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遭洪水重創、PC廠商贏得供貨優先權、代理商和商家囤貨惜售，零售渠道的硬盤價格以火箭速度飆升，最具代表性的500G硬盤的價格整整上漲了一倍。
這似乎是一道極容易回答的選擇題：如果讓你把自己的房子全換成硬盤，你會同意么？幾乎所有人都應該會選擇“不”。但現在，更多的人希望這種交換真實存在，并且自己的房子還足夠的多。
此前，因為硬盤行業極其占用流動資金，很多一級和二級代理商都是選擇將自己的不動產進行抵押，一般來說，一級和二級代理商回款的周期在一周到兩周之間，但因為市場整體表現一般，被抵掉的房子有可能就回不來。
但現在，這些一級和二級的代理商們根本不會再擔憂被抵押的房子。以現在的行情，一般一周之內就可以出掉手上的存貨，此前被夸張地形容為慘淡度日的他們，如今可以很快地輕松賺上一筆。
現狀：目前硬盤行情“百年難得一見”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很多代理商經銷商都會如此想。
DIY行業近兩年一直處于逐漸沒落的狀態，甚至屢有業內人士宣稱其即將消亡。三大件之一的硬盤也一直處于薄利的狀態，供職于一家品牌總代理公司的陳然甚至將之具化為，“正常的情況下，我們這個行業都是賺得非常少的，有時候甚至是只賺一塊錢、兩塊錢，甚至是虧一塊錢、兩塊錢。”
但一切都已截然不同，供過于求的硬盤市場似乎已經逆轉為供小于求。此前，因為硬盤行業極其占用流動資金，因此很多一級和二級代理商都是選擇將自己的不動產進行抵押，各家總代理們放貨給一級和二級代理商時，也會進行風險評估，然后再根據一級和二級代理商的實力分配不等的份額。這也就是會讓行外人乍一聽會嚇一跳的“抵掉房子買硬盤”。因市場整體表現一般，被抵掉的房子有可能就回不來，像陳然的公司就遇到過未能撐過而跑路的代理商。
但現在，這些一級和二級的代理商們根本不會有這樣的擔憂了。一位二級代理商陳先生介紹說，以現在的行情，一般一周之內就可以出掉手上的存貨，有些快的甚至是三天之內就可以出掉。更為幸福的還是那些最初以低價進貨后，依然有庫存在運輸途中或者是在倉庫的經銷商，他們直接就可以以最新的高價格將庫存的硬盤轉手出去。
“這樣的行情可以算是百年難得一見。”陳先生很是感慨，盡管硬盤的整個歷史還不到60年。
探因：洪水，只是拉開漲價序幕
根據美國市場研究公司IHS iSuppli在9月發布的2011年二季度硬盤市場統計報告，在市場占有率方面，西部數據占據32%，希捷占據31%，日立環球存儲科技占據16%份額，東芝/富士通占據11%，三星電子占據10%。陳然表示，具體到內地市場，實際上就是西部數據和希捷兩家占領著整個市場，其余品牌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尤其是在三星已經被希捷收購，而西數對日立的收購正在審核的背景下。
讓這個相對穩定的市場發生巨變的原因，則是持續多月的泰國洪水重創了在當地設有工廠的硬盤廠商。由于種種原因，西部數據就不得不暫時關停工廠停止生產硬盤，日立旗下存儲部門以及東芝位于泰國的硬盤工廠也被迫關閉。此外，生產包括馬達、滑橇、磁頭組件和HGA產品等在內的部件工廠也大多受到影響，停止了其裝配生產線。
西部數據在10月19日發布的公告中證實了這一狀況，并稱“在2011年7月1日結束的這個二季度，西部數據在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工廠生產了5400萬個硬盤，其中60%來自泰國工廠，也就是說有約至少3240萬部硬盤。此外，與硬盤業務相關的諸多零部件的供應商的生產基地也多在當地。”但這一切，都因為洪水而被迫關停工廠而受到了影響。
另一大巨頭希捷在其發出的公開聲明中，也宣稱希捷“位于泰國的工廠運營正常，盡管產量未受內部組件供應或組裝產品能力的限制，但卻受到某些外來組件供應的影響。”因此，希捷預計至少在第二財季行業需求將遠遠大于供應，并且該供應斷層情況將持續數個季度。希捷也將協助外部組件供應商，盡快修復供應鏈。
此前，IHS iSuppli曾過于樂觀地預計，由于泰國洪水帶來的影響，第四季度的硬盤價格將會上漲10%。但在內地市場，真實的情形是，最具代表性的500G硬盤的價格整整上漲了100%。于是，種種有關黑幕的猜想以及隨之而起的爭議隨處可見。
PC廠商硬盤缺口：推高零售價格
根據馬克思經濟學原理，當某種商品出現供不應求時，它的價格將高于價值，并且價格隨著商品的短缺程度而變化，越是短缺的商品價格就越高，即偏離價值程度越大。從這個角度來說，硬盤價格的上漲似乎名正言順。
作為連接廠家和底下一級、二級代理商的總代理商，他們顯然是漲價鏈條里的重要一環。陳然介紹說，總代理商的員工在十一都是會正常休假的，即在10月第一周內會停止發貨，到了10月7日時就已經多了一周的庫存。但他們國慶假期剛剛結束，把這部分庫存發出之后，缺貨就接踵而至，伴隨著而來的還是硬盤價格的上調。
事實上，一般在總代理和廠家之間都會有為期20-30天左右的價格保障期，即在這段時間內，廠家發給總代理的硬盤價格應該是穩定的，即使有波動，隨后也會進行補償。但洪水帶來的產能受損，讓廠家不得不提高硬盤的價格以維持利潤水平。在發布供應鏈警訊之后，廠家對總代理也停止了價格保障，并降低了硬盤供應。由此，在近一個月內，總代理從廠家直接拿貨的價格不斷上調，當這些硬盤再轉手到一級、二級代理商，最后到商鋪手中時，價格就已一漲再漲。
但事情顯然并不如此簡單。作為硬盤廠家，他們最為看重的并不是這些一級、二級代理商以及末端的商鋪所組成的渠道，而是諸如聯想、戴爾、海爾、神舟等等的PC廠商。因為PC廠商的需求量是最大、也是最穩定的，比如某個PC廠商從總代理處的要貨量就可以達到500K(即50萬臺)，當然就更能得到硬盤廠家的青睞。
因此，在硬盤產能受損后，廠家肯定會優先選擇滿足PC廠商的需求。即便如此，根據IHSiSuppli的估計，包括戴爾、蘋果、聯想等在內的PC廠商依然大多面臨著硬盤缺貨的境遇。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在保證PC廠商硬盤供應的前提下，發給渠道的硬盤數量就不可避免大大減少，這同樣刺激了零售市場上硬盤價格的上漲。最為典型的就是美國新蛋，500G西部數據硬盤的價格曾經高達109.9美元。
另一方面，盡管西部數據在全球的硬盤市場占據的份額不過32%，但在國內市場，這個數字應該被提高到50%左右。二級代理商陳先生介紹說，一旦占據硬盤市場大半江山的西部數據無法正常拿貨，他們的選擇自然而然會是購入希捷、日立等其他品牌來進行代替。正如希捷在其發出的公開聲明表示的那樣，他們的產品“盡管產量未受內部組件供應或組裝產品能力的限制，但卻受到某些外來組件供應的影響”，再加上其市場需求突然加大，也讓這些直接受泰國洪水影響并不算大的品牌同樣加入到缺貨、漲價的硬盤大軍中。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熟悉的山寨大軍沒能夠像我們熟悉的那樣適時出現，讓更多的“其他品牌”進入市場，來緩解這場缺貨、漲價的風潮。在陳然看來，這恰是由硬盤行業的特點所決定的。盡管硬盤行業一直處于薄利的尷尬境遇，但它又恰恰是技術要求頗高的行業，其核心的部件馬達、磁頭等等國內的小廠商根本無法生產，也就談不上像手機、平板電腦、高清播放機等等產品一樣有雜牌進入了。
同樣，在硬盤市場全面缺貨的時候，原本是此前人氣不高的固態硬盤“搶班奪權”，占據普通硬盤市場份額的大好時機。但可惜的是，固態硬盤廠商們并沒能及時地略降一下價格，以吸引更多普通消費者的注意。
因為炒作 所以兇猛
更多的人愿意相信，硬盤漲勢如此兇猛，并不應該僅僅是因為市場缺貨。要知道，在10月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硬盤市場的需求一直是非常低迷的，因而各大品牌在眾多商鋪內都有至少7天以上的庫存量。
事實上，當漲勢漸起的時候，就已經有精明的代理商和商家開始有意識地進行囤貨惜售。王凱是賽格廣場的一位普通經銷商，他告訴記者他的上家———一位二級代理商就囤了一批硬盤在手上。僅僅一周多時間，就眼看著硬盤價格從260元左右一路飆升到500元。現在，當消費者前來詢問500G硬盤的報價時，王凱直接給的就是600元的價格，事實上他的手上已經沒有多少硬盤了。與此類似，更多的代理商和經銷商在面對著硬盤不斷上漲時，都有著一種普遍的觀望情緒：等一等，硬盤還能漲得更高。
陳然告訴記者，一般單一品牌的硬盤在一家總代理的月流量就在20K左右。那么按照王凱的估算，一些有實力的一級、二級代理商即使只拿下1K的量，等到硬盤漲幅達到200元再出手，他也可以輕松賺得20萬。事實上，這樣的估算尚稱保守。
與此前的“蒜你狠”、“豆你玩”一樣，除了硬盤圈里的人有意操作外，嗅覺靈敏的內存、CPU商家在得知泰國洪水后也有部分會將資金投入到硬盤市場。陳然和王凱都講了一個近乎笑話的事實：很多時候某個電腦城里，硬盤其實并沒有真正賣給消費者多少量，而只是從一家商鋪移到另一家商鋪，每一次移動都漲價20元。到最后，竟然也曾出現同樣規格的裸盤比加了殼子的移動硬盤價格更貴的怪象。
有炒作嫌疑的還有原本以低價特立獨行的網商們。耐人尋味的是，在硬盤初現漲勢的時候，消費者去這些B2C網站查看時會驚訝地發現幾乎是集體缺貨。隨后，僅過數天，各家網商又都開始恢復正常供貨，但詭異的是標價竟然幾乎是整齊統一，直線猛漲。直至今日，最典型的西部數據500G藍盤在各家網商的價格依然是統一的599元，這一切顯然無法僅僅用恰好來解釋。在看到B2C網站紛紛漲價時，散戶店主便也加入到了漲價大軍中。于是，無論線上線下，硬盤市場只余一片漲聲。
疑問：誰在為漲價買單？
這是最壞的時代。作為硬盤市場鏈條中的最后一環，如果不出意外的話，所有的上漲壓力最終都將由消費者進行承擔、消化。但無論是商家還是消費者自己，都應該會明白消費者對硬盤的剛性需求遠沒有市場所需要的那么強。
陳然對于零售市場最終表現的預測實際上頗為樂觀。在他看來，作為DIY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件，硬盤并不僅僅是孤立的硬盤；如果沒有它，CPU、內存、顯卡等其他組件顯然也無法銷售出去。因此，當硬盤價格的上漲迫使消費者降低購買欲望時，DIY商家們只能選擇讓CPU、內存、顯卡等組件的價格與硬盤進行聯動，以期緩解硬盤價格帶來的壓力。在華強北，就已經有不少商家推出了包括CPU、內存、硬盤、主板等在內的特價DIY套餐，折算下來西數的500G硬盤價格約在480元左右。
而更上一層的一級、二級代理商顯然更加不用為銷售擔憂，除了經銷商對吃進硬盤庫存一直非常積極外，萬不得已他們還有另外一條道路———出口。相比國內的代理商、經銷商，國外向來沒有囤貨的習慣，那么代理項將庫存硬盤銷到境外市場，顯然也是個不錯的方式。事實上，硬盤圈子里就廣為流傳近期中國臺灣、日本的商人到中國香港及中國內地市場掃蕩硬盤的傳聞。
與零售市場的消費者直接面對的王凱變得沒那么樂觀。在他看來，受到硬盤價格漲幅100%的影響，消費者對于硬盤的需求實際上僅為10月前的一至兩成。圍繞普通硬盤所產生的剛性需求一直比較脆弱，畢竟消費者可以放棄DIY，轉而購買品牌臺式機。正因為如此，即使是硬盤本身，其漲勢也幾乎全部集中在3.5英寸的大盤上。
后市：收購日立成加速恢復關鍵
對于硬盤生產線的恢復，僅僅IHSiSuppli的不同分析師就給出了多種預測，最近的稱12月即可恢復，最晚的則號稱可能持續數個季度。但陳然所在的總代理公司作出的測算則是，即使泰國洪水消退后，工廠各種生產環境和生產設備都得到恢復，加班加點生產硬盤，等到硬盤的基本供應正常，也應該會到明年6月。
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在于，硬盤生產對于生產環境和生產設備要求頗高，因為硬盤內部是要求實現無塵、真空的狀態。而被洪水影響的這些設備能否符合這些要求，依然是個未知數。首先，生產設備恢復到生產要求，顯然會耗費一定的時間；再者，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工廠需要更換一批新設備來進行生產。那么等到新設備磨合完畢，重新開始生產，所花費的時間顯然更多。
變數并非不存在。西部數據在今年上半年就提出了收購日立，但歐盟考慮到可能出現的高度壟斷一直在進行審核，未能對收購放行。那么，在西部數據的產能遭遇如此重創時，歐盟對于這筆收購的態度或許會有所改觀。而一旦收購成功，西部數據就可以直接調動深圳的日立環球存儲中心等生產基地，來讓西部數據的硬盤產能盡早恢復。
(應受訪人要求，文中姓名均為化名)
硬盤市場銷售路線圖
一位二級代理商囤了一批硬盤在手上。僅僅一周多時間，就眼看著硬盤價格從260元左右一路飆升到500元。現在，當消費者前來詢問500G硬盤的報價時，直接給的就是600元的價格。
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一般單一品牌的硬盤在一家總代理的月流量就在20K左右。那么按照保守估算，一些有實力的一級、二級代理商即使只拿下1K的量，等到硬盤漲幅達到200元再出手，他也可以輕松賺得20萬。
作為硬盤廠家，他們最為看重的是諸如聯想、戴爾、海爾、神舟等等的PC廠商。因為PC廠商的需求量是最大、也是最穩定的。因此，在硬盤產能受損后，廠家肯定會優先選擇滿足PC廠商的需求，因此，發給渠道的硬盤數量就不可避免大大減少，這同樣刺激了零售市場上硬盤價格的上漲。
2011-11-30
視頻網站人才＝傳媒人才＋互聯網人才
隨著微電影、短視頻、網絡電視臺的興起，視頻網站火了起來，而行業發展迅猛過程中，人才匱乏現象日漸凸顯。在視頻網站新的發展形勢下，經驗豐富的人才最受歡迎，而傳媒人才+互聯網人才也成為視頻網站招聘人才新方向。
隨著微電影、短視頻、網絡電視臺的興起，視頻網站火了起來，而行業發展迅猛過程中，人才匱乏現象日漸凸顯。在視頻網站新的發展形勢下，經驗豐富的人才最受歡迎，而傳媒人才+互聯網人才也成為視頻網站招聘人才新方向。
市場發展增加人才需求
如今，中國的視頻網站如雨后春筍般成長壯大。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2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國網絡視頻用戶達3.01億，用戶使用率為62.1%，作為與線下電視最為相近的互聯網服務，網絡視頻服務已成為使用最多的服務之一。
視頻行業的快速發展，加劇了行業對人才的需求。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今年8月發布的調查顯示，有26.7%的受訪企業在過去一年中選擇了網絡視頻營銷(不含免費推廣)，這一比例相比較其他廣告媒體遙遙領先。并且，絕大多數的受訪企業表示愿意持續增加這方面的投入。”中華英才網人力資源專家張楨寧認為，這表明市場對網絡視頻人才的需求將持續增加。
視頻網站人才來自多個專業
據了解，視頻網站內部大致可分為內容團隊、產品團隊、技術團隊和銷售團隊。內容團隊主要包括節目制作、頻道編輯等崗位;產品團隊主要負責頁面功能設計;技術團隊主要進行基礎平臺的技術支持;銷售團隊主要負責廣告銷售。
張楨寧稱，根據中華英才網的數據，網絡視頻人才主要來自導演、廣電編導、攝影、動畫、藝術設計等專業。熟練掌握各種視頻編輯軟件、了解視頻制作流程是從事該行業的基本要求。
網絡視頻人才=傳媒人才+互聯網人才
從智聯招聘網站上的數據來看，北京地區的互聯網行業已存在人才缺少的情況，平均16個人申請一個崗位，而網絡視頻相關崗位的平均申請人數還不到10人，可見網絡視頻人才的招聘難度較高。
在PPTV副總裁兼總編輯陳峰看來，目前國內視頻網站無論在內容還是技術方面的人才都很匱乏。“內容方面，需要既有視頻制作經驗又有互聯網經驗的人;技術方面，則缺乏技術高手。”
“互聯網行業和傳統傳媒行業需要的人才都有各自獨特的結構和特點，最初互聯網也不是媒體，不需要媒體人。只是隨著互聯網越來越媒體化，兩者之間的矛盾開始越來越突出。這個矛盾是歷史問題，不太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傳媒大學新媒體研究院研究人員趙敬指出，“目前來看，網絡視頻人才的培養，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找到傳媒人才，提升他的互聯網經驗和素養。或者找到互聯網人才，對他進行影視傳媒知識的傳授。”
隨著微電影、短視頻、網絡電視臺的興起，視頻網站火了起來，而行業發展迅猛過程中，人才匱乏現象日漸凸顯。在視頻網站新的發展形勢下，經驗豐富的人才最受歡迎，而傳媒人才+互聯網人才也成為視頻網站招聘人才新方向。
市場發展增加人才需求
如今，中國的視頻網站如雨后春筍般成長壯大。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2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國網絡視頻用戶達3.01億，用戶使用率為62.1%，作為與線下電視最為相近的互聯網服務，網絡視頻服務已成為使用最多的服務之一。
視頻行業的快速發展，加劇了行業對人才的需求。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今年8月發布的調查顯示，有26.7%的受訪企業在過去一年中選擇了網絡視頻營銷(不含免費推廣)，這一比例相比較其他廣告媒體遙遙領先。并且，絕大多數的受訪企業表示愿意持續增加這方面的投入。”中華英才網人力資源專家張楨寧認為，這表明市場對網絡視頻人才的需求將持續增加。
視頻網站人才來自多個專業
據了解，視頻網站內部大致可分為內容團隊、產品團隊、技術團隊和銷售團隊。內容團隊主要包括節目制作、頻道編輯等崗位;產品團隊主要負責頁面功能設計;技術團隊主要進行基礎平臺的技術支持;銷售團隊主要負責廣告銷售。
張楨寧稱，根據中華英才網的數據，網絡視頻人才主要來自導演、廣電編導、攝影、動畫、藝術設計等專業。熟練掌握各種視頻編輯軟件、了解視頻制作流程是從事該行業的基本要求。
網絡視頻人才=傳媒人才+互聯網人才
從智聯招聘網站上的數據來看，北京地區的互聯網行業已存在人才缺少的情況，平均16個人申請一個崗位，而網絡視頻相關崗位的平均申請人數還不到10人，可見網絡視頻人才的招聘難度較高。
在PPTV副總裁兼總編輯陳峰看來，目前國內視頻網站無論在內容還是技術方面的人才都很匱乏。“內容方面，需要既有視頻制作經驗又有互聯網經驗的人;技術方面，則缺乏技術高手。”
“互聯網行業和傳統傳媒行業需要的人才都有各自獨特的結構和特點，最初互聯網也不是媒體，不需要媒體人。只是隨著互聯網越來越媒體化，兩者之間的矛盾開始越來越突出。這個矛盾是歷史問題，不太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傳媒大學新媒體研究院研究人員趙敬指出，“目前來看，網絡視頻人才的培養，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找到傳媒人才，提升他的互聯網經驗和素養。或者找到互聯網人才，對他進行影視傳媒知識的傳授。”
2011-11-29
软件产业：嫁接金融资本已成大势
賽迪顧問和北京賽迪創新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在論壇上聯合發布的《中國軟件產業投融資與并購戰略研究(2011)》指出，中國軟件投融資與并購領域呈現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軟件產業快速增長，業務結構調整加速。截至8月底，今年我國軟件產業收入規模已超過萬億元，月均增長速度達30%，其中尤以軟件技術業務增長突出。數字顯示，去年我國軟件產業實現業務收入13364億元，同比增長31%，營收規模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張濤說：“今年中國軟件產業很可能超過1.6萬億元大關！”而在業務結構調整方面，以云計算為代表的軟件服務化趨勢明顯，軟件技術服務板塊蓬勃發展。
二是軟件企業私募股權融資和并購交易活躍，其中行業應用、管理軟件和游戲軟件成為股權融資與并購的熱門領域。
三是 創業板、新三板為軟件企業開啟了新的資本運作平臺，軟件企業IPO規模迅速增長。據統計，2010年至2011年10月，軟件企業IPO共52例，融資金額超過340多億元。
在張濤看來，如果說物聯網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神經系統，那么軟件就如同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血液，他說：“軟件無處不在，它為各個領域的各個部分提供動力、養分和能量。”正是因為軟件如此至關重要，在今年1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對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投融資政策等進行了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明確鼓勵和支持軟件企業加強產業資源整合，積極支持引導軟件企業為實現資源整合和做大做強進行的跨地區重組并購。同時，國家將拓寬軟件產業股權融資、債權融資等直接融資渠道，建立貸款風險補償機制，促進軟件企業增資擴建和技術創新，促使軟件企業與資本市場加速結合，實現中國軟件產業通過投融資方式與資本市場實現共贏。
軟件業應用領域備受投資者青睞
軟件行業具有輕資產的特點，其主要資產多體現于企業的技術、專利、人才等無形資產，而行業應用軟件業務更是體現出這一特點的典型，投資者對軟件行業的投資正逐漸由硬件設備向技術服務轉變，同時，軟件與行業相結合的經營模式正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逐漸凸顯。
從融資規模來看，2010年至2011年10月，互聯網應用及服務領域的股權融資規模最大，占VC/PE融資方式披露金額的21.74%，占戰略融資方式披露金額的51.98%。顯然，雖然行業應用領域的融資案例較多，但單筆融資規模較小。無論是行業應用領域或是互聯網應用及服務領域，都是投資者青睞軟件應用的表現。
對于軟件產業投融資中的天使投資，張濤分析認為，由于軟件企業的特點是沒有太多的硬資產，更多的是依靠知識，相應地造成了信息溝通不暢和不對稱風險。他說：“對于創業團隊來說，技術就是自己的一切，很難把一些核心信息披露出來，這樣投融資人缺乏充分的信息交流，因此，天使投資需要考慮如何解決好相應的信息溝通交流和信任機制。”
張濤判斷，未來軟件業的并購會進一步加劇，而且行業性應用和基礎軟件會成為企業并購的方向，諸如操作系統、數據庫、海量數據處理分析等具有很大的投資價值。
此外，2010年至2011年10月，軟件企業IPO共52例，其中軟件企業在內地IPO有43例，融資總額294.46億元；在香港進行IPO的企業有2家，融資金額7.26億港元；在美國進行IPO的企業7家，融得資金7.34億美元。中國軟件企業IPO上市覆蓋10余個省市。上市企業主要分布在北京、廣東、上海和福建四地，共有44家軟件企業上市，融得資金313.10億元，占上市公司總額的90.13%。
政府與企業要創新資本融資
地方政府如何支持本地軟件產業的發展，張濤提出了三條建議：第一，要強調前瞻布局。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結合本地的特點，結合戰略性新興產業新的發展方向，進一步延展、彌補和強化產業鏈。他特別提醒說：“地方政府不要只盯著招商，要支持已入駐軟件園區的企業發展。”第二，要為資本投資打造良性的投資環境。第三，要創新資本融資方式，打造創新投融資平臺。要削減融資成本，降低融資風險，就要打造投融資服務平臺，對于軟件產業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
而對于軟件企業，張濤同樣也提出了3條建議：企業首先要做好基本業務，軟件企業作為信息技術密集型企業，要把主要的資金和力量用于加強研發力度和人才培養，積極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點投資方向進行研發布局。同時要培養懂得工業制造的復合型人才，張濤說：“中國的軟件人才，大多是做代碼的工程師，而我們缺乏架構方面的人才。物聯網的創新領域給我們帶來了機會，相應的部分高端人才的培養應該成為企業投入的重點。”其次，企業要積極應用資本杠桿，以并購為手段迅速取得高技術企業研發能力和研發成果，從而快速做強做大。目前，資金成為軟件企業成長的壁壘之一，而上市企業融資以后，資金成為非常有力的武器，應該思考軟件產業未來的戰略方向，進行產業整合。最后，企業要積極和政府對接，以創新的資本運作方式加快企業發展。軟件企業應積極創新資本運作方式，通過無形資產抵押、中小企業集合債、融資租賃、新三板、政府基金等創新型的資本運作方式，產融結合實現軟件企業跨越式發展。
一是軟件產業快速增長，業務結構調整加速。截至8月底，今年我國軟件產業收入規模已超過萬億元，月均增長速度達30%，其中尤以軟件技術業務增長突出。數字顯示，去年我國軟件產業實現業務收入13364億元，同比增長31%，營收規模首次突破萬億元大關。張濤說：“今年中國軟件產業很可能超過1.6萬億元大關！”而在業務結構調整方面，以云計算為代表的軟件服務化趨勢明顯，軟件技術服務板塊蓬勃發展。
二是軟件企業私募股權融資和并購交易活躍，其中行業應用、管理軟件和游戲軟件成為股權融資與并購的熱門領域。
三是 創業板、新三板為軟件企業開啟了新的資本運作平臺，軟件企業IPO規模迅速增長。據統計，2010年至2011年10月，軟件企業IPO共52例，融資金額超過340多億元。
在張濤看來，如果說物聯網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神經系統，那么軟件就如同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血液，他說：“軟件無處不在，它為各個領域的各個部分提供動力、養分和能量。”正是因為軟件如此至關重要，在今年1月28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對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投融資政策等進行了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明確鼓勵和支持軟件企業加強產業資源整合，積極支持引導軟件企業為實現資源整合和做大做強進行的跨地區重組并購。同時，國家將拓寬軟件產業股權融資、債權融資等直接融資渠道，建立貸款風險補償機制，促進軟件企業增資擴建和技術創新，促使軟件企業與資本市場加速結合，實現中國軟件產業通過投融資方式與資本市場實現共贏。
軟件業應用領域備受投資者青睞
軟件行業具有輕資產的特點，其主要資產多體現于企業的技術、專利、人才等無形資產，而行業應用軟件業務更是體現出這一特點的典型，投資者對軟件行業的投資正逐漸由硬件設備向技術服務轉變，同時，軟件與行業相結合的經營模式正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逐漸凸顯。
從融資規模來看，2010年至2011年10月，互聯網應用及服務領域的股權融資規模最大，占VC/PE融資方式披露金額的21.74%，占戰略融資方式披露金額的51.98%。顯然，雖然行業應用領域的融資案例較多，但單筆融資規模較小。無論是行業應用領域或是互聯網應用及服務領域，都是投資者青睞軟件應用的表現。
對于軟件產業投融資中的天使投資，張濤分析認為，由于軟件企業的特點是沒有太多的硬資產，更多的是依靠知識，相應地造成了信息溝通不暢和不對稱風險。他說：“對于創業團隊來說，技術就是自己的一切，很難把一些核心信息披露出來，這樣投融資人缺乏充分的信息交流，因此，天使投資需要考慮如何解決好相應的信息溝通交流和信任機制。”
張濤判斷，未來軟件業的并購會進一步加劇，而且行業性應用和基礎軟件會成為企業并購的方向，諸如操作系統、數據庫、海量數據處理分析等具有很大的投資價值。
此外，2010年至2011年10月，軟件企業IPO共52例，其中軟件企業在內地IPO有43例，融資總額294.46億元；在香港進行IPO的企業有2家，融資金額7.26億港元；在美國進行IPO的企業7家，融得資金7.34億美元。中國軟件企業IPO上市覆蓋10余個省市。上市企業主要分布在北京、廣東、上海和福建四地，共有44家軟件企業上市，融得資金313.10億元，占上市公司總額的90.13%。
政府與企業要創新資本融資
地方政府如何支持本地軟件產業的發展，張濤提出了三條建議：第一，要強調前瞻布局。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結合本地的特點，結合戰略性新興產業新的發展方向，進一步延展、彌補和強化產業鏈。他特別提醒說：“地方政府不要只盯著招商，要支持已入駐軟件園區的企業發展。”第二，要為資本投資打造良性的投資環境。第三，要創新資本融資方式，打造創新投融資平臺。要削減融資成本，降低融資風險，就要打造投融資服務平臺，對于軟件產業來說，這一點非常重要。
而對于軟件企業，張濤同樣也提出了3條建議：企業首先要做好基本業務，軟件企業作為信息技術密集型企業，要把主要的資金和力量用于加強研發力度和人才培養，積極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點投資方向進行研發布局。同時要培養懂得工業制造的復合型人才，張濤說：“中國的軟件人才，大多是做代碼的工程師，而我們缺乏架構方面的人才。物聯網的創新領域給我們帶來了機會，相應的部分高端人才的培養應該成為企業投入的重點。”其次，企業要積極應用資本杠桿，以并購為手段迅速取得高技術企業研發能力和研發成果，從而快速做強做大。目前，資金成為軟件企業成長的壁壘之一，而上市企業融資以后，資金成為非常有力的武器，應該思考軟件產業未來的戰略方向，進行產業整合。最后，企業要積極和政府對接，以創新的資本運作方式加快企業發展。軟件企業應積極創新資本運作方式，通過無形資產抵押、中小企業集合債、融資租賃、新三板、政府基金等創新型的資本運作方式，產融結合實現軟件企業跨越式發展。
2011-11-28
賭博、假賬、撒謊：日本大企業管理神話破滅
“人們在談日本失落的10年或者20年時，注意到的是政壇頻繁換首相，但現在看到日本企業暴露出的各種問題，會發現制度疲勞的另一個必然結果是企業價值觀的失落”
繼東京電力公司發生核電事故、汽車企業大量召回產品、家電企業將上億客戶的個人信息丟失之后，10月底日本企業又爆出新的、更加令人聳動的丑聞。
一是日本造紙業排名第四的大王制紙公司前任董事長支出上百億日元（約8億人民幣）用于海外賭博。二是名門企業奧林巴斯公司因為并購賬務不清，高層動蕩---20年前的泡沫經濟時代，奧林巴斯公司理財損失數百億日元，之后為了填補虧空，不得不花1400億日元補賬。此次丑聞被揭發出來后，其股價又損失數千億日元。
“人們在談日本失落的10年或者20年時，注意到的是政壇頻繁換首相，但現在看到日本企業暴露出的各種問題，會發現制度疲勞的另一個必然結果是企業價值觀的失落。”日本企業研究院顏志剛秘書長對《望東方周刊》說。
“用錢威武”的大王制紙老板
在日本造紙業排名第四的上市企業大王制紙，是一家出自相對貧困的四國地區的家族企業，也是很多四國人的驕傲。2007年，大王制紙第三代接班人---井川家族42歲的井川意高出任總經理。
與日本大多數企業由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出任一把手不同，大王制紙雖然股票在大企業板上上市，但因為是家族企業，井川意高在年事已高的父親和叔叔辭去總經理職務后，自然接手了這家年營業額4200億日元、總資產達7000億日元的企業。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日本采訪期間，數次聽說了有關井川“用錢威武”的故事。比如，他喜歡請政治家、演藝圈及日本媒體大佬吃飯，并且通常會選擇銀座最貴的餐廳或者是俱樂部。他不關心菜做得是否好吃，但一定是要超級貴。受邀者在享用了日本最貴的美食之后，與井川之間進行了什么交易無人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愿意和井川打交道的人特別多。
除此之外，好賭是這位東京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富三代”的最大特點。他經常往來于東京和澳門，但這還不夠過癮，他還會親赴拉斯維加斯，在VIP包房參加最高額的豪賭。
進入拉斯維加斯賭場的VIP包房，必須要先給賭場的賬戶一次匯入數億日元。“數億日元不見得一次都能輸干凈，那主要是為了擺譜，顯示自己的財力---一進賭場便能去VIP包房，自己分牌、叫牌，這樣很有面子。”一位采訪大王制紙的日本媒體記者對本刊記者說。
問題在于，用來賭博的巨款居然能很順利地不斷從上市公司大王制紙的某個子公司賬戶匯到井川的個人賬戶中，然后再轉到賭場去。這其中監管的嚴重缺位讓人驚嘆。
要知道，日本人生性細致謹慎，日本企業的財務部在對賬的時候，有時會為了幾塊或者數百塊日元而導致全科十幾個人不能下班，一定要平完賬才行。過億的日元，卻能如此輕松地“運作”，日本上市企業的財務制度，可謂把“抓小放大”做到了極致。
謎團重重的奧林巴斯公司并購案
在大王丑聞敗露、井川辭職前后，另外一家在大企業板上市的百年老店奧林巴斯公司，又成了媒體矚目的焦點。
10月14日，奧林巴斯公司董事長菊川剛出面會見記者，稱決定解雇半年前任命的英籍總經理邁克·伍德
福特，原因是他“獨斷專橫，不理解日本的企業運作方式”，然后直接兼任了總經理一職。
本刊記者查閱了奧林巴斯公司主頁后發現，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正式任命伍德福特為總經理時，菊川曾稱贊他“對異國文化有著非常細膩的理解，讓人印象深刻”。只是沒有想到，公司換總經理比政界換首相還快，兩周后就炒了英國人的魷魚。
其實奧林巴斯公司并購多有蹊蹺一事，在日本媒體界早就傳得沸沸揚揚。2011年7月，提前出版的月刊雜志《要素》（8月號）就報道了奧林巴斯在并購上的種種問題。
首先奧林巴斯在并購英國一家醫療器械廠家的時候，向2家中介公司支付了相當于并購價格36%的咨詢費（約600億日元）。通常中介費應該在并購費的1%~2%，一下子支付36%的中介費，而且其中一家中介公司開在以避稅著稱的雷曼島，這讓事情變得非常詭異。
此外，奧林巴斯還曾并購了3家小企業，共用去734億日元，并購9個月后便報虧損556億日元。
據稱，10月被正式任命為總經理的伍德福特察覺到了某些不妥，讓英國監察法人調查了2008年以后公司進行的幾次并購，從而嚴重觸及了菊川等人的利益，這被認為是他最終被解職的根本原因。
盡管日本主流媒體對于奧林巴斯事件仍然沒有跟進，但股市反應強烈。14日當天，奧林巴斯股價為2500日元，數天之后便已經腰斬到了1321日元，企業市值轉眼消失了4000億日元。
被隱瞞20年的造假丑聞
到了10月26日，菊川剛又宣布，辭去董事長和總經理兩個職務。菊川出山時氣壯山河，辭職時卻不聲不響，也沒有向媒體解釋他辭職的原因。
當天的發布會上，奧林巴斯方面對于記者反復問到的是否存在并購違法問題（即故意購買不值錢的企業，借機向中介公司支付巨額費用）一口否認。
更耐人尋味的是，在發布會現場沒有出現7月報道奧林巴斯丑聞的《要素》雜志記者。公司公關部對此解釋稱：“會議室席位有限，有些媒體的記者不能入場。”
日本goo新聞網站的記者加藤佑子在其博客中寫道：“10月14日，日本媒體按奧林巴斯說的理由報道了公司解除伍德福特總經理的理由，卻沒有采訪到被解雇的人，好像伍德福特就是一個如此獨斷專橫的人。但反觀西方媒體，則是把報道的重點放在了奧林巴斯的并購懸念上。”
11月16日，迫于日益強大的公眾壓力，奧林巴斯公司正式公布了被隱瞞20年的造假丑聞。從上世紀90年代的泡沫經濟時代，奧林巴斯公司在“理財”中損失了數百億日元，企業一直在找機會填補，但到了2001年時，損失已經擴大到了1300億日元。為了彌補這個虧空，企業不得不通過造假，即并購企業、多向中介公司支付手續費的方式，來填這個巨大的漏洞。“基本上是靠2006年到2008年的并購，填補完了所有漏洞。”公司方面發表的資料說。
如此的說辭是否可信，也仍然值得懷疑。因為這樣一來，奧林巴斯就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很好的逃脫證券市場制裁的借口---股東利益并沒有受到損失，再加上該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內視鏡企業，日本人和日本政府也不舍得讓它遭受重創。
“像奧林巴斯這樣能瞞20年的實在不多”
現在，日本大公司丑聞的“屎盆子”已經被扣到了相關個人的身上。大王制紙公司已經將井川意高告到了法院。奧林巴斯的股東們也已經成立了相關組織，要求高管賠償公司損失，并追究菊川剛個人的責任。
日本主流媒體在菊川辭職后，也終于發現了奧林巴斯問題的嚴重性，開始追問該公司的管理體制，比如聘用的非在職董事是否發揮了監督公司的作用。
一位日本上市公司副總經理藤田對本刊記者說，“泡沫經濟期間，和奧林巴斯一樣去‘理財’的公司有不少，大都賠了不少錢，但像奧林巴斯這樣能瞞20年的實在不多。”
現在，雖然兩家公司都已找到“替罪羊”，也許能夠度過一劫，但既然如此荒唐的事都能發生并被長期隱瞞，日本企業的“金字招牌”大打折扣，恐怕已是再所難免。
“很多時候，人們會認為日本企業的家族式管理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員工都效忠企業，很少有跳槽。但現在一系列賭博、假賬、撒謊等丑聞被揭穿之后，日本企業管理的‘神話’已經破滅。”顏志剛對《望東方周刊》說。
繼東京電力公司發生核電事故、汽車企業大量召回產品、家電企業將上億客戶的個人信息丟失之后，10月底日本企業又爆出新的、更加令人聳動的丑聞。
一是日本造紙業排名第四的大王制紙公司前任董事長支出上百億日元（約8億人民幣）用于海外賭博。二是名門企業奧林巴斯公司因為并購賬務不清，高層動蕩---20年前的泡沫經濟時代，奧林巴斯公司理財損失數百億日元，之后為了填補虧空，不得不花1400億日元補賬。此次丑聞被揭發出來后，其股價又損失數千億日元。
“人們在談日本失落的10年或者20年時，注意到的是政壇頻繁換首相，但現在看到日本企業暴露出的各種問題，會發現制度疲勞的另一個必然結果是企業價值觀的失落。”日本企業研究院顏志剛秘書長對《望東方周刊》說。
“用錢威武”的大王制紙老板
在日本造紙業排名第四的上市企業大王制紙，是一家出自相對貧困的四國地區的家族企業，也是很多四國人的驕傲。2007年，大王制紙第三代接班人---井川家族42歲的井川意高出任總經理。
與日本大多數企業由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出任一把手不同，大王制紙雖然股票在大企業板上上市，但因為是家族企業，井川意高在年事已高的父親和叔叔辭去總經理職務后，自然接手了這家年營業額4200億日元、總資產達7000億日元的企業。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日本采訪期間，數次聽說了有關井川“用錢威武”的故事。比如，他喜歡請政治家、演藝圈及日本媒體大佬吃飯，并且通常會選擇銀座最貴的餐廳或者是俱樂部。他不關心菜做得是否好吃，但一定是要超級貴。受邀者在享用了日本最貴的美食之后，與井川之間進行了什么交易無人知曉，但可以肯定的是，愿意和井川打交道的人特別多。
除此之外，好賭是這位東京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富三代”的最大特點。他經常往來于東京和澳門，但這還不夠過癮，他還會親赴拉斯維加斯，在VIP包房參加最高額的豪賭。
進入拉斯維加斯賭場的VIP包房，必須要先給賭場的賬戶一次匯入數億日元。“數億日元不見得一次都能輸干凈，那主要是為了擺譜，顯示自己的財力---一進賭場便能去VIP包房，自己分牌、叫牌，這樣很有面子。”一位采訪大王制紙的日本媒體記者對本刊記者說。
問題在于，用來賭博的巨款居然能很順利地不斷從上市公司大王制紙的某個子公司賬戶匯到井川的個人賬戶中，然后再轉到賭場去。這其中監管的嚴重缺位讓人驚嘆。
要知道，日本人生性細致謹慎，日本企業的財務部在對賬的時候，有時會為了幾塊或者數百塊日元而導致全科十幾個人不能下班，一定要平完賬才行。過億的日元，卻能如此輕松地“運作”，日本上市企業的財務制度，可謂把“抓小放大”做到了極致。
謎團重重的奧林巴斯公司并購案
在大王丑聞敗露、井川辭職前后，另外一家在大企業板上市的百年老店奧林巴斯公司，又成了媒體矚目的焦點。
10月14日，奧林巴斯公司董事長菊川剛出面會見記者，稱決定解雇半年前任命的英籍總經理邁克·伍德
福特，原因是他“獨斷專橫，不理解日本的企業運作方式”，然后直接兼任了總經理一職。
本刊記者查閱了奧林巴斯公司主頁后發現，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正式任命伍德福特為總經理時，菊川曾稱贊他“對異國文化有著非常細膩的理解，讓人印象深刻”。只是沒有想到，公司換總經理比政界換首相還快，兩周后就炒了英國人的魷魚。
其實奧林巴斯公司并購多有蹊蹺一事，在日本媒體界早就傳得沸沸揚揚。2011年7月，提前出版的月刊雜志《要素》（8月號）就報道了奧林巴斯在并購上的種種問題。
首先奧林巴斯在并購英國一家醫療器械廠家的時候，向2家中介公司支付了相當于并購價格36%的咨詢費（約600億日元）。通常中介費應該在并購費的1%~2%，一下子支付36%的中介費，而且其中一家中介公司開在以避稅著稱的雷曼島，這讓事情變得非常詭異。
此外，奧林巴斯還曾并購了3家小企業，共用去734億日元，并購9個月后便報虧損556億日元。
據稱，10月被正式任命為總經理的伍德福特察覺到了某些不妥，讓英國監察法人調查了2008年以后公司進行的幾次并購，從而嚴重觸及了菊川等人的利益，這被認為是他最終被解職的根本原因。
盡管日本主流媒體對于奧林巴斯事件仍然沒有跟進，但股市反應強烈。14日當天，奧林巴斯股價為2500日元，數天之后便已經腰斬到了1321日元，企業市值轉眼消失了4000億日元。
被隱瞞20年的造假丑聞
到了10月26日，菊川剛又宣布，辭去董事長和總經理兩個職務。菊川出山時氣壯山河，辭職時卻不聲不響，也沒有向媒體解釋他辭職的原因。
當天的發布會上，奧林巴斯方面對于記者反復問到的是否存在并購違法問題（即故意購買不值錢的企業，借機向中介公司支付巨額費用）一口否認。
更耐人尋味的是，在發布會現場沒有出現7月報道奧林巴斯丑聞的《要素》雜志記者。公司公關部對此解釋稱：“會議室席位有限，有些媒體的記者不能入場。”
日本goo新聞網站的記者加藤佑子在其博客中寫道：“10月14日，日本媒體按奧林巴斯說的理由報道了公司解除伍德福特總經理的理由，卻沒有采訪到被解雇的人，好像伍德福特就是一個如此獨斷專橫的人。但反觀西方媒體，則是把報道的重點放在了奧林巴斯的并購懸念上。”
11月16日，迫于日益強大的公眾壓力，奧林巴斯公司正式公布了被隱瞞20年的造假丑聞。從上世紀90年代的泡沫經濟時代，奧林巴斯公司在“理財”中損失了數百億日元，企業一直在找機會填補，但到了2001年時，損失已經擴大到了1300億日元。為了彌補這個虧空，企業不得不通過造假，即并購企業、多向中介公司支付手續費的方式，來填這個巨大的漏洞。“基本上是靠2006年到2008年的并購，填補完了所有漏洞。”公司方面發表的資料說。
如此的說辭是否可信，也仍然值得懷疑。因為這樣一來，奧林巴斯就為自己找到了一個很好的逃脫證券市場制裁的借口---股東利益并沒有受到損失，再加上該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內視鏡企業，日本人和日本政府也不舍得讓它遭受重創。
“像奧林巴斯這樣能瞞20年的實在不多”
現在，日本大公司丑聞的“屎盆子”已經被扣到了相關個人的身上。大王制紙公司已經將井川意高告到了法院。奧林巴斯的股東們也已經成立了相關組織，要求高管賠償公司損失，并追究菊川剛個人的責任。
日本主流媒體在菊川辭職后，也終于發現了奧林巴斯問題的嚴重性，開始追問該公司的管理體制，比如聘用的非在職董事是否發揮了監督公司的作用。
一位日本上市公司副總經理藤田對本刊記者說，“泡沫經濟期間，和奧林巴斯一樣去‘理財’的公司有不少，大都賠了不少錢，但像奧林巴斯這樣能瞞20年的實在不多。”
現在，雖然兩家公司都已找到“替罪羊”，也許能夠度過一劫，但既然如此荒唐的事都能發生并被長期隱瞞，日本企業的“金字招牌”大打折扣，恐怕已是再所難免。
“很多時候，人們會認為日本企業的家族式管理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員工都效忠企業，很少有跳槽。但現在一系列賭博、假賬、撒謊等丑聞被揭穿之后，日本企業管理的‘神話’已經破滅。”顏志剛對《望東方周刊》說。
中国で最も有名な日本人が駒場で吠えた！
「日本人の海外留学はローリスク、ハイリターンだ！東大生よ、いまこそ世界へ出よ」
なぜ今更海外なのか！
先週の土曜日、東大の駒場祭にて面白い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に登壇してきた。これが最高に面白かったので、今週は予定を変更してこのパネルで語られた内容を伝えたい。
テーマは「若者よ世界へ出よ」というもの。私以外のパネリストがとても刺激的だった。「中国で最も有名な日本人」と言われる北京大学研究員の加藤嘉一氏。東大理事の江川雅子さん。そして私。これに東大３年生の田中宏樹さんが絡む。
会場は、３時間半近くの長丁場にも関わらず、大勢の立ち見が出るほどの大盛況。高校生から初老の紳士まで幅広く駆けつけて頂いたが、大半はやはり大学生。もちろんマジョリティーは東大生だった。
基調講演の加藤嘉一氏の話はとても刺激的だった。高校卒業後、中国語も知らないまま飛び込んだ北京大学での学生生活を赤裸々に話し、等身大の留学の面白さを熱く説いてくれた。
私が彼を最高に評価するのは、ガッツあふれる話術もあるが、その奥に光る教養だ。これは並大抵の努力では身につかない。それは彼の、中国版簡易ブログ微博（ WEIBO、 うえいぼー）を見ればわかる。なんと５００万人以上のフォロワーがいる。内容の面白さもあるが、それ以前に書かれている中国語が完璧なのだ。漢字も言い回しも。
民主化を煽るような過激な内容もあるが、それに絡ませている中国の古典や故事成語の引用がすごいのだ。中国人でも知らないような知識を正確に理解し引用してある。これだけの教養と中国語を駆使できることが彼の能力と積み重ねてきた努力を証明している。本物だ。
さて、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の中身に移ろう。最初の問いかけは「なぜ今更海外？」というものだ。この「なぜ今更海外？」という問いこそが、東大生を始めとする日本人学生の今の海外留学への醒めた思いを代弁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いきなりクライマックスのような議論である。
死ぬまで自分で稼ぐ時代
私は「世界の変化」を挙げた。まず国内環境の変化。
「皆さんの時代は年金はあてにできない。支給開始年齢が８０歳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う。医療技術のおかげでなかなか死ねなくなるからだ。加えて、社会保障費削減で自己負担の医療費は急騰する。莫大な医療費を背負ったまま死ぬまで自分で稼がないといけない。
その一方、グローバル競争の激化により、日本企業の生存期間は短くなり、長期雇用も約束されなくなる。生き残る企業では、雇用体系も、要求される能力も今とは全く変わってくる。経営陣も全員外国人で能力主義が徹底されるだろう。どこか大きな企業に就職できたら幸せな老後が待っているなんて絶対ない！死ぬまで自力で稼がないといけない時代になる」
「海外に興味があろうがなかろうが、純粋にドメスティックで生き残れる産業や企業はなくなってくる。今はドメスティックにやっていけるだろうが、そんな美味しいところに強い海外勢が目を付けないはずはない。築地の百年続く老舗企業も静かにグローバル化してる。鳥取のローカル企業もそう。今のうちに視野は広げた方がいい」
次に海外の面白さを挙げた。
「ここにいる大学生の皆さんは気が付いたらバブル崩壊、デフレ突入の日本しか実感していないと思う。しかし、日本以外の世界、特に新興国はインフレ環境にある。人口、所得、株価、雇用、家賃、全てが右肩上がりの世界を経験してほしい。未来への期待こそが日本の生きる根源の大きな部分だと思う。未来への期待がある世界を見てきてほしい。そこでチャンスをつかもうと頑張る同世代と切磋琢磨してほしい。ものすごいパワーを皆さんが感じたら出せる力が倍増すると思う」
東大生からの反論が“らしく”っておもしろかった。
まず「留学のリスク・リターンがあわない」というもの。「留学はお金がかかる割に就活で評価されない。いや評価されないどころか時間的に就活の足かせになりかねない」というもの。
日本人の留学こそローリスクハイリターン！
私は「何を言っているの？！天下の東大生が情けないこと言わないでくれ。皆さんが学んでいるのは日本一の学校だよ。日本や日本人をリードをする役割があるんだ。個人の就活を最優先にするなんて情けない。日本をよくする、世界を変えることを目標にしてほしい。
第一そんな会社に入っても将来のリスクが増すだけだ。世の中はものすごいスケールで変わっていく。皆さんは後６０年、元気に働いて稼が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だ。６０年のスパンでみたら、今の目先の就活に標準を合わせて学生生活を進めてしまうほど危険なことはない。
人生は逆算だ。６０年後がどうなっているかから逆算して準備しなきゃ！間違いなくグローバルな世界で世界中の同世代との競争や協働がさらに当たり前になると思う。今こそやるべきだ」
加藤氏も「今が一番リスク低いじゃないか？！円は強いし、日本人はどこへ行っても好かれているから、最強のパスポートを持っている。ビザも免除だったり、取りやすい。若いうちがリスクも低いんだよ」と熱弁。
私も続けて、「その通り。年を重ねるごとに失うものが増えてくる。結婚し子供ができたり、親が介護が必要となれば、簡単にリスク取れなくなる。身軽で失うものが少ない若いうちにチャレンジするのだ！人生は誰でもいつか失敗する。失敗からしか学べないし、失敗が人間を強くしてくれる。若い内に悔し涙を流しながら学んだ方がいい」と続けた。
そうすると別の東大生が「そうはいっても海外留学に関する情報がないし・・・」と反論してくる。
加藤氏が叱りつけるように、こう熱く切り返した。
「日本で情報がない？何言っているんだ？中国なんて全然ないよ。政府が情報統制しているんだから。でも中国人は必死に情報集めている。接続できないサイトに危険を冒して裏口から接続したり、海外を自ら歩いたりして。ビザの問題で日本人に比して中国人は自由に海外に出歩けないのに。日本人は最強のパスポートを持っている。加えて今は最強の通貨も持っている。何をためらっているんだ！最も海外に行くのに恵まれているのが今の日本人じゃないか？」東大生は圧倒され黙り込む・・・
私も続けた。
「これを機会に情報は自分で集めるモノという癖をつけたほうがいい。情報は与えられるものと思っていると、ある意図を持って操作された情報だけしか入らなくなる。例を二つ挙げよう。ＴＰＰとオリンパス。ＴＰＰなんてアメリカじゃ誰も知らない。日本では誰でも知っていて大騒ぎだ。オリンパス問題なんて日本より一か月以上前から海外では報道されていた。世界で流れている情報と日本国内で流されている情報には、かい離が生じている。自分で海外の情報を取りに行く癖をつけないとこれからの時代は切り開けない」
早熟天才高校生の悩み
最も切実だったのがすでに海外体験のある、早熟型天才君の反論。彼は高校生。
「僕は模擬国連まど色々な国際体験を積んできました。そこで世界の同世代のエリートと呼ばれる人たちとも交流してきました。変な人たちばかりなんです。自分勝手というか、あまり公共心もなく、知識や教養も感じられずレベルも高いと思えませんでした。東大に行った方がもっと知識や教養があって公共心もある同世代と出会え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とのこと。
模擬国連に加えて、小学５年生で英検一級を取ったりと、彼は相当に優秀。アメリカや中国だったら、間違いなく飛び級ですでに大学を卒業しているくらいの早熟度だと感じた。
私は「まじめに勉強している日本の高校生なら多分１８歳の時点では世界最高レベルだと思う。ただ、世界の連中が本気を出して勉強してくるのは、これから。高校生まではあまり勉強しなかったような連中が、目の色を変えて勉強を始める。アメリカの名門大学なら、学生に年間２００冊は読ませる。君のような人材ならおもしろい勉強がこれからできる。
１８歳でピークだったものが、日本の大学に入れば、２２歳時代ではボトムアウトし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しかし、君のような人材がアメリカの名門に入れば、さらに磨かれる。日本にも君のような天才がいるということを見せつける意味でも、ぜひアメリカの名門大学も視野に入れて欲しい」と熱く答えた。
正直、あんなにできる高校生を飛び級がほとんどない日本の悪平等教育の中に置いておくのは本人にとって退屈だと思う。できる人材は早いうちから社会の為に活かせるよう飛び級や学際交流研究をさせた方がいいと思う。本人にも社会のためにも。
質疑応答での中国人留学生の指摘が会場を沸かせた。彼女も東大生。
「中国なら『「若者よ世界へ出ろ』なんてパネルは成立しません。だってみんな猛烈に外へ出たいんですから。中国人はたくさんのハードルとリスクがありながら外へ出たいんです。
加藤さんが言うように、情報も統制されているし、ビザ取るのも大変だし、お金も日本人よりないし。でも海外へ出たい。こんな議論している日本人がうらやましいです。こんなに恵まれているのになぜ出ない？」というもの。
最強の秘密結社？！
パネル後の懇談では、皆の海外進出への意識がさらに高まったように感じだ。多くの大学生や高校生が「皆さんに強く背中を押されたように感じます。絶対留学します」「もう留学が決まっています。就活が不安だったけどもっと大きな志で頑張ってみます」「まだ高校生ですが、学部からハーバードに行きたいです。その思いが強くなりました」と握手を求めに来て語ってくれた。懇談の列は絶えなかった。
そもそも土曜の昼下がりに４時間近い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を聞きに来る人たちがこんなに大勢いること自体、日本は内向きではないと確信した。次世代と日本の未来に自信が持てた土曜の昼下がりだった。
なぜ今更海外なのか！
先週の土曜日、東大の駒場祭にて面白い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に登壇してきた。これが最高に面白かったので、今週は予定を変更してこのパネルで語られた内容を伝えたい。
テーマは「若者よ世界へ出よ」というもの。私以外のパネリストがとても刺激的だった。「中国で最も有名な日本人」と言われる北京大学研究員の加藤嘉一氏。東大理事の江川雅子さん。そして私。これに東大３年生の田中宏樹さんが絡む。
会場は、３時間半近くの長丁場にも関わらず、大勢の立ち見が出るほどの大盛況。高校生から初老の紳士まで幅広く駆けつけて頂いたが、大半はやはり大学生。もちろんマジョリティーは東大生だった。
基調講演の加藤嘉一氏の話はとても刺激的だった。高校卒業後、中国語も知らないまま飛び込んだ北京大学での学生生活を赤裸々に話し、等身大の留学の面白さを熱く説いてくれた。
私が彼を最高に評価するのは、ガッツあふれる話術もあるが、その奥に光る教養だ。これは並大抵の努力では身につかない。それは彼の、中国版簡易ブログ微博（ WEIBO、 うえいぼー）を見ればわかる。なんと５００万人以上のフォロワーがいる。内容の面白さもあるが、それ以前に書かれている中国語が完璧なのだ。漢字も言い回しも。
民主化を煽るような過激な内容もあるが、それに絡ませている中国の古典や故事成語の引用がすごいのだ。中国人でも知らないような知識を正確に理解し引用してある。これだけの教養と中国語を駆使できることが彼の能力と積み重ねてきた努力を証明している。本物だ。
さて、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の中身に移ろう。最初の問いかけは「なぜ今更海外？」というものだ。この「なぜ今更海外？」という問いこそが、東大生を始めとする日本人学生の今の海外留学への醒めた思いを代弁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いきなりクライマックスのような議論である。
死ぬまで自分で稼ぐ時代
私は「世界の変化」を挙げた。まず国内環境の変化。
「皆さんの時代は年金はあてにできない。支給開始年齢が８０歳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う。医療技術のおかげでなかなか死ねなくなるからだ。加えて、社会保障費削減で自己負担の医療費は急騰する。莫大な医療費を背負ったまま死ぬまで自分で稼がないといけない。
その一方、グローバル競争の激化により、日本企業の生存期間は短くなり、長期雇用も約束されなくなる。生き残る企業では、雇用体系も、要求される能力も今とは全く変わってくる。経営陣も全員外国人で能力主義が徹底されるだろう。どこか大きな企業に就職できたら幸せな老後が待っているなんて絶対ない！死ぬまで自力で稼がないといけない時代になる」
「海外に興味があろうがなかろうが、純粋にドメスティックで生き残れる産業や企業はなくなってくる。今はドメスティックにやっていけるだろうが、そんな美味しいところに強い海外勢が目を付けないはずはない。築地の百年続く老舗企業も静かにグローバル化してる。鳥取のローカル企業もそう。今のうちに視野は広げた方がいい」
次に海外の面白さを挙げた。
「ここにいる大学生の皆さんは気が付いたらバブル崩壊、デフレ突入の日本しか実感していないと思う。しかし、日本以外の世界、特に新興国はインフレ環境にある。人口、所得、株価、雇用、家賃、全てが右肩上がりの世界を経験してほしい。未来への期待こそが日本の生きる根源の大きな部分だと思う。未来への期待がある世界を見てきてほしい。そこでチャンスをつかもうと頑張る同世代と切磋琢磨してほしい。ものすごいパワーを皆さんが感じたら出せる力が倍増すると思う」
東大生からの反論が“らしく”っておもしろかった。
まず「留学のリスク・リターンがあわない」というもの。「留学はお金がかかる割に就活で評価されない。いや評価されないどころか時間的に就活の足かせになりかねない」というもの。
日本人の留学こそローリスクハイリターン！
私は「何を言っているの？！天下の東大生が情けないこと言わないでくれ。皆さんが学んでいるのは日本一の学校だよ。日本や日本人をリードをする役割があるんだ。個人の就活を最優先にするなんて情けない。日本をよくする、世界を変えることを目標にしてほしい。
第一そんな会社に入っても将来のリスクが増すだけだ。世の中はものすごいスケールで変わっていく。皆さんは後６０年、元気に働いて稼が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だ。６０年のスパンでみたら、今の目先の就活に標準を合わせて学生生活を進めてしまうほど危険なことはない。
人生は逆算だ。６０年後がどうなっているかから逆算して準備しなきゃ！間違いなくグローバルな世界で世界中の同世代との競争や協働がさらに当たり前になると思う。今こそやるべきだ」
加藤氏も「今が一番リスク低いじゃないか？！円は強いし、日本人はどこへ行っても好かれているから、最強のパスポートを持っている。ビザも免除だったり、取りやすい。若いうちがリスクも低いんだよ」と熱弁。
私も続けて、「その通り。年を重ねるごとに失うものが増えてくる。結婚し子供ができたり、親が介護が必要となれば、簡単にリスク取れなくなる。身軽で失うものが少ない若いうちにチャレンジするのだ！人生は誰でもいつか失敗する。失敗からしか学べないし、失敗が人間を強くしてくれる。若い内に悔し涙を流しながら学んだ方がいい」と続けた。
そうすると別の東大生が「そうはいっても海外留学に関する情報がないし・・・」と反論してくる。
加藤氏が叱りつけるように、こう熱く切り返した。
「日本で情報がない？何言っているんだ？中国なんて全然ないよ。政府が情報統制しているんだから。でも中国人は必死に情報集めている。接続できないサイトに危険を冒して裏口から接続したり、海外を自ら歩いたりして。ビザの問題で日本人に比して中国人は自由に海外に出歩けないのに。日本人は最強のパスポートを持っている。加えて今は最強の通貨も持っている。何をためらっているんだ！最も海外に行くのに恵まれているのが今の日本人じゃないか？」東大生は圧倒され黙り込む・・・
私も続けた。
「これを機会に情報は自分で集めるモノという癖をつけたほうがいい。情報は与えられるものと思っていると、ある意図を持って操作された情報だけしか入らなくなる。例を二つ挙げよう。ＴＰＰとオリンパス。ＴＰＰなんてアメリカじゃ誰も知らない。日本では誰でも知っていて大騒ぎだ。オリンパス問題なんて日本より一か月以上前から海外では報道されていた。世界で流れている情報と日本国内で流されている情報には、かい離が生じている。自分で海外の情報を取りに行く癖をつけないとこれからの時代は切り開けない」
早熟天才高校生の悩み
最も切実だったのがすでに海外体験のある、早熟型天才君の反論。彼は高校生。
「僕は模擬国連まど色々な国際体験を積んできました。そこで世界の同世代のエリートと呼ばれる人たちとも交流してきました。変な人たちばかりなんです。自分勝手というか、あまり公共心もなく、知識や教養も感じられずレベルも高いと思えませんでした。東大に行った方がもっと知識や教養があって公共心もある同世代と出会え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とのこと。
模擬国連に加えて、小学５年生で英検一級を取ったりと、彼は相当に優秀。アメリカや中国だったら、間違いなく飛び級ですでに大学を卒業しているくらいの早熟度だと感じた。
私は「まじめに勉強している日本の高校生なら多分１８歳の時点では世界最高レベルだと思う。ただ、世界の連中が本気を出して勉強してくるのは、これから。高校生まではあまり勉強しなかったような連中が、目の色を変えて勉強を始める。アメリカの名門大学なら、学生に年間２００冊は読ませる。君のような人材ならおもしろい勉強がこれからできる。
１８歳でピークだったものが、日本の大学に入れば、２２歳時代ではボトムアウトし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しかし、君のような人材がアメリカの名門に入れば、さらに磨かれる。日本にも君のような天才がいるということを見せつける意味でも、ぜひアメリカの名門大学も視野に入れて欲しい」と熱く答えた。
正直、あんなにできる高校生を飛び級がほとんどない日本の悪平等教育の中に置いておくのは本人にとって退屈だと思う。できる人材は早いうちから社会の為に活かせるよう飛び級や学際交流研究をさせた方がいいと思う。本人にも社会のためにも。
質疑応答での中国人留学生の指摘が会場を沸かせた。彼女も東大生。
「中国なら『「若者よ世界へ出ろ』なんてパネルは成立しません。だってみんな猛烈に外へ出たいんですから。中国人はたくさんのハードルとリスクがありながら外へ出たいんです。
加藤さんが言うように、情報も統制されているし、ビザ取るのも大変だし、お金も日本人よりないし。でも海外へ出たい。こんな議論している日本人がうらやましいです。こんなに恵まれているのになぜ出ない？」というもの。
最強の秘密結社？！
パネル後の懇談では、皆の海外進出への意識がさらに高まったように感じだ。多くの大学生や高校生が「皆さんに強く背中を押されたように感じます。絶対留学します」「もう留学が決まっています。就活が不安だったけどもっと大きな志で頑張ってみます」「まだ高校生ですが、学部からハーバードに行きたいです。その思いが強くなりました」と握手を求めに来て語ってくれた。懇談の列は絶えなかった。
そもそも土曜の昼下がりに４時間近い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を聞きに来る人たちがこんなに大勢いること自体、日本は内向きではないと確信した。次世代と日本の未来に自信が持てた土曜の昼下がりだった。
2011-11-24
網絡技術和移動技術崛起 電視將死
對很多電視機生產廠商及電視臺而言，他們所面臨的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都不再看電視了。在網絡技術和移動技術不斷崛起的今天，年輕人拿著手機、筆記本電腦在移動狀態下通過網絡看視頻的身影隨處可見。在北京市的各大家電賣場，很多品牌的傳統電視銷售變得很困難，盡管其價格降了又降，依舊很少有人問津。
全球范圍內，電視觀眾的年齡結構也呈現上升趨勢，在美國和日本，電視觀眾的平均年齡已經達到50歲以上。
艾瑞咨詢公司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1月底，優酷、PPS、土豆、騰訊視頻、搜狐視頻這幾個在國內排名前5的網絡視頻網站，其日均覆蓋人數均已超過2000萬大關。
近日長虹委托第三方機構調研，北京地區每晚百戶的電視開機率是38%，而3年前同一機構的調研結果是75%。據CNNIC的調查，去年有4000萬人聲稱不再看電視了。全國電視收視率一年要下降13%左右，而在過去3年，網絡視頻收視率以每年300%到400%的速度增長。
在美國，電視觀眾的下滑也很明顯。據美國尼爾森公司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2010年美國有線電視黃金時段的收視率普遍下降，尤以CNN下降最多，平日黃金時段平均觀眾人數降到64萬，比2009年減少36%。NBC環球下屬的全新聞頻道MSNBC觀眾量84.6萬，減少了11%。
易觀國際分析師盛利表示，雖然電視作為主流媒體，它的影響力依然存在，但是眼下受到移動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沖擊比較嚴重。這表現在網民在互聯網視頻上花費的時長已經超過在電視上花費的時長。而用戶選擇在線視頻收看節目最為重要的原因是時間上可以自由掌控。其次，用戶在互聯網上使用的黃金時間比電視要長，現在國內相差已經達到11個小時。中國互聯網用戶無論是工作日還是非工作日，對互聯網的接觸度自早上8點至晚上24點，均處于“高位”態勢，。而電視的“黃金時段”主要在18點至23點。
在傳統電視形態下，用戶都是被動接受。但隨著社會化網絡的發展，每個人都可能是內容的創造者。同時，多樣化還表現在傳輸線路上。以前傳輸大多是通過廣播，以有線的形式傳輸到電視終端。而現在寬帶網、廣播網還有3G網絡，都可以通過有線、無線的形式，傳輸到終端，傳播形式更廣泛。而終端的多元化，使得人們不再局限于獨守電視。
不僅如此，現在互聯網的應用類型也在多樣化。一些智能軟件能滿足用戶的各種各樣的需求，包括工具類、社交類、游戲類、生活類等。此外，用戶接觸點也更加全面，用戶可以通過手機終端上的一個應用，甚至一個賬號，獲取海量的信息。
“50年前，電視業得以蒸蒸日上的理由不外乎以下這么幾種：在家除了看電視之外沒有別的類似的娛樂活動可干，想做視頻廣告的廣告商只有電視可選，視頻內容的擁有者能夠緊緊把守住視頻進入市場流通的窄門。”美國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網站首席執行官兼總編亨利·布洛杰特宣稱，“如今互聯網將繞過所有這一切，傳統電視的未來就是沒有未來。”
“在消費電子2.0時代，電視產業必將死亡，他們必須面對這個未來的現實”這是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教授亨利·霍爾茨曼(Henry Holtzman)今年9月在中國海信集團“發布消費電子2.0”報告時發出的預警。
亨利預言：從硬件上，電視和電腦的硬件越來越一致，內容上，節目已逐步轉化為應用和用戶體驗，運營方面的諸多需求完全可以不通過電視完成，因此“電視臺”將死，而依附于電視臺而提供工具的電視機廠商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及早變革。
“現在買一根6元的線，iPad就可以連上電視機，把電視搞定。” 據《IT經理世界》報道，北京歌華有線副總經理兼運營總監羅小布說，“如果有線電視不改變的話，我們活不到三五年，這決不是危言聳聽的預言。”
在中國，雖然廣電行業的態度相當矛盾，一些廣電人稱“要盡可能延緩網絡視頻到達客廳電視的時間”，但很多廣電人也在反省。“我們一定要知道皇帝的女兒也愁嫁，以前是人找電視，今天是電視找人。”羅小布說，“在這種狀況下，我們一定要明白‘合作才能贏’。”
有4000萬人聲稱不再看電視了。全國電視收視率一年要下降13%左右，而在過去3年，網絡視頻收視率以每年300%到400%的速度增長。
電視家庭娛樂終端 電視機的時代革命
電視機的時代革命
從黑白電視到家庭娛樂終端，電視機似乎還沒有到壽終正寢的時刻。
人們通常把1925年10月2日蘇格蘭人約翰·洛吉·貝爾德在倫敦的一次實驗中“掃描”出木偶的圖像看作是電視誕生的標志。第二年，貝爾德邀請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們觀看他將整個人物影像用電線傳訊到英國廣播公司(BBC)電臺，再由電臺以無線電波發射，在貝氏實驗室中電視機就可以收視到清楚的黑白影像。實驗的成功，引起世人震撼。1940年，旅美匈牙利人彼得·戈德馬制作出第一臺彩色電視機，雖然電視機有了更好的視覺效應，但是受到二戰的影響，電視機行業依舊沒有得到迅速的發展。直到二戰以后，電視機才在世界范圍內走進千家萬戶。而在我國，電視機的誕生則還是解放以后的事情。
1958年3月17日，是我國電視發展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晚上，國營天津無線電廠（后改為天津通信廣播公司）研制的中國第一臺電視接收機實地接收試驗成功，我國的首臺黑白電視機誕生。
同年5月1日，我國第一個電視臺——北京電視臺（1978年 5月1日，北京電視臺改名為中央電視臺）開始實驗廣播。經過不斷的調試后，轉入正式廣播，每周播出4次。
雖然在1960年，北京電視臺已經設置了十多個電視欄目。但是這些節目基本只有極少數領導和干部家庭才能看到。受技術條件的限制，當時的黑白電視信號很弱，畫面經常抖動。于是，人們就用幾部電影片名——《看不見的戰線》《多瑙河之波》《今天我休息》來諷刺電視不穩定、有聲無像等質量問題。
1970年12月26日，我國第一臺彩色電視機也在國營天津無線電廠誕生。當時，我國既沒有彩色顯像管廠，也沒有大規模集成電路企業，完全靠自己的技術來規模化生產彩色電視機并不現實。雖然在70年代中后期我國具備了規模化生產小屏幕黑白電視機的能力，1980年前后，9英寸、12英寸的黑白電視機開始進入一些富有家庭，但是依舊是貨物嚴重短缺。
“那個時候，國內電視機的供給量十分有限，要購買需要有供給票，但是一般人都搞不到。”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趙景云回憶說。80年代以后，在北京市場，用現金已經能夠買得到電視機了，于是趙景云就買了一臺14英寸的“飛躍”牌黑白電視機。“當時，很多人還只是買9英寸的。”他說。
康佳公司的一位技術人員告訴記者，為了扭轉我國彩電生產的短板。1983年前后，全國各地陸續從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引進了大約52條生產線。
但是隨后問題接踵而來，由于盲目引進，使得我國彩電的型號十分繁雜，在設計開發、技術標準、產品工藝和大生產技術等方面，都受控于國外。
1984年，國家作出了加速彩電國產化步伐的決策，實施彩電國產化“一條龍”工程，成立彩電國產化領導小組。政府通過直接出資或貸款投入150億美元，打造出陜西彩虹、北京松下、深圳賽格日立等彩管基地。
隨后，中國電視行業的發展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1985年，電視機產量已達1663萬臺，超過了美國，僅次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的電視機生產大國。1987年，電視機產量已達1934萬臺，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電視機生產國。
但是當時，中國的電視生產技術依舊比較落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資品牌對國產電視的沖擊效果開始顯現。“那時，我想買一臺高品質的日系電視機，托一個老同學的關系，最后買了一臺20多英寸的日本原裝進口的松下彩電。”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趙景云說。人們對日本彩電的追捧使得大批的國有電視企業生存艱難，促成了中國電視產業的第一次大洗牌。
雖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已經出現背投電視，但是在上個世紀最后幾年，它才開始出現在我國的眾多商場及居民家庭中。
在最開始，因為擁有大畫面，背投一度受到一些消費者的歡迎。但是其笨重的身軀、模糊的畫面很快就被人所詬病，因此在在液晶和等離子技術出現后就迅速地沒落，成了曇花一現的物件兒。如今在各大家電賣場，已經很難再見到背投電視的影子。90年代末，平板電視慢慢從顯像管手中接過了承載人類音畫夢想的大旗，并一步步成為了市場的主流。平板電視從成像原理上可以分為等離子電視和液晶電視兩種。1998年4月16日，國內第一臺42英寸等離子平面顯示大屏幕超薄型彩色電視機在廈門廈華電子公司研制成功。一年之后，消費級等離子彩電出現在國內商場。然而當時42英寸等離子彩電的價格在十幾萬元，很多消費者只能望洋興嘆。
2002年，長虹宣布研制成功了中國首臺屏幕最大的液晶電視，屏幕尺寸達到了30英寸，當時被譽為“中國第一屏”。隨后，液晶電視在中國也開始大規模崛起。
2010年《阿凡達》在中國的熱播，則又將中國眾多的電視觀眾帶入3D電視時代。據了解，2010年3D電視剛推出時，型號只有十幾款，產品也普遍集中在46英寸至55英寸之間，合資品牌獨占市場，價格居高不下，3D電視陷入了“有價無市”的尷尬境地。而自2010年下半年開始，3D電視的市場格局開始變動，幾乎所有的國產電視廠商先后進入3D領域，3D電視的屏幕尺寸也日趨豐富。到目前為止，已有十幾個品牌、超過200款型號的產品推出，屏幕幾乎涵蓋了所有尺寸段。其價格也開始一路走低。
業界人士表示，與3D電影相比，3D 電視具有更加明顯的優勢。觀看3D電影時，觀眾必須戴上沉重的特殊眼鏡才能看到效果。而隨著3D技術的不斷精進，搬進家庭客廳的3D電視機，在不需要配戴眼鏡的情況下也可用肉眼很好地觀看。
進入2011年，有關智能電視的概念開始進入不少消費者的視線。三星、索尼、LG等國外廠商紛紛推出智能電視。
而三星的智能電視更是推出了自己的應用程序商店(Samsung Apps)，這是全球首個基于高清電視平臺的應用程序商店，也是全球最大的電視應用程序商店，這里提供一系列付費和免費的應用程序(目前中國區域全部免費)，滿足用戶包括體育、娛樂、資訊、游戲和社交在內的多種需求。另外，國內大廠創維、康佳和TCL、海爾、海信也相繼發布了智能“云電視”。海爾集團全球品牌運營總監張鐵燕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海爾推出的高端智能電視云PAD電視融入了交互、移動、海量內容瀏覽以及高品質畫面四大理念。在看電視的同時，也可以和外地的朋友進行視頻對話，并可以隨時就電視播放的節目內容進行分享。還實現了Pad、PC、手機、電視之間的多屏互動、內容共享，也讓客廳里的電視真正成為家庭的娛樂中心，開創了一種新型的家庭娛樂互動新模式。
目前，蘋果公司正在開發一款和蘋果手機類似的iOS操作系統的數字電視，并且蘋果已經與多家電影制片商和電視網結為合作伙伴關系，打造了規模龐大的內容庫。
此前，蘋果已經推出了Apple TV機頂盒，幫助用戶通過蘋果的iTunes下載電影和電視節目，以及在線視頻內容。
iOS系統將使蘋果的電視機產品不僅可以播放視頻，還可以用于玩游戲，運行應用，幫助用戶查看日程表，以及發微博等。而對一些電視巨頭而言，尤為讓他們感到恐怖的是，蘋果電視機可以與其他蘋果設備，例如iPhone、iPad和MacBook Air無縫整合，使蘋果建立起完整的消費電子產品線。
而在另外一個方面，國際互聯網巨頭Google也已經在互聯網電視領域行動。
Google TV內置了Chrome瀏覽器，可以瀏覽所有你喜歡的網站，當然這也意味著你可以在電視的大屏幕上觀看視頻網站了。但是它的功能遠不止如此，Google TV還是一臺照片瀏覽器，一臺游戲機、一臺音樂播放器…… 其采用Android 2.1系統、英特爾Atom芯片，可進行搜索，從而瀏覽海量的網絡視頻，還可下載各種應用軟件。
在未來不久，電視的發展也許要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假如你在朋友家的客廳看到一塊透明的玻璃，可別就以為它只是玻璃，給它接上電源，它可能就變成了一臺帶無線功能的電視。當然在博覽會、展覽會等一些大型公會場合，這樣的玻璃還能兩面顯示，并且兩面顯示的電視內容完全不一樣。
另外，你隨便從口袋里掏出來的一張紙，把它由卷曲攤平，也可能變成一個正在播放電視節目的電視。或許只有幾秒的停頓，這張紙便呈現出你最想看的節目名單。在智能終端的控制下，這臺電視已經對你個人的興趣和愛好了然于胸，并能夠通過程序將你喜歡著的最近正在關注的節目搜索出來。至于看什么，自己只要輕輕點擊一下按鈕就可以搞定。你可不要以為這種場景僅僅只是幻想。目前已經在全球迅速崛起的OLED顯示技術，從原理上來講，可以做成一張紙的厚度，可卷曲、可透明顯示，另外它也可以像上面的玻璃一樣可雙面顯示。當未來突破了一些技術方面的障礙，這樣的電視就會成為現實。
新老技術之戰 網絡成電視的掘墓人？
網絡成電視的掘墓人？
人們將不需要今天這樣的電視機
在記者的采訪中，不少業界專家均表示，電視機遠遠還沒有到壽終正寢的時刻。廣播出現時，有人預言報紙必亡；電視出現時，有人預言廣播必亡；互聯網出現了，開始有人預測，電視要消失。但是截至目前，它們都還活著。
“尤其是報紙，從誕生到現在已有500年的歷史，期間經歷了電視、廣播、互聯網的猛烈沖擊，但至今它依然存在。”盛利說。
“任何一種新技術的出現，它和老技術之間往往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爭奪，在電視行業中也是如此，新形式電視機的出現，并不意味著老的就要一下子全部淘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趙景云說，就中國而言，地廣人多，人們的文化層次和消費水平具有一定的階梯性，這就決定了各種形式的電視機依舊有自己存在的空間。
在現階段，在即時節目尤其是新聞直播的內容方面，電視臺依舊擁有不可比擬的優勢，比如觀看世界杯，電視依舊是最好也最為及時的方式。盛利表示，互聯網電視也有自己的一些劣勢，比如：存在用戶使用習慣，體驗上的挑戰。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講師魏武揮說，現在有論者認為未來人們不需要電視機，但這種表述的準確方式應該是：未來人們不需要今天這種類型的電視機。
“恐龍的確會滅亡，但有些恐龍，會進化成飛鳥。”魏武揮說，在家用終端上，他更看好電視機，而不是電腦。相對而言，電腦是一個個人的東西，很難做到一家人坐在一臺電腦前其樂融融，但電視不同，它是最能體現“一家人”這個家庭文化的東西。
“人在戶外，對手機的依賴性很強。人在辦公環境，對電腦的依賴性很強。而在家庭中，人對電視的依賴性則更大。” 中國電子商會副秘書長陸刃波說。
電視可能會由終端變成“中樞”
一個誰都無法忽視的事實是，現在的智能電視已經開始朝互聯網電視演變。樂視TV市場營銷總監楊鳴說，隨著電視機智能化，其和電腦設備尤其是大型臺式機將會越走越近。
聯想研究院副院長杜曉黎博士在表示，現在電視也開始朝家庭的多功能控制終端演變。
現在很多上班族在外地出差，如果家里沒有人，會擔心被小偷光顧，有孩子和老人的，安全問題也常常讓人放心不下，但是海爾電視的技術人員告訴記者，以后通過海爾的云電視，可將電腦、手機、家用電器、監視系統等之間進行互聯、操控等，這時家就在你身邊，通過手機、電腦登錄相關的IP地址，就能監視和控制到千里之外家里所有電器的運行狀況，在返回住宅上飛機之前，還可以將家中的空調或是熱水器打開。很顯然這樣的電視發展方向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電視的范疇。
陸刃波認為，未來電視還會有更多功能的延伸。不僅僅是從厚到薄的一些簡單外觀的變化，還會是一種功能上的改變，融入更多的信息化技術，像云技術，讓電視更智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未來電視可能會由終端變成“中樞”。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教授亨利·霍爾茨曼為彩電行業支招說，要弄懂消費電子2.0時代的幾個特征，即相互鏈接、無縫連接、感知用戶、簡單易用，而多屏互動、社交電視的興起將會改變電視的特征，比如你可以在網上按照自己的興趣、合適時間甚至是心情好壞、不同階段知識的需求等建立自己的智能的“電視頻道”，對正在播放的視頻進行評價，把喜愛的節目推薦給朋友和家人，每個人都會擁有一臺自己的“電視”是大勢所趨。亨利說：電視臺消亡，視頻興盛，電視的移動、互聯是唯一處理。
智能電視需要解決不兼容難題
現在智能電視的發展也面臨著一些技術方面的挑戰。個人計算機的飛速發展與鍵盤鼠標的合理使用有直接關系，智能手機的飛躍與觸摸屏的應用密切相關，而智能電視想要發展，必然需要更為適合的輸入設備，但是截至目前還沒有十分便捷、真正適合智能電視的輸入設備，目前智能電視的發展也受到了輸入設備的嚴重制約。
智能電視發展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其操作系統不統一，基本上每個廠商均擁有自己獨特的智能電視操作系統，相互之間不兼容，這就使得智能電視之間的互通變得非常困難。
谷歌CEO施密特說，20年前人們就試圖將電視與網絡相連接，但將一個具有50年歷史的技術與新技術相結合，比單純提出一個新技術構想還要困難。
未來電視還會有更多功能的延伸。不僅僅是從厚到薄的一些簡單外觀的變化，而會是一種功能上的改變。
全球范圍內，電視觀眾的年齡結構也呈現上升趨勢，在美國和日本，電視觀眾的平均年齡已經達到50歲以上。
艾瑞咨詢公司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1月底，優酷、PPS、土豆、騰訊視頻、搜狐視頻這幾個在國內排名前5的網絡視頻網站，其日均覆蓋人數均已超過2000萬大關。
近日長虹委托第三方機構調研，北京地區每晚百戶的電視開機率是38%，而3年前同一機構的調研結果是75%。據CNNIC的調查，去年有4000萬人聲稱不再看電視了。全國電視收視率一年要下降13%左右，而在過去3年，網絡視頻收視率以每年300%到400%的速度增長。
在美國，電視觀眾的下滑也很明顯。據美國尼爾森公司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2010年美國有線電視黃金時段的收視率普遍下降，尤以CNN下降最多，平日黃金時段平均觀眾人數降到64萬，比2009年減少36%。NBC環球下屬的全新聞頻道MSNBC觀眾量84.6萬，減少了11%。
易觀國際分析師盛利表示，雖然電視作為主流媒體，它的影響力依然存在，但是眼下受到移動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沖擊比較嚴重。這表現在網民在互聯網視頻上花費的時長已經超過在電視上花費的時長。而用戶選擇在線視頻收看節目最為重要的原因是時間上可以自由掌控。其次，用戶在互聯網上使用的黃金時間比電視要長，現在國內相差已經達到11個小時。中國互聯網用戶無論是工作日還是非工作日，對互聯網的接觸度自早上8點至晚上24點，均處于“高位”態勢，。而電視的“黃金時段”主要在18點至23點。
在傳統電視形態下，用戶都是被動接受。但隨著社會化網絡的發展，每個人都可能是內容的創造者。同時，多樣化還表現在傳輸線路上。以前傳輸大多是通過廣播，以有線的形式傳輸到電視終端。而現在寬帶網、廣播網還有3G網絡，都可以通過有線、無線的形式，傳輸到終端，傳播形式更廣泛。而終端的多元化，使得人們不再局限于獨守電視。
不僅如此，現在互聯網的應用類型也在多樣化。一些智能軟件能滿足用戶的各種各樣的需求，包括工具類、社交類、游戲類、生活類等。此外，用戶接觸點也更加全面，用戶可以通過手機終端上的一個應用，甚至一個賬號，獲取海量的信息。
“50年前，電視業得以蒸蒸日上的理由不外乎以下這么幾種：在家除了看電視之外沒有別的類似的娛樂活動可干，想做視頻廣告的廣告商只有電視可選，視頻內容的擁有者能夠緊緊把守住視頻進入市場流通的窄門。”美國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網站首席執行官兼總編亨利·布洛杰特宣稱，“如今互聯網將繞過所有這一切，傳統電視的未來就是沒有未來。”
“在消費電子2.0時代，電視產業必將死亡，他們必須面對這個未來的現實”這是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教授亨利·霍爾茨曼(Henry Holtzman)今年9月在中國海信集團“發布消費電子2.0”報告時發出的預警。
亨利預言：從硬件上，電視和電腦的硬件越來越一致，內容上，節目已逐步轉化為應用和用戶體驗，運營方面的諸多需求完全可以不通過電視完成，因此“電視臺”將死，而依附于電視臺而提供工具的電視機廠商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及早變革。
“現在買一根6元的線，iPad就可以連上電視機，把電視搞定。” 據《IT經理世界》報道，北京歌華有線副總經理兼運營總監羅小布說，“如果有線電視不改變的話，我們活不到三五年，這決不是危言聳聽的預言。”
在中國，雖然廣電行業的態度相當矛盾，一些廣電人稱“要盡可能延緩網絡視頻到達客廳電視的時間”，但很多廣電人也在反省。“我們一定要知道皇帝的女兒也愁嫁，以前是人找電視，今天是電視找人。”羅小布說，“在這種狀況下，我們一定要明白‘合作才能贏’。”
有4000萬人聲稱不再看電視了。全國電視收視率一年要下降13%左右，而在過去3年，網絡視頻收視率以每年300%到400%的速度增長。
電視家庭娛樂終端 電視機的時代革命
電視機的時代革命
從黑白電視到家庭娛樂終端，電視機似乎還沒有到壽終正寢的時刻。
人們通常把1925年10月2日蘇格蘭人約翰·洛吉·貝爾德在倫敦的一次實驗中“掃描”出木偶的圖像看作是電視誕生的標志。第二年，貝爾德邀請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們觀看他將整個人物影像用電線傳訊到英國廣播公司(BBC)電臺，再由電臺以無線電波發射，在貝氏實驗室中電視機就可以收視到清楚的黑白影像。實驗的成功，引起世人震撼。1940年，旅美匈牙利人彼得·戈德馬制作出第一臺彩色電視機，雖然電視機有了更好的視覺效應，但是受到二戰的影響，電視機行業依舊沒有得到迅速的發展。直到二戰以后，電視機才在世界范圍內走進千家萬戶。而在我國，電視機的誕生則還是解放以后的事情。
1958年3月17日，是我國電視發展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這天晚上，國營天津無線電廠（后改為天津通信廣播公司）研制的中國第一臺電視接收機實地接收試驗成功，我國的首臺黑白電視機誕生。
同年5月1日，我國第一個電視臺——北京電視臺（1978年 5月1日，北京電視臺改名為中央電視臺）開始實驗廣播。經過不斷的調試后，轉入正式廣播，每周播出4次。
雖然在1960年，北京電視臺已經設置了十多個電視欄目。但是這些節目基本只有極少數領導和干部家庭才能看到。受技術條件的限制，當時的黑白電視信號很弱，畫面經常抖動。于是，人們就用幾部電影片名——《看不見的戰線》《多瑙河之波》《今天我休息》來諷刺電視不穩定、有聲無像等質量問題。
1970年12月26日，我國第一臺彩色電視機也在國營天津無線電廠誕生。當時，我國既沒有彩色顯像管廠，也沒有大規模集成電路企業，完全靠自己的技術來規模化生產彩色電視機并不現實。雖然在70年代中后期我國具備了規模化生產小屏幕黑白電視機的能力，1980年前后，9英寸、12英寸的黑白電視機開始進入一些富有家庭，但是依舊是貨物嚴重短缺。
“那個時候，國內電視機的供給量十分有限，要購買需要有供給票，但是一般人都搞不到。”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趙景云回憶說。80年代以后，在北京市場，用現金已經能夠買得到電視機了，于是趙景云就買了一臺14英寸的“飛躍”牌黑白電視機。“當時，很多人還只是買9英寸的。”他說。
康佳公司的一位技術人員告訴記者，為了扭轉我國彩電生產的短板。1983年前后，全國各地陸續從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引進了大約52條生產線。
但是隨后問題接踵而來，由于盲目引進，使得我國彩電的型號十分繁雜，在設計開發、技術標準、產品工藝和大生產技術等方面，都受控于國外。
1984年，國家作出了加速彩電國產化步伐的決策，實施彩電國產化“一條龍”工程，成立彩電國產化領導小組。政府通過直接出資或貸款投入150億美元，打造出陜西彩虹、北京松下、深圳賽格日立等彩管基地。
隨后，中國電視行業的發展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1985年，電視機產量已達1663萬臺，超過了美國，僅次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的電視機生產大國。1987年，電視機產量已達1934萬臺，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電視機生產國。
但是當時，中國的電視生產技術依舊比較落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資品牌對國產電視的沖擊效果開始顯現。“那時，我想買一臺高品質的日系電視機，托一個老同學的關系，最后買了一臺20多英寸的日本原裝進口的松下彩電。”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趙景云說。人們對日本彩電的追捧使得大批的國有電視企業生存艱難，促成了中國電視產業的第一次大洗牌。
雖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已經出現背投電視，但是在上個世紀最后幾年，它才開始出現在我國的眾多商場及居民家庭中。
在最開始，因為擁有大畫面，背投一度受到一些消費者的歡迎。但是其笨重的身軀、模糊的畫面很快就被人所詬病，因此在在液晶和等離子技術出現后就迅速地沒落，成了曇花一現的物件兒。如今在各大家電賣場，已經很難再見到背投電視的影子。90年代末，平板電視慢慢從顯像管手中接過了承載人類音畫夢想的大旗，并一步步成為了市場的主流。平板電視從成像原理上可以分為等離子電視和液晶電視兩種。1998年4月16日，國內第一臺42英寸等離子平面顯示大屏幕超薄型彩色電視機在廈門廈華電子公司研制成功。一年之后，消費級等離子彩電出現在國內商場。然而當時42英寸等離子彩電的價格在十幾萬元，很多消費者只能望洋興嘆。
2002年，長虹宣布研制成功了中國首臺屏幕最大的液晶電視，屏幕尺寸達到了30英寸，當時被譽為“中國第一屏”。隨后，液晶電視在中國也開始大規模崛起。
2010年《阿凡達》在中國的熱播，則又將中國眾多的電視觀眾帶入3D電視時代。據了解，2010年3D電視剛推出時，型號只有十幾款，產品也普遍集中在46英寸至55英寸之間，合資品牌獨占市場，價格居高不下，3D電視陷入了“有價無市”的尷尬境地。而自2010年下半年開始，3D電視的市場格局開始變動，幾乎所有的國產電視廠商先后進入3D領域，3D電視的屏幕尺寸也日趨豐富。到目前為止，已有十幾個品牌、超過200款型號的產品推出，屏幕幾乎涵蓋了所有尺寸段。其價格也開始一路走低。
業界人士表示，與3D電影相比，3D 電視具有更加明顯的優勢。觀看3D電影時，觀眾必須戴上沉重的特殊眼鏡才能看到效果。而隨著3D技術的不斷精進，搬進家庭客廳的3D電視機，在不需要配戴眼鏡的情況下也可用肉眼很好地觀看。
進入2011年，有關智能電視的概念開始進入不少消費者的視線。三星、索尼、LG等國外廠商紛紛推出智能電視。
而三星的智能電視更是推出了自己的應用程序商店(Samsung Apps)，這是全球首個基于高清電視平臺的應用程序商店，也是全球最大的電視應用程序商店，這里提供一系列付費和免費的應用程序(目前中國區域全部免費)，滿足用戶包括體育、娛樂、資訊、游戲和社交在內的多種需求。另外，國內大廠創維、康佳和TCL、海爾、海信也相繼發布了智能“云電視”。海爾集團全球品牌運營總監張鐵燕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海爾推出的高端智能電視云PAD電視融入了交互、移動、海量內容瀏覽以及高品質畫面四大理念。在看電視的同時，也可以和外地的朋友進行視頻對話，并可以隨時就電視播放的節目內容進行分享。還實現了Pad、PC、手機、電視之間的多屏互動、內容共享，也讓客廳里的電視真正成為家庭的娛樂中心，開創了一種新型的家庭娛樂互動新模式。
目前，蘋果公司正在開發一款和蘋果手機類似的iOS操作系統的數字電視，并且蘋果已經與多家電影制片商和電視網結為合作伙伴關系，打造了規模龐大的內容庫。
此前，蘋果已經推出了Apple TV機頂盒，幫助用戶通過蘋果的iTunes下載電影和電視節目，以及在線視頻內容。
iOS系統將使蘋果的電視機產品不僅可以播放視頻，還可以用于玩游戲，運行應用，幫助用戶查看日程表，以及發微博等。而對一些電視巨頭而言，尤為讓他們感到恐怖的是，蘋果電視機可以與其他蘋果設備，例如iPhone、iPad和MacBook Air無縫整合，使蘋果建立起完整的消費電子產品線。
而在另外一個方面，國際互聯網巨頭Google也已經在互聯網電視領域行動。
Google TV內置了Chrome瀏覽器，可以瀏覽所有你喜歡的網站，當然這也意味著你可以在電視的大屏幕上觀看視頻網站了。但是它的功能遠不止如此，Google TV還是一臺照片瀏覽器，一臺游戲機、一臺音樂播放器…… 其采用Android 2.1系統、英特爾Atom芯片，可進行搜索，從而瀏覽海量的網絡視頻，還可下載各種應用軟件。
在未來不久，電視的發展也許要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假如你在朋友家的客廳看到一塊透明的玻璃，可別就以為它只是玻璃，給它接上電源，它可能就變成了一臺帶無線功能的電視。當然在博覽會、展覽會等一些大型公會場合，這樣的玻璃還能兩面顯示，并且兩面顯示的電視內容完全不一樣。
另外，你隨便從口袋里掏出來的一張紙，把它由卷曲攤平，也可能變成一個正在播放電視節目的電視。或許只有幾秒的停頓，這張紙便呈現出你最想看的節目名單。在智能終端的控制下，這臺電視已經對你個人的興趣和愛好了然于胸，并能夠通過程序將你喜歡著的最近正在關注的節目搜索出來。至于看什么，自己只要輕輕點擊一下按鈕就可以搞定。你可不要以為這種場景僅僅只是幻想。目前已經在全球迅速崛起的OLED顯示技術，從原理上來講，可以做成一張紙的厚度，可卷曲、可透明顯示，另外它也可以像上面的玻璃一樣可雙面顯示。當未來突破了一些技術方面的障礙，這樣的電視就會成為現實。
新老技術之戰 網絡成電視的掘墓人？
網絡成電視的掘墓人？
人們將不需要今天這樣的電視機
在記者的采訪中，不少業界專家均表示，電視機遠遠還沒有到壽終正寢的時刻。廣播出現時，有人預言報紙必亡；電視出現時，有人預言廣播必亡；互聯網出現了，開始有人預測，電視要消失。但是截至目前，它們都還活著。
“尤其是報紙，從誕生到現在已有500年的歷史，期間經歷了電視、廣播、互聯網的猛烈沖擊，但至今它依然存在。”盛利說。
“任何一種新技術的出現，它和老技術之間往往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爭奪，在電視行業中也是如此，新形式電視機的出現，并不意味著老的就要一下子全部淘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趙景云說，就中國而言，地廣人多，人們的文化層次和消費水平具有一定的階梯性，這就決定了各種形式的電視機依舊有自己存在的空間。
在現階段，在即時節目尤其是新聞直播的內容方面，電視臺依舊擁有不可比擬的優勢，比如觀看世界杯，電視依舊是最好也最為及時的方式。盛利表示，互聯網電視也有自己的一些劣勢，比如：存在用戶使用習慣，體驗上的挑戰。
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講師魏武揮說，現在有論者認為未來人們不需要電視機，但這種表述的準確方式應該是：未來人們不需要今天這種類型的電視機。
“恐龍的確會滅亡，但有些恐龍，會進化成飛鳥。”魏武揮說，在家用終端上，他更看好電視機，而不是電腦。相對而言，電腦是一個個人的東西，很難做到一家人坐在一臺電腦前其樂融融，但電視不同，它是最能體現“一家人”這個家庭文化的東西。
“人在戶外，對手機的依賴性很強。人在辦公環境，對電腦的依賴性很強。而在家庭中，人對電視的依賴性則更大。” 中國電子商會副秘書長陸刃波說。
電視可能會由終端變成“中樞”
一個誰都無法忽視的事實是，現在的智能電視已經開始朝互聯網電視演變。樂視TV市場營銷總監楊鳴說，隨著電視機智能化，其和電腦設備尤其是大型臺式機將會越走越近。
聯想研究院副院長杜曉黎博士在表示，現在電視也開始朝家庭的多功能控制終端演變。
現在很多上班族在外地出差，如果家里沒有人，會擔心被小偷光顧，有孩子和老人的，安全問題也常常讓人放心不下，但是海爾電視的技術人員告訴記者，以后通過海爾的云電視，可將電腦、手機、家用電器、監視系統等之間進行互聯、操控等，這時家就在你身邊，通過手機、電腦登錄相關的IP地址，就能監視和控制到千里之外家里所有電器的運行狀況，在返回住宅上飛機之前，還可以將家中的空調或是熱水器打開。很顯然這樣的電視發展方向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電視的范疇。
陸刃波認為，未來電視還會有更多功能的延伸。不僅僅是從厚到薄的一些簡單外觀的變化，還會是一種功能上的改變，融入更多的信息化技術，像云技術，讓電視更智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未來電視可能會由終端變成“中樞”。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教授亨利·霍爾茨曼為彩電行業支招說，要弄懂消費電子2.0時代的幾個特征，即相互鏈接、無縫連接、感知用戶、簡單易用，而多屏互動、社交電視的興起將會改變電視的特征，比如你可以在網上按照自己的興趣、合適時間甚至是心情好壞、不同階段知識的需求等建立自己的智能的“電視頻道”，對正在播放的視頻進行評價，把喜愛的節目推薦給朋友和家人，每個人都會擁有一臺自己的“電視”是大勢所趨。亨利說：電視臺消亡，視頻興盛，電視的移動、互聯是唯一處理。
智能電視需要解決不兼容難題
現在智能電視的發展也面臨著一些技術方面的挑戰。個人計算機的飛速發展與鍵盤鼠標的合理使用有直接關系，智能手機的飛躍與觸摸屏的應用密切相關，而智能電視想要發展，必然需要更為適合的輸入設備，但是截至目前還沒有十分便捷、真正適合智能電視的輸入設備，目前智能電視的發展也受到了輸入設備的嚴重制約。
智能電視發展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其操作系統不統一，基本上每個廠商均擁有自己獨特的智能電視操作系統，相互之間不兼容，這就使得智能電視之間的互通變得非常困難。
谷歌CEO施密特說，20年前人們就試圖將電視與網絡相連接，但將一個具有50年歷史的技術與新技術相結合，比單純提出一個新技術構想還要困難。
未來電視還會有更多功能的延伸。不僅僅是從厚到薄的一些簡單外觀的變化，而會是一種功能上的改變。
中国の好色役人たちはギネス記録をいくつ更新したのか？
22日、中国人ブロガーが「中国の汚職役人はいくつのギネス記録を更新したのか」と題した記事で、役人たちの“輝かしい記録”を紹介している。写真は10月、浙江省杭州で開催された「反腐敗キャンペーンの成果展」。
2011年11月22日、中国人ブロガーが「中国の汚職役人はいくつのギネス記録を更新したのか」と題した記事で、役人たちの“輝かしい記録”を紹介している。中国のブログサイト・鳳凰博報に掲載された。以下はその内容。
汚職役人が愛人を囲ったり女を買ったりすることの弊害は飲酒運転より深刻だ。そのために使い込まれた公金は数千万元、数億元（1元＝12円）にも上るというから、彼女たちの“功績”は無視できない。しかも、それは役人社会の暗黙のルールになっているようだ。以下に項目別にまとめた彼らの“ギネス記録”を紹介しよう。
「愛人の数」
江蘇省建設庁の徐其耀（シュー・チーヤオ）元庁長が146人もの愛人を囲うという大記録を樹立。母娘ともども愛人にするという荒業も。
「愛人の質」
ヒルトンホテルに愛人3人を囲っていた重慶市委宣伝部の張宗海（ジャン・ゾンハイ）元部長。「大卒」「美人」「処女」しか愛人にしなかった。
「集めた陰毛」
海南省紡績工業局の李慶普（リー・チンプー）元副局長のセックス日記は95冊。集めた女性の陰毛は236本に上る。
「愛人の若さ」
四川省楽山市の李玉書（リー・ユーシュー）副市長の愛人は弱冠16歳。61万元（約736万円）の豪邸をプレゼントし、囲っていた。
「同時進行の愛人の数」
安徽省宣城市の楊楓（ヤン・フォン）元市委副書記はMBA（経営管理修士）の知識をフル活用。「首席愛人」に他の6人の管理を任せ、愛人同士のバトルも効率よく回避。
「オレ様的愛人論」
南京[女乃]業集団の金維芝（ジン・ウェイジー）元社長いわく「俺クラスの男に愛人がいない方がおかしいだろう？生理的欲求を満たすだけじゃない。愛人がいないと馬鹿にされるんだよ」。
「公金の豪快な使いっぷり」
深セン市沙井信用社の●（＝「登」におおざと）宝駒（ドン・バオジュー）元主任。愛人5人に贅沢な生活をさせるために使い込んだ公金は3年間で2億3000万元（約27億7000万円）。
「発想はユニーク」
福建省周寧県の林龍飛（リン・ロンフェイ）元県委書記は愛人22人を一堂に集め、盛大な宴会を開催。この中から2年に1度、「1位」を決めることを宣言。
「手当たり次第」
湖北省天門市の張二江（ジャン・アルジアン）元市委書記が12年の間に手を付けた女性の数は107人。「街で気に入った女性は必ずお持ち帰り」が基本。
「愛人全員と子づくり」
海南省臨高県城監大隊の●（＝「登」におおざと）善紅（ドン・シャンホン）元隊長。6人の愛人全員に子どもを産ませていた。
「愛人に誓約書」
湖南省郵電学校の曽国華（ズン・グオホア）元校長は愛人に「誓約書」を書かされた。その内容は「60歳になったら結婚する」「週に3回セックスをする」。破ったら関係をばらすと脅されていた。
2011年11月22日、中国人ブロガーが「中国の汚職役人はいくつのギネス記録を更新したのか」と題した記事で、役人たちの“輝かしい記録”を紹介している。中国のブログサイト・鳳凰博報に掲載された。以下はその内容。
汚職役人が愛人を囲ったり女を買ったりすることの弊害は飲酒運転より深刻だ。そのために使い込まれた公金は数千万元、数億元（1元＝12円）にも上るというから、彼女たちの“功績”は無視できない。しかも、それは役人社会の暗黙のルールになっているようだ。以下に項目別にまとめた彼らの“ギネス記録”を紹介しよう。
「愛人の数」
江蘇省建設庁の徐其耀（シュー・チーヤオ）元庁長が146人もの愛人を囲うという大記録を樹立。母娘ともども愛人にするという荒業も。
「愛人の質」
ヒルトンホテルに愛人3人を囲っていた重慶市委宣伝部の張宗海（ジャン・ゾンハイ）元部長。「大卒」「美人」「処女」しか愛人にしなかった。
「集めた陰毛」
海南省紡績工業局の李慶普（リー・チンプー）元副局長のセックス日記は95冊。集めた女性の陰毛は236本に上る。
「愛人の若さ」
四川省楽山市の李玉書（リー・ユーシュー）副市長の愛人は弱冠16歳。61万元（約736万円）の豪邸をプレゼントし、囲っていた。
「同時進行の愛人の数」
安徽省宣城市の楊楓（ヤン・フォン）元市委副書記はMBA（経営管理修士）の知識をフル活用。「首席愛人」に他の6人の管理を任せ、愛人同士のバトルも効率よく回避。
「オレ様的愛人論」
南京[女乃]業集団の金維芝（ジン・ウェイジー）元社長いわく「俺クラスの男に愛人がいない方がおかしいだろう？生理的欲求を満たすだけじゃない。愛人がいないと馬鹿にされるんだよ」。
「公金の豪快な使いっぷり」
深セン市沙井信用社の●（＝「登」におおざと）宝駒（ドン・バオジュー）元主任。愛人5人に贅沢な生活をさせるために使い込んだ公金は3年間で2億3000万元（約27億7000万円）。
「発想はユニーク」
福建省周寧県の林龍飛（リン・ロンフェイ）元県委書記は愛人22人を一堂に集め、盛大な宴会を開催。この中から2年に1度、「1位」を決めることを宣言。
「手当たり次第」
湖北省天門市の張二江（ジャン・アルジアン）元市委書記が12年の間に手を付けた女性の数は107人。「街で気に入った女性は必ずお持ち帰り」が基本。
「愛人全員と子づくり」
海南省臨高県城監大隊の●（＝「登」におおざと）善紅（ドン・シャンホン）元隊長。6人の愛人全員に子どもを産ませていた。
「愛人に誓約書」
湖南省郵電学校の曽国華（ズン・グオホア）元校長は愛人に「誓約書」を書かされた。その内容は「60歳になったら結婚する」「週に3回セックスをする」。破ったら関係をばらすと脅されていた。
日本式的荣誉感
几周前发生在奥林巴斯(Olympus)的事情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家日本相机及医疗设备制造商的总裁、英国人迈克尔 - 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在被解职后，披露了一些极为怪异的交易的细节。有些事极其不对劲儿，只是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奥林巴斯会花费14亿美元进行三笔极小的收购交易，却支付一笔高得荒唐的咨询费用。
最近，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却也越来越令人不安。伍德福德的继任者高山修一(Shuichi Takayama)近日在东京的一场正式致歉活动中两度鞠躬。他透露，董事会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想方设法隐瞒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投资损失。这些亏损都以收购之名被核销。
以该公司前董事长菊川刚(Tsuyoshi Kikukawa)为首的三名董事虽然受到指控，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值得尊敬的，这一点我们不难相信。他们也许认为小心翼翼地掩盖错误、不让前任们丢脸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仍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他们想错了。诚实的结果应该会好很多，不管是对公司的投资者，还是对员工、审计人员甚至整个日本商业而言，都是如此。可实际情况是，他们将公司置于了一种危险而脆弱的境地，陷其他董事于不义——这些董事或者是知道事情内幕，抑或是渎职。
金融机构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譬如日本长期信贷银行(Long-Term Credit Bank)和山一证券(Yamaichi Securities)上世纪90年代末曾通过“tobashi”交易（即资产负债表外融资——译者注）掩盖泡沫破灭后遭受的损失。它们将受损资产按照账面价值转移到“傀儡”子公司中，以这种方式掩盖在证券和贷款方面的损失——奥林巴斯只不过成功将自己的伎俩多隐瞒了十几年。
它还让人想起银行里的“流氓”交易员，他们在出现损失后利用虚假交易和秘密账户来掩盖亏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巴林银行(Barings)的流氓交易员尼克 - 李森(Nick Leeson)投资日经225股指和日本国债造成的损失金额，大致相当于奥林巴斯为上述可疑交易支付的金额。不同之处在于，此次罪魁祸首都是奥林巴斯的董事。
奥林巴斯的本能反应和流氓交易员是一样的——都认为掩盖损失而不是坦白承认，才是自我拯救的唯一方法。奥林巴斯的董事们之所以不愿及时认错、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日本人所具有的强烈荣誉感或许在从中作祟。
即便从目前掌握的证据上看，也足以表明这是一桩巨大的丑闻，也充分证明伍德福德的决定——曝光此事，而不是为了保住职位而保持沉默——的正确性。此等高层内部的沆瀣一气通常只是约翰 - 格里森姆(John Grisham)小说里的内容或是好莱坞讲述企业肮脏交易的影片里的情节，而不应该是董事会日常运作中的一幕。
这种不端行为将一家医疗设备业务誉满全球同时还拥有一个知名相机品牌的公司推入了险境。奥林巴斯的股价自10月中旬以来下跌了75%，其市值仅略高于35亿美元的股本总额，公司债券评级也遭下调。菊川刚曾指责伍德福德“企图破坏社会对于奥林巴斯的信任”，可实际上这样做的正是他自己。
正如安然(Enron)的垮台以及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利用“回购105”(Repo 105)来粉饰账目所显示的，会计丑闻不只是日本才有。即便如此，奥林巴斯承认的违规行为的金额和大胆程度仍然令人惊愕。利用企业高溢价收购继而将其减记的惯用操作来达到掩盖亏损的目的，这真是一篇以公司为主题的绝妙讽刺作品——“咨询费”的设立尤其富有创意。
不过，日本国内宽松的公司治理标准使奥林巴斯轻而易举地就钻了空子，这着实令人不安。在奥林巴斯的15名董事中，有12人为公司现任或是前任高管，而设立单独的审计委员会这一安全保障措施，也由于被指控三人之一的山田秀雄(Hideo Yamada)担任该委员会负责人而失去了意义。
与此同时，奥林巴斯聘请的外部审计机构——2009年之前是毕马威(KPMG)，目前是安永(Ernst & Young)——也面临一些难以解释的质疑：它们为何让这种欺骗继续下去，为何没有发现注册于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的基金的真实目的——据称，奥林巴斯以往的亏损正是通过这些基金被“洗白”的。
对于日本而言，更深刻的教训在于：出现问题时如果不去承认整件事情，反而去策划一场“软着陆”，它将导致信任的丧失。当真相最终水落石出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投资者会被吓跑，还会引发信任危机。
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同事吉莲 - 邰蒂(Gillian Tett)著有一本关于日本长期信贷银行倒闭的书。在这本名为《新泡沫经济》(Saving the Sun) 的书中，她讲述了该行管理者习惯于在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来人检查时将见不得人的文件藏到地下室中的水泥检修孔中。后来则更加变本加厉，他们组建了若干子公司，专门用于“容纳”不良贷款。
许多日本人对于事情的最终结果并不满意——该银行被一家以美国私人股本基金Ripplewood Holdings为首的财团收购，转变为一家西方式金融机构，并更名为新生银行(Shinsei Bank)。只是它曾经的欺骗行为令它变得脆弱不堪，正如同奥林巴斯的海外投资者目前正对其施加压力，要求做出改变。
在和谐的工作方法方面，西方世界的确可以从日本企业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不过日本公司的董事会应该密切关注高管的行为，并确保公司纪律得以落实，不管这个过程中会得罪谁。与之相反，奥林巴斯的董事们却是在庇护自身。
来一场彻底的“肃清”是必需的，同样需要的还有一个新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能够以一种可信的方式应对诸如该公司可能被东京证交所(Tokyo Stock Exchange)退市这样的风险。菊川刚当初或许是出于好意，可撒谎是不值得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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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ympus’s deceit was dishonourable
The goings-on at Olympus were baffling three weeks ago. Michael Woodford, the Japanese company’s British president, was fired and then disclosed details of some very odd deals. Something was badly awry but it was hard to fathom why Olympus had wasted $1.4bn on three tiny acquisitions and a ludicrously inflated advisory fee.
Things became clearer, but even more disturbing, this week. Shuichi Takayama, Mr Woodford’s successor, bowed twice at a formal apology in Tokyo as he revealed a two decade-long effort inside the boardroom to conceal investment losses dating back to the 1990s. These had been written off against acquisitions.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believe that the accused trio of directors, headed by Tsuyoshi Kikukawa, th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camera and medical equipment company, thought they were behaving honourably. They may have seen it as a duty to hide failure discreetly and not to make their predecessors lose face.
If so (and we still don’t know exactly what happened) they were wrong. Honesty would have been far better, not only for the company’s investors but for its employees, its auditors and for Japanese business. As it is, they left their company in a dangerously fragile condition and discredited the other directors, who either knew what was going on or failed in their duties.
The obvious parallel is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Long-Term Credit Bank and Yamaichi Securities, which concealed post-bubble losses at the end of the 1990s with tobashi transactions. They hid blunder on securities and loans by transferring impaired assets to dummy subsidiaries at book value – Olympus simply managed to string out its own deception for another decade and a half.
It is also reminiscent of banks’ rogue traders who make losses and conceal them with fake transactions and hidden accounts. Nick Leeson, Barings’ rogue trader, lost about the same amount on the Nikkei 225 share index and Japanese government bonds in the mid-1990s as Olympus has paid on its dubious deals. The difference is the alleged culprits sat on Olympus’s board.
Olympus shared the rogue trader’s instinct that covering up losses rather than coming clean was the only way to save itself. Perhaps the pronounced Japanese sense of honour had the perverse effect of preventing the company’s directors from admitting error promptly, and instead making it worse.
Even on the evidence so far, it is an extraordinary scandal and it fully vindicates Mr Woodford’s decision to go public rather than to keep quiet – and keep his job. Such complicity at the top is usually the stuff of John Grisham novels or Hollywood films about nasty corporations, not daily life in the boardroom.
This misbehaviour has put at risk a company with a world-renowned medical equipment business and a distinguished camera brand. A 75 per cent fall in Olympus’s share price since mid-October has reduced its market capitalisation to little more than its equity of $3.5bn and its bonds have been downgraded. Mr Kikukawa has accused Mr Woodford of “trying to destroy society’s trust” in Olympus but he did that himself.
Accounting scandals are far from uniquely Japanese, as Enron’s collapse and Lehman Brothers’ use of “Repo 105” window-dressing showed. Still, the size and audacity of what Olympus admits to doing is breathtaking. It was a nice piece of corporate satire to conceal losses by exploiting the widespread habit of paying too much for acquisitions and writing them down – that “advisory fee” was especially creative.
But weak standard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Japan made it disturbingly easy for the company to do so. Twelve of the 15 company’s directors were either executives or former executives and the safeguard of having a separate audit board was overridden by the fact that Hideo Yamada, one of the accused trio, headed that body.
Meanwhile, the company’s external auditors – KPMG until 2009 and now Ernst & Young – face tricky questions over why they allowed the deception to continue and did not discover the true purpose of the Cayman Islands-registered funds through which Olympus’s old losses were allegedly laundered.
There is a broader lesson for Japan – that engineering a “soft landing” when things go wrong rather than recognising the full depth of the problem, breeds mistrust. When the truth finally emerges, as we are seeing, investors run scared and a crisis of confidence erupts.
My FT colleague, Gillian Tett, recounts in Saving the Sun, her book on the fall of LTCB, that its officials had a habit of hiding embarrassing files in a concrete manhole in the basement when the Bank of Japan carried out its inspections. That progressed to setting up subsidiaries that were used to warehouse its non-performing loans.
Many Japanese were unhappy with the outcome – that LTCB was turned into a western-style institution called Shinsei Bank by an investment group let by Ripplewood Holdings, a US private equity fund. Yet its deception made it vulnerable, just as Olympus’s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are now pressing for change.
Japan’s companies have something to teach the west about harmonious working practices. But their boards of directors are supposed to keep an eye on executives and ensure that disciplines apply, no matter whom it embarrasses. Olympus’s directors instead protected their own.
A thorough clean-out is needed, and a new leadership that can deal credibly with threats such as the company being delisted by the Tokyo Stock Exchange. Mr Kikukawa may have had good intentions, but dishonesty is dishonourable.
最近，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却也越来越令人不安。伍德福德的继任者高山修一(Shuichi Takayama)近日在东京的一场正式致歉活动中两度鞠躬。他透露，董事会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想方设法隐瞒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投资损失。这些亏损都以收购之名被核销。
以该公司前董事长菊川刚(Tsuyoshi Kikukawa)为首的三名董事虽然受到指控，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值得尊敬的，这一点我们不难相信。他们也许认为小心翼翼地掩盖错误、不让前任们丢脸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仍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他们想错了。诚实的结果应该会好很多，不管是对公司的投资者，还是对员工、审计人员甚至整个日本商业而言，都是如此。可实际情况是，他们将公司置于了一种危险而脆弱的境地，陷其他董事于不义——这些董事或者是知道事情内幕，抑或是渎职。
金融机构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譬如日本长期信贷银行(Long-Term Credit Bank)和山一证券(Yamaichi Securities)上世纪90年代末曾通过“tobashi”交易（即资产负债表外融资——译者注）掩盖泡沫破灭后遭受的损失。它们将受损资产按照账面价值转移到“傀儡”子公司中，以这种方式掩盖在证券和贷款方面的损失——奥林巴斯只不过成功将自己的伎俩多隐瞒了十几年。
它还让人想起银行里的“流氓”交易员，他们在出现损失后利用虚假交易和秘密账户来掩盖亏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巴林银行(Barings)的流氓交易员尼克 - 李森(Nick Leeson)投资日经225股指和日本国债造成的损失金额，大致相当于奥林巴斯为上述可疑交易支付的金额。不同之处在于，此次罪魁祸首都是奥林巴斯的董事。
奥林巴斯的本能反应和流氓交易员是一样的——都认为掩盖损失而不是坦白承认，才是自我拯救的唯一方法。奥林巴斯的董事们之所以不愿及时认错、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日本人所具有的强烈荣誉感或许在从中作祟。
即便从目前掌握的证据上看，也足以表明这是一桩巨大的丑闻，也充分证明伍德福德的决定——曝光此事，而不是为了保住职位而保持沉默——的正确性。此等高层内部的沆瀣一气通常只是约翰 - 格里森姆(John Grisham)小说里的内容或是好莱坞讲述企业肮脏交易的影片里的情节，而不应该是董事会日常运作中的一幕。
这种不端行为将一家医疗设备业务誉满全球同时还拥有一个知名相机品牌的公司推入了险境。奥林巴斯的股价自10月中旬以来下跌了75%，其市值仅略高于35亿美元的股本总额，公司债券评级也遭下调。菊川刚曾指责伍德福德“企图破坏社会对于奥林巴斯的信任”，可实际上这样做的正是他自己。
正如安然(Enron)的垮台以及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利用“回购105”(Repo 105)来粉饰账目所显示的，会计丑闻不只是日本才有。即便如此，奥林巴斯承认的违规行为的金额和大胆程度仍然令人惊愕。利用企业高溢价收购继而将其减记的惯用操作来达到掩盖亏损的目的，这真是一篇以公司为主题的绝妙讽刺作品——“咨询费”的设立尤其富有创意。
不过，日本国内宽松的公司治理标准使奥林巴斯轻而易举地就钻了空子，这着实令人不安。在奥林巴斯的15名董事中，有12人为公司现任或是前任高管，而设立单独的审计委员会这一安全保障措施，也由于被指控三人之一的山田秀雄(Hideo Yamada)担任该委员会负责人而失去了意义。
与此同时，奥林巴斯聘请的外部审计机构——2009年之前是毕马威(KPMG)，目前是安永(Ernst & Young)——也面临一些难以解释的质疑：它们为何让这种欺骗继续下去，为何没有发现注册于开曼群岛(Cayman Islands)的基金的真实目的——据称，奥林巴斯以往的亏损正是通过这些基金被“洗白”的。
对于日本而言，更深刻的教训在于：出现问题时如果不去承认整件事情，反而去策划一场“软着陆”，它将导致信任的丧失。当真相最终水落石出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投资者会被吓跑，还会引发信任危机。
我在英国《金融时报》的同事吉莲 - 邰蒂(Gillian Tett)著有一本关于日本长期信贷银行倒闭的书。在这本名为《新泡沫经济》(Saving the Sun) 的书中，她讲述了该行管理者习惯于在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来人检查时将见不得人的文件藏到地下室中的水泥检修孔中。后来则更加变本加厉，他们组建了若干子公司，专门用于“容纳”不良贷款。
许多日本人对于事情的最终结果并不满意——该银行被一家以美国私人股本基金Ripplewood Holdings为首的财团收购，转变为一家西方式金融机构，并更名为新生银行(Shinsei Bank)。只是它曾经的欺骗行为令它变得脆弱不堪，正如同奥林巴斯的海外投资者目前正对其施加压力，要求做出改变。
在和谐的工作方法方面，西方世界的确可以从日本企业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不过日本公司的董事会应该密切关注高管的行为，并确保公司纪律得以落实，不管这个过程中会得罪谁。与之相反，奥林巴斯的董事们却是在庇护自身。
来一场彻底的“肃清”是必需的，同样需要的还有一个新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能够以一种可信的方式应对诸如该公司可能被东京证交所(Tokyo Stock Exchange)退市这样的风险。菊川刚当初或许是出于好意，可撒谎是不值得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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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ympus’s deceit was dishonourable
The goings-on at Olympus were baffling three weeks ago. Michael Woodford, the Japanese company’s British president, was fired and then disclosed details of some very odd deals. Something was badly awry but it was hard to fathom why Olympus had wasted $1.4bn on three tiny acquisitions and a ludicrously inflated advisory fee.
Things became clearer, but even more disturbing, this week. Shuichi Takayama, Mr Woodford’s successor, bowed twice at a formal apology in Tokyo as he revealed a two decade-long effort inside the boardroom to conceal investment losses dating back to the 1990s. These had been written off against acquisitions.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believe that the accused trio of directors, headed by Tsuyoshi Kikukawa, th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camera and medical equipment company, thought they were behaving honourably. They may have seen it as a duty to hide failure discreetly and not to make their predecessors lose face.
If so (and we still don’t know exactly what happened) they were wrong. Honesty would have been far better, not only for the company’s investors but for its employees, its auditors and for Japanese business. As it is, they left their company in a dangerously fragile condition and discredited the other directors, who either knew what was going on or failed in their duties.
The obvious parallel is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Long-Term Credit Bank and Yamaichi Securities, which concealed post-bubble losses at the end of the 1990s with tobashi transactions. They hid blunder on securities and loans by transferring impaired assets to dummy subsidiaries at book value – Olympus simply managed to string out its own deception for another decade and a half.
It is also reminiscent of banks’ rogue traders who make losses and conceal them with fake transactions and hidden accounts. Nick Leeson, Barings’ rogue trader, lost about the same amount on the Nikkei 225 share index and Japanese government bonds in the mid-1990s as Olympus has paid on its dubious deals. The difference is the alleged culprits sat on Olympus’s board.
Olympus shared the rogue trader’s instinct that covering up losses rather than coming clean was the only way to save itself. Perhaps the pronounced Japanese sense of honour had the perverse effect of preventing the company’s directors from admitting error promptly, and instead making it worse.
Even on the evidence so far, it is an extraordinary scandal and it fully vindicates Mr Woodford’s decision to go public rather than to keep quiet – and keep his job. Such complicity at the top is usually the stuff of John Grisham novels or Hollywood films about nasty corporations, not daily life in the boardroom.
This misbehaviour has put at risk a company with a world-renowned medical equipment business and a distinguished camera brand. A 75 per cent fall in Olympus’s share price since mid-October has reduced its market capitalisation to little more than its equity of $3.5bn and its bonds have been downgraded. Mr Kikukawa has accused Mr Woodford of “trying to destroy society’s trust” in Olympus but he did that himself.
Accounting scandals are far from uniquely Japanese, as Enron’s collapse and Lehman Brothers’ use of “Repo 105” window-dressing showed. Still, the size and audacity of what Olympus admits to doing is breathtaking. It was a nice piece of corporate satire to conceal losses by exploiting the widespread habit of paying too much for acquisitions and writing them down – that “advisory fee” was especially creative.
But weak standard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Japan made it disturbingly easy for the company to do so. Twelve of the 15 company’s directors were either executives or former executives and the safeguard of having a separate audit board was overridden by the fact that Hideo Yamada, one of the accused trio, headed that body.
Meanwhile, the company’s external auditors – KPMG until 2009 and now Ernst & Young – face tricky questions over why they allowed the deception to continue and did not discover the true purpose of the Cayman Islands-registered funds through which Olympus’s old losses were allegedly laundered.
There is a broader lesson for Japan – that engineering a “soft landing” when things go wrong rather than recognising the full depth of the problem, breeds mistrust. When the truth finally emerges, as we are seeing, investors run scared and a crisis of confidence erupts.
My FT colleague, Gillian Tett, recounts in Saving the Sun, her book on the fall of LTCB, that its officials had a habit of hiding embarrassing files in a concrete manhole in the basement when the Bank of Japan carried out its inspections. That progressed to setting up subsidiaries that were used to warehouse its non-performing loans.
Many Japanese were unhappy with the outcome – that LTCB was turned into a western-style institution called Shinsei Bank by an investment group let by Ripplewood Holdings, a US private equity fund. Yet its deception made it vulnerable, just as Olympus’s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are now pressing for change.
Japan’s companies have something to teach the west about harmonious working practices. But their boards of directors are supposed to keep an eye on executives and ensure that disciplines apply, no matter whom it embarrasses. Olympus’s directors instead protected their own.
A thorough clean-out is needed, and a new leadership that can deal credibly with threats such as the company being delisted by the Tokyo Stock Exchange. Mr Kikukawa may have had good intentions, but dishonesty is dishonourable.
2011-11-11
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互補 履行責任彰顯媒體力量
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優勢互補 履行責任彰顯媒體力量
2011年中國傳媒論壇即將召開，論壇的主題就是“履行傳媒責任，彰顯傳媒力量”，新浪傳媒(微博)邀請到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副院長，中國傳媒社會責任課題組的組長陳剛(微博)陳院長，探討新媒體時代的傳媒社會責任，以及怎樣彰顯媒體責任。新媒體的發展讓傳統媒體面臨新的社會責任，二者互補更能彰顯媒體力量。
主持人王瑩：親愛的新浪網的網友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浪傳媒《對話傳媒人》欄目，我是主持人王瑩。2011年中國傳媒論壇即將召開，這次論壇的主題就是“履行傳媒責任，彰顯傳媒力量”，今天我們特別請到專家和我們聊一下這個話題，他就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副院長，中國傳媒社會責任課題組的組長陳剛陳院長，歡迎您。
陳剛：各位網友，早上好。
傳媒社會責任需要引起社會重視
主持人王瑩：陳院長，我不知道這次我們為什么又把這個主題作為傳媒論壇活動的一個核心內容，因為我們一直都在說傳媒的責任，引導輿論，也說傳播信息，現在為什么又特別的提出來呢？
陳剛：因為整個中國的社會發展在轉型，像傳媒的責任，像傳媒在輿論引導中的作用，我們一直在強調，但是在整個這樣一個轉型的過程中，其實我們要更全面的評價傳媒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價值，需要一個新的體系來評估，來衡量。所以，今年我們專門做了一個研究，并希望通過像今天我們這樣一種訪談，還有很多的活動，還有論壇的形式，把傳媒的社會責任作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再重新的把它強調出來，引起行業的關注，引起社會的關注。
主持人王瑩：也可以說我們今天訪談，也包括12月底舉辦的論壇都是我們的一個活動內容之一。
陳剛：是。
主持人王瑩：為了讓大家對傳媒的責任引起更高的重視，是嗎？
陳剛：對，傳媒的社會責任，我想傳媒的責任一直就有，就是在這種社會轉型中怎么更好的發揮傳媒的力量，而且要調整現在傳媒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適應社會發展的變化，適應這種傳播環境的變化。可能從這方面是我們更加強調的。
新媒體讓傳統媒體面臨新的社會責任
主持人王瑩：陳院長，在您做的大量的課題，大量的研究中，您發現在社會的轉型中，我們傳媒又面臨什么新的社會責任呢？
陳剛：這個社會責任過去可能整個的環境比較單純，像傳媒發揮好娛樂引導的作用，發揮好滿足老百姓娛樂生活需要的功能，承擔起監督的這樣一些責任，這個可能就已經是傳媒的一些責任的范圍里了。但是在目前這個環境中，我想一個是傳播環境的變化，像微博這樣一些新的社會化傳播形式的高速發展，使得我們原來的媒體的這樣一些作用，這樣一些影響力受到沖擊。
還有，在中國有一個很獨特的問題，就是中國傳媒的機制和結構本身有不足。這個機制和結構就是中國的傳統媒體，像電視、報紙、廣播、雜志，原來基本上是在行政化的框架下建立起來的，這個框架下建立起來，它更多的可能是從宣傳，從行政的需要來設置。
這樣一個傳統媒體的結構當改革開放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又充分參與到市場競爭中去，就是說每個媒體本來是由于行政的需要設置，但是在這種市場競爭過程中，它又變成了一個有自己利益的一個市場的主體。市場的這種結構跟行政的結構是不匹配的，這兩個之間的矛盾現在越來越突出。這種矛盾使的我們在傳媒承擔社會責任方面遇到了非常多的問題。比如說過度的娛樂化，虛假的信息，一些內容的報道。
包括面對微博這樣新的傳播形態，傳統媒體有時候我覺得是無所適從，到底怎么樣應對，現在都在一個探討的過程中。
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對傳媒又有更多的需求，怎么樣能夠通過公益，通過環保，通過社會各方面更多的責任的承擔，使我們傳媒除了一個行政機構、市場結構，市場中的主體之外，變成了一個社會公民，可能這些方面要求必須突出社會責任的主題，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定要高舉這樣一個旗幟。
媒體責任除了媒體人自律還需社會共同努力
主持人王瑩：的確，像您說的現在社會的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利益的追逐，特別是市場化，可能對于傳媒的整個環境也是有一個沖擊力的，而且沖擊力還是非常非常強的，作為媒體人，置身于這樣的環境中，應該怎樣把握自己，或者說怎樣去做一些可以說是有責任的事情呢？去捍衛媒體的責任。
陳剛：整個問題的解決光靠媒體人是解決不了的，因為剛才我說的結構的問題，這個結構的問題單獨的一個媒體是解決不了的，這個可能需要政府管理部門從各方面來推進。比如說我們現在的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化，其實正是在努力解決傳媒機構中原來存在的行政主體和市場主體之間的矛盾，使他們倆更好的能夠配合，而且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優化傳媒的結構，形成一種良性的市場競爭，避免或者減少惡性的競爭。因為惡性的競爭要求一個傳媒人淡定，守住底線，當他生存斗解決不了的時候，他有的時候可能要做出一些他自己也不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一個是從這樣一個結構的層面，可能從政府這些部門要做更多的工作。在目前這個環境中，我想傳媒人確實要有更好的社會責任意識，這個方面包括真正創造出自己滿意的內容。自己滿意，不是為了商業的利益，為了競爭的需求，生產炮制出各種自己都不愿意看或者自己看了都不好意思的內容。
另一方面，在經營方面，也要努力推動一個更良性的競爭環境。大家避免過度的惡性的競爭。這樣的話整個傳媒的發展才有一個基礎，有一個保證。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傳媒才能夠更好的承擔起社會責任，否則當一個媒體工資都發不出來，然后住的破房子，然后大家心情很不好的時候，光靠道德的這樣一種約束，光靠一種自律我覺得勉為其難。
主持人王瑩：陳院長，您說的太客觀了，如果這個媒體連存活都存活不下去，談何它的責任或者它應該盡的義務呢。
陳剛：是。所以，我們現在光強調媒體的自律是不夠的，自律是必須的，但是真正的讓媒體更好的發揮社會責任還需要像政府管理部門，還需要整個社會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主持人王瑩：特別是大環境，首先給它營造一個比較好的生存環境，它才能更好的履行自身的責任。我們研究體系取得了什么成果，或者有什么新的進展？
陳剛：目前我們還是在過程中，通過大量的訪談，通過大量的案例的一些收集，包括通過一些跟其他行業的社會責任對比性研究，我想一定要強調傳媒的社會責任這個體系同一般的企業是不一樣的，同一般的商業機構是不一樣的，這里面可能要吸收其他行業社會責任評價這個體系中的一些主要的部分，但是要根據我們傳媒行業的獨特性，要增添或者減少一些衡量的指標。
通過這樣一個指標體系的建構，形成一個適合中國環境的，能夠客觀的評估一個媒體的社會責任，發展的程度，它努力達到的一個狀況，同時又能產生引導的作用，讓更多的媒體按照這樣一套體系努力。
傳統媒體的公信力與新媒體互補發展
主持人王瑩：有的時候說心里話，陳院長，我們覺得媒體可能責任或者其他方面做的還不是很好的時候，發現新的傳播方式已經應運而生了，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原來的責任沒有談到，原來的內容還沒有做好，對于新的傳播方式的誕生，我們是不是就會束手無策，比如微博，現在大家說它具有草根性，說人人都可以成為記者的時代到來了，對于微博這種新的傳播方式，我們應該怎么管理，或者它的傳媒責任又在哪里呢？
陳剛：我想傳統的媒體看待微博這種形態，面對這種變化，怎么樣應對，怎么樣適應的一個問題，像微博這類新的社會化媒體的形態出現以后，在社會責任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怎么樣更好的健康發展的問題。像傳統媒體，我覺得中國應該說充滿了機會，但是也有很多的哀怨。
比如說如果沒有互聯網這樣一種變化，中國的傳統媒體可能會像很多國家地區一樣，從起步到高速發展，到很輝煌。多年以前我就講過中國的傳統媒體有可能會未老先衰，它不是不努力，它非常努力，而且發展的方向看起來是很明確的，但是很不幸的是遇到了互聯網。互聯網出現之后，改變了整個傳播傳統的模式，它應該是顛覆性的。在這種背景下，傳統媒體在自身發展的同時，努力的同時，又面對了互聯網這樣一種新的形態的崛起，而這種崛起包容了傳統媒體過去所能做的非常多的這樣一些工作、優勢，同時又有自己獨有的優勢，傳統媒體做不到的。
我覺得對傳統媒體確實是一個考驗，要更好的適應這個環境，在這種環境中要努力尋找機會，確立自己的優勢。我對傳統媒體在中國的發展其實還是比較樂觀的，因為中國跟其他國家地區不太一樣。
比如說像英國，今年上半年有一個很不好的數據，就是互聯網媒體的廣告收入第一次超過了電視，這個在全世界是第一家。可能有些國家地區互聯網廣告的收入接近了報紙，英國不光是超過了報紙，而且超過了電視，變成了英國的第一大廣告平臺。
我覺得英國是個特例，包括其他國家地區，可能對中國來說都是個特例，因為中國的人太多。在這么大的市場空間，傳統媒體肯定在短時間內它的優勢還是會保持，可能會受到沖擊，尤其電視這樣一些媒體，我認為它在短時間內肯定是保持最有影響力的媒體的位置。
另一方面，其實互聯網又給它提供了一個學習的平臺，比如說在這種環境中，它怎么讓內容更加軟化，更加有溝通的姿態，更加希望提供互動的空間，同微博這樣一些平臺互補。其實我要強調的一個就是我們無論社會怎么變化，從每一個人來說，對信息接觸的兩類主要的入口，一個是個人的入口，微博是個人的入口，一個是公共的入口，每個人都需要有公共生活的，群體生活，可能微博更適合一個人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內容，選擇接觸的朋友。數字家園，這是我的家。傳統媒體它的價值就是它的公信力，它畢竟是經過把關人篩選的，它面對的是所有的人都應該了解的一些內容。微博無論怎么選擇還是一個小圈子，每個人不可能生活在一個小圈子里，還是在公共生活中，他要適應這種生活必須要來賓整個社會關注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是由像電視這種公共的平臺提供的。所以，他倆在一段時間內一定是互補的，傳統媒體的這種優勢是微博這種形態目前無法替代的。
十年以后什么樣，傳統媒體和互聯網新媒體，各種角逐，但是最終肯定需要兩個平臺，一個是以微博，這是個開始，將來形成的個人的一個平臺，然后就是一個像目前電視為主的公共的平臺。但是公共的平臺將來什么樣，我現在確實沒法判斷，但是肯定無論什么時候，我們都需要一個公信力特別突出，能夠面向所有人的一個公共平臺，解決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信息滿足的不同的需求。那個平臺有可能是在視頻這類媒體中或者像新浪這種媒體，最后通過自己的一些規則，這些品牌，讓大家認為這個平臺的信息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個公共信息平臺。
微博出現以后，帶來的變化驚天動地，我一直認為微博的出現是互聯網各種變化中最革命性的變化之一。
微博是一個社會 是一種生活方式
主持人王瑩：陳院長，在這里我特別想跟您探討一個問題，這并不讓我們驚訝，因為我們研究傳統媒體的時候就在考慮是不是能更加增強互動性，更加增強參與性，那個時候就是我們所期盼的，微博的誕生就是增加了參與性和互動性。
陳剛：那時候只是一個期盼，但是技術手段和發展的形態還不能真正的把這種特點體現出來。比如說我們期盼將來一種什么樣的社會，但是不等于它已經實現了。所以，微博是實現了這樣一種變化的真正的實實在在的一個開始，在將來我想沿著這個方向肯定還會有更多的一些發展，從微博開始，將來發展成什么樣，現在還沒有辦法把它準確的描述出來，但是我相信這是一個方向。
這種方向使得微博承擔了無數個功能，其中包括媒體的功能。比如說我要了解資訊，過去是通過媒體，微博在這方面現在也是價值很大，比如我看喬布斯去世，可能是在微博上先看到，然后在其他媒體才看到。很多的內容我們都是在微博上第一個了解。微博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微博不光是媒體，這是我要強調的，或者微博根本就不是媒體。
主持人王瑩：那您還把它比成什么呢？
陳剛：微博我把它叫做數字生活空間，這是一個生活的地方，它不是一個媒體。比如電視，我不可能生活在電視上，報紙，我不可能生活在報紙上，微博它是我們生活在這個地方，這個里面包括媒體，我們現在媒體的功能比較突出，但是不能用媒體來替代微博能體現的所有的價值，但是既然有媒體的功能，我們討論媒體的社會責任，那可能必須要對微博進行研究，然后進行管理，應該說在這方面它既然是有媒體的功能，媒體在任何國家地區都是有一套管理的體系的。
這個管理我認為現在大家都在探討，怎么樣使它更好的承擔社會責任。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發布信息，很多的虛假不良的信息有可能會出現。這個過程全世界都是遇到共同的問題。其實我現在看到了很多很好的嘗試，比如新浪微博每天有一個。
主持人王瑩：是監控嗎？
陳剛：不是監控，它會發布今天微博上出現的哪些是虛假的，每天有一個單子告訴大家，今天你看到的哪些東西是虛假的，它提供這個讓大家了解，某種程度上起到了一個幫助判斷的把關人，發布的時候沒法控制，但是發布之后，我覺得它可以進行調整。
主持人王瑩：原來媒體的責任是這樣成長起來的。
陳剛：那沒辦法，任何媒體剛出現的時候，誰都不知道它的規律。還有另一方面，我認為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微博就是一個生活空間，就像你平常在生活中也接觸到各種八卦，真的，假的，但是你還是能逐漸逐漸學會了判斷力，你還是很好的成長起來了，沒有說因為那么多的從各種利益出現的小道消息包圍著你你就活不下去了，微博也是這樣，有人講微博叫自清潔功能。我們在微博上越來越多的人可能對很多的信息看到了以后，他會發一個求證，這個實際上是提出質疑了，到底這個消息是真的假的，希望大家共同幫助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微博的自清潔功能。
其實微博就是一個社會，就是一個生活。在很多方面它跟我們日常生活是一樣的，我們日常生活中每個人也都可以說話，從各自的利益跟你聊天，對一個人的評價，對你一個同事的評價，你發現所有人跟你說的完全是不一樣的，但這個時候你還是很明白。這個就是微博上它的新的特點。
主持人王瑩：陳院長，說到這兒，我還是想跟您探討一個問題，剛才我們談了很多媒體，它的功能是不一樣的，這取決于它的傳播方式，傳播手段的不同，它即使想達到這樣的功能，可能又囿于它的傳播方式、它的傳播手段不能達到，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我們就想每個媒體有不同的功能，把它的責任整齊劃一開來也不太公正吧，讓它都達到同一種責任？
陳剛：我覺得有共性，有個性。共性是一樣的，就是你對社會要有承諾，這套指標體系是一樣的。
主持人王瑩：就是我們提供的內容一定要真實可靠，媒體存活下去的基本理由應該是有的。
陳剛：對，要滿足社會和我們面對的對象的這些需求，我覺得這些共性是一樣的，但是微博確確實實又同傳統媒體有非常大的區別。
主持人王瑩：我們是不是對他提出的媒體的責任又不一樣了呢？
陳剛：我想微博在它的個性方面會有差異，社會責任是一樣的，但是怎么樣執行，怎么樣評估，會有差異。
主持人王瑩：這是不是也是我們在12月底要召開的中國傳媒論壇上要解決的問題？
微博使社會進入直播時代
陳剛：不能說解決，是希望進一步的研究，不斷討論。因為微博現在剛開始，雖然一方面大家很興奮，給大家提供了過去無法想象的一些方便。另一方面它也惹了很多麻煩。我想這個問題應該是一個持續研究的過程。
主持人王瑩：當我們在談媒體責任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回顧其實我們多年一直在強調的這個問題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今天在和一個朋友聊天就說過，如果以前，說心里話，在街上碰到碰瓷的現象可能會出現兩個人對罵，大大出手的情況，但是近些年這種情況減少了，主要的原因是他怕隨時有人拍他，會公布于眾，這是不是也是我們？
陳剛：我覺得這兩個之間，比如碰瓷的數量減少，跟微博的發展這個關系我還沒有進行過研究。
主持人王瑩：我是說媒體。
陳剛：跟媒體？微博進入了一個直播時代，這是我一直有一個感觸，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的事情如果有人關注，那么它在微博上會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影響，可能你在一個非常偏遠的小縣城做了一件事情，過去傳統媒體時代它要被全國性的媒體發布出來，我覺得門檻是很高的，但是微博不一樣。碰瓷假設在微博上出現，形成關注的話，我想這個影響力，對碰瓷本人，比如最近看到很多老人倒在地上的現象，對很多的現象會產生輿論的壓力，會讓他了解在這個環境中，我們很多的規則必須要遵守。
履行媒體責任為了更好地彰顯媒體力量
主持人王瑩：陳院長，我們這次特別強調要履行媒體責任，再次重申媒體責任，是不是為了更好的彰顯媒體的力量，讓媒體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陳剛：你這個概括我覺得把我想說的很多話都說了，確實是這樣。因為我們進入這個時代，有人把它叫整個社會，它跟媒體的傳播是兩個越來越交融在一起，越來越充分的傳播。我一直說我們將來是生活在一個數字生活空間，這個數字生活空間可能都是各種各樣的信息內容和溝通交流。
在這個過程中，媒體傳播的力量越來越大，從整體來看，不是說某一個媒體，從整體來看，媒體傳播的力量越來越大，在這個過程中，媒體必須要更好的承擔起社會責任，然后才能推動整個社會更好的發展。
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中國除了媒體，整個社會處在一個極其復雜的社會轉型過程中，這個轉型過程中必須有傳媒社會責任的這樣一種支持。這個轉型是極其復雜的，我們目前整個中國社會經歷這個階段。對傳媒的要求可能更高。怎么樣很好的配合中國的轉型，然后用自己的力量來參與到這種社會轉型中，我覺得這個是媒體社會責任的最高體現。
主持人王瑩：在這個過程中，陳院長，您聽到過質疑的聲音嗎？就是普通民眾的質疑聲音，說媒體并沒有真正的代表我們說一些話或者做一些事情？
陳剛：是。剛才打車過來，出租車司機就跟我聊，說晚上十一點以后，廣播的節目都是像黃片一樣，我們現在媒體確實還是有非常多的問題，強調社會責任，還是希望形成更明確的共識。然后通過社會多方面的關注，共同推進這個進程。
主持人王瑩：像我們召開這樣的論壇，我們請到了很多的專家，我看到真的是非常有社會影響力的一些專家，還有一些學者，他們肯定要在這個論壇上達成一些可能說是條目也好，規則也好，最后怎么實施呢？
陳剛：怎么實施，我想一個論壇或者研究能解決的問題，它還是有限的，而且它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形成輿論，形成關注，然后帶動更多的人參與到研究的過程，然后通過各種力量推動整個媒體這種社會責任更好的實現。
主持人王瑩：這也是我們作為媒體希望能夠做到的，包括我們今天的訪談，也包括12月底舉辦的那樣一個論壇，像您說的形成一個輿論的環境，更好的去監督。
陳剛：對。
主持人王瑩：謝謝您，也感謝各位網友的收看，再見。
陳剛：謝謝，再見。
2011年中國傳媒論壇即將召開，論壇的主題就是“履行傳媒責任，彰顯傳媒力量”，新浪傳媒(微博)邀請到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副院長，中國傳媒社會責任課題組的組長陳剛(微博)陳院長，探討新媒體時代的傳媒社會責任，以及怎樣彰顯媒體責任。新媒體的發展讓傳統媒體面臨新的社會責任，二者互補更能彰顯媒體力量。
主持人王瑩：親愛的新浪網的網友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浪傳媒《對話傳媒人》欄目，我是主持人王瑩。2011年中國傳媒論壇即將召開，這次論壇的主題就是“履行傳媒責任，彰顯傳媒力量”，今天我們特別請到專家和我們聊一下這個話題，他就是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副院長，中國傳媒社會責任課題組的組長陳剛陳院長，歡迎您。
陳剛：各位網友，早上好。
傳媒社會責任需要引起社會重視
主持人王瑩：陳院長，我不知道這次我們為什么又把這個主題作為傳媒論壇活動的一個核心內容，因為我們一直都在說傳媒的責任，引導輿論，也說傳播信息，現在為什么又特別的提出來呢？
陳剛：因為整個中國的社會發展在轉型，像傳媒的責任，像傳媒在輿論引導中的作用，我們一直在強調，但是在整個這樣一個轉型的過程中，其實我們要更全面的評價傳媒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價值，需要一個新的體系來評估，來衡量。所以，今年我們專門做了一個研究，并希望通過像今天我們這樣一種訪談，還有很多的活動，還有論壇的形式，把傳媒的社會責任作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再重新的把它強調出來，引起行業的關注，引起社會的關注。
主持人王瑩：也可以說我們今天訪談，也包括12月底舉辦的論壇都是我們的一個活動內容之一。
陳剛：是。
主持人王瑩：為了讓大家對傳媒的責任引起更高的重視，是嗎？
陳剛：對，傳媒的社會責任，我想傳媒的責任一直就有，就是在這種社會轉型中怎么更好的發揮傳媒的力量，而且要調整現在傳媒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適應社會發展的變化，適應這種傳播環境的變化。可能從這方面是我們更加強調的。
新媒體讓傳統媒體面臨新的社會責任
主持人王瑩：陳院長，在您做的大量的課題，大量的研究中，您發現在社會的轉型中，我們傳媒又面臨什么新的社會責任呢？
陳剛：這個社會責任過去可能整個的環境比較單純，像傳媒發揮好娛樂引導的作用，發揮好滿足老百姓娛樂生活需要的功能，承擔起監督的這樣一些責任，這個可能就已經是傳媒的一些責任的范圍里了。但是在目前這個環境中，我想一個是傳播環境的變化，像微博這樣一些新的社會化傳播形式的高速發展，使得我們原來的媒體的這樣一些作用，這樣一些影響力受到沖擊。
還有，在中國有一個很獨特的問題，就是中國傳媒的機制和結構本身有不足。這個機制和結構就是中國的傳統媒體，像電視、報紙、廣播、雜志，原來基本上是在行政化的框架下建立起來的，這個框架下建立起來，它更多的可能是從宣傳，從行政的需要來設置。
這樣一個傳統媒體的結構當改革開放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又充分參與到市場競爭中去，就是說每個媒體本來是由于行政的需要設置，但是在這種市場競爭過程中，它又變成了一個有自己利益的一個市場的主體。市場的這種結構跟行政的結構是不匹配的，這兩個之間的矛盾現在越來越突出。這種矛盾使的我們在傳媒承擔社會責任方面遇到了非常多的問題。比如說過度的娛樂化，虛假的信息，一些內容的報道。
包括面對微博這樣新的傳播形態，傳統媒體有時候我覺得是無所適從，到底怎么樣應對，現在都在一個探討的過程中。
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對傳媒又有更多的需求，怎么樣能夠通過公益，通過環保，通過社會各方面更多的責任的承擔，使我們傳媒除了一個行政機構、市場結構，市場中的主體之外，變成了一個社會公民，可能這些方面要求必須突出社會責任的主題，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定要高舉這樣一個旗幟。
媒體責任除了媒體人自律還需社會共同努力
主持人王瑩：的確，像您說的現在社會的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利益的追逐，特別是市場化，可能對于傳媒的整個環境也是有一個沖擊力的，而且沖擊力還是非常非常強的，作為媒體人，置身于這樣的環境中，應該怎樣把握自己，或者說怎樣去做一些可以說是有責任的事情呢？去捍衛媒體的責任。
陳剛：整個問題的解決光靠媒體人是解決不了的，因為剛才我說的結構的問題，這個結構的問題單獨的一個媒體是解決不了的，這個可能需要政府管理部門從各方面來推進。比如說我們現在的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化，其實正是在努力解決傳媒機構中原來存在的行政主體和市場主體之間的矛盾，使他們倆更好的能夠配合，而且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優化傳媒的結構，形成一種良性的市場競爭，避免或者減少惡性的競爭。因為惡性的競爭要求一個傳媒人淡定，守住底線，當他生存斗解決不了的時候，他有的時候可能要做出一些他自己也不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一個是從這樣一個結構的層面，可能從政府這些部門要做更多的工作。在目前這個環境中，我想傳媒人確實要有更好的社會責任意識，這個方面包括真正創造出自己滿意的內容。自己滿意，不是為了商業的利益，為了競爭的需求，生產炮制出各種自己都不愿意看或者自己看了都不好意思的內容。
另一方面，在經營方面，也要努力推動一個更良性的競爭環境。大家避免過度的惡性的競爭。這樣的話整個傳媒的發展才有一個基礎，有一個保證。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傳媒才能夠更好的承擔起社會責任，否則當一個媒體工資都發不出來，然后住的破房子，然后大家心情很不好的時候，光靠道德的這樣一種約束，光靠一種自律我覺得勉為其難。
主持人王瑩：陳院長，您說的太客觀了，如果這個媒體連存活都存活不下去，談何它的責任或者它應該盡的義務呢。
陳剛：是。所以，我們現在光強調媒體的自律是不夠的，自律是必須的，但是真正的讓媒體更好的發揮社會責任還需要像政府管理部門，還需要整個社會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主持人王瑩：特別是大環境，首先給它營造一個比較好的生存環境，它才能更好的履行自身的責任。我們研究體系取得了什么成果，或者有什么新的進展？
陳剛：目前我們還是在過程中，通過大量的訪談，通過大量的案例的一些收集，包括通過一些跟其他行業的社會責任對比性研究，我想一定要強調傳媒的社會責任這個體系同一般的企業是不一樣的，同一般的商業機構是不一樣的，這里面可能要吸收其他行業社會責任評價這個體系中的一些主要的部分，但是要根據我們傳媒行業的獨特性，要增添或者減少一些衡量的指標。
通過這樣一個指標體系的建構，形成一個適合中國環境的，能夠客觀的評估一個媒體的社會責任，發展的程度，它努力達到的一個狀況，同時又能產生引導的作用，讓更多的媒體按照這樣一套體系努力。
傳統媒體的公信力與新媒體互補發展
主持人王瑩：有的時候說心里話，陳院長，我們覺得媒體可能責任或者其他方面做的還不是很好的時候，發現新的傳播方式已經應運而生了，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原來的責任沒有談到，原來的內容還沒有做好，對于新的傳播方式的誕生，我們是不是就會束手無策，比如微博，現在大家說它具有草根性，說人人都可以成為記者的時代到來了，對于微博這種新的傳播方式，我們應該怎么管理，或者它的傳媒責任又在哪里呢？
陳剛：我想傳統的媒體看待微博這種形態，面對這種變化，怎么樣應對，怎么樣適應的一個問題，像微博這類新的社會化媒體的形態出現以后，在社會責任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怎么樣更好的健康發展的問題。像傳統媒體，我覺得中國應該說充滿了機會，但是也有很多的哀怨。
比如說如果沒有互聯網這樣一種變化，中國的傳統媒體可能會像很多國家地區一樣，從起步到高速發展，到很輝煌。多年以前我就講過中國的傳統媒體有可能會未老先衰，它不是不努力，它非常努力，而且發展的方向看起來是很明確的，但是很不幸的是遇到了互聯網。互聯網出現之后，改變了整個傳播傳統的模式，它應該是顛覆性的。在這種背景下，傳統媒體在自身發展的同時，努力的同時，又面對了互聯網這樣一種新的形態的崛起，而這種崛起包容了傳統媒體過去所能做的非常多的這樣一些工作、優勢，同時又有自己獨有的優勢，傳統媒體做不到的。
我覺得對傳統媒體確實是一個考驗，要更好的適應這個環境，在這種環境中要努力尋找機會，確立自己的優勢。我對傳統媒體在中國的發展其實還是比較樂觀的，因為中國跟其他國家地區不太一樣。
比如說像英國，今年上半年有一個很不好的數據，就是互聯網媒體的廣告收入第一次超過了電視，這個在全世界是第一家。可能有些國家地區互聯網廣告的收入接近了報紙，英國不光是超過了報紙，而且超過了電視，變成了英國的第一大廣告平臺。
我覺得英國是個特例，包括其他國家地區，可能對中國來說都是個特例，因為中國的人太多。在這么大的市場空間，傳統媒體肯定在短時間內它的優勢還是會保持，可能會受到沖擊，尤其電視這樣一些媒體，我認為它在短時間內肯定是保持最有影響力的媒體的位置。
另一方面，其實互聯網又給它提供了一個學習的平臺，比如說在這種環境中，它怎么讓內容更加軟化，更加有溝通的姿態，更加希望提供互動的空間，同微博這樣一些平臺互補。其實我要強調的一個就是我們無論社會怎么變化，從每一個人來說，對信息接觸的兩類主要的入口，一個是個人的入口，微博是個人的入口，一個是公共的入口，每個人都需要有公共生活的，群體生活，可能微博更適合一個人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內容，選擇接觸的朋友。數字家園，這是我的家。傳統媒體它的價值就是它的公信力，它畢竟是經過把關人篩選的，它面對的是所有的人都應該了解的一些內容。微博無論怎么選擇還是一個小圈子，每個人不可能生活在一個小圈子里，還是在公共生活中，他要適應這種生活必須要來賓整個社會關注的問題，這些問題應該是由像電視這種公共的平臺提供的。所以，他倆在一段時間內一定是互補的，傳統媒體的這種優勢是微博這種形態目前無法替代的。
十年以后什么樣，傳統媒體和互聯網新媒體，各種角逐，但是最終肯定需要兩個平臺，一個是以微博，這是個開始，將來形成的個人的一個平臺，然后就是一個像目前電視為主的公共的平臺。但是公共的平臺將來什么樣，我現在確實沒法判斷，但是肯定無論什么時候，我們都需要一個公信力特別突出，能夠面向所有人的一個公共平臺，解決在這個社會中每個人信息滿足的不同的需求。那個平臺有可能是在視頻這類媒體中或者像新浪這種媒體，最后通過自己的一些規則，這些品牌，讓大家認為這個平臺的信息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個公共信息平臺。
微博出現以后，帶來的變化驚天動地，我一直認為微博的出現是互聯網各種變化中最革命性的變化之一。
微博是一個社會 是一種生活方式
主持人王瑩：陳院長，在這里我特別想跟您探討一個問題，這并不讓我們驚訝，因為我們研究傳統媒體的時候就在考慮是不是能更加增強互動性，更加增強參與性，那個時候就是我們所期盼的，微博的誕生就是增加了參與性和互動性。
陳剛：那時候只是一個期盼，但是技術手段和發展的形態還不能真正的把這種特點體現出來。比如說我們期盼將來一種什么樣的社會，但是不等于它已經實現了。所以，微博是實現了這樣一種變化的真正的實實在在的一個開始，在將來我想沿著這個方向肯定還會有更多的一些發展，從微博開始，將來發展成什么樣，現在還沒有辦法把它準確的描述出來，但是我相信這是一個方向。
這種方向使得微博承擔了無數個功能，其中包括媒體的功能。比如說我要了解資訊，過去是通過媒體，微博在這方面現在也是價值很大，比如我看喬布斯去世，可能是在微博上先看到，然后在其他媒體才看到。很多的內容我們都是在微博上第一個了解。微博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微博不光是媒體，這是我要強調的，或者微博根本就不是媒體。
主持人王瑩：那您還把它比成什么呢？
陳剛：微博我把它叫做數字生活空間，這是一個生活的地方，它不是一個媒體。比如電視，我不可能生活在電視上，報紙，我不可能生活在報紙上，微博它是我們生活在這個地方，這個里面包括媒體，我們現在媒體的功能比較突出，但是不能用媒體來替代微博能體現的所有的價值，但是既然有媒體的功能，我們討論媒體的社會責任，那可能必須要對微博進行研究，然后進行管理，應該說在這方面它既然是有媒體的功能，媒體在任何國家地區都是有一套管理的體系的。
這個管理我認為現在大家都在探討，怎么樣使它更好的承擔社會責任。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發布信息，很多的虛假不良的信息有可能會出現。這個過程全世界都是遇到共同的問題。其實我現在看到了很多很好的嘗試，比如新浪微博每天有一個。
主持人王瑩：是監控嗎？
陳剛：不是監控，它會發布今天微博上出現的哪些是虛假的，每天有一個單子告訴大家，今天你看到的哪些東西是虛假的，它提供這個讓大家了解，某種程度上起到了一個幫助判斷的把關人，發布的時候沒法控制，但是發布之后，我覺得它可以進行調整。
主持人王瑩：原來媒體的責任是這樣成長起來的。
陳剛：那沒辦法，任何媒體剛出現的時候，誰都不知道它的規律。還有另一方面，我認為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微博就是一個生活空間，就像你平常在生活中也接觸到各種八卦，真的，假的，但是你還是能逐漸逐漸學會了判斷力，你還是很好的成長起來了，沒有說因為那么多的從各種利益出現的小道消息包圍著你你就活不下去了，微博也是這樣，有人講微博叫自清潔功能。我們在微博上越來越多的人可能對很多的信息看到了以后，他會發一個求證，這個實際上是提出質疑了，到底這個消息是真的假的，希望大家共同幫助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微博的自清潔功能。
其實微博就是一個社會，就是一個生活。在很多方面它跟我們日常生活是一樣的，我們日常生活中每個人也都可以說話，從各自的利益跟你聊天，對一個人的評價，對你一個同事的評價，你發現所有人跟你說的完全是不一樣的，但這個時候你還是很明白。這個就是微博上它的新的特點。
主持人王瑩：陳院長，說到這兒，我還是想跟您探討一個問題，剛才我們談了很多媒體，它的功能是不一樣的，這取決于它的傳播方式，傳播手段的不同，它即使想達到這樣的功能，可能又囿于它的傳播方式、它的傳播手段不能達到，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我們就想每個媒體有不同的功能，把它的責任整齊劃一開來也不太公正吧，讓它都達到同一種責任？
陳剛：我覺得有共性，有個性。共性是一樣的，就是你對社會要有承諾，這套指標體系是一樣的。
主持人王瑩：就是我們提供的內容一定要真實可靠，媒體存活下去的基本理由應該是有的。
陳剛：對，要滿足社會和我們面對的對象的這些需求，我覺得這些共性是一樣的，但是微博確確實實又同傳統媒體有非常大的區別。
主持人王瑩：我們是不是對他提出的媒體的責任又不一樣了呢？
陳剛：我想微博在它的個性方面會有差異，社會責任是一樣的，但是怎么樣執行，怎么樣評估，會有差異。
主持人王瑩：這是不是也是我們在12月底要召開的中國傳媒論壇上要解決的問題？
微博使社會進入直播時代
陳剛：不能說解決，是希望進一步的研究，不斷討論。因為微博現在剛開始，雖然一方面大家很興奮，給大家提供了過去無法想象的一些方便。另一方面它也惹了很多麻煩。我想這個問題應該是一個持續研究的過程。
主持人王瑩：當我們在談媒體責任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回顧其實我們多年一直在強調的這個問題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今天在和一個朋友聊天就說過，如果以前，說心里話，在街上碰到碰瓷的現象可能會出現兩個人對罵，大大出手的情況，但是近些年這種情況減少了，主要的原因是他怕隨時有人拍他，會公布于眾，這是不是也是我們？
陳剛：我覺得這兩個之間，比如碰瓷的數量減少，跟微博的發展這個關系我還沒有進行過研究。
主持人王瑩：我是說媒體。
陳剛：跟媒體？微博進入了一個直播時代，這是我一直有一個感觸，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的事情如果有人關注，那么它在微博上會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影響，可能你在一個非常偏遠的小縣城做了一件事情，過去傳統媒體時代它要被全國性的媒體發布出來，我覺得門檻是很高的，但是微博不一樣。碰瓷假設在微博上出現，形成關注的話，我想這個影響力，對碰瓷本人，比如最近看到很多老人倒在地上的現象，對很多的現象會產生輿論的壓力，會讓他了解在這個環境中，我們很多的規則必須要遵守。
履行媒體責任為了更好地彰顯媒體力量
主持人王瑩：陳院長，我們這次特別強調要履行媒體責任，再次重申媒體責任，是不是為了更好的彰顯媒體的力量，讓媒體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陳剛：你這個概括我覺得把我想說的很多話都說了，確實是這樣。因為我們進入這個時代，有人把它叫整個社會，它跟媒體的傳播是兩個越來越交融在一起，越來越充分的傳播。我一直說我們將來是生活在一個數字生活空間，這個數字生活空間可能都是各種各樣的信息內容和溝通交流。
在這個過程中，媒體傳播的力量越來越大，從整體來看，不是說某一個媒體，從整體來看，媒體傳播的力量越來越大，在這個過程中，媒體必須要更好的承擔起社會責任，然后才能推動整個社會更好的發展。
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中國除了媒體，整個社會處在一個極其復雜的社會轉型過程中，這個轉型過程中必須有傳媒社會責任的這樣一種支持。這個轉型是極其復雜的，我們目前整個中國社會經歷這個階段。對傳媒的要求可能更高。怎么樣很好的配合中國的轉型，然后用自己的力量來參與到這種社會轉型中，我覺得這個是媒體社會責任的最高體現。
主持人王瑩：在這個過程中，陳院長，您聽到過質疑的聲音嗎？就是普通民眾的質疑聲音，說媒體并沒有真正的代表我們說一些話或者做一些事情？
陳剛：是。剛才打車過來，出租車司機就跟我聊，說晚上十一點以后，廣播的節目都是像黃片一樣，我們現在媒體確實還是有非常多的問題，強調社會責任，還是希望形成更明確的共識。然后通過社會多方面的關注，共同推進這個進程。
主持人王瑩：像我們召開這樣的論壇，我們請到了很多的專家，我看到真的是非常有社會影響力的一些專家，還有一些學者，他們肯定要在這個論壇上達成一些可能說是條目也好，規則也好，最后怎么實施呢？
陳剛：怎么實施，我想一個論壇或者研究能解決的問題，它還是有限的，而且它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形成輿論，形成關注，然后帶動更多的人參與到研究的過程，然后通過各種力量推動整個媒體這種社會責任更好的實現。
主持人王瑩：這也是我們作為媒體希望能夠做到的，包括我們今天的訪談，也包括12月底舉辦的那樣一個論壇，像您說的形成一個輿論的環境，更好的去監督。
陳剛：對。
主持人王瑩：謝謝您，也感謝各位網友的收看，再見。
陳剛：謝謝，再見。
2011-11-09
在日本公司當CEO的外國人
日本有一套做事方式，如果身為一個外國人當上日本公司的CEO，你要入鄉隨俗——除非像日產(Nissan)的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或者奧林巴斯(Olympus)的邁克爾•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那樣，你是因為不按日本規則行事才受到延攬的。無論是那種方式，當CEO都不容易，而且充滿風險。在法律上，你要對公司負責，你得信任同僚告訴你的事，你還得簽署自己看不懂字的文件。
奧林巴斯的風波再次在日本激起了應改善公司治理的呼聲。對發出呼聲的人來說，更好的治理意味著西方治理，但西方對許多日本人來說并非是更好的東西。幾年前，我陷入了與伍德福德類似的處境。我們買入了一家處境困難的日本公司的控股權。我一上任CEO，就發現公司有一筆過橋貸款被挪用了，于是我提醒當地的合作伙伴注意此事。一夜之間，我不再是一個救星，反而被詆毀為一個不喜歡日本的壞蛋。但我已經讓朋友和家人把錢投進了這家公司，所以我不能一走了之。最終，對于這樣的沖突會如何發展，我獲得了比大多數人更近距離、更長久的觀察機會。過程既不令人愉快，也不令人振奮。
自布恩•皮肯斯(Boone Pickens)1989年購入小糸制作所(Koito Manufacturing)控股權以來，有關擴大股東權利的呼聲雖然屢有響起，但并未產生多大效果。他要求進入董事會，在西方人看來，以他所持的股份數量提出這樣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實際上他卻連查閱公司檔案的權限都沒獲得。
過去10年里在日本發生的一些損害股東和公眾利益的丑聞，若發生在別處，可能立法機關早就采取行動了。但發生在日本就不會。2002年，媒體曝光東京電力公司(Tepco)提交虛假安全報告的行為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但無人為此鋃鐺入獄。2005年，嘉娜寶(Kanebo)因長達9年的會計造假而被摘牌。接著就發生了活力門(Livedoor)丑聞，30來歲的崛江貴文(Takafumi Horie)被捕入獄。2007年，牛頭犬調味品公司(Bull-Dog Sauce)的一項毒丸計劃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幫助其擺脫了美國Steel Partners一項溢價29%的收購要約。該公司股價下跌，再未恢復到原來的水平。雖則在公司治理方面可能不到位，但日本在行為金融方面走在了前列。
再來說說奧林巴斯。有些人呼吁，日本應以此為契機改善公司治理。他們要是能成功，我會大感驚訝。歷史并沒有站在他們那一邊——而且和以往相比，如今來自西方的呼聲可能更加無人理睬了。在日本，向來很少有人愿意聽西方的說教，但要說我們的道德水準比起2008年退化了也明顯言過其實。這也太糟糕了，因為日本企業文化損害最大的是日本民眾。企業收益欠佳，日經指數(Nikkei)20年來停滯不前。政府債務為國民產值的兩倍以上，而且渡邊夫婦退休速度之快，已經超過了他們那些不要孩子的子女賺錢供養他們的速度。
到訪日本的美國人只看到了房子的門臉兒，禮貌已極、效率奇高的第一線員工，出自索尼(Sony)、本田(Hondas)、當然還有奧林巴斯之手的設計精美的產品；不過，我們很少有人到屋子后頭去看一看。屋子前后的對比可是非常鮮明的。后頭通常是一團亂，昏暗，無法讓外國人觀瞻。管理層的共識是千萬不能質疑大老板。按資歷晉升的制度，確保董事們在獲得任命前已經被審查過多年。那么大的市場勢必會有一些外籍CEO，但他們想擠進仍占據支配地位的“老男孩俱樂部”幾乎是不可能的。
伍德福德的聰明之處是立刻將自己的故事公諸于世，但他不得不乘坐下一個航班離開，則更能說明問題。
西方人很難在日本企業文化中找到一丁點正常的地方，外來壓力也難以改變日本的企業文化。過去我在回家途中經常路過大阪(Osaka)一家西川(Nishikawa)家居店。店門旁邊的一塊匾牌上寫著：“建于1566年”。日本人把這家店開了那么久，并且他們不需要任何幫助。我大多數擁有國際視野的日本朋友都能容忍日本的企業文化，因為他們就是在這種文化的熏陶下長大的——事情從來都是這樣子的。奧林巴斯的事涉及金額巨大，并且引起了極大關注，所以多少都會以比較透明的方式來解決吧。但若說要推動日本的公司進行變革？我只能祝抱著這種想法的人好運了。
本文作者系咨詢機構Opera Advisors董事、馬來西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sia)訪問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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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 boys run Japanese business: good luck changing it
By Robert Boxwell
There’s a way of doing business in Japan and, if you make it to the rank of chief executive as a foreigner, you follow it – unless, like Carlos Ghosn at Nissan or Michael Woodford at Olympus, you were brought in because you don’t. Either way, it’s not easy. It’s also risky. You’re leg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business, you have to trust what your colleagues tell you, and you sign things you literally can’t read.
The Olympus story has renewed calls for better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Japan. Better means western to those making the calls – but western doesn’t mean better to many Japanese. I found myself in a similar situation to that of Mr Woodford a few years ago. We had bought a controlling stake in a struggling Japanese company. Once in as CEO, I found a bridge loan we made had been diverted and misspent and brought this to the attention of our local partners. Overnight, I went from being a saviour to being vilified as a bad guy who didn’t like Japan. But I had my friends’ and family’s funds invested, so I couldn’t walk away. I ended up having a closer and longer view than most at how a corporate brawl like this unfolds. It wasn’t pleasant or encouraging.
Calls to improve shareholder rights have been heard without much result since Boone Pickens bought
a controlling stake in Koito Manufacturing in 1989. He asked for a seat on the board, which westerners would consider a reasonable request given his stake, but couldn’t even gain access to company records.
In the past 10 years, scandals that have hurt shareholders and the public would have caused lawmakers elsewhere to act. Not in Japan. In 2002, news broke that Tepco had filed false safety reports dating back to the 1980s. No one went to jail. In 2005, Kanebo was delisted after nine years of cooking the books. Then came the Livedoor scandal, in which the 30-something Takafumi Horie was jailed. In 2007, a poison pill upheld by the courts helped shareholders of Bull-Dog Sauce reject a 29 per cent premium tender offer from US-based Steel Partners. Its share price dropped and never recovered. Corporate governance might be lacking but Japan is in the avant-garde of behavioural finance.
Now Olympus. There are calls for it to catalyse better governance in Japan. I will be surprised if they succeed. History is not on their side – and now, more than ever, calls from the west are likely to be ignored. Few people in Japan ever wanted lectures from the west, but it’s overstating the obvious to say that our moral position has worsened since 2008. That’s too bad, because Japan’s public suffers most from its business culture. The Nikkei has stagnated for 20 years as companies accept sub-par returns. Government debt is more than twice national output and Mr and Mrs Watanabe are retiring faster than their childless children can support them.
Americans who visit Japan see the front-of-house, the fabulously polite and efficient frontline staff, the beautifully engineered products that come out of the Sonys, the Hondas, and, yes, the Olympuses. Few of us ever get to see the back-of-house, however, and the contrast can be stark. Japan’s back offices are often a mess, murky and impenetrable to foreigners. Management consensus means not questioning the big boss. Seniority-based advancement ensures that directors have been vetted for years by the time they get a seat at the table. A market that large is bound to have some foreign CEOs, but it’s all bu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break into the old boys’ club – which still rules.
Mr Woodford was smart to take his story public right away, but the fact that he felt he had to take the next flight out speaks volumes.
There’s little that westerners find normal about Japan’s business culture, and little that outside pressure can do to change it. I used to pass a Nishikawa Living store in Osaka on my walk home. Beside the door was a plaque: “Established in 1566.” They’ve made it this far and they don’t need any help. Most of my Japanese friends with an international outlook bear it because they’ve grown up in the culture and that’s the way it’s always been. Because the Olympus story involves such big money and has received so much attention, it will be resolved more or less transparently. But setting real corporate change in motion in Japan? Good luck with that.
The writer is director of Opera Advisors, the consultancy, and a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sia
奧林巴斯的風波再次在日本激起了應改善公司治理的呼聲。對發出呼聲的人來說，更好的治理意味著西方治理，但西方對許多日本人來說并非是更好的東西。幾年前，我陷入了與伍德福德類似的處境。我們買入了一家處境困難的日本公司的控股權。我一上任CEO，就發現公司有一筆過橋貸款被挪用了，于是我提醒當地的合作伙伴注意此事。一夜之間，我不再是一個救星，反而被詆毀為一個不喜歡日本的壞蛋。但我已經讓朋友和家人把錢投進了這家公司，所以我不能一走了之。最終，對于這樣的沖突會如何發展，我獲得了比大多數人更近距離、更長久的觀察機會。過程既不令人愉快，也不令人振奮。
自布恩•皮肯斯(Boone Pickens)1989年購入小糸制作所(Koito Manufacturing)控股權以來，有關擴大股東權利的呼聲雖然屢有響起，但并未產生多大效果。他要求進入董事會，在西方人看來，以他所持的股份數量提出這樣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實際上他卻連查閱公司檔案的權限都沒獲得。
過去10年里在日本發生的一些損害股東和公眾利益的丑聞，若發生在別處，可能立法機關早就采取行動了。但發生在日本就不會。2002年，媒體曝光東京電力公司(Tepco)提交虛假安全報告的行為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但無人為此鋃鐺入獄。2005年，嘉娜寶(Kanebo)因長達9年的會計造假而被摘牌。接著就發生了活力門(Livedoor)丑聞，30來歲的崛江貴文(Takafumi Horie)被捕入獄。2007年，牛頭犬調味品公司(Bull-Dog Sauce)的一項毒丸計劃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幫助其擺脫了美國Steel Partners一項溢價29%的收購要約。該公司股價下跌，再未恢復到原來的水平。雖則在公司治理方面可能不到位，但日本在行為金融方面走在了前列。
再來說說奧林巴斯。有些人呼吁，日本應以此為契機改善公司治理。他們要是能成功，我會大感驚訝。歷史并沒有站在他們那一邊——而且和以往相比，如今來自西方的呼聲可能更加無人理睬了。在日本，向來很少有人愿意聽西方的說教，但要說我們的道德水準比起2008年退化了也明顯言過其實。這也太糟糕了，因為日本企業文化損害最大的是日本民眾。企業收益欠佳，日經指數(Nikkei)20年來停滯不前。政府債務為國民產值的兩倍以上，而且渡邊夫婦退休速度之快，已經超過了他們那些不要孩子的子女賺錢供養他們的速度。
到訪日本的美國人只看到了房子的門臉兒，禮貌已極、效率奇高的第一線員工，出自索尼(Sony)、本田(Hondas)、當然還有奧林巴斯之手的設計精美的產品；不過，我們很少有人到屋子后頭去看一看。屋子前后的對比可是非常鮮明的。后頭通常是一團亂，昏暗，無法讓外國人觀瞻。管理層的共識是千萬不能質疑大老板。按資歷晉升的制度，確保董事們在獲得任命前已經被審查過多年。那么大的市場勢必會有一些外籍CEO，但他們想擠進仍占據支配地位的“老男孩俱樂部”幾乎是不可能的。
伍德福德的聰明之處是立刻將自己的故事公諸于世，但他不得不乘坐下一個航班離開，則更能說明問題。
西方人很難在日本企業文化中找到一丁點正常的地方，外來壓力也難以改變日本的企業文化。過去我在回家途中經常路過大阪(Osaka)一家西川(Nishikawa)家居店。店門旁邊的一塊匾牌上寫著：“建于1566年”。日本人把這家店開了那么久，并且他們不需要任何幫助。我大多數擁有國際視野的日本朋友都能容忍日本的企業文化，因為他們就是在這種文化的熏陶下長大的——事情從來都是這樣子的。奧林巴斯的事涉及金額巨大，并且引起了極大關注，所以多少都會以比較透明的方式來解決吧。但若說要推動日本的公司進行變革？我只能祝抱著這種想法的人好運了。
本文作者系咨詢機構Opera Advisors董事、馬來西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sia)訪問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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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 boys run Japanese business: good luck changing it
By Robert Boxwell
There’s a way of doing business in Japan and, if you make it to the rank of chief executive as a foreigner, you follow it – unless, like Carlos Ghosn at Nissan or Michael Woodford at Olympus, you were brought in because you don’t. Either way, it’s not easy. It’s also risky. You’re leg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business, you have to trust what your colleagues tell you, and you sign things you literally can’t read.
The Olympus story has renewed calls for better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Japan. Better means western to those making the calls – but western doesn’t mean better to many Japanese. I found myself in a similar situation to that of Mr Woodford a few years ago. We had bought a controlling stake in a struggling Japanese company. Once in as CEO, I found a bridge loan we made had been diverted and misspent and brought this to the attention of our local partners. Overnight, I went from being a saviour to being vilified as a bad guy who didn’t like Japan. But I had my friends’ and family’s funds invested, so I couldn’t walk away. I ended up having a closer and longer view than most at how a corporate brawl like this unfolds. It wasn’t pleasant or encouraging.
Calls to improve shareholder rights have been heard without much result since Boone Pickens bought
a controlling stake in Koito Manufacturing in 1989. He asked for a seat on the board, which westerners would consider a reasonable request given his stake, but couldn’t even gain access to company records.
In the past 10 years, scandals that have hurt shareholders and the public would have caused lawmakers elsewhere to act. Not in Japan. In 2002, news broke that Tepco had filed false safety reports dating back to the 1980s. No one went to jail. In 2005, Kanebo was delisted after nine years of cooking the books. Then came the Livedoor scandal, in which the 30-something Takafumi Horie was jailed. In 2007, a poison pill upheld by the courts helped shareholders of Bull-Dog Sauce reject a 29 per cent premium tender offer from US-based Steel Partners. Its share price dropped and never recovered. Corporate governance might be lacking but Japan is in the avant-garde of behavioural finance.
Now Olympus. There are calls for it to catalyse better governance in Japan. I will be surprised if they succeed. History is not on their side – and now, more than ever, calls from the west are likely to be ignored. Few people in Japan ever wanted lectures from the west, but it’s overstating the obvious to say that our moral position has worsened since 2008. That’s too bad, because Japan’s public suffers most from its business culture. The Nikkei has stagnated for 20 years as companies accept sub-par returns. Government debt is more than twice national output and Mr and Mrs Watanabe are retiring faster than their childless children can support them.
Americans who visit Japan see the front-of-house, the fabulously polite and efficient frontline staff, the beautifully engineered products that come out of the Sonys, the Hondas, and, yes, the Olympuses. Few of us ever get to see the back-of-house, however, and the contrast can be stark. Japan’s back offices are often a mess, murky and impenetrable to foreigners. Management consensus means not questioning the big boss. Seniority-based advancement ensures that directors have been vetted for years by the time they get a seat at the table. A market that large is bound to have some foreign CEOs, but it’s all bu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break into the old boys’ club – which still rules.
Mr Woodford was smart to take his story public right away, but the fact that he felt he had to take the next flight out speaks volumes.
There’s little that westerners find normal about Japan’s business culture, and little that outside pressure can do to change it. I used to pass a Nishikawa Living store in Osaka on my walk home. Beside the door was a plaque: “Established in 1566.” They’ve made it this far and they don’t need any help. Most of my Japanese friends with an international outlook bear it because they’ve grown up in the culture and that’s the way it’s always been. Because the Olympus story involves such big money and has received so much attention, it will be resolved more or less transparently. But setting real corporate change in motion in Japan? Good luck with that.
The writer is director of Opera Advisors, the consultancy, and a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sia
2011-11-01
網絡視頻和電視的平臺戰爭
我們正處在大規模平臺戰爭中，爭奪網絡視頻和電視的未來。有四個意見不同且經常對立的玩家，各有千秋。接下來三年的關鍵是誰將贏得提供收視服務的勝利，從最小的智能手機屏幕到最大的智能電視。下面是這四個平臺。
谷歌
有著安卓、谷歌電視和YouTube，谷歌想稱霸各個領域。安卓已領跑智能手機界，每天有55萬臺活躍設備。他們在涉足平板領域，盡管與iPad相比，銷售數字與安卓手機初期相似。即使谷歌電視慘敗，公司打算讓安卓成為智能電視的壟斷操作系統。這一市場大開，雅虎的早期努力不理想，也沒有其他競爭者（Flingo，Boxee）瓜分這一領域。由于YouTube提供獨特方便的內容庫，谷歌有途徑為這一市場提供幫助。
說到谷歌電視，下一版本應更易于操縱、搜索和查看視頻。通過涉足安卓市場，他們已向前邁出一大步，允許大量應用下載，十分有用。希望他們能少些以一當十的方法，更加關注將網絡視頻與已有的電視體驗整合。最好還能與標準遠程控制，只有怪人想在客廳里擺個一直開著的鍵盤。最后，需要將成本降至99美元或更低，關注蘋果電視或Roku，而不是“TV PC”。
蘋果
蘋果目前在平板設備界擁有霸主地位，且擁有智能手機的大量市場份額。蘋果電視目前一直令人失望。蘋果已賣出數百萬臺機頂盒，但蘋果目前還未進軍電視這一市場。視頻和音樂不同，我們會反復聽最喜歡的歌，但多數視頻只會看一遍，分享然后忘卻。蘋果需要開發租賃或訂閱服務以與其他三家競爭。
亞馬遜
亞馬遜目前還沒有智能手機和電視，但隨著今秋Kindle Fire的發布，勢必會擾動平板界。價格不到iPad和安卓平板的一半，2012年10英寸平板將上市，加上租賃和播送視頻的服務，亞馬遜將對蘋果和谷歌造成挑戰。亞馬遜打賭未來平板界將由視頻消費設備稱霸，并打算將客戶鎖定在亞馬遜即時視頻（租賃）和重大實時視頻（訂閱服務）。有趣的是，盡管亞馬遜的Kindle閱讀軟件盛行于眾多設備上，他們的VOD設備卻不支持蘋果IOS。
微軟
世界上有5000萬臺XBOX 360s放在電視機前面，微軟有成為主角的潛力。公司在其智能手機，計算機平臺上構建簡潔界面——Metro。還在其所有設備，包括XBOX360上推出Zune視頻服務。XBOX目前有對傳統電視信息的播放收集功能，比其它平臺對電視有更寬闊的支持。然而微軟未對XBOX提供可用的網絡源視頻，限制了其有用性。自身缺少windows系統的平板設備以及Windows phones的表現不佳，都令微軟落后于谷歌和蘋果。但XBOX360如此強大，市場潛力巨大，不可能令微軟出局。
目前，谷歌拔得頭籌，蘋果緊隨其后，如果Kindle Fire如預期取得成功，亞馬遜可能占據領先地位。作為旁觀者，我預測Kindle Fire將是本季賣的最好的電子產品。
至于微軟，除非Windows 8 和Windows phone獲得巨大成功，否則很難借助XBOX的基礎成為統治平臺。但這只是早期的猜測，未來的路還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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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Wars: Internet Video Vs. TV
There’s battle lines being drawn. Nobody’s right if everybody’s wrong. Young people speaking their minds, Getting so much resistance from behind.—Buffalo Springfield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huge platform war for future of internet video and TV. There are four players with different and often opposing viewpoints, each with a shot at success. The story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will be which one will provide a winning service to enable viewing across every glowing rectangle in our lives – from the smallest smart phones to the biggest smart TV. Below are the four platforms, ranked by my own current likelihood of their success – along with some of the interesting quirks and challenges that remain.
Google
With Android, Google TV and YouTube, Google wants to be everywhere. Android already leads the smart phone race, with 550,000 devices activated every day. They’re trailing in the tablet space, although sales figures compared to the iPad are eerily similar to the early days of Android phones. And even though GoogleTV has been a flop, the company is angling to have Android become the dominant operating system for Smart TVs – with GoogleTV coming along for the ride. That market’s wide open, as Yahoo’s early efforts falter, and none of the other contenders (Flingo, Boxee) separating themselves from the pack. And with YouTube providing a unique and desirable library of content, Google has a lever to use to aid adoption. To date, however, Google has opted for Youtube ubiquity vs. scarcity – and I don’t see that changing.
Speaking of GoogleTV, the next version (due out real soon now) should make it easier to navigate, discover and consume video. They’ve already taken a big step forward by embracing the Android marketplace, and allowing a wide variety of apps to load-in and be useful. I’m hoping that they take less of a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and focus more on integrating the web video into the already-existing TV experience in most people’s homes. And they better make it work with a standard remote control – only the geeks want a full-on keyboard in their living room. Finally, they need to bring the cost down to $99 or less – and focus on AppleTV and Roku, not the “TV PC”.
Apple
The company currently has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ablets, and owns significant smartphone mindshare and marketshare. AppleTV to date has been disappointing. The company has sold millions of the settop box, but as the smarts move into the TV, Apple (
NSDQ: AAPL) has yet to enter the market. There’s little doubt that it will, though. But video is different from music : We’ll listen to our favorite songs over and over again, but most videos are viewed once, shared and then forgotten. Apple needs a rental or subscription service to truly compete with the other three here.
Amazon
The company has no smartphone or TV presence, but is poised to disrupt the tablet world this fall with the Kindle Fire. At less than half the price of other iPad and Android tablets – with a 10” model on the way in early 2012 – and with both a rental and streaming video service Amazon (
NSDQ: AMZN) presents an interesting challenge to both Apple and Google (
NSDQ: GOOG). The company is clearly betting that the tablet will be the dominant video consumption device of the future, and is looking to lock its customers into Amazon Instant Video (rental) and Prime Instant Video (subscription service). Interestingly, while the company’s Kindle book-reading software works across competing devices, their VOD services do not support Apple IOS.
Revision 3 CEO Jim Louderback and Google TV's Mario Querioz will be appearing at our next conference,
Microsoft
With 50 million XBOX 360s sitting in front of TV sets around the world, Microsoft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 major player here. The company is working to build a single interface across its smart-phone, PC platforms - called Metro. They are also rolling out the Zune video services across all of those devices, along with the XBOX360 as well. The Xbox currently has the broadest collection of traditional TV sources, with broader support for TV Everywhere than the other platforms. Unfortunately Microsoft does not make web-original video available to the Xbox, which limits its usefulness. And the lack of a Windows-based tablet to rival the iPad or Android devices, along with the poor performance of Windows phones put Microsoft behind both Apple and Google. But the Xbox 360 is such a strong device, with such great market penetration, that it’s impossible to count the company out.
It’s early, but Google is in the lead, with Apple nipping at their heels. If the Kindle Fire is as big a success as I think, Amazon may well challenge for the lead. As an aside, I predict that the Fire will be the best selling electronics product this holiday season.
And Microsoft? (NSDQ: MSFT) Unless Windows 8 and the Windows phone become runaway successes,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them to turn their 360 installed base into a dominant platform. But that’s just my early handicapping – there’s a lot of race yet to be run.
谷歌
有著安卓、谷歌電視和YouTube，谷歌想稱霸各個領域。安卓已領跑智能手機界，每天有55萬臺活躍設備。他們在涉足平板領域，盡管與iPad相比，銷售數字與安卓手機初期相似。即使谷歌電視慘敗，公司打算讓安卓成為智能電視的壟斷操作系統。這一市場大開，雅虎的早期努力不理想，也沒有其他競爭者（Flingo，Boxee）瓜分這一領域。由于YouTube提供獨特方便的內容庫，谷歌有途徑為這一市場提供幫助。
說到谷歌電視，下一版本應更易于操縱、搜索和查看視頻。通過涉足安卓市場，他們已向前邁出一大步，允許大量應用下載，十分有用。希望他們能少些以一當十的方法，更加關注將網絡視頻與已有的電視體驗整合。最好還能與標準遠程控制，只有怪人想在客廳里擺個一直開著的鍵盤。最后，需要將成本降至99美元或更低，關注蘋果電視或Roku，而不是“TV PC”。
蘋果
蘋果目前在平板設備界擁有霸主地位，且擁有智能手機的大量市場份額。蘋果電視目前一直令人失望。蘋果已賣出數百萬臺機頂盒，但蘋果目前還未進軍電視這一市場。視頻和音樂不同，我們會反復聽最喜歡的歌，但多數視頻只會看一遍，分享然后忘卻。蘋果需要開發租賃或訂閱服務以與其他三家競爭。
亞馬遜
亞馬遜目前還沒有智能手機和電視，但隨著今秋Kindle Fire的發布，勢必會擾動平板界。價格不到iPad和安卓平板的一半，2012年10英寸平板將上市，加上租賃和播送視頻的服務，亞馬遜將對蘋果和谷歌造成挑戰。亞馬遜打賭未來平板界將由視頻消費設備稱霸，并打算將客戶鎖定在亞馬遜即時視頻（租賃）和重大實時視頻（訂閱服務）。有趣的是，盡管亞馬遜的Kindle閱讀軟件盛行于眾多設備上，他們的VOD設備卻不支持蘋果IOS。
微軟
世界上有5000萬臺XBOX 360s放在電視機前面，微軟有成為主角的潛力。公司在其智能手機，計算機平臺上構建簡潔界面——Metro。還在其所有設備，包括XBOX360上推出Zune視頻服務。XBOX目前有對傳統電視信息的播放收集功能，比其它平臺對電視有更寬闊的支持。然而微軟未對XBOX提供可用的網絡源視頻，限制了其有用性。自身缺少windows系統的平板設備以及Windows phones的表現不佳，都令微軟落后于谷歌和蘋果。但XBOX360如此強大，市場潛力巨大，不可能令微軟出局。
目前，谷歌拔得頭籌，蘋果緊隨其后，如果Kindle Fire如預期取得成功，亞馬遜可能占據領先地位。作為旁觀者，我預測Kindle Fire將是本季賣的最好的電子產品。
至于微軟，除非Windows 8 和Windows phone獲得巨大成功，否則很難借助XBOX的基礎成為統治平臺。但這只是早期的猜測，未來的路還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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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Wars: Internet Video Vs. TV
There’s battle lines being drawn. Nobody’s right if everybody’s wrong. Young people speaking their minds, Getting so much resistance from behind.—Buffalo Springfield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huge platform war for future of internet video and TV. There are four players with different and often opposing viewpoints, each with a shot at success. The story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will be which one will provide a winning service to enable viewing across every glowing rectangle in our lives – from the smallest smart phones to the biggest smart TV. Below are the four platforms, ranked by my own current likelihood of their success – along with some of the interesting quirks and challenges that remain.
With Android, Google TV and YouTube, Google wants to be everywhere. Android already leads the smart phone race, with 550,000 devices activated every day. They’re trailing in the tablet space, although sales figures compared to the iPad are eerily similar to the early days of Android phones. And even though GoogleTV has been a flop, the company is angling to have Android become the dominant operating system for Smart TVs – with GoogleTV coming along for the ride. That market’s wide open, as Yahoo’s early efforts falter, and none of the other contenders (Flingo, Boxee) separating themselves from the pack. And with YouTube providing a unique and desirable library of content, Google has a lever to use to aid adoption. To date, however, Google has opted for Youtube ubiquity vs. scarcity – and I don’t see that changing.
Speaking of GoogleTV, the next version (due out real soon now) should make it easier to navigate, discover and consume video. They’ve already taken a big step forward by embracing the Android marketplace, and allowing a wide variety of apps to load-in and be useful. I’m hoping that they take less of a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and focus more on integrating the web video into the already-existing TV experience in most people’s homes. And they better make it work with a standard remote control – only the geeks want a full-on keyboard in their living room. Finally, they need to bring the cost down to $99 or less – and focus on AppleTV and Roku, not the “TV PC”.
Apple
The company currently has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ablets, and owns significant smartphone mindshare and marketshare. AppleTV to date has been disappointing. The company has sold millions of the settop box, but as the smarts move into the TV, Apple (
NSDQ: AAPL) has yet to enter the market. There’s little doubt that it will, though. But video is different from music : We’ll listen to our favorite songs over and over again, but most videos are viewed once, shared and then forgotten. Apple needs a rental or subscription service to truly compete with the other three here.
Amazon
The company has no smartphone or TV presence, but is poised to disrupt the tablet world this fall with the Kindle Fire. At less than half the price of other iPad and Android tablets – with a 10” model on the way in early 2012 – and with both a rental and streaming video service Amazon (
NSDQ: AMZN) presents an interesting challenge to both Apple and Google (
NSDQ: GOOG). The company is clearly betting that the tablet will be the dominant video consumption device of the future, and is looking to lock its customers into Amazon Instant Video (rental) and Prime Instant Video (subscription service). Interestingly, while the company’s Kindle book-reading software works across competing devices, their VOD services do not support Apple IOS.
Revision 3 CEO Jim Louderback and Google TV's Mario Querioz will be appearing at our next conference,
Microsoft
With 50 million XBOX 360s sitting in front of TV sets around the world, Microsoft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 major player here. The company is working to build a single interface across its smart-phone, PC platforms - called Metro. They are also rolling out the Zune video services across all of those devices, along with the XBOX360 as well. The Xbox currently has the broadest collection of traditional TV sources, with broader support for TV Everywhere than the other platforms. Unfortunately Microsoft does not make web-original video available to the Xbox, which limits its usefulness. And the lack of a Windows-based tablet to rival the iPad or Android devices, along with the poor performance of Windows phones put Microsoft behind both Apple and Google. But the Xbox 360 is such a strong device, with such great market penetration, that it’s impossible to count the company out.
It’s early, but Google is in the lead, with Apple nipping at their heels. If the Kindle Fire is as big a success as I think, Amazon may well challenge for the lead. As an aside, I predict that the Fire will be the best selling electronics product this holiday season.
And Microsoft? (NSDQ: MSFT) Unless Windows 8 and the Windows phone become runaway successes,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them to turn their 360 installed base into a dominant platform. But that’s just my early handicapping – there’s a lot of race yet to be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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