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我初到中國的時候，劉志軍剛剛當上中國鐵道部長。八年來，我無數次乘坐中國火車到各地旅行，既坐過又臟又亂的普通列車，也坐過現代化的“和諧號”，將來肯定還會坐世界領先的京滬高鐵。不過，中國高鐵之父劉志軍卻沒有機會以鐵道部長的身份看到京滬高鐵的開通了。
根據報道，他因在鐵路建設中的“嚴重違紀行為”而落馬下臺，有永遠出不來的可能。一直對中國高鐵寄予高度關注，也確實沒少加以表揚的世界媒體，在這個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驚。不過，作為新干線旁邊長大的日本人，我倒覺得此事不值得大驚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歷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國際歌》的第四段歌詞，“礦井和鐵路的帝王，在神壇上奇丑無比”，中國和日本都一樣。
1955年，曾參加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十河信二被任命為日本國有鐵道總裁，相當于鐵道部長。當時日本的鐵路和火車全是戰前留下來的舊貨，其水平連印度的都遠遠不如。國際上，鐵路界因為受到汽車和飛機的競爭而越來越邊緣化，成為典型的夕陽產業。但是71歲的十河信二從一上臺就決定建造一條新的高速鐵路，把東京和大阪之間的路程從8小時減少到3小時。這條鐵路將采用電力作為動力，兩條鐵軌之間的距離也與之前的標準完全不同，因此被稱為“新干線”。此前日本不但沒有建設過這樣的鐵路，連試驗都沒搞過。再加上根本沒有人投資，從總工程師以下的日本國鐵所有職員都不相信新干線的可行性。
但十河還是決定一意孤行，他上臺的第一件事就是趕跑了鐵路總工程師，任命自己的親信島秀雄接任。面對國會議員的質疑，十河一面辯護說“只是在進行原有鐵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體大作廣告，最終爭取到了新干線項目。后面的事情更為驚人，根據島秀雄的設計方案，會計師計算出新干線需要3800億當時的日元才能建成，遠遠超過日本的承受力，國會不可能通過預算。
十河則命令會計師做一份假賬交上去，欺騙國會說只需要1900億，而且有辦法借到世界銀行的貸款。世界銀行本來明確禁止投資新干線這種試驗性項目，但十河把國鐵在其他項目上的開支挪用過來秘密用于新干線項目，讓世行相信新干線的修建異常順利，于是貸款順利到手。新線于1959年開工建設，建到一半時資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時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滿，他對首相池田勇人說：好了，世界銀行的錢都借了，你看著辦吧。
十河的行為有嚴重違法嫌疑，池田當然知道。不過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問題讓他別無選擇，于是只好從國庫中拿出巨額資金用于新干線。在進行了3800億日元的投資后，世界上第一條高速鐵路——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線”于1964年10月1日通車。已經79歲的十河沒有出席通車儀式，因為他已于此前被趕下了臺。他的新干線和特有的“光”號列車卻從此成了與富士山并提的國家象征，70年代從日本寄往歐洲的圣誕賀卡上，有一半都印著新干線的照片。
1978年，鄧小平坐上了“光”號列車，他評論說：“速度很快，就像推著我們跑一樣，我們需要跑。”但他并沒有在中國引進這種技術，因為日本鐵路正在虧本運營。1987年日本國鐵民營化改革時，國鐵負債已經高達2270億美元，負責鐵路建設的國企“日本鐵道建設公團”也欠了410億美元，兩個公司的總負債超過全國GDP的7%。不過，政府未必為此感到后悔，因為便捷的交通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動建設一條采用更先進的磁懸浮技術的“新新干線”，它將把東京到大阪的時間縮短到僅一個小時多一點。當然，5年建成新干線的奇跡是不會再有了，新新干線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劉志軍堪稱中國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國火車的時候，感到火車又臟又亂，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車的時候總是買不到票，與新干線有幾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鐵路通車，媒體上不斷展開宣傳，我才開始注意到鐵路的變化。2007年發生了中日關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車克服中國“憤青”施加的強大壓力，落戶中國鐵道，成為“和諧號”動車組CRH2型。按照媒體的宣傳，“和諧號”都是由中國自行生產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沒有表示反對。但我登上CRH2列車一看，發現洗臉盆上貼著塑膠紙，紙上寫著“水”和“洗手液”。偷偷揭開，洗臉盆上原來的日文說明漏了出來，讓我感到十分親切。洗臉盆畢竟是一個簡單的部件，從這個細節可以猜測，這列火車的國產化率不會很高。這個情況顯然不是我一個人發現的，左派也把劉志軍當做“漢奸”“買辦”，把CRH叫做“恥辱號”，指責劉不買中國研制的“中華之星”等高速列車而買日本貨。現在劉倒臺了，“烏有之鄉”的左派們非常高興。
川崎和西門子的股東們也有理由感到高興。2004年中國引進第一批時速250公里的動車組之前，劉志軍把全國鐵路裝備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鐵道部保持了計劃經濟體制，這些人全是他的下屬——并告訴他們，這次的談判由我領導，你們誰敢跟外國人接觸就不要干了。在談判中，劉志軍成功使供應商相信，自己手里將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鐵路建設資金，能決定每一個的前途。
為了取得更多的訂單，日本人、法國人、德國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幾十年來互相搜集的情報提供給了鐵道部，價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門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與中方達成共識的人，而最終結果是——日法加三國各得一部分訂單，德國人一點沒有，于是西門子的代表回國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鐵道部招標購買時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車，西門子報出的價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車還便宜，還承諾以8000萬歐元的價格出售全車制造技術，這樣劉志軍就可以向媒體宣布“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了。劉志軍還按西門子出的價格買了川崎的車，也買了全套制造技術。
2010年7月，鐵道部下屬的工廠推出了中國第三代動車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輪子的火車。這種車又分ABCD四種型號，其中A型來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門子的技術。與前面兩代，這種車理論上是中國自行研制出來的，川崎和西門子除了出售中國還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獲取任何收入。高鐵的技術轉讓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現這樣的結果卻是從來沒有過的。FT中文網已經發表了7篇分析和12篇專欄文章來討論這一現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門子不但放棄了在中國起訴鐵道部的努力，甚至當中國向國外銷售CRH380的時候他們也不準備這樣做。這不僅是因為雙方已經簽署過了技術轉讓協議，還因為中國對許多關鍵的技術進行了改造，比如說日本列車的車頭是用許多塊鋼板拼起來的，中國則依靠上海郊區的一臺世界最大的水壓機直接壓出來；中國還利用秦嶺的風洞測試了車頭受到的空氣阻力，并對其形狀進行了修改。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修改后的設計允許山寨的列車比原型車運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國、英國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國侵權。
光是列車速度提高這一點還不足以使中國高鐵受到太多關注，高鐵的精髓還在路本身。其實中國早就決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間修建高鐵，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懸浮技術的問題上爭論了二十年而已。劉志軍繞開了問題，他既不建“高鐵”也不提京滬線，而是利用每年春運人們抱怨買票難的時機，在其他地方開工修建所謂“客運專線”、“城際鐵路”、“第二雙線”，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為高鐵。北京到廣州的“客專”幾乎建在一座從北京延伸到廣州的沒有彎曲的大橋上，CRH列車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無需減速，石家莊和太原之間的客專更是用一個隧道穿過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東海線”有許多轉彎，列車必須減速才能通過，它的真實速度只有劉氏“客專”的一半多一點。劉的手法取得了奇跡般的成功，為數眾多的反高鐵派很少注意到客專和城際鐵路的開工，只有在“高鐵”二字出來的時候才會表達自己的觀點，那時高鐵已經接近通車，說什么都晚了。
“客專”本身才是中國優于日本和歐洲的地方，但它的代價是非常高昂的。劉氏客專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萬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區和地價高的地方，造價達到每公里1.3億元以上。為了建設規劃的1.8萬公里客專，劉至少要兩三萬億元的投資，而2004年的鐵路投資僅有可憐的516億。劉可能不太擅長作假帳，所以他把手頭的所有項目集中起來，用老辦法威脅銀行——要么多借給我點，要么我就從別處借。2007年，劉在銀行的支持下把投資增加到2000億元，但好戲還沒開始。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中國政府提出了4萬億救市計劃，劉的高鐵藍圖獲得中央認可，得到了1.5萬億額外支持。于是從2009年開始，鐵路投資超過了7000億元，超過了軍費，超過了劉上臺前十五年的總和，劉終于實現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鐵路投資”的預言。此時劉志軍的談判藝術又有了進步，他把鋼鐵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來投標，失敗者不僅一份錢拿不到，還將無法再用火車運輸自己的產品。
劉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萬公里鐵路，相當于原有線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專有7000公里。現在正在建設的鐵路長度為3萬公里，其中客專1.3萬公里，大部分將在2011年通車。以后，從北京出發，8小時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薩和烏魯木齊之外的任何一個省會。由于已經開工，這些鐵路沒辦法停下來，今年的鐵路投資仍將達到歷史最高的8500億元。劉志軍唯一沒能開工建設的高鐵是從蘭州到烏魯木齊的“蘭新第二雙線”。但就在昨天，哈薩克斯塔總統在北京簽署了協議，由中方負責修建阿拉木圖到阿斯塔納的高鐵。據說這條鐵路將采用中國的標準，可以連新疆卻不能連俄羅斯，這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錢把蘭新第二雙線也修起來。未來，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過改造自己的鐵路來加強與中國的聯系，中國肯定會一一滿足他們的要求。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鐵道部還將得到更多的投資。
可惜的是，鐵道部并沒有像石油企業一樣，把巨額投資用在改善員工的收入上。我做了這么多年火車，沒見一個列車員說過領導的好話，大家都對低水平的工資非常不滿。一位列車長對我說，他原來是首鋼的職工，首鋼搬走時為了離家近而調到了北京鐵路局，現在的工資只有原來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認為，劉“跨越”——劉志軍因為經常說鐵路要實現“跨越式發展”而得的外號——眼里只有鐵路，從不考慮職工的感受。在劉的領導下，鐵路職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罷工以來的最低點，經常連續一兩個月在列車上度過，連飯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劉志軍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壯志，說撤鐵路分局就撤鐵路分局，誰要是對領導不滿意，就會馬上失去體制內的鐵飯碗。
“劉跨越”的政治生命結束了，鐵路的難題卻剛剛開始。鐵道部和鐵路網如何處理？在日本，新干線修建完成之后一直虧損，直到日本經濟起飛后的八十年代才開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對國有鐵道實施了民營化改革。按經濟規律說，中國鐵路遲早也應該民營化。但劉志軍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復雜得多，因為他的高鐵網太超前，對經濟規律缺乏尊重，難以實現盈利。
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如果中國的鐵道部改制的話，改造出來的新鐵道公司可以破產嗎？如果它被禁止破產，那它就還是鐵道部；如果可以破產，這個負債率為70%的公司離破產就沒多遠了；如果把“壞的”資產拿走，只讓“好的”資產上市，那中央政府通過銀行借給鐵道部的2萬億元資金就收不回來了。此外，鐵道部還憑借著自己的“永遠不會破產”的形象獲得了大量商業銀行投資，如果這個條件消失，投資的資金鏈也將斷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錢來救市。在中國，欠人家兩萬元會帶來很大的壓力，欠兩個億就要輕松得多，欠兩萬億根本就等于綁架了債主。接替劉志軍的新部長，其實一點壓力都不用有。
撤銷鐵道部還將面臨政治上的挑戰。日本國鐵民營化運動的裁員人數是44萬人，而且國鐵本來就是企業，中國的鐵道部則是政企合一的“鐵道省”，擁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檢察院，其職員們普遍認為自己不但不應該被裁員，反而應該為八年來的辛苦獲得補償。民營化，這一必然要經歷的過程將帶來社會的動蕩，甚至可能發生那位列車長所想象的“全路大罷工”，或局部的混亂。中國準備好了走過這個痛苦的過程嗎？
或許，解除鐵道部對中國的“綁架”，要比鐵道部“綁架”中國困難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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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被很多人認為是肯定劉志軍貢獻的，實際上有很多的偏頗和錯誤。
這篇文章主要的觀點有，1。高鐵是劉志軍獨斷專行搞出來的，包括象十河信二一樣欺騙政府。2。高鐵能夠成功的關鍵甚至唯一的關鍵技術環節是引進動車組技術。3。高鐵的代價非常大，而且資金無法回收，這其實是這篇文章的主題。這些都是錯的。此外還有很多細節錯誤。
作者先詳細描述了一番十河信二建設新干線的做法，然后暗示劉志軍也是同樣的做法來建高鐵。這是完全不對的。中國的建設由發改委審批，在發改委網站可以看到哪些項目批準了。
http://www.sdpc.gov.cn/nyjt/
而在鐵道工程交易中心可以看到詳細的項目招標情況，每個招標文件都附有發改委的批準文件名稱，以及工程的詳細技術指標。
www.rebcenter.com
此外，鐵路項目都是鐵道部和地方政府共同申報，還有中咨公司對設計和計劃進行評估，之后才能拿給發改委審批。鐵道部只有審批100公里以下，不跨省的鐵路的權力。而且還有地方政府，中咨公司，環保部，國土資源部，有時還有交通部參與可行性研究和設計規劃，然后才會上報發改委。發改委拿到的是詳細的設計方案和投資規模。所以劉志軍象十河信二欺上瞞下建鐵路是不可能的。再說十河信二只建了一條515公里的項目，這條快速鐵路在戰前日本已經開始研究規劃。
文章說“劉可能不太擅長作假帳，所以他把手頭的所有項目集中起來，用老辦法威脅銀行——要么多借給我點，要么我就從別處借。”這就不用說了，了解必經發改委的審批流程，就知道銀行的錢不是這么來的，就是國家批的。
“鐵路的難題卻剛剛開始。鐵道部和鐵路網如何處理？在日本，新干線修建完成之后一直虧損，直到日本經濟起飛后的八十年代才開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對國有鐵道實施了民營化改革。按經濟規律說，中國鐵路遲早也應該民營化。但劉志軍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復雜得多，因為他的高鐵網太超前，對經濟規律缺乏尊重，難以實現盈利。”
這完全是主觀臆斷。第一，中國鐵路的投資不算大。一年8000多億投資相當于一年卷煙銷售額。第二，高鐵盈虧平衡只需要一個不算太大的客流量，不管說高鐵虧還是賺，多少應該算一下。按現在的造價和票價，一般平均每公里年客流4000萬人就肯定盈利了。這是很容易達到的數字。第三，鐵路投資不光高鐵，還有很多普鐵，加上高鐵轉移客流增加貨運。增加的貨運量還能增加收入。第四，中國鐵路提供的貨運能力遠不能滿足需求。現在中國鐵路貨運周轉量為27000多億噸公里，每噸公里收費平均1毛多點。如果現在的鐵路優先滿足貨運，只要有貨運需求，就減少客運，那周轉量很快就能翻倍。如果貨運價提高至2毛多點，仍然有非常強的競爭力，因為公路運價太高了。這樣新增的利潤足以支付鐵路建設的資金。也就是說，目前的鐵路運營是在用國家管制的低價補貼社會，尤其是鐵路客運。如果鐵路建設資金確實不夠完全可以放開對經營的管制。但國家的選擇是保持補貼，依靠發展生產力來提高盈利能力，償還融資。鐵路的發展水平能夠做到這一點，這才是劉志軍領導的整個鐵路產業做出的最大的貢獻。
關于引進動車組技術，這部分鐵道部確實干的不錯。不過相對于這些年鐵路整個產業鏈的進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為要引進消化的技術遠不止動車組這一點。這幾個型號的動車組，對于那些外國廠商來說，都是成熟產品，但歷史銷售紀錄只有各幾十列。中國給每家的第一批訂單（2007年開始上線運行的那些）基本都相當于各型車歷史總銷售量。中國的訂單很快就會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所以在競爭的條件下，拿到比較理想的價格和技術轉讓的難度，相對于解決高鐵建設運營那么多技術問題的難度來說，是非常渺小的。
“劉志軍把全國鐵路裝備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鐵道部保持了計劃經濟體制，這些人全是他的下屬——并告訴他們，這次的談判由我領導，你們誰敢跟外國人接觸就不要干了。”
這也不全對。鐵路裝備制造商不是鐵道部的下屬，但他們都只有鐵道部這一個客戶，效果差不多。
“劉志軍還按西門子出的價格買了川崎的車，也買了全套制造技術。”
這也不大對。首先CRH2，也就是日本E2系基礎開發的車，日方投標是個聯合體，車不是一家公司就能造出來的。聯合體內各家在04年拿到合同后就開始按約定向中國的各廠商轉讓相應的生產技術。比如車的總裝是青島四方，電機是株洲電機生產，牽引逆變器由株洲時代電器生產等。而且各部件除國內廠家提供，在國外還有不止一家廠家能夠提供，所以中國的車輛總裝廠家還可以自己選擇合適的產品。
“比如說日本列車的車頭是用許多塊鋼板拼起來的，中國則依靠上海郊區的一臺世界最大的水壓機直接壓出來；中國還利用秦嶺的風洞測試了車頭受到的空氣阻力，并對其形狀進行了修改。”
這段話也很容易誤導。國外列車的批量小，如果沒有很大的鍛壓機，就用小鍛壓件拼，但也沒有“許多塊鋼板”，何況還是鋁板，不是鋼板。另外日本鐵路也有風洞。
http://www.rtri.or.jp/rd/maibara-wt/index.html
“劉志軍唯一沒能開工建設的高鐵是從蘭州到烏魯木齊的“蘭新第二雙線”。”這是明顯的錯誤，2009年11月就開工了。
總體來說，該文的最終目的是要把中國鐵路描述成一個無解的問題，搞得連民營化都沒人買，只能賤賣，吞掉壞賬才有出路，這與事實是完全相反的。中國鐵路之所以能與其他國家不同，因為中國幅員遼闊，資源分布極不平均，對大宗，長距離貨運有極大需求，正適合發揮鐵路的優勢。就象美國鐵路，貨運發展很好，也盈利。而其他鐵路強國如歐日就沒法做到。同時，中國人口極多，有長距離大范圍連續分布的高人口密度地區。又便于發揮鐵路高效的中長距離客運優勢。這一點就算比歐日都更突出。比如法國只有6500萬人口，還不如滬寧沿線人多。所以中國的條件，既非常需要先進高效的鐵路運輸，反過來也非常有利于鐵路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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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還有個很大的錯誤。日本新干線一直盈利的，到80年代虧損的反而是那些普通鐵路。民營化的結果就是普通鐵路大漲價。在日本坐普通鐵路的價格單位里程相當于新干線的60%多，也接近或超過在中國坐出租。
比較一下中日高鐵的建設費用和票價（轉載的）。有興趣的可以算算，中國有幾樣東西的價格/收入能和日本相比。
日本是在1959年開始建設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新干線，64年開通。
1.建設費
建設費當時是3800億日元，相當于1959年日本GDP的2.7%。
中國2009年GDP的2.7%是9155億人民幣。這筆錢在中國可以修大約7000公里的350級別高鐵，或者14000公里的250級別高鐵（這個數字原作者寫的有誤，應該是11000公里左右）。
我國在建的高鐵規模是250+350，共1萬公里，這筆錢差不多正好夠。
也就是說，中國在建高鐵的財政負擔與當年日本建設新干線時相差不多。
2.票價
1964年新干線開通時，從大阪到東京（552km）的票價是2480日元。日本當時大學畢業生的起薪是19100日元。票價相當于13.0%的薪水。
以武廣的票價（0.46元/km）算，552公里應該是254元，相當于2009年中國大學生起薪2205元的11.5%。
另外，1964年日本的大學升學率是16%，低于2009年中國的24.2%。
也就是說，中國高鐵的定價，不比當年新干線定價的時候高，從人民收入角度說。
2011-02-17
中国10年前就已超越日本
中國10年前就已超越日本
作者：支點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 加文 - 戴維斯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成為近日令人關注的新聞，因為官方數字顯示，中國在2010年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如果我們換一種方式來計算，這其實是一條老掉牙的“舊聞”。按購買力平價(PPP)衡量，中國不僅早在2001年就超越了日本，而且現在還相當接近于超越美國（的確，如果中國不是已經超越了美國的話）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GDP統計數字衡量的是，某經濟體在某一給定時間期限內創造的、以本幣計的增加值或收入總額。不過，若想比較兩個不同經濟體（如中國和日本）的GDP，則要費些周折，因為我們需要按某一匯率把以人民幣計的GDP換算成以日元計的，或者反過來。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按相關時間期限內的市場匯率進行換算。本周中日兩國的GDP比較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其結果顯示：中國的GDP水平在2010年首次超越了日本。
第一幅圖展示的是，世界最大的三個經濟體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額（各國GDP均按市場匯率換算成美元）。根據此圖，美國在過去30年里顯然始終遙遙領先地占據著最大經濟體的寶座。雖然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露出幾絲趕上美國的跡象，但它從未逼近美國，而且兩國間的差距還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拉大了。與此同時，中國在過去大約15年里一直在穩步攀升，最終在去年超越了日本。但從此圖看，中國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額仍不到美國的一半。
上述為人熟知的計算存在一個缺點：人們已經洞悉，市場匯率會低估發展中經濟體服務業所創造的那部分GDP。這是因為，個人服務（如理發）、醫療服務、零售和其它許多國內經濟活動，并不屬于國際貿易品。所以，與國際貿易的制成品不同，不存在貿易的力量來推動不同經濟體中的服務價格趨同。但在北京理發與在東京或紐約理發本質上并無不同（嗯，至少是差別不大），只是若都換算成美元，在北京理發要便宜得多。這個問題可能導致中國的GDP相對發達經濟體被大幅低估。
我們也可以換一種方法來比較不同經濟體的GDP，不使用市場匯率，而是使用（假想的）購買力平價匯率。原則上，我們可以使各類商品和服務在不同經濟體中價格趨同（前提是它們擁有相同的品質），藉此計算得出購買力平價匯率。這樣，在美國看醫生的價格，就與在中國看醫生（假設其與美國醫生一樣訓練有素）的價格相同。或者說，至少在理論上如此。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定期發布基于詳盡國際價格調查的GDP比較，這樣就能夠估算出購買力平價。結果如下圖所示：
根據此圖，中國GDP超越日本已有整整十年時間，而且目前正迅速逼近美國的水平。使用IMF的計算結果并根據中美兩國近年的增長率外推，我們可以得出，中國的GDP將在大約5年后超越美國。
這兩種方法哪種更靠譜？答案可能取決于你將這些數字用于何種目的。前一種方法可以更好地衡量各經濟體公民的國際購買力，而且它是基于實際市場價格得出的。但是，由于大多數公民主要在國內消費，第二組數據或許可以更好地衡量人們日常生活的富裕程度。畢竟，北京市民無需因自己必須花高價在紐約理發而感到錢袋吃緊，因為大部分北京人本來就無需在美國理發。
毋庸置疑的是，無論采用哪種衡量GDP的方法，普通美國人都仍比普通中國人富裕幾倍。IMF 所使用的官方數據顯示，2010年美國人均GDP美元為4.7131萬美元。按市場匯率換算，中國人均GDP為4282美元；按購買力平價匯率換算則為 7517美元。后一個數字仍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左右，但由于中國人口比美國多3.5倍左右，若按購買力平價匯率換算，兩國GDP總量的差距沒有多大，而且這一差距將在幾年后消失。
最后還有一點。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阿文德 - 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認為，IMF的中國人均GDP數字存在嚴重低估，即使按購買力平價衡量也是如此，因為IMF調查采用的價格數據幾乎全部取自中國的城市，而不包括農村地區。在農村，許多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要比城市低得多。這意味著，按真實購買力平價衡量的農村人均GDP，可能比IMF數據所體現的要高。
薩勃拉曼尼亞表示，若把這一因素以及其它（也許比較靠不住的）因素考慮在內，2010年中國人均GDP可能已高達1.1047萬美元，而不是IMF公布的7517美元。這一“加強版”人均GDP估計數字意味著，2010年中國GDP總量不僅已大大高于日本，而且還略微超越了美國。
薩勃拉曼尼亞的計算結果并不是官方的觀點。這些結果是基于有爭議的估算數字得出的，而那些估算數字無疑將成為其他經濟學家熱議的焦點。盡管如此，這些結果仍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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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s bigger than you may think
China’s GDP growth made news this week because, on the official figures, China overtook Japan to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n 2010. But actually, on a different way of calculating the data, this was very old news. Us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China not only overtook Japan way back in 2001, but it is also quite close to overtaking the US as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 if, indeed, it has not done so already.
GDP statistics measure the amount of value added or income in the economy, measured in domestic currencies, over a given period of time. But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compare the GDP in one economy (China) with that in another economy (Japan), because we need to use an exchange rate which translates yuan into yen or vice versa. This is not as straightforward as it may seem.
The simplest method is just to take the market exchange rate over the period in question. This is the basis used in the comparisons which this week showed the level of GDP in China exceeding that in Japan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0.
The first graph shows the share of the three largest countries in global GDP, all measured in US dollars at market exchange rates. On this basis, the US has been by far the largest economy throughout the last three decades. Although Japan showed some signs of catching the US in the 1980s, it never got very close, and the gap widened again after the mid 1990s. Meanwhile, China has been on a steady climb for about 15 years, and it finally overtook Japan last year. But its share of world GDP on this basis is still less than half that of the US.
The shortcoming of these familiar calculations is that market exchange rates are known systematically to undervalue the quantum of GDP produced in the service sectors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This is because there is n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items like personal services (eg haircuts), medical services, retailing and many other internal activities. Therefore, unlike in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ly traded manufactured goods, there is no tendency for trade to equalise the prices of these services in different economies. Yet a haircut in Beijing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well, similar anyway) to a haircut in Tokyo or New York. It is just a whole lot cheaper, if we choose to measure each of them in dollars. This problem probably results in a large undervaluation of GDP in China compared to more developed economies.
The alternative method of comparing GDP between economies is to abandon the use of market exchange rates, and to use (hypothetical) PPP exchange rates instead. In principle, these exchange rates can be calculated so that the value of all goods and services are equalised between economies, provided that they are of the same quality. A visit to the doctor in the US is valued the same as a visit to an equivalently trained doctor in China. Or that is the theory, anyway.
The IMF publishes regular comparisons of GDP based on painstaking surveys of international prices so that PPP can be estimated. This is what they look like:On this basis, China’s GDP has been bigger than Japan’s for exactly a decade, and it is closing in fast on the level of GDP in the US. Using the IMF’s calculations, and extrapolating at recent growth rates for the two economies, China will overtake the US in about 5 years time.
Which of these two methods is more valid? That probably depends on what the figures are being used for. The former is a better gu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citizens of each of the economies, and it is also based on actual market prices. But because most citizens spend most of the money domestically, the second set of data is probably a better guage of how well off people are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After all, citizens of Beijing do not need to feel worse off just because they would have to pay a much higher price for a haircut in New York, since most of them never have to pay for a haircut in the US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is no dispute that, on any way of measuring GDP, the average American is still several times better off than the average Chinese citizen. On the official data used by the IMF, GDP per capita in the US in 2010 was $47,131. In China, GDP per capita was $4,282 at market exchange rates, and $7,517 at PPP rates. The latter figure is still only about one sixth of that in the US, but since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is about four and a half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US, total GDP on this measure is not so ver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gap will be closed within a few years.
One last point. Arvind Subramanian of the Peter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rgues here that the IMF figures for GDP per capita in China are significantly understated, even at PPP, because they rely on price data taken almost exclusively from China’s cities, instead of its rural areas. Many prices are much lower in the rural areas than they are in the cities, which means that GDP per head in rural areas, measured at the true PPP rates, is probably higher than shown in the IMF data.
Adjusting for this and other (perhaps more dubious) factors, Subramanian says that GDP per capita in China in 2010 may have been as high as $11,047, rather than the $7,517 published by the IMF. This enhanced estimate of GDP per capita would imply that total Chinese GDP in 2010 was not only vastly higher than that in Japan, but was also very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S itself.
Subramanian’s calculations are not the official view. They are based on controversial estimates which will no doubt be hotly disputed by other economists. But they are intriguing nonetheless.
作者：支點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 加文 - 戴維斯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成為近日令人關注的新聞，因為官方數字顯示，中國在2010年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如果我們換一種方式來計算，這其實是一條老掉牙的“舊聞”。按購買力平價(PPP)衡量，中國不僅早在2001年就超越了日本，而且現在還相當接近于超越美國（的確，如果中國不是已經超越了美國的話）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GDP統計數字衡量的是，某經濟體在某一給定時間期限內創造的、以本幣計的增加值或收入總額。不過，若想比較兩個不同經濟體（如中國和日本）的GDP，則要費些周折，因為我們需要按某一匯率把以人民幣計的GDP換算成以日元計的，或者反過來。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按相關時間期限內的市場匯率進行換算。本周中日兩國的GDP比較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其結果顯示：中國的GDP水平在2010年首次超越了日本。
第一幅圖展示的是，世界最大的三個經濟體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額（各國GDP均按市場匯率換算成美元）。根據此圖，美國在過去30年里顯然始終遙遙領先地占據著最大經濟體的寶座。雖然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露出幾絲趕上美國的跡象，但它從未逼近美國，而且兩國間的差距還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拉大了。與此同時，中國在過去大約15年里一直在穩步攀升，最終在去年超越了日本。但從此圖看，中國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額仍不到美國的一半。
上述為人熟知的計算存在一個缺點：人們已經洞悉，市場匯率會低估發展中經濟體服務業所創造的那部分GDP。這是因為，個人服務（如理發）、醫療服務、零售和其它許多國內經濟活動，并不屬于國際貿易品。所以，與國際貿易的制成品不同，不存在貿易的力量來推動不同經濟體中的服務價格趨同。但在北京理發與在東京或紐約理發本質上并無不同（嗯，至少是差別不大），只是若都換算成美元，在北京理發要便宜得多。這個問題可能導致中國的GDP相對發達經濟體被大幅低估。
我們也可以換一種方法來比較不同經濟體的GDP，不使用市場匯率，而是使用（假想的）購買力平價匯率。原則上，我們可以使各類商品和服務在不同經濟體中價格趨同（前提是它們擁有相同的品質），藉此計算得出購買力平價匯率。這樣，在美國看醫生的價格，就與在中國看醫生（假設其與美國醫生一樣訓練有素）的價格相同。或者說，至少在理論上如此。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定期發布基于詳盡國際價格調查的GDP比較，這樣就能夠估算出購買力平價。結果如下圖所示：
根據此圖，中國GDP超越日本已有整整十年時間，而且目前正迅速逼近美國的水平。使用IMF的計算結果并根據中美兩國近年的增長率外推，我們可以得出，中國的GDP將在大約5年后超越美國。
這兩種方法哪種更靠譜？答案可能取決于你將這些數字用于何種目的。前一種方法可以更好地衡量各經濟體公民的國際購買力，而且它是基于實際市場價格得出的。但是，由于大多數公民主要在國內消費，第二組數據或許可以更好地衡量人們日常生活的富裕程度。畢竟，北京市民無需因自己必須花高價在紐約理發而感到錢袋吃緊，因為大部分北京人本來就無需在美國理發。
毋庸置疑的是，無論采用哪種衡量GDP的方法，普通美國人都仍比普通中國人富裕幾倍。IMF 所使用的官方數據顯示，2010年美國人均GDP美元為4.7131萬美元。按市場匯率換算，中國人均GDP為4282美元；按購買力平價匯率換算則為 7517美元。后一個數字仍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左右，但由于中國人口比美國多3.5倍左右，若按購買力平價匯率換算，兩國GDP總量的差距沒有多大，而且這一差距將在幾年后消失。
最后還有一點。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阿文德 - 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認為，IMF的中國人均GDP數字存在嚴重低估，即使按購買力平價衡量也是如此，因為IMF調查采用的價格數據幾乎全部取自中國的城市，而不包括農村地區。在農村，許多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要比城市低得多。這意味著，按真實購買力平價衡量的農村人均GDP，可能比IMF數據所體現的要高。
薩勃拉曼尼亞表示，若把這一因素以及其它（也許比較靠不住的）因素考慮在內，2010年中國人均GDP可能已高達1.1047萬美元，而不是IMF公布的7517美元。這一“加強版”人均GDP估計數字意味著，2010年中國GDP總量不僅已大大高于日本，而且還略微超越了美國。
薩勃拉曼尼亞的計算結果并不是官方的觀點。這些結果是基于有爭議的估算數字得出的，而那些估算數字無疑將成為其他經濟學家熱議的焦點。盡管如此，這些結果仍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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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s bigger than you may think
China’s GDP growth made news this week because, on the official figures, China overtook Japan to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n 2010. But actually, on a different way of calculating the data, this was very old news. Us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China not only overtook Japan way back in 2001, but it is also quite close to overtaking the US as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 if, indeed, it has not done so already.
GDP statistics measure the amount of value added or income in the economy, measured in domestic currencies, over a given period of time. But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compare the GDP in one economy (China) with that in another economy (Japan), because we need to use an exchange rate which translates yuan into yen or vice versa. This is not as straightforward as it may seem.
The simplest method is just to take the market exchange rate over the period in question. This is the basis used in the comparisons which this week showed the level of GDP in China exceeding that in Japan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10.
The first graph shows the share of the three largest countries in global GDP, all measured in US dollars at market exchange rates. On this basis, the US has been by far the largest economy throughout the last three decades. Although Japan showed some signs of catching the US in the 1980s, it never got very close, and the gap widened again after the mid 1990s. Meanwhile, China has been on a steady climb for about 15 years, and it finally overtook Japan last year. But its share of world GDP on this basis is still less than half that of the US.
The shortcoming of these familiar calculations is that market exchange rates are known systematically to undervalue the quantum of GDP produced in the service sectors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This is because there is n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items like personal services (eg haircuts), medical services, retailing and many other internal activities. Therefore, unlike in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ly traded manufactured goods, there is no tendency for trade to equalise the prices of these services in different economies. Yet a haircut in Beijing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well, similar anyway) to a haircut in Tokyo or New York. It is just a whole lot cheaper, if we choose to measure each of them in dollars. This problem probably results in a large undervaluation of GDP in China compared to more developed economies.
The alternative method of comparing GDP between economies is to abandon the use of market exchange rates, and to use (hypothetical) PPP exchange rates instead. In principle, these exchange rates can be calculated so that the value of all goods and services are equalised between economies, provided that they are of the same quality. A visit to the doctor in the US is valued the same as a visit to an equivalently trained doctor in China. Or that is the theory, anyway.
The IMF publishes regular comparisons of GDP based on painstaking surveys of international prices so that PPP can be estimated. This is what they look like:On this basis, China’s GDP has been bigger than Japan’s for exactly a decade, and it is closing in fast on the level of GDP in the US. Using the IMF’s calculations, and extrapolating at recent growth rates for the two economies, China will overtake the US in about 5 years time.
Which of these two methods is more valid? That probably depends on what the figures are being used for. The former is a better gu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citizens of each of the economies, and it is also based on actual market prices. But because most citizens spend most of the money domestically, the second set of data is probably a better guage of how well off people are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After all, citizens of Beijing do not need to feel worse off just because they would have to pay a much higher price for a haircut in New York, since most of them never have to pay for a haircut in the US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is no dispute that, on any way of measuring GDP, the average American is still several times better off than the average Chinese citizen. On the official data used by the IMF, GDP per capita in the US in 2010 was $47,131. In China, GDP per capita was $4,282 at market exchange rates, and $7,517 at PPP rates. The latter figure is still only about one sixth of that in the US, but since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is about four and a half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US, total GDP on this measure is not so ver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gap will be closed within a few years.
One last point. Arvind Subramanian of the Peter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rgues here that the IMF figures for GDP per capita in China are significantly understated, even at PPP, because they rely on price data taken almost exclusively from China’s cities, instead of its rural areas. Many prices are much lower in the rural areas than they are in the cities, which means that GDP per head in rural areas, measured at the true PPP rates, is probably higher than shown in the IMF data.
Adjusting for this and other (perhaps more dubious) factors, Subramanian says that GDP per capita in China in 2010 may have been as high as $11,047, rather than the $7,517 published by the IMF. This enhanced estimate of GDP per capita would imply that total Chinese GDP in 2010 was not only vastly higher than that in Japan, but was also very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S itself.
Subramanian’s calculations are not the official view. They are based on controversial estimates which will no doubt be hotly disputed by other economists. But they are intriguing nonetheless.
2011-02-10
今年中國可能會發生哪些事
今年中國可能會發生哪些事？
盡管存在通脹、破產以及其他一些問題，但工業企業應該仍然能保持較高的盈利水平。
2011年2月 • 歐高敦
麥肯錫上海分公司資深董事歐高敦仔細審視2011年的中國，希望發現中國可能會以什么方式再次使全世界刮目相看。請閱讀他做出的6項預測，然后告訴我們您還會增加哪些預測。
要控制住食品價格的上漲將需要比預期更長的時間。通貨膨脹更多是由結構性而非周期性的因素推動的。事實上，現在整個系統受到極大的壓力，由于煤炭短缺，一次雪災就會使食品和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如果冰雪阻斷了道路，正如目前在中國西南的許多地方那樣，農產品就根本無法進入市場。
隨著人們變得更富裕，中國的消費模式正在轉變——人們食用更多的肉食，需要用更多谷物來喂養家畜和家禽。在極限狀態下運轉的食品供應鏈已接近斷裂，這一問題造成的壓力將導致更嚴重的食品質量危機。此外，價格管制對于更好地平衡供應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并不會有太大效果。食品價格上漲是整個亞洲共同面臨的問題：最近，在印尼（辣椒）、印度（洋蔥）和韓國（大白菜，以及目前因口蹄疫而受到影響的牛肉），食品價格都在飛漲。鑒于中國對許多農產品巨大的絕對需求，她將會影響整個亞洲的食品價格。
中國一個主要的二級或三級城市，將會因為食品價格上漲、失業（或兩種原因都有）而爆發示威活動，其規模將比最近幾年曾發生過的此類事件大得多。通過由當地政府采取行動，增加對示威民眾的財政支持，以及撤換地方政府領導人，示威者可能很快就會感到滿意。然而，由于擔心其他地方的民眾群起仿效，將會導致在全國范圍內采取預防性計劃，加大對城鎮失業人員的救助。
中產階級的破產將會急劇增多。購房者用自己能自由支配的所有現金踴躍地購置多套房產。引發一波破產浪潮所需的一切就是利率的進一步提高（其目標是抑制通脹），它將引起房價快速下跌，以及房貸還款壓力增大。之前，我們已經在亞洲的一些主要城市看到過這種情況。政府可能會決定，它不能出手幫助這些人擺脫困境，因為這將被視為以犧牲窮人利益為代價，鼓勵富人不負責任的魯莽投資行為。目前在互聯網上已有很高的呼聲，大意是說，政府領導人完全脫離實際，不了解城市住房的真實成本。這些領導人必須采取切實行動，以表明自己與人民群眾不斷改善住房條件的愿望保持一致。
最低工資將會提高，但生產率的收益將會超過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在2010年年底，工業企業的盈利能力仍然保持在很高水平——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比上年同期更高，盡管2010年的最低工資普遍有所提高——而且，可能仍將繼續保持在高位。然而，一個試圖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政府將會發現，提高最低工資（或許提高15％～20％）是一種比較容易實施的拉動手段。跨國公司——特別是亞洲的跨國公司——將再次發現，自己將會首先受到合規監管。從更大的范圍來看，2011年，藍領工人向執法系統投訴雇主拒絕支付加班費，以及要求員工超時工作的數量可能會進一步增多。
中國的經濟增長將低于預期。2011年，削減對消費者的補貼將會導致消費啟動緩慢，將無法完全達到2010年的消費水平。例如，近幾個月來，購買汽車占到了消費的20％。隨著減少購車補貼、在北京（或許還有其他城市）實行購車配額，以及提高車輛上牌費和停車費，2011年的汽車銷量可能會停滯不前（如果不至于下降的話）。由于食品價格上漲，會導致低收入群體削減非食品開支和其他自主開支，將使消費不振的問題雪上加霜。
中國將加快其“十二五”“對外投資”計劃。在未來五年中，中國政府可能會努力將中國對外國的累計投資提高一倍。該計劃將會面臨一些國家（可能是在非洲、東歐和拉美）政府的抵制，這些國家的公眾輿論并不相信，讓中國擁有如此多關鍵資產的所有權確實具有吸引力。顯然，這種抵制會使中國領導人感到不悅，他們可能會決定拋售這些棘手政府的債券，并加大對來自這些國家的企業向中國國有企業銷售產品的審查力度。
國家將再次嘗試減持其在企業所有權中的股份。如果中國政府再次啟動其出售更多國有企業股份的計劃，國內的股市價格可能將會下跌（或至少持平）。該計劃還將吸收目前支持中國企業首次公開募股（IPO）的大量流動性，從而降低企業家通過IPO快速套現的能力。此外，一直在中國投資于上市前（pre-IPO）成長型股票的私募股權公司，可能會比計劃時間更長久地持有這些投資項目。
+++++++++
What might happen in China this year?
Gordon Orr, a director in McKinsey’s Shanghai office, peers into 2011 and finds ways China may once again surprise the world. Read his six predictions, then let us know what you would add.
Inflation in food prices will take longer than expected to control. The drivers of inflation are much more structural than cyclical. Indeed, the entire system is now so highly stressed that one snowstorm brings large spikes in food and energy prices as coal runs short. When ice shuts down the roads, as it does today in much of southwestern China, agricultural products simply cannot get to market.
Chinese consumption patterns are shifting as people become wealthier—more meat eating requires more cereals to feed the animals. The food supply chain, running at the limit, is close to breaking, and the pressures this problem creates will lead to further food quality crises. What’s more, price caps won’t be effective in creating a better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Rising food prices are a pan-Asian issue: inflation has recently surged in Indonesia (chilies), India (onions), and South Korea (cabbage and now beef as a result of foot-and-mouth disease). China, given its large absolute demand for so many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ll shape food prices across Asia.
A major second- or third-tier Chinese city will see demonstrations over food price rises, unemployment, or both, on a much larger scale than anything that has occurred in recent years. The demonstrators will probably be satisfied quickly by local action to increas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m and to replace local-government leaders. Yet concerns over copycat actions elsewhere will lead to a nationwide preemptive program to support the urban unemployed.
Middle-class bankruptcies will expand dramatically. Buyers have aggressively bought multiple properties with every penny of free cash flow. All that is needed for a wave of bankruptcies is further interest rate rises (targeting inflation) that result in a blip down in house prices just as mortgage payments rise. We have seen this before across major cities in Asia. The government will probably decide that it cannot bail such people out, as that would be seen as rewarding recklessness among the hav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have-nots. There is already significant noise on the Internet to the effect that government leaders are completely out of touch with the true cost of urban housing. These leaders must take material action to show that they are aligned with the hopes of people just getting on the real-estate ladder.
Minimum wages will rise, but productivity gains will outstrip labor costs. The profitability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remained high at the end of 2010—indeed, higher, in many cases, than it had been a year earlier, despite the minimum-wage increases rolled out in 2010—and will probably remain high. Yet a government seeking to enhance its stature with lower-income workers will find that increasing minimum wages, perhaps by 15 to 20 percent, is an easy lever to pull. Once again, multinationals, especially Asian multinationals, will find themselves being monitored first for compliance. More broadly, 2011 is likely to see further increases in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that blue-collar workers bring in the legal system against employers for failure to pay overtime and to give employees the required time off from work.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ill be lower than expected. The rollback of subsidies to consumers will, in 2011, lead to a slow start for consumption, which will never quite catch up during the year. In recent months, for example, automotive purchases accounted for 20 percent of consumption. With the rollback of subsidies, the imposition of quotas in Beijing (and probably other cities), and increased prices for license plates and parking, car sales are likely to plateau if not fall in 2011. This problem will be exacerbated by food price inflation, which will cause lower-income workers to cut back on nonfood and other discretionary expenditures.
China will step up its “invest out” program in the new five-year plan. The government may well seek to double the country’s cumulative outbound investment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re will be resistance by governments in some countries (probably in Africa,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where public opinion is not yet convinced that so much Chinese ownership of key assets is really attractive. This opposition will visibly upset China’s leaders, who may decide to sell the bonds of the reluctant governments and to increase the challenges that enterprises from these nations face in selling to Chinese state entities.
The state will again try to reduce its ownership role in business. If the government relaunches its program to sell off more of its stake in companies, domestic share prices will probably decline or at least remain flat. The program will also soak up much of the liquidity currently supporting Chinese IPOs, thus reducing the ability of entrepreneurs to cash out quickly through them. Also, private-equity firms that have been investing in pre-IPO growth stocks in China may hold on to these investments longer than planned.
盡管存在通脹、破產以及其他一些問題，但工業企業應該仍然能保持較高的盈利水平。
2011年2月 • 歐高敦
麥肯錫上海分公司資深董事歐高敦仔細審視2011年的中國，希望發現中國可能會以什么方式再次使全世界刮目相看。請閱讀他做出的6項預測，然后告訴我們您還會增加哪些預測。
要控制住食品價格的上漲將需要比預期更長的時間。通貨膨脹更多是由結構性而非周期性的因素推動的。事實上，現在整個系統受到極大的壓力，由于煤炭短缺，一次雪災就會使食品和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如果冰雪阻斷了道路，正如目前在中國西南的許多地方那樣，農產品就根本無法進入市場。
隨著人們變得更富裕，中國的消費模式正在轉變——人們食用更多的肉食，需要用更多谷物來喂養家畜和家禽。在極限狀態下運轉的食品供應鏈已接近斷裂，這一問題造成的壓力將導致更嚴重的食品質量危機。此外，價格管制對于更好地平衡供應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并不會有太大效果。食品價格上漲是整個亞洲共同面臨的問題：最近，在印尼（辣椒）、印度（洋蔥）和韓國（大白菜，以及目前因口蹄疫而受到影響的牛肉），食品價格都在飛漲。鑒于中國對許多農產品巨大的絕對需求，她將會影響整個亞洲的食品價格。
中國一個主要的二級或三級城市，將會因為食品價格上漲、失業（或兩種原因都有）而爆發示威活動，其規模將比最近幾年曾發生過的此類事件大得多。通過由當地政府采取行動，增加對示威民眾的財政支持，以及撤換地方政府領導人，示威者可能很快就會感到滿意。然而，由于擔心其他地方的民眾群起仿效，將會導致在全國范圍內采取預防性計劃，加大對城鎮失業人員的救助。
中產階級的破產將會急劇增多。購房者用自己能自由支配的所有現金踴躍地購置多套房產。引發一波破產浪潮所需的一切就是利率的進一步提高（其目標是抑制通脹），它將引起房價快速下跌，以及房貸還款壓力增大。之前，我們已經在亞洲的一些主要城市看到過這種情況。政府可能會決定，它不能出手幫助這些人擺脫困境，因為這將被視為以犧牲窮人利益為代價，鼓勵富人不負責任的魯莽投資行為。目前在互聯網上已有很高的呼聲，大意是說，政府領導人完全脫離實際，不了解城市住房的真實成本。這些領導人必須采取切實行動，以表明自己與人民群眾不斷改善住房條件的愿望保持一致。
最低工資將會提高，但生產率的收益將會超過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在2010年年底，工業企業的盈利能力仍然保持在很高水平——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比上年同期更高，盡管2010年的最低工資普遍有所提高——而且，可能仍將繼續保持在高位。然而，一個試圖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政府將會發現，提高最低工資（或許提高15％～20％）是一種比較容易實施的拉動手段。跨國公司——特別是亞洲的跨國公司——將再次發現，自己將會首先受到合規監管。從更大的范圍來看，2011年，藍領工人向執法系統投訴雇主拒絕支付加班費，以及要求員工超時工作的數量可能會進一步增多。
中國的經濟增長將低于預期。2011年，削減對消費者的補貼將會導致消費啟動緩慢，將無法完全達到2010年的消費水平。例如，近幾個月來，購買汽車占到了消費的20％。隨著減少購車補貼、在北京（或許還有其他城市）實行購車配額，以及提高車輛上牌費和停車費，2011年的汽車銷量可能會停滯不前（如果不至于下降的話）。由于食品價格上漲，會導致低收入群體削減非食品開支和其他自主開支，將使消費不振的問題雪上加霜。
中國將加快其“十二五”“對外投資”計劃。在未來五年中，中國政府可能會努力將中國對外國的累計投資提高一倍。該計劃將會面臨一些國家（可能是在非洲、東歐和拉美）政府的抵制，這些國家的公眾輿論并不相信，讓中國擁有如此多關鍵資產的所有權確實具有吸引力。顯然，這種抵制會使中國領導人感到不悅，他們可能會決定拋售這些棘手政府的債券，并加大對來自這些國家的企業向中國國有企業銷售產品的審查力度。
國家將再次嘗試減持其在企業所有權中的股份。如果中國政府再次啟動其出售更多國有企業股份的計劃，國內的股市價格可能將會下跌（或至少持平）。該計劃還將吸收目前支持中國企業首次公開募股（IPO）的大量流動性，從而降低企業家通過IPO快速套現的能力。此外，一直在中國投資于上市前（pre-IPO）成長型股票的私募股權公司，可能會比計劃時間更長久地持有這些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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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ight happen in China this year?
Gordon Orr, a director in McKinsey’s Shanghai office, peers into 2011 and finds ways China may once again surprise the world. Read his six predictions, then let us know what you would add.
Inflation in food prices will take longer than expected to control. The drivers of inflation are much more structural than cyclical. Indeed, the entire system is now so highly stressed that one snowstorm brings large spikes in food and energy prices as coal runs short. When ice shuts down the roads, as it does today in much of southwestern China, agricultural products simply cannot get to market.
Chinese consumption patterns are shifting as people become wealthier—more meat eating requires more cereals to feed the animals. The food supply chain, running at the limit, is close to breaking, and the pressures this problem creates will lead to further food quality crises. What’s more, price caps won’t be effective in creating a better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Rising food prices are a pan-Asian issue: inflation has recently surged in Indonesia (chilies), India (onions), and South Korea (cabbage and now beef as a result of foot-and-mouth disease). China, given its large absolute demand for so many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ll shape food prices across Asia.
A major second- or third-tier Chinese city will see demonstrations over food price rises, unemployment, or both, on a much larger scale than anything that has occurred in recent years. The demonstrators will probably be satisfied quickly by local action to increas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m and to replace local-government leaders. Yet concerns over copycat actions elsewhere will lead to a nationwide preemptive program to support the urban unemployed.
Middle-class bankruptcies will expand dramatically. Buyers have aggressively bought multiple properties with every penny of free cash flow. All that is needed for a wave of bankruptcies is further interest rate rises (targeting inflation) that result in a blip down in house prices just as mortgage payments rise. We have seen this before across major cities in Asia. The government will probably decide that it cannot bail such people out, as that would be seen as rewarding recklessness among the hav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have-nots. There is already significant noise on the Internet to the effect that government leaders are completely out of touch with the true cost of urban housing. These leaders must take material action to show that they are aligned with the hopes of people just getting on the real-estate ladder.
Minimum wages will rise, but productivity gains will outstrip labor costs. The profitability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remained high at the end of 2010—indeed, higher, in many cases, than it had been a year earlier, despite the minimum-wage increases rolled out in 2010—and will probably remain high. Yet a government seeking to enhance its stature with lower-income workers will find that increasing minimum wages, perhaps by 15 to 20 percent, is an easy lever to pull. Once again, multinationals, especially Asian multinationals, will find themselves being monitored first for compliance. More broadly, 2011 is likely to see further increases in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that blue-collar workers bring in the legal system against employers for failure to pay overtime and to give employees the required time off from work.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ill be lower than expected. The rollback of subsidies to consumers will, in 2011, lead to a slow start for consumption, which will never quite catch up during the year. In recent months, for example, automotive purchases accounted for 20 percent of consumption. With the rollback of subsidies, the imposition of quotas in Beijing (and probably other cities), and increased prices for license plates and parking, car sales are likely to plateau if not fall in 2011. This problem will be exacerbated by food price inflation, which will cause lower-income workers to cut back on nonfood and other discretionary expenditures.
China will step up its “invest out” program in the new five-year plan. The government may well seek to double the country’s cumulative outbound investment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re will be resistance by governments in some countries (probably in Africa,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where public opinion is not yet convinced that so much Chinese ownership of key assets is really attractive. This opposition will visibly upset China’s leaders, who may decide to sell the bonds of the reluctant governments and to increase the challenges that enterprises from these nations face in selling to Chinese state entities.
The state will again try to reduce its ownership role in business. If the government relaunches its program to sell off more of its stake in companies, domestic share prices will probably decline or at least remain flat. The program will also soak up much of the liquidity currently supporting Chinese IPOs, thus reducing the ability of entrepreneurs to cash out quickly through them. Also, private-equity firms that have been investing in pre-IPO growth stocks in China may hold on to these investments longer than planned.
北京大学と清華大学
北京大学と清華大学、評価が高いのは？
「総合」「富豪数」の北京、「OBの寄付金」「政界人」は清華
日本の最高学府の双璧と言えば、東京大学と京都大学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が、中国の双璧はどこかと中国の人に尋ねれば、誰もが迷わずに、“北京大学”と“清華大学”と答える。その歴史は前者が1898年に設立された“京師大学堂”、後者が1911年に設立された“清華学堂”を原点としており、今年、2011年の4月24日は清華大学の創立100周年の記念日に当たる。それでは、両校が大学としてどれほどの実力を誇っているのか。2011年1月17日に、民間の著名な大学評価機構である「中国校友会ネット」と人材専門紙『21世紀人材報』が発表した「2011年中国大学評価研究報告」をベースに検証してみよう。
「中国の幸福をもたらす大学ランキング」
「2011年中国大学評価研究報告」の主題は、中国の各大学を総合的に評価したランキングであり、そのトップ10を示すと＜表1＞の通りである。これは各大学を各種分野にわたって100点満点で評価したものを合計した総合評点で順位付けしたものである。第1位の栄冠に輝いたのは総合評点100点の北京大学であり、惜しくも第2位に甘んじたのは96.18点の清華大学であり、両校は中国の最高学府の双璧としてその地位を不動のものとしている。第3位以下の各大学はいずれも名立たる名門大学であるが、第2位の清華大学と第3位の浙江大学の総合評点の差は実に40点もあり、中国の大学の中で北京大学と清華大学が飛びぬけた存在であることが見て取れる。
＜表1＞ 2011年中国大学ランキング・トップ10
順位 学校名 所在地 類型 総合評点
1 北京大学 北京市 総合 100点
2 清華大学 北京市 理工 96.18
3 浙江大学 浙江省 総合 56.10
4 復旦大学 上海市 総合 55.57
5 南京大学 江蘇省 総合 42.90
6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 総合 42.52
7 武漢大学 湖北省 総合 39.37
8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 総合 36.61
9 華中科技大学 湖北省 理工 34.56
10 中山大学 広東省 総合 33.77
上述のような大学評価ランキングだけならばありきたりの代物で、別に大した興味も引かないのだが、この報告には“2011中国造富大学排行（2011年中国の幸福をもたらす大学ランキング）”という興味深い研究報告が含まれている。中国語で“造富”とは読んで字の如しで、「富を造る」ということから転じて「金持ち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する。そこで、どうして大学が「金持ちになる」につなが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が、名門大学を卒業したという事実が個人の知的能力の高さを示すと同時に、同じ大学の同窓生であることによる相互扶助が、実業の世界で大きな飛躍を遂げて富豪になる原動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だろう。
さて、何事でもランキング好きの中国には「富豪ランキング」が何種類も存在する。その中で、有名なのは“胡潤百富榜（フージワーフ100富豪ランキング）”、“南方週末中国人物創富榜（新聞「南方週末」富豪ランキング）”、“新財富500富人榜（雑誌「新財富」500富豪ランキング）”、“中国校友会網中国創業富豪榜（中国校友会ネット中国創業富豪ランキング）”などであるが、これらランキングにランクインした富豪2460人を最終学歴で分類してみると＜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 富豪の学歴構成
順位 学歴名称 富豪数 比率 資産額100億元以上の人数（2010年時点） トップの資産額（2010年時点）
1 博士 94人 3.82％ 7人 360億元
2 修士（含MBA）588（含MBA：323） 23.90％ 28人 360億元
3 学士 376 15.73％ 27人 400億元
4 大学専科卒 427 17.44％ 16人 800億元
5 高専卒以下 975 39.11％ 32人 290億元
出所：1999年～2010年中国富豪ランキングから作成
中国で“高等教育”に分類される“大学専科”＜注1＞以上の学歴を持つ人の合計は1485人で、全体の60.89％を占める。これを逆に見ると、中国語で“中専”と呼ばれる“中等職業学校（高専）”以下の学歴しかなくても富豪になっている人が975人もいて、全体の39.11％を占めてい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注1＞高等専門学校、高等職業学校などを指し、卒業までの期間は2~3年。卒業しても大学本科とは異なり、学位は授与されない。
さて、大学卒業の学士以上の学歴を持つ人の合計は1058人であるが、彼らが卒業した大学はどこなのか、2010年時点における卒業した富豪が多い大学のランキングのトップ10を見ると＜表3＞の通りである。
＜表3＞ 中国富豪の卒業大学ランキング・トップ10
順位 学校名 所在地 富豪数 トップ富豪の資産額（2010年時点）
1 北京大学 北京市 79人 390億元
2 清華大学 北京市 70 115億元
3 浙江大学 浙江省 66 230億元
4 復旦大学 上海市 46 230億元
5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 30 240億元
6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 25 185億元
7 中山大学 広東省 22 110億元
8 南京大学 江蘇省 20 80億元
9 華南理工大学 広東省 18 100億元
10 華中科技大学 湖北省 17 120億元
10 武漢大学 湖北省 17 131億元
ここでも第1位の北京大学（79人）と第2位の清華大学（70人）が鎬を削っているが、上述の大学ランキングで第3位の浙江大学が66人と健闘している。なお、2010年時点におけるトップ富豪の資産額では、北京大学の360億元（約4500億円）が群を抜いているが、これは北京大学卒業で中国最大の検索サイト“百度（baidu.com）”の創始者で董事長兼CEOである李彦宏の資産を指している。
これに対して、海外留学して帰国した経歴を持つ富豪の卒業校ランキングを見てみると＜表4＞の通りである。
＜表4＞ 海外留学帰り中国富豪の卒業校ランキング・トップ５
順位 学校名 所在国／地区 富豪数 トップ富豪の資産額（2010年時点）
1 ハーバード大学 米国 6人 38億元
2 スタンフォード大学 米国 5 20億元
シンガポール国立大学 シンガポール 5 26億元
マカオ科技大学 マカオ 5 75億元
3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 3 50億元
4 ニューサウスウェールズ大学 オーストラリア 3 75億元
マサチューセッツ工科大学 米国 3 45億元
ミシガン大学 米国 3 45億元
5 ノースウェスタン大学 米国 3 16億元
第1位はハーバード大学の6人だが、第2位にランクインした3校の5人と大差ないし、2010年時点におけるトップ富豪の資産額を見ても最高が75億元（約940億円）と＜表3＞の国内大学卒業生の金額とは大きな隔たりがある。こうして見ると、わざわざ海外留学して帰国しても実業界で成功して大富豪になる確率は小さ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のかもしれない。裏を返すと、先述したように国内大学の同窓生であることによる“関係（コネクション）”を生かした相互扶助が富豪になるためには大きな要素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可能性もある。
「故郷に錦を飾る」意識を反映
さて、次に卒業生による母校に対する寄付ランキングのトップ5を＜表5＞で見てみよう。中国では“衣錦還郷（故郷に錦を飾る）”という意識が強く、海外で成功した華僑が本国の故郷に学校、道路、橋などを寄贈して、自分の面子を立てることが一般的だが、母校に相当額を寄付するのも、これと同様な心理なのであろう。
＜表5＞ 大学卒業生の母校への寄付金ランキング・トップ５
順位 学校名 所在地 寄付金合計 1000万元以上の寄付者数
1 浙江大学 浙江省 5億2400万元 8人
2 清華大学 北京市 3億9900万元 4
3 北京大学 北京市 3億 500万元 6
4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 2億5300万元 3
5 南京大学 江蘇省 8999万元 4
第1位の浙江大学は5億2400万元（約65億5000万円）で、第2位清華大学の3億9900万元（約50億円）に1億2500万元（約15億5000万円）の差をつけてトップの座に着いたが、北京大学が3億500万元（約38億1000万円）で第3位に着けており、このランキングもトップ3は北京、清華、浙江の3大学が名を連ねた。
なお、浙江大学が第1位を獲得するのに貢献したのは、1961年3月生まれで49歳の段永平であった。段永平は広東省東莞市を本拠とする家庭用電子機器メーカー“歩歩高電子工業”の創業者である。段永平は1977年に浙江大学の無線通信学部に入学、同学部を卒業した後、1982年に国家から北京真空管工場に配属されたが、後に中国人民大学の経済学部で計量経済学を専攻して修士を取得している。
段永平は2006年に母校の浙江大学に300万米ドルを寄付したが、2009年12月にも再度浙江大学に76万元（当時のレートで約1000万円）を寄付している。そして2010年に、段永平は浙江大学に2.46億元（当時のレートで約32億円）、中国人民大学に2.01億元（同約26億円）をそれぞれ寄付したのである。寄付金の合計は4.47億元となり、卒業生による母校に対する寄付金としては年間の新記録を樹立した。この結果として、浙江大学は第1位の栄冠に輝くことができたし、中国人民大学も第4位にランクイン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ある。
なお、「2011年中国大学評価研究報告」には上記とは別に「2011年政界で傑出している卒業生の数・大学別ランキング」が含まれていた。その詳細は下記＜表6＞の通りである。
＜表6＞ 政界で傑出している卒業生の数・大学別ランキング
順位 学校名 所在地 政界で傑出している 卒業生数
1 清華大学 北京市 49人
2 北京大学 北京市 46
3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 36
4 吉林大学 吉林省 28
5 復旦大学 上海市 21
6 ハルピン工業大学 黒龍江省 17
7 南開大学 天津市 17
8 山東大学 山東省 14
9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 12
10 北京師範大学 北京市 11
このランキングも、第1位の清華大学（49人）と第2位の北京大学（46人）が鍔（つば）迫り合いを演じており、第3位の中国人民大学以下とは大きな差をつけている。「政界で傑出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どの基準で判定したのかは分からないが、基本的には中国共産党および中国政府の高級幹部を対象として選定を行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
そこで、北京大学と清華大学の出身で活躍している著名な政界人を大学別に世代分けした＜表7＞を作成してみた。なお、名前が赤文字となっているのは国家主席と国務院総理およびその候補者と考えられる人物。
＜表7＞ 北京大学・清華大学出身の著名な政界人
北京大学 清華大学
第3世代 朱鎔基（元国務院総理）
第4世代
唐家璇（国務委員） 胡錦濤（国家主席）
李肇星（元外交部長、現北京大学教授）
呉邦国（全人代委員長）
劉延東（国務委員）
黄菊（元国務院副総理）＜故人＞
曾培炎（元国務院副総理）
呉官正（元中央紀律委員会書記）
第5世代
李克強（国務院副総理） 習近平（国家副主席）
李源潮（中央組織部長）
楼継偉（中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薄煕来（重慶市党委書記）
解振華（国家発展改革委員会副主任）
袁純清（山西省党委書記）
周小川（中国人民銀行行長）
第6世代
胡春華（内モンゴル自治区党委書記）
陸昊（共青団中央書記処第一書記）
汪永清（国務院副秘書長）
屠光紹（上海市副市長）
現在の中国を担う第4世代では清華大学が圧倒しているが、第5世代では清華大学が国家主席となる予定の習近平を擁してはいるものの、力量的には人数に勝る北京大学が上回っていると言える。それが第6世代になると、現状では北京大学が圧倒的で、清華大学には人材が見当たらない。
第6世代からは一転して北京大学が優勢に
清華大学の紹介記事によれば、1999年以来、清華大学は共産党中央政治局に9人の常務委員、18人の委員を出し、国務院の各部の“部長（大臣）”を104人、各省の党委書記および省長を81人輩出しているとある。なお、北京大学の紹介記事にはこの類の記述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ので、1999年以降は政界人脈では清華大学が北京大学を大きく引き離していたものと思われる。但し、上述したように、第6世代からは情勢は一転して北京大学が優勢となることが予想される。
以上で見てきたように、北京大学と清華大学はあらゆる面で他の大学を圧倒している。当然のこと、そこには中国の頭脳となるべく超エリートが集い、4年間の大学生活を経て、2010年に日本を抜いてGDPで世界第2位の経済大国となった中国をさらに発展させ、飛躍させるべく各分野に散って行くのである。こうした実態を認識して、大学優秀な人材の育成に全力を挙げて努力することが望まれるのだが、日本の現実はどうなのだろうか。
「総合」「富豪数」の北京、「OBの寄付金」「政界人」は清華
日本の最高学府の双璧と言えば、東京大学と京都大学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が、中国の双璧はどこかと中国の人に尋ねれば、誰もが迷わずに、“北京大学”と“清華大学”と答える。その歴史は前者が1898年に設立された“京師大学堂”、後者が1911年に設立された“清華学堂”を原点としており、今年、2011年の4月24日は清華大学の創立100周年の記念日に当たる。それでは、両校が大学としてどれほどの実力を誇っているのか。2011年1月17日に、民間の著名な大学評価機構である「中国校友会ネット」と人材専門紙『21世紀人材報』が発表した「2011年中国大学評価研究報告」をベースに検証してみよう。
「中国の幸福をもたらす大学ランキング」
「2011年中国大学評価研究報告」の主題は、中国の各大学を総合的に評価したランキングであり、そのトップ10を示すと＜表1＞の通りである。これは各大学を各種分野にわたって100点満点で評価したものを合計した総合評点で順位付けしたものである。第1位の栄冠に輝いたのは総合評点100点の北京大学であり、惜しくも第2位に甘んじたのは96.18点の清華大学であり、両校は中国の最高学府の双璧としてその地位を不動のものとしている。第3位以下の各大学はいずれも名立たる名門大学であるが、第2位の清華大学と第3位の浙江大学の総合評点の差は実に40点もあり、中国の大学の中で北京大学と清華大学が飛びぬけた存在であることが見て取れる。
＜表1＞ 2011年中国大学ランキング・トップ10
順位 学校名 所在地 類型 総合評点
1 北京大学 北京市 総合 100点
2 清華大学 北京市 理工 96.18
3 浙江大学 浙江省 総合 56.10
4 復旦大学 上海市 総合 55.57
5 南京大学 江蘇省 総合 42.90
6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 総合 42.52
7 武漢大学 湖北省 総合 39.37
8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 総合 36.61
9 華中科技大学 湖北省 理工 34.56
10 中山大学 広東省 総合 33.77
上述のような大学評価ランキングだけならばありきたりの代物で、別に大した興味も引かないのだが、この報告には“2011中国造富大学排行（2011年中国の幸福をもたらす大学ランキング）”という興味深い研究報告が含まれている。中国語で“造富”とは読んで字の如しで、「富を造る」ということから転じて「金持ち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する。そこで、どうして大学が「金持ちになる」につなが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が、名門大学を卒業したという事実が個人の知的能力の高さを示すと同時に、同じ大学の同窓生であることによる相互扶助が、実業の世界で大きな飛躍を遂げて富豪になる原動力と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だろう。
さて、何事でもランキング好きの中国には「富豪ランキング」が何種類も存在する。その中で、有名なのは“胡潤百富榜（フージワーフ100富豪ランキング）”、“南方週末中国人物創富榜（新聞「南方週末」富豪ランキング）”、“新財富500富人榜（雑誌「新財富」500富豪ランキング）”、“中国校友会網中国創業富豪榜（中国校友会ネット中国創業富豪ランキング）”などであるが、これらランキングにランクインした富豪2460人を最終学歴で分類してみると＜表2＞の通りである。
＜表2＞ 富豪の学歴構成
順位 学歴名称 富豪数 比率 資産額100億元以上の人数（2010年時点） トップの資産額（2010年時点）
1 博士 94人 3.82％ 7人 360億元
2 修士（含MBA）588（含MBA：323） 23.90％ 28人 360億元
3 学士 376 15.73％ 27人 400億元
4 大学専科卒 427 17.44％ 16人 800億元
5 高専卒以下 975 39.11％ 32人 290億元
出所：1999年～2010年中国富豪ランキングから作成
中国で“高等教育”に分類される“大学専科”＜注1＞以上の学歴を持つ人の合計は1485人で、全体の60.89％を占める。これを逆に見ると、中国語で“中専”と呼ばれる“中等職業学校（高専）”以下の学歴しかなくても富豪になっている人が975人もいて、全体の39.11％を占めてい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注1＞高等専門学校、高等職業学校などを指し、卒業までの期間は2~3年。卒業しても大学本科とは異なり、学位は授与されない。
さて、大学卒業の学士以上の学歴を持つ人の合計は1058人であるが、彼らが卒業した大学はどこなのか、2010年時点における卒業した富豪が多い大学のランキングのトップ10を見ると＜表3＞の通りである。
＜表3＞ 中国富豪の卒業大学ランキング・トップ10
順位 学校名 所在地 富豪数 トップ富豪の資産額（2010年時点）
1 北京大学 北京市 79人 390億元
2 清華大学 北京市 70 115億元
3 浙江大学 浙江省 66 230億元
4 復旦大学 上海市 46 230億元
5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 30 240億元
6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 25 185億元
7 中山大学 広東省 22 110億元
8 南京大学 江蘇省 20 80億元
9 華南理工大学 広東省 18 100億元
10 華中科技大学 湖北省 17 120億元
10 武漢大学 湖北省 17 131億元
ここでも第1位の北京大学（79人）と第2位の清華大学（70人）が鎬を削っているが、上述の大学ランキングで第3位の浙江大学が66人と健闘している。なお、2010年時点におけるトップ富豪の資産額では、北京大学の360億元（約4500億円）が群を抜いているが、これは北京大学卒業で中国最大の検索サイト“百度（baidu.com）”の創始者で董事長兼CEOである李彦宏の資産を指している。
これに対して、海外留学して帰国した経歴を持つ富豪の卒業校ランキングを見てみると＜表4＞の通りである。
＜表4＞ 海外留学帰り中国富豪の卒業校ランキング・トップ５
順位 学校名 所在国／地区 富豪数 トップ富豪の資産額（2010年時点）
1 ハーバード大学 米国 6人 38億元
2 スタンフォード大学 米国 5 20億元
シンガポール国立大学 シンガポール 5 26億元
マカオ科技大学 マカオ 5 75億元
3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 3 50億元
4 ニューサウスウェールズ大学 オーストラリア 3 75億元
マサチューセッツ工科大学 米国 3 45億元
ミシガン大学 米国 3 45億元
5 ノースウェスタン大学 米国 3 16億元
第1位はハーバード大学の6人だが、第2位にランクインした3校の5人と大差ないし、2010年時点におけるトップ富豪の資産額を見ても最高が75億元（約940億円）と＜表3＞の国内大学卒業生の金額とは大きな隔たりがある。こうして見ると、わざわざ海外留学して帰国しても実業界で成功して大富豪になる確率は小さ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のかもしれない。裏を返すと、先述したように国内大学の同窓生であることによる“関係（コネクション）”を生かした相互扶助が富豪になるためには大きな要素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る可能性もある。
「故郷に錦を飾る」意識を反映
さて、次に卒業生による母校に対する寄付ランキングのトップ5を＜表5＞で見てみよう。中国では“衣錦還郷（故郷に錦を飾る）”という意識が強く、海外で成功した華僑が本国の故郷に学校、道路、橋などを寄贈して、自分の面子を立てることが一般的だが、母校に相当額を寄付するのも、これと同様な心理なのであろう。
＜表5＞ 大学卒業生の母校への寄付金ランキング・トップ５
順位 学校名 所在地 寄付金合計 1000万元以上の寄付者数
1 浙江大学 浙江省 5億2400万元 8人
2 清華大学 北京市 3億9900万元 4
3 北京大学 北京市 3億 500万元 6
4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 2億5300万元 3
5 南京大学 江蘇省 8999万元 4
第1位の浙江大学は5億2400万元（約65億5000万円）で、第2位清華大学の3億9900万元（約50億円）に1億2500万元（約15億5000万円）の差をつけてトップの座に着いたが、北京大学が3億500万元（約38億1000万円）で第3位に着けており、このランキングもトップ3は北京、清華、浙江の3大学が名を連ねた。
なお、浙江大学が第1位を獲得するのに貢献したのは、1961年3月生まれで49歳の段永平であった。段永平は広東省東莞市を本拠とする家庭用電子機器メーカー“歩歩高電子工業”の創業者である。段永平は1977年に浙江大学の無線通信学部に入学、同学部を卒業した後、1982年に国家から北京真空管工場に配属されたが、後に中国人民大学の経済学部で計量経済学を専攻して修士を取得している。
段永平は2006年に母校の浙江大学に300万米ドルを寄付したが、2009年12月にも再度浙江大学に76万元（当時のレートで約1000万円）を寄付している。そして2010年に、段永平は浙江大学に2.46億元（当時のレートで約32億円）、中国人民大学に2.01億元（同約26億円）をそれぞれ寄付したのである。寄付金の合計は4.47億元となり、卒業生による母校に対する寄付金としては年間の新記録を樹立した。この結果として、浙江大学は第1位の栄冠に輝くことができたし、中国人民大学も第4位にランクイン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ある。
なお、「2011年中国大学評価研究報告」には上記とは別に「2011年政界で傑出している卒業生の数・大学別ランキング」が含まれていた。その詳細は下記＜表6＞の通りである。
＜表6＞ 政界で傑出している卒業生の数・大学別ランキング
順位 学校名 所在地 政界で傑出している 卒業生数
1 清華大学 北京市 49人
2 北京大学 北京市 46
3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 36
4 吉林大学 吉林省 28
5 復旦大学 上海市 21
6 ハルピン工業大学 黒龍江省 17
7 南開大学 天津市 17
8 山東大学 山東省 14
9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 12
10 北京師範大学 北京市 11
このランキングも、第1位の清華大学（49人）と第2位の北京大学（46人）が鍔（つば）迫り合いを演じており、第3位の中国人民大学以下とは大きな差をつけている。「政界で傑出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どの基準で判定したのかは分からないが、基本的には中国共産党および中国政府の高級幹部を対象として選定を行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
そこで、北京大学と清華大学の出身で活躍している著名な政界人を大学別に世代分けした＜表7＞を作成してみた。なお、名前が赤文字となっているのは国家主席と国務院総理およびその候補者と考えられる人物。
＜表7＞ 北京大学・清華大学出身の著名な政界人
北京大学 清華大学
第3世代 朱鎔基（元国務院総理）
第4世代
唐家璇（国務委員） 胡錦濤（国家主席）
李肇星（元外交部長、現北京大学教授）
呉邦国（全人代委員長）
劉延東（国務委員）
黄菊（元国務院副総理）＜故人＞
曾培炎（元国務院副総理）
呉官正（元中央紀律委員会書記）
第5世代
李克強（国務院副総理） 習近平（国家副主席）
李源潮（中央組織部長）
楼継偉（中国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薄煕来（重慶市党委書記）
解振華（国家発展改革委員会副主任）
袁純清（山西省党委書記）
周小川（中国人民銀行行長）
第6世代
胡春華（内モンゴル自治区党委書記）
陸昊（共青団中央書記処第一書記）
汪永清（国務院副秘書長）
屠光紹（上海市副市長）
現在の中国を担う第4世代では清華大学が圧倒しているが、第5世代では清華大学が国家主席となる予定の習近平を擁してはいるものの、力量的には人数に勝る北京大学が上回っていると言える。それが第6世代になると、現状では北京大学が圧倒的で、清華大学には人材が見当たらない。
第6世代からは一転して北京大学が優勢に
清華大学の紹介記事によれば、1999年以来、清華大学は共産党中央政治局に9人の常務委員、18人の委員を出し、国務院の各部の“部長（大臣）”を104人、各省の党委書記および省長を81人輩出しているとある。なお、北京大学の紹介記事にはこの類の記述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ので、1999年以降は政界人脈では清華大学が北京大学を大きく引き離していたものと思われる。但し、上述したように、第6世代からは情勢は一転して北京大学が優勢となることが予想される。
以上で見てきたように、北京大学と清華大学はあらゆる面で他の大学を圧倒している。当然のこと、そこには中国の頭脳となるべく超エリートが集い、4年間の大学生活を経て、2010年に日本を抜いてGDPで世界第2位の経済大国となった中国をさらに発展させ、飛躍させるべく各分野に散って行くのである。こうした実態を認識して、大学優秀な人材の育成に全力を挙げて努力することが望まれるのだが、日本の現実はどうなのだ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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