并沒有圈起來收門票，而是繼續由4戶農民耕作，佐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雨剛停，他拿起一小瓶鹽，領著我們往山上走。空氣濕潤又清冽，教人忍不住大口呼吸。梯田已經收割完畢，禾根又重新發出綠油油的小苗，齊刷刷地長著，遠望還以為是一片新田，田邊等距種著漂亮的石蒜，過了花季，花瓣褪去了鮮紅，加了粉色和橙紅。不只是美觀，“這種花還可以驅趕老鼠，”佐野介紹。

破壞稻田的不止老鼠，還有猴子，人們就在梯田頂部立個瓦斯槍，每隔幾分鐘就自動嘣響一次，嚇跑偷食者。梯田的水源是山中泉水，可以直接飲用，“水比較冷，所以梯田產量比平原低，但是因為水好，所以米好吃，價格更高。”

以“發展”的眼光看，佐野先生這樣“小規模、低效率”的農戶，早就該退出市場了，可是，正是戰后農地改革建立的自耕農體制，以及政府對農業無微不至的保護，讓農村也迅速富裕起來，沒有被飛速發展的工業化拋下。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的統計，2008年日本販賣農家的年均收入是466萬日元(約合33.3萬元)，而上班族的年均收入則是641萬日元(約合51.3萬元)，差距并不算大。在日語里，“農民”二字幾乎沒有任何負面含義，不知是否和農村的富裕有關？而在政治上，
“保守的”日本農村在1950年以后幾乎沒有發生過農民運動，成為社會穩定的基礎，在中國頗有名的專欄作家加藤嘉一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在日本，越是鄉下的人，越感覺幸福，也越為日本自豪。

走完280級臺階，我們在一個涼亭里小歇。突然覺得腳踝處又癢又麻，撩起褲角，兩條水蛭赫然在目，我還沒來得及叫出聲來，佐野先生已不慌不忙地把它們揪掉，那瓶鹽現在發揮了作用，水蛭很快成了水蛭干。

再有兩個多月，雪國就要迎來漫長的冬季，大雪會從12月下起，來年4月才化，那時候佐野先生們就該躲進建得像別墅一樣漂亮的木屋，圍著暖爐過冬了，“冬天出不了門，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做呢！”

泉水沿梯田而下，到山腳成了溪流，人們在這里筑壩，把溪水引向平原用于灌溉。溪流繼續奔騰，匯入盛產鮭魚的五十嵐川，五十嵐川再往前流淌十幾公里，就注入了日本最長的河流信濃川。

信濃川的水是青黑色的，我一看到它就想起了三島由紀夫對川端康成描繪的日本，“亞洲那巨大的夜之山麓正是日本，恰如愛爾蘭作家注重晨昏朦影一樣，我們習慣于在這種朦朧柔和、沒有黑柱石般硬度且輕盈似水的夜色里，講述著各種各樣的幻想趣話。”有時候我覺得，日本人的“kodawari”，和這是一個“入魅”的國度多少有些關系，他們相信任何事物身上都寄居著神靈，需要被恭敬地對待。

我們站在信濃川沖積出來的一大片平原上，這里是最好的果樹產區，河流定期泛濫，讓土壤格外肥沃。7月中旬，桃子紅了，7月下旬，葡萄也熟了。8月中旬以后，進入梨的季節，大大小小的梨被送上大島果實曬選廠的傳送帶，然后經過掃描儀自動按水分、個頭、形狀分成三六九等。新瀉最好的梨Le lectier要等到10月中旬以后才會成熟，而摘下來的梨，還要放置一個月，用農民的話說，“讓它們睡睡覺”，然后在超市里賣到2000日元(160元人民幣)一個。

享受更好待遇的是渡邊康弘家的水果。這位45歲的日本農民，臉上還長著粉刺(一定是我看錯了)，他會給自己果園的水果播放音樂，“它們最愛聽的是巴赫的古典音樂，最喜歡的樂器則是北印度的弦樂器西塔琴……”

說的好像都是自己的朋友

上午10點，“水松的季節”開門了。

這是一家地產地銷合作社商店，賣的蔬果比超市便宜3成，都是附近的農民早晨送來的，只要你擁有農協的生產證書，與合作社簽個協議，就可以供應蔬果。

葡萄、蘋果、西紅柿、辣椒、蓮藕，還有一種叫穰荷的東西，都水靈靈的，商店的經營者解釋，這些都是早晨才摘下來或者挖出來的，只賣到下午4點。包裝盒上生產者的名字與電話，都寫得清清楚楚，同樣是馬鈴薯，賣的價格也不一樣，都是由農民自己定的——也許安達家經過晾曬的大米、渡邊家愛聽音樂的水果會賣得貴些？這個時候，買誰不買誰，大概就看品質和信譽吧。合作社提取15%的費用以維持運營，“但是我們不營利，我們的目的是讓主婦們開開心心地買到安全健康的食品。
”

三條市市長國定勇人是“地產地銷”的支持者，他剛剛花3萬日元訂購了一家合作社的60千克大米，“日本的食糧自給率只有30%多，但是三條市的自給率達到了83%。”

38歲的國定勇人在東京出生成長，4年前由日本總務省派駐三條工作，隨后對這個偏遠小城產生好感，并競選市長成功，在他看來，19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滅后，日本才算真正進入了地方時代。“戰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開發獨裁’的模式，人和錢都往大城市集中，但是泡沫破滅后，中央開始愿意分權，地方有了更多的自主權，日本也漸漸由縱向社會向橫向轉變。”

他說，泡沫破滅前，這個國家和人民滿腦子只想著“發展”，現在，人們開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生活，“當然，說得不好聽些，現在的日本人失去了目標，但是這也是一個機會，讓人們重新找回自己的‘POSITION’(位置)，建立一個真正豐富多元的社會……拿我自己來說，我很享受一大家子圍坐在一起吃飯的感覺，可是現在這樣的場景只有在三條這樣的地方才能看到，在東京早就不存在了。”

坐上新干線時天已經黑了，列車的速度如此之快，只用了兩個小時，就把縣界、雪國，還有黑色的夜交還給了東京的燈火。這座巨大的城市正由內而外發出咝咝的躁動，我拖著行李箱上了電梯，再次穿行于上野車站的西裝革履間，在眼花繚亂的“改札”(Gates)中尋找對的出口。

(感謝三條市政府、泉京鹿女士、王堯、孫冉以及中國駐新瀉領事館張智浩先生提供的幫助)

日本的國族困惑

日本在19世紀開國之后，特別是明治維新步入世界強國之林后，在國家與文化的認同上即存在一個“歐”、“亞”的問題，這給日本的國族認同造成了困惑，而戰爭的動機與鄰國的關系也與這個大問題緊密相關

日本作家兼導演伊丹十三1986年的電影《蒲公英》中有一個場景，一群穿著西式宴會服裝的年輕女士正在主餐廳中上“魅力學校”的課程。今天教的是吃意大利蛤蠣面的禮儀，教師是餐廳的女主人，她對學生們說意大利面條應該靜靜地享用(不像日本面條，可以大聲地從碗里吸出來)。她優雅地將叉子送到唇邊做示范，這時房間對面突然傳來響亮的嘖嘖聲。大家都扭過頭去，發現一名外國人正狼吞虎咽地吃著盤子里的意大利面。女孩子們都疑惑不解，教師則勃然大怒。
結果，全班的人當然都放棄了修習餐桌禮儀的努力，沖動地加入了外國導師的行列，響亮地向蛤蠣面發起了進攻，好像那是日本拉面一樣。

電影攝制者的觀點明白無誤：西方知識是權力和權威的源泉，日本人狂熱地模仿西方，因此總是要從外部尋找權威，結果他們對自己的身份總是感到疑惑。

19世紀后期，日本人學習和效仿的重點從中國轉向歐洲，又逐漸轉向美國。

整個20世紀，日本的知識分子都在殫精竭慮地定位、定義“日本特性”的實質。在日本這樣的一元社會中，他們如此執著的努力充分表明，文化上的矛盾心理以及長期依賴不同于本土傳統的外在價值和行為，已經導致了反復出現的疑惑和絕望情緒，類似于民族身份危機，這一結論可以從很多地方找到充分的證據。

1911年8月，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剛成立的學習院里做了題為“現代時期的日本文明”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把他所謂的“道德平衡的喪失”和日本對西方奴隸一般的模仿直接聯系了起來：

簡單來說，西方文明(我是說，一般意義上的文明)是從內部生成的，而日本的文明是從外部生成的。“內部生成的”事物自然而然從其本身發展出來，如同鮮花綻放，先是蓓蕾初開，然后花瓣向四周展開。而“外部生成的”事物總是由于外在的壓力而被迫呈現出某種特定的樣子……

這種主體價值的喪失讓日本對西方列強亦步亦趨。日本在二戰中的戰爭行為后來被一些研究者解讀為，日本作為后來崛起的強國，必須按照西方列強設定的游戲規則行事，即弱肉強食的殖民體系，日本如果不殖民他國，就會被他國殖民，這種思維模式既給他國也給日本帶來了災難。


卻又因膚色之故受盡歧視，因此必得加以譴責，并以亞洲特有的文明價值來聲稱日本比美國更優越，從而與之競逐普遍霸權地位。相對的，中國則是一個落后的、反人權的、不遵守文明世界游戲規則的麻煩制造者，同時又是亞洲安全的威脅者，因此日本不時以文明承載者的姿態對中國指指點點，甚至提醒軍事同盟的美國一起防范中國。石原想帶著亞洲對抗西方，是復制戰前日本由“脫亞”而“興亞”的圖式，遮掩其不被美國平等接納的狀態；但當中國經濟超越日本的預言蔓延，
甚而與日本競逐區域領導者時，石原又必須拉著日美同盟的力量來箝制中國，從而強調其比中國更優越、更符合現代性的文明身份。

然而恰恰是在石原對于中國的抗拒中，透露出日本依舊在歐亞之間無家可歸的困窘。從戰前的帝國主義岐路到戰后的經濟大國路線，日本的國家主義是追隨著西方文明的價值而亦步亦趨發展起來。正如酒井直樹在分析戰后日本發展經驗時所指出的，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之間存在著互為表里、相互形塑的關系，戰后日本對于現代性的追求，其實是以日本的“美國化”為目標，因此既已無力對日本的發展模式提出反省，那么即便選擇了以特殊化的日本民族主義形式來批判美國，
最終衣只是再次確認美國價值的優越性，也強化了日本的無力感。

(參考資料： 《無約束的日本》，論文《如何正常，怎樣國家——走近石原慎太郎的國族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