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技術和移動技術崛起 電視將死

對很多電視機生產廠商及電視臺而言，他們所面臨的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都不再看電視了。在網絡技術和移動技術不斷崛起的今天，年輕人拿著手機、筆記本電腦在移動狀態下通過網絡看視頻的身影隨處可見。在北京市的各大家電賣場，很多品牌的傳統電視銷售變得很困難，盡管其價格降了又降，依舊很少有人問津。

全球范圍內，電視觀眾的年齡結構也呈現上升趨勢，在美國和日本，電視觀眾的平均年齡已經達到50歲以上。

艾瑞咨詢公司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1月底，優酷、PPS、土豆、騰訊視頻、搜狐視頻這幾個在國內排名前5的網絡視頻網站，其日均覆蓋人數均已超過2000萬大關。

近日長虹委托第三方機構調研，北京地區每晚百戶的電視開機率是38%，而3年前同一機構的調研結果是75%。據CNNIC的調查，去年有4000萬人聲稱不再看電視了。全國電視收視率一年要下降13%左右，而在過去3年，網絡視頻收視率以每年300%到400%的速度增長。

在美國，電視觀眾的下滑也很明顯。據美國尼爾森公司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2010年美國有線電視黃金時段的收視率普遍下降，尤以CNN下降最多，平日黃金時段平均觀眾人數降到64萬，比2009年減少36%。NBC環球下屬的全新聞頻道MSNBC觀眾量84.6萬，減少了11%。

易觀國際分析師盛利表示，雖然電視作為主流媒體，它的影響力依然存在，但是眼下受到移動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沖擊比較嚴重。這表現在網民在互聯網視頻上花費的時長已經超過在電視上花費的時長。而用戶選擇在線視頻收看節目最為重要的原因是時間上可以自由掌控。其次，用戶在互聯網上使用的黃金時間比電視要長，現在國內相差已經達到11個小時。中國互聯網用戶無論是工作日還是非工作日，對互聯網的接觸度自早上8點至晚上24點，均處于“高位”態勢，。而電視的“黃金時段”主要在18點至23點。

在傳統電視形態下，用戶都是被動接受。但隨著社會化網絡的發展，每個人都可能是內容的創造者。同時，多樣化還表現在傳輸線路上。以前傳輸大多是通過廣播，以有線的形式傳輸到電視終端。而現在寬帶網、廣播網還有3G網絡，都可以通過有線、無線的形式，傳輸到終端，傳播形式更廣泛。而終端的多元化，使得人們不再局限于獨守電視。

不僅如此，現在互聯網的應用類型也在多樣化。一些智能軟件能滿足用戶的各種各樣的需求，包括工具類、社交類、游戲類、生活類等。此外，用戶接觸點也更加全面，用戶可以通過手機終端上的一個應用，甚至一個賬號，獲取海量的信息。

“50年前，電視業得以蒸蒸日上的理由不外乎以下這么幾種：在家除了看電視之外沒有別的類似的娛樂活動可干，想做視頻廣告的廣告商只有電視可選，視頻內容的擁有者能夠緊緊把守住視頻進入市場流通的窄門。”美國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網站首席執行官兼總編亨利·布洛杰特宣稱，“如今互聯網將繞過所有這一切，傳統電視的未來就是沒有未來。”

“在消費電子2.0時代，電視產業必將死亡，他們必須面對這個未來的現實”這是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教授亨利·霍爾茨曼(Henry Holtzman)今年9月在中國海信集團“發布消費電子2.0”報告時發出的預警。

亨利預言：從硬件上，電視和電腦的硬件越來越一致，內容上，節目已逐步轉化為應用和用戶體驗，運營方面的諸多需求完全可以不通過電視完成，因此“電視臺”將死，而依附于電視臺而提供工具的電視機廠商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及早變革。

“現在買一根6元的線，iPad就可以連上電視機，把電視搞定。” 據《IT經理世界》報道，北京歌華有線副總經理兼運營總監羅小布說，“如果有線電視不改變的話，我們活不到三五年，這決不是危言聳聽的預言。”

在中國，雖然廣電行業的態度相當矛盾，一些廣電人稱“要盡可能延緩網絡視頻到達客廳電視的時間”，但很多廣電人也在反省。“我們一定要知道皇帝的女兒也愁嫁，以前是人找電視，今天是電視找人。”羅小布說，“在這種狀況下，我們一定要明白‘合作才能贏’。”

有4000萬人聲稱不再看電視了。全國電視收視率一年要下降13%左右，而在過去3年，網絡視頻收視率以每年300%到400%的速度增長。

電視家庭娛樂終端 電視機的時代革命

電視機的時代革命

從黑白電視到家庭娛樂終端，電視機似乎還沒有到壽終正寢的時刻。

人們通常把1925年10月2日蘇格蘭人約翰·洛吉·貝爾德在倫敦的一次實驗中“掃描”出木偶的圖像看作是電視誕生的標志。第二年，貝爾德邀請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們觀看他將整個人物影像用電線傳訊到英國廣播公司(BBC)電臺，再由電臺以無線電波發射，在貝氏實驗室中電視機就可以收視到清楚的黑白影像。實驗的成功，引起世人震撼。1940年，旅美匈牙利人彼得·戈德馬制作出第一臺彩色電視機，雖然電視機有了更好的視覺效應，但是受到二戰的影響，電視機行業依舊沒有得到迅速的發展。直到二戰以后，電視機才在世界范圍內走進千家萬戶。而在我國，電視機的誕生則還是解放以后的事情。

1958年3月17日，是我國電視發展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晚上，國營天津無線電廠（后改為天津通信廣播公司）研制的中國第一臺電視接收機實地接收試驗成功，我國的首臺黑白電視機誕生。

同年5月1日，我國第一個電視臺——北京電視臺（1978年 5月1日，北京電視臺改名為中央電視臺）開始實驗廣播。經過不斷的調試后，轉入正式廣播，每周播出4次。

雖然在1960年，北京電視臺已經設置了十多個電視欄目。但是這些節目基本只有極少數領導和干部家庭才能看到。受技術條件的限制，當時的黑白電視信號很弱，畫面經常抖動。于是，人們就用幾部電影片名——《看不見的戰線》《多瑙河之波》《今天我休息》來諷刺電視不穩定、有聲無像等質量問題。

1970年12月26日，我國第一臺彩色電視機也在國營天津無線電廠誕生。當時，我國既沒有彩色顯像管廠，也沒有大規模集成電路企業，完全靠自己的技術來規模化生產彩色電視機并不現實。雖然在70年代中后期我國具備了規模化生產小屏幕黑白電視機的能力，1980年前后，9英寸、12英寸的黑白電視機開始進入一些富有家庭，但是依舊是貨物嚴重短缺。

“那個時候，國內電視機的供給量十分有限，要購買需要有供給票，但是一般人都搞不到。”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趙景云回憶說。80年代以后，在北京市場，用現金已經能夠買得到電視機了，于是趙景云就買了一臺14英寸的“飛躍”牌黑白電視機。“當時，很多人還只是買9英寸的。”他說。

康佳公司的一位技術人員告訴記者，為了扭轉我國彩電生產的短板。1983年前后，全國各地陸續從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引進了大約52條生產線。

但是隨后問題接踵而來，由于盲目引進，使得我國彩電的型號十分繁雜，在設計開發、技術標準、產品工藝和大生產技術等方面，都受控于國外。

1984年，國家作出了加速彩電國產化步伐的決策，實施彩電國產化“一條龍”工程，成立彩電國產化領導小組。政府通過直接出資或貸款投入150億美元，打造出陜西彩虹、北京松下、深圳賽格日立等彩管基地。

隨后，中國電視行業的發展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1985年，電視機產量已達1663萬臺，超過了美國，僅次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的電視機生產大國。1987年，電視機產量已達1934萬臺，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電視機生產國。

但是當時，中國的電視生產技術依舊比較落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資品牌對國產電視的沖擊效果開始顯現。“那時，我想買一臺高品質的日系電視機，托一個老同學的關系，最后買了一臺20多英寸的日本原裝進口的松下彩電。”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趙景云說。人們對日本彩電的追捧使得大批的國有電視企業生存艱難，促成了中國電視產業的第一次大洗牌。

雖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已經出現背投電視，但是在上個世紀最后幾年，它才開始出現在我國的眾多商場及居民家庭中。

在最開始，因為擁有大畫面，背投一度受到一些消費者的歡迎。但是其笨重的身軀、模糊的畫面很快就被人所詬病，因此在在液晶和等離子技術出現后就迅速地沒落，成了曇花一現的物件兒。如今在各大家電賣場，已經很難再見到背投電視的影子。90年代末，平板電視慢慢從顯像管手中接過了承載人類音畫夢想的大旗，并一步步成為了市場的主流。平板電視從成像原理上可以分為等離子電視和液晶電視兩種。1998年4月16日，國內第一臺42英寸等離子平面顯示大屏幕超薄型彩色電視機在廈門廈華電子公司研制成功。一年之后，消費級等離子彩電出現在國內商場。然而當時42英寸等離子彩電的價格在十幾萬元，很多消費者只能望洋興嘆。

2002年，長虹宣布研制成功了中國首臺屏幕最大的液晶電視，屏幕尺寸達到了30英寸，當時被譽為“中國第一屏”。隨后，液晶電視在中國也開始大規模崛起。

2010年《阿凡達》在中國的熱播，則又將中國眾多的電視觀眾帶入3D電視時代。據了解，2010年3D電視剛推出時，型號只有十幾款，產品也普遍集中在46英寸至55英寸之間，合資品牌獨占市場，價格居高不下，3D電視陷入了“有價無市”的尷尬境地。而自2010年下半年開始，3D電視的市場格局開始變動，幾乎所有的國產電視廠商先后進入3D領域，3D電視的屏幕尺寸也日趨豐富。到目前為止，已有十幾個品牌、超過200款型號的產品推出，屏幕幾乎涵蓋了所有尺寸段。其價格也開始一路走低。

業界人士表示，與3D電影相比，3D 電視具有更加明顯的優勢。觀看3D電影時，觀眾必須戴上沉重的特殊眼鏡才能看到效果。而隨著3D技術的不斷精進，搬進家庭客廳的3D電視機，在不需要配戴眼鏡的情況下也可用肉眼很好地觀看。

進入2011年，有關智能電視的概念開始進入不少消費者的視線。三星、索尼、LG等國外廠商紛紛推出智能電視。

而三星的智能電視更是推出了自己的應用程序商店(Samsung Apps)，這是全球首個基于高清電視平臺的應用程序商店，也是全球最大的電視應用程序商店，這里提供一系列付費和免費的應用程序(目前中國區域全部免費)，滿足用戶包括體育、娛樂、資訊、游戲和社交在內的多種需求。另外，國內大廠創維、康佳和TCL、海爾、海信也相繼發布了智能“云電視”。海爾集團全球品牌運營總監張鐵燕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海爾推出的高端智能電視云PAD電視融入了交互、移動、海量內容瀏覽以及高品質畫面四大理念。在看電視的同時，也可以和外地的朋友進行視頻對話，并可以隨時就電視播放的節目內容進行分享。還實現了Pad、PC、手機、電視之間的多屏互動、內容共享，也讓客廳里的電視真正成為家庭的娛樂中心，開創了一種新型的家庭娛樂互動新模式。

目前，蘋果公司正在開發一款和蘋果手機類似的iOS操作系統的數字電視，并且蘋果已經與多家電影制片商和電視網結為合作伙伴關系，打造了規模龐大的內容庫。

此前，蘋果已經推出了Apple TV機頂盒，幫助用戶通過蘋果的iTunes下載電影和電視節目，以及在線視頻內容。

iOS系統將使蘋果的電視機產品不僅可以播放視頻，還可以用于玩游戲，運行應用，幫助用戶查看日程表，以及發微博等。而對一些電視巨頭而言，尤為讓他們感到恐怖的是，蘋果電視機可以與其他蘋果設備，例如iPhone、iPad和MacBook Air無縫整合，使蘋果建立起完整的消費電子產品線。

而在另外一個方面，國際互聯網巨頭Google也已經在互聯網電視領域行動。

Google TV內置了Chrome瀏覽器，可以瀏覽所有你喜歡的網站，當然這也意味著你可以在電視的大屏幕上觀看視頻網站了。但是它的功能遠不止如此，Google TV還是一臺照片瀏覽器，一臺游戲機、一臺音樂播放器…… 其采用Android 2.1系統、英特爾Atom芯片，可進行搜索，從而瀏覽海量的網絡視頻，還可下載各種應用軟件。

在未來不久，電視的發展也許要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假如你在朋友家的客廳看到一塊透明的玻璃，可別就以為它只是玻璃，給它接上電源，它可能就變成了一臺帶無線功能的電視。當然在博覽會、展覽會等一些大型公會場合，這樣的玻璃還能兩面顯示，并且兩面顯示的電視內容完全不一樣。

另外，你隨便從口袋里掏出來的一張紙，把它由卷曲攤平，也可能變成一個正在播放電視節目的電視。或許只有幾秒的停頓，這張紙便呈現出你最想看的節目名單。在智能終端的控制下，這臺電視已經對你個人的興趣和愛好了然于胸，并能夠通過程序將你喜歡著的最近正在關注的節目搜索出來。至于看什么，自己只要輕輕點擊一下按鈕就可以搞定。你可不要以為這種場景僅僅只是幻想。目前已經在全球迅速崛起的OLED顯示技術，從原理上來講，可以做成一張紙的厚度，可卷曲、可透明顯示，另外它也可以像上面的玻璃一樣可雙面顯示。當未來突破了一些技術方面的障礙，這樣的電視就會成為現實。

新老技術之戰 網絡成電視的掘墓人？

網絡成電視的掘墓人？

人們將不需要今天這樣的電視機

在記者的采訪中，不少業界專家均表示，電視機遠遠還沒有到壽終正寢的時刻。廣播出現時，有人預言報紙必亡；電視出現時，有人預言廣播必亡；互聯網出現了，開始有人預測，電視要消失。但是截至目前，它們都還活著。

“尤其是報紙，從誕生到現在已有500年的歷史，期間經歷了電視、廣播、互聯網的猛烈沖擊，但至今它依然存在。”盛利說。

“任何一種新技術的出現，它和老技術之間往往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爭奪，在電視行業中也是如此，新形式電視機的出現，并不意味著老的就要一下子全部淘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趙景云說，就中國而言，地廣人多，人們的文化層次和消費水平具有一定的階梯性，這就決定了各種形式的電視機依舊有自己存在的空間。

在現階段，在即時節目尤其是新聞直播的內容方面，電視臺依舊擁有不可比擬的優勢，比如觀看世界杯，電視依舊是最好也最為及時的方式。盛利表示，互聯網電視也有自己的一些劣勢，比如：存在用戶使用習慣，體驗上的挑戰。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講師魏武揮說，現在有論者認為未來人們不需要電視機，但這種表述的準確方式應該是：未來人們不需要今天這種類型的電視機。

“恐龍的確會滅亡，但有些恐龍，會進化成飛鳥。”魏武揮說，在家用終端上，他更看好電視機，而不是電腦。相對而言，電腦是一個個人的東西，很難做到一家人坐在一臺電腦前其樂融融，但電視不同，它是最能體現“一家人”這個家庭文化的東西。

“人在戶外，對手機的依賴性很強。人在辦公環境，對電腦的依賴性很強。而在家庭中，人對電視的依賴性則更大。” 中國電子商會副秘書長陸刃波說。

電視可能會由終端變成“中樞”

一個誰都無法忽視的事實是，現在的智能電視已經開始朝互聯網電視演變。樂視TV市場營銷總監楊鳴說，隨著電視機智能化，其和電腦設備尤其是大型臺式機將會越走越近。

聯想研究院副院長杜曉黎博士在表示，現在電視也開始朝家庭的多功能控制終端演變。

現在很多上班族在外地出差，如果家里沒有人，會擔心被小偷光顧，有孩子和老人的，安全問題也常常讓人放心不下，但是海爾電視的技術人員告訴記者，以后通過海爾的云電視，可將電腦、手機、家用電器、監視系統等之間進行互聯、操控等，這時家就在你身邊，通過手機、電腦登錄相關的IP地址，就能監視和控制到千里之外家里所有電器的運行狀況，在返回住宅上飛機之前，還可以將家中的空調或是熱水器打開。很顯然這樣的電視發展方向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電視的范疇。

陸刃波認為，未來電視還會有更多功能的延伸。不僅僅是從厚到薄的一些簡單外觀的變化，還會是一種功能上的改變，融入更多的信息化技術，像云技術，讓電視更智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未來電視可能會由終端變成“中樞”。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教授亨利·霍爾茨曼為彩電行業支招說，要弄懂消費電子2.0時代的幾個特征，即相互鏈接、無縫連接、感知用戶、簡單易用，而多屏互動、社交電視的興起將會改變電視的特征，比如你可以在網上按照自己的興趣、合適時間甚至是心情好壞、不同階段知識的需求等建立自己的智能的“電視頻道”，對正在播放的視頻進行評價，把喜愛的節目推薦給朋友和家人，每個人都會擁有一臺自己的“電視”是大勢所趨。亨利說：電視臺消亡，視頻興盛，電視的移動、互聯是唯一處理。

智能電視需要解決不兼容難題

現在智能電視的發展也面臨著一些技術方面的挑戰。個人計算機的飛速發展與鍵盤鼠標的合理使用有直接關系，智能手機的飛躍與觸摸屏的應用密切相關，而智能電視想要發展，必然需要更為適合的輸入設備，但是截至目前還沒有十分便捷、真正適合智能電視的輸入設備，目前智能電視的發展也受到了輸入設備的嚴重制約。

智能電視發展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其操作系統不統一，基本上每個廠商均擁有自己獨特的智能電視操作系統，相互之間不兼容，這就使得智能電視之間的互通變得非常困難。

谷歌CEO施密特說，20年前人們就試圖將電視與網絡相連接，但將一個具有50年歷史的技術與新技術相結合，比單純提出一個新技術構想還要困難。

未來電視還會有更多功能的延伸。不僅僅是從厚到薄的一些簡單外觀的變化，而會是一種功能上的改變。

中国の好色役人たちはギネス記録をいくつ更新したのか？

22日、中国人ブロガーが「中国の汚職役人はいくつのギネス記録を更新したのか」と題した記事で、役人たちの“輝かしい記録”を紹介している。写真は10月、浙江省杭州で開催された「反腐敗キャンペーンの成果展」。


2011年11月22日、中国人ブロガーが「中国の汚職役人はいくつのギネス記録を更新したのか」と題した記事で、役人たちの“輝かしい記録”を紹介している。中国のブログサイト・鳳凰博報に掲載された。以下はその内容。

汚職役人が愛人を囲ったり女を買ったりすることの弊害は飲酒運転より深刻だ。そのために使い込まれた公金は数千万元、数億元（1元＝12円）にも上るというから、彼女たちの“功績”は無視できない。しかも、それは役人社会の暗黙のルールになっているようだ。以下に項目別にまとめた彼らの“ギネス記録”を紹介しよう。


「愛人の数」

江蘇省建設庁の徐其耀（シュー・チーヤオ）元庁長が146人もの愛人を囲うという大記録を樹立。母娘ともども愛人にするという荒業も。


「愛人の質」

ヒルトンホテルに愛人3人を囲っていた重慶市委宣伝部の張宗海（ジャン・ゾンハイ）元部長。「大卒」「美人」「処女」しか愛人にしなかった。


「集めた陰毛」

海南省紡績工業局の李慶普（リー・チンプー）元副局長のセックス日記は95冊。集めた女性の陰毛は236本に上る。


「愛人の若さ」

四川省楽山市の李玉書（リー・ユーシュー）副市長の愛人は弱冠16歳。61万元（約736万円）の豪邸をプレゼントし、囲っていた。


「同時進行の愛人の数」

安徽省宣城市の楊楓（ヤン・フォン）元市委副書記はMBA（経営管理修士）の知識をフル活用。「首席愛人」に他の6人の管理を任せ、愛人同士のバトルも効率よく回避。


「オレ様的愛人論」


南京[女乃]業集団の金維芝（ジン・ウェイジー）元社長いわく「俺クラスの男に愛人がいない方がおかしいだろう？生理的欲求を満たすだけじゃない。愛人がいないと馬鹿にされるんだよ」。


「公金の豪快な使いっぷり」


深セン市沙井信用社の●（＝「登」におおざと）宝駒（ドン・バオジュー）元主任。愛人5人に贅沢な生活をさせるために使い込んだ公金は3年間で2億3000万元（約27億7000万円）。


「発想はユニーク」


福建省周寧県の林龍飛（リン・ロンフェイ）元県委書記は愛人22人を一堂に集め、盛大な宴会を開催。この中から2年に1度、「1位」を決めることを宣言。


「手当たり次第」


湖北省天門市の張二江（ジャン・アルジアン）元市委書記が12年の間に手を付けた女性の数は107人。「街で気に入った女性は必ずお持ち帰り」が基本。


「愛人全員と子づくり」


海南省臨高県城監大隊の●（＝「登」におおざと）善紅（ドン・シャンホン）元隊長。6人の愛人全員に子どもを産ませていた。


「愛人に誓約書」


湖南省郵電学校の曽国華（ズン・グオホア）元校長は愛人に「誓約書」を書かされた。その内容は「60歳になったら結婚する」「週に3回セックスをする」。破ったら関係をばらすと脅されていた。

日本式的荣誉感

几周前发生在奥林巴斯(Olympus)的事情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家日本相机及医疗设备制造商的总裁、英国人迈克尔 - 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在被解职后，披露了一些极为怪异的交易的细节。有些事极其不对劲儿，只是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奥林巴斯会花费14亿美元进行三笔极小的收购交易，却支付一笔高得荒唐的咨询费用。

最近，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却也越来越令人不安。伍德福德的继任者高山修一(Shuichi Takayama)近日在东京的一场正式致歉活动中两度鞠躬。他透露，董事会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想方设法隐瞒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投资损失。这些亏损都以收购之名被核销。

以该公司前董事长菊川刚(Tsuyoshi Kikukawa)为首的三名董事虽然受到指控，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值得尊敬的，这一点我们不难相信。他们也许认为小心翼翼地掩盖错误、不让前任们丢脸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仍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他们想错了。诚实的结果应该会好很多，不管是对公司的投资者，还是对员工、审计人员甚至整个日本商业而言，都是如此。可实际情况是，他们将公司置于了一种危险而脆弱的境地，陷其他董事于不义——这些董事或者是知道事情内幕，抑或是渎职。

金融机构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譬如日本长期信贷银行(Long-Term Credit Bank)和山一证券(Yamaichi Securities)上世纪90年代末曾通过“tobashi”交易（即资产负债表外融资——译者注）掩盖泡沫破灭后遭受的损失。它们将受损资产按照账面价值转移到“傀儡”子公司中，以这种方式掩盖在证券和贷款方面的损失——奥林巴斯只不过成功将自己的伎俩多隐瞒了十几年。

它还让人想起银行里的“流氓”交易员，他们在出现损失后利用虚假交易和秘密账户来掩盖亏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巴林银行(Barings)的流氓交易员尼克 - 李森(Nick Leeson)投资日经225股指和日本国债造成的损失金额，大致相当于奥林巴斯为上述可疑交易支付的金额。不同之处在于，此次罪魁祸首都是奥林巴斯的董事。

奥林巴斯的本能反应和流氓交易员是一样的——都认为掩盖损失而不是坦白承认，才是自我拯救的唯一方法。奥林巴斯的董事们之所以不愿及时认错、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日本人所具有的强烈荣誉感或许在从中作祟。

即便从目前掌握的证据上看，也足以表明这是一桩巨大的丑闻，也充分证明伍德福德的决定——曝光此事，而不是为了保住职位而保持沉默——的正确性。此等高层内部的沆瀣一气通常只是约翰 - 格里森姆(John Grisham)小说里的内容或是好莱坞讲述企业肮脏交易的影片里的情节，而不应该是董事会日常运作中的一幕。

这种不端行为将一家医疗设备业务誉满全球同时还拥有一个知名相机品牌的公司推入了险境。奥林巴斯的股价自10月中旬以来下跌了75%，其市值仅略高于35亿美元的股本总额，公司债券评级也遭下调。菊川刚曾指责伍德福德“企图破坏社会对于奥林巴斯的信任”，可实际上这样做的正是他自己。

正如安然(Enron)的垮台以及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利用“回购105”(Repo 105)来粉饰账目所显示的，会计丑闻不只是日本才有。即便如此，奥林巴斯承认的违规行为的金额和大胆程度仍然令人惊愕。利用企业高溢价收购继而将其减记的惯用操作来达到掩盖亏损的目的，这真是一篇以公司为主题的绝妙讽刺作品——“咨询费”的设立尤其富有创意。

不过，日本国内宽松的公司治理标准使奥林巴斯轻而易举地就钻了空子，这着实令人不安。在奥林巴斯的15名董事中，有12人为公司现任或是前任高管，而设立单独的审计委员会这一安全保障措施，也由于被指控三人之一的山田秀雄(Hideo Yamada)担任该委员会负责人而失去了意义。

与此同时，奥林巴斯聘请的外部审计机构——2009年之前是毕马威(KPMG)，目前是安永(Ernst & Young)——也面临一些难以解释的质疑：它们为何让这种欺骗继续下去，为何没有发现注册于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的基金的真实目的——据称，奥林巴斯以往的亏损正是通过这些基金被“洗白”的。

对于日本而言，更深刻的教训在于：出现问题时如果不去承认整件事情，反而去策划一场“软着陆”，它将导致信任的丧失。当真相最终水落石出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投资者会被吓跑，还会引发信任危机。

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同事吉莲 - 邰蒂(Gillian Tett)著有一本关于日本长期信贷银行倒闭的书。在这本名为《新泡沫经济》(Saving the Sun) 的书中，她讲述了该行管理者习惯于在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来人检查时将见不得人的文件藏到地下室中的水泥检修孔中。后来则更加变本加厉，他们组建了若干子公司，专门用于“容纳”不良贷款。

许多日本人对于事情的最终结果并不满意——该银行被一家以美国私人股本基金Ripplewood Holdings为首的财团收购，转变为一家西方式金融机构，并更名为新生银行(Shinsei Bank)。只是它曾经的欺骗行为令它变得脆弱不堪，正如同奥林巴斯的海外投资者目前正对其施加压力，要求做出改变。

在和谐的工作方法方面，西方世界的确可以从日本企业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不过日本公司的董事会应该密切关注高管的行为，并确保公司纪律得以落实，不管这个过程中会得罪谁。与之相反，奥林巴斯的董事们却是在庇护自身。

来一场彻底的“肃清”是必需的，同样需要的还有一个新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能够以一种可信的方式应对诸如该公司可能被东京证交所(Tokyo Stock Exchange)退市这样的风险。菊川刚当初或许是出于好意，可撒谎是不值得尊敬的。

----------
Olympus’s deceit was dishonourable

The goings-on at Olympus were baffling three weeks ago. Michael Woodford, the Japanese company’s British president, was fired and then disclosed details of some very odd deals. Something was badly awry but it was hard to fathom why Olympus had wasted $1.4bn on three tiny acquisitions and a ludicrously inflated advisory fee.

Things became clearer, but even more disturbing, this week. Shuichi Takayama, Mr Woodford’s successor, bowed twice at a formal apology in Tokyo as he revealed a two decade-long effort inside the boardroom to conceal investment losses dating back to the 1990s. These had been written off against acquisitions.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believe that the accused trio of directors, headed by Tsuyoshi Kikukawa, th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camera and medical equipment company, thought they were behaving honourably. They may have seen it as a duty to hide failure discreetly and not to make their predecessors lose face.

If so (and we still don’t know exactly what happened) they were wrong. Honesty would have been far better, not only for the company’s investors but for its employees, its auditors and for Japanese business. As it is, they left their company in a dangerously fragile condition and discredited the other directors, who either knew what was going on or failed in their duties.

The obvious parallel is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Long-Term Credit Bank and Yamaichi Securities, which concealed post-bubble losses at the end of the 1990s with tobashi transactions. They hid blunder on securities and loans by transferring impaired assets to dummy subsidiaries at book value – Olympus simply managed to string out its own deception for another decade and a half.

It is also reminiscent of banks’ rogue traders who make losses and conceal them with fake transactions and hidden accounts. Nick Leeson, Barings’ rogue trader, lost about the same amount on the Nikkei 225 share index and Japanese government bonds in the mid-1990s as Olympus has paid on its dubious deals. The difference is the alleged culprits sat on Olympus’s board.

Olympus shared the rogue trader’s instinct that covering up losses rather than coming clean was the only way to save itself. Perhaps the pronounced Japanese sense of honour had the perverse effect of preventing the company’s directors from admitting error promptly, and instead making it worse.

Even on the evidence so far, it is an extraordinary scandal and it fully vindicates Mr Woodford’s decision to go public rather than to keep quiet – and keep his job. Such complicity at the top is usually the stuff of John Grisham novels or Hollywood films about nasty corporations, not daily life in the boardroom.

This misbehaviour has put at risk a company with a world-renowned medical equipment business and a distinguished camera brand. A 75 per cent fall in Olympus’s share price since mid-October has reduced its market capitalisation to little more than its equity of $3.5bn and its bonds have been downgraded. Mr Kikukawa has accused Mr Woodford of “trying to destroy society’s trust” in Olympus but he did that himself.

Accounting scandals are far from uniquely Japanese, as Enron’s collapse and Lehman Brothers’ use of “Repo 105” window-dressing showed. Still, the size and audacity of what Olympus admits to doing is breathtaking. It was a nice piece of corporate satire to conceal losses by exploiting the widespread habit of paying too much for acquisitions and writing them down – that “advisory fee” was especially creative.

But weak standard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Japan made it disturbingly easy for the company to do so. Twelve of the 15 company’s directors were either executives or former executives and the safeguard of having a separate audit board was overridden by the fact that Hideo Yamada, one of the accused trio, headed that body.

Meanwhile, the company’s external auditors – KPMG until 2009 and now Ernst & Young – face tricky questions over why they allowed the deception to continue and did not discover the true purpose of the Cayman Islands-registered funds through which Olympus’s old losses were allegedly laundered.

There is a broader lesson for Japan – that engineering a “soft landing” when things go wrong rather than recognising the full depth of the problem, breeds mistrust. When the truth finally emerges, as we are seeing, investors run scared and a crisis of confidence erupts.

My FT colleague, Gillian Tett, recounts in Saving the Sun, her book on the fall of LTCB, that its officials had a habit of hiding embarrassing files in a concrete manhole in the basement when the Bank of Japan carried out its inspections. That progressed to setting up subsidiaries that were used to warehouse its non-performing loans.

Many Japanese were unhappy with the outcome – that LTCB was turned into a western-style institution called Shinsei Bank by an investment group let by Ripplewood Holdings, a US private equity fund. Yet its deception made it vulnerable, just as Olympus’s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are now pressing for change.

Japan’s companies have something to teach the west about harmonious working practices. But their boards of directors are supposed to keep an eye on executives and ensure that disciplines apply, no matter whom it embarrasses. Olympus’s directors instead protected their own.

A thorough clean-out is needed, and a new leadership that can deal credibly with threats such as the company being delisted by the Tokyo Stock Exchange. Mr Kikukawa may have had good intentions, but dishonesty is dishonour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