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中國將是什么樣子

蔡國強 1957年出生，福建泉州人，畢業于上海戲劇學院舞臺美術系，蜚聲海內外的當代藝術家。

自 1980年代中期開始，蔡國強使用中國發明的火藥創作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功，近年來成為國際上最受矚目的中國藝術家之一，其藝術創作對西方藝術界產生了巨大沖擊力，西方媒體稱之為“蔡國強旋風”。作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殘奧會和2009年國慶焰火總設計師，他的作品見證、輝映了這些偉大的歷史時刻。



“那時候……”

建國100周年時，已經不需要閱兵來表現自己的強大；即使閱兵，海陸空三軍的展示將更像藝術表演。

可能還會有焰火表演，但已經不是我在設計了。

類似奧運會、建國100周年的慶典，已不需要舉國動員，那樣，這個國家才真正健康了，像有的國家搞奧運，基本上就是那個城市自己在籌備。

那時候，整個社會會更寬容、更理性地對待各種不同聲音。

那時候，手上的這本中國護照，走遍天下，將會被尊重了，這是我的期待。因為我搞現代藝術，總是在全世界飛來飛去，發現這是一本在全世界最不受尊重的護照之一，你把它往海關一放，他們就說：中國護照，怎么沒有簽證？好像你犯罪一樣。

1992 年我去新加坡，帶了20多個日本人，有助手、翻譯、隨行記者，一到那兒，還剩5個小時的轉機時間，新加坡很小，大家都想出去玩，我就對他們說，你們走前面，我走后面。前面的日本人走過去蓋章都是“砰砰”的，很順利，他們通過之后都在那兒等我，我剛走過去，就被海關攔下：你是中國護照，沒簽證怎么可以進去？

當海關工作人員知道我是藝術家，那些日本人都是我的隨從，不免有些驚訝，隨即打電話給新加坡航空公司，讓他們寫一個保證書，押在海關，才讓我出去。這讓我很不舒服。

我的女兒已經20多歲了，從小和我一起生活，她現在還是中國護照，我們經常四處碰壁。比如我們要去羅馬展覽，阿姆斯特丹轉機，只需要從第3號登機口到第5號登機口，很近，可他們就是不讓我們過去，因為沒有進荷蘭的簽證。航空公司只好把我們轉到瑞士，再轉飛機過去。如果是坐國際列車，那更慘，通常會被要求立即下車。

我和我女兒講，要解決這件事，有兩種辦法，一是換護照，使我們變得方便，還有一種就是每次挫折都提醒自己要努力，讓這護照受人尊重。現在我到一些國家，他們看到我來，常會讓領事來接見我，和我合影。其實我還是中國護照，但因為我的努力，贏得了尊重。我希望以后我們每個人的護照都能受人尊重。

我說的都是“正常”和普通的要求。我們國家也在一步步“正常”起來，就比如我現在做國慶60周年慶典相比較奧運就難做一點了，這個難做，是藝術家難做，政府難做——從中央到北京市一級政府，拍板決策時，都要考慮到民眾的反應和法律法規。50周年大慶，焰火可以打12寸，現在警方要求只能打6寸，因為這是安全距離。為了藝術效果，我堅持要求再打大一點，最多他們給我升到8寸，而且還要經過很多論證，拿出很多方法去解決法規的問題。我雖然增加了麻煩，但知道這是一個好事——政府開始不能隨心所欲了。

那時候，建國100周年，穩定已經不是國家最大利益所在。人們可以自由地呼吸空氣，放心地喝水，放心吃東西，這其實應該是一個簡單的事情，但現在卻常常變得不那么簡單。

到了那時候，取而代之的是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全人類的生態問題等等。

不透明就使人感到擔心。現在，外界對我們的擔心并沒有完全消除，就是透明度還不夠。這一次閱兵，我們基本上展示了最好的裝備，我感到，有這樣的軍事實力做后盾，在國際上反倒要放下“架子”，就譬如你三拳兩拳能把別人打倒，就更不該輕易動手了。不要聲音很響，應該更加平和一點。

那時候，世界會覺得中國人好玩兒，幽默、浪漫而輕松，那時候世界才真正感到中國人多，為什么呢？因為那時候中國人個性會更加解放。現在中國人雖然數量很多，但在世界上能發出聲音的人卻很少，我們在做奧運會開幕式的時候，列出一個表，想把“中國臉”展示給世界，列來列去，只有姚明、成龍、郎朗、劉翔、章子怡、李連杰，再往下找：×××，沒有人認識。那個×××，也沒人認識，這么大的國家，人“少”啊！

現在說中國人在世界上多么有影響力，都是假的，只有一個姚明或者成龍，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你看美國，好萊塢、NBA明星層出不窮，在世界上各個人群中都有各自影響力，那才是一個良好的狀態，所以我期望，建國100周年，國家的形象會因為個人形象的彰顯而凸顯出來。

那時候，中國人即使得到諾貝爾獎，也不會特別的欣喜若狂，舉國歡騰。一些事情的意義，不再會被無限放大。一定程度上，就像現在的美國，學者得了諾貝爾獎，學校也不會去刻意宣傳，獲獎者會得到適當的贊譽，比如一個免費的永久性車位，這是很了不起的榮譽。

那時候，中國會有更多的慈善機構，我相信，會有更多的個人、財團、企業集團參與到慈善事業中來，國外的藝術家能很方便地在中國申請到基金贊助，就像我，在國外一直接受各種慈善機構的基金贊助。

那時候，中國的傳統文化會真正影響到世界，哲學態度能夠更多、更深地介入到國際事務的處理過程中。那時候就會感到，其實普世價值也包含中國的。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一些優秀的哲學內核都會成為人類社會普世價值的一部分。比方西方的哲學思想，認為矛盾非解決不可，在價值觀、制度、文化中都要分出對與錯，而在中國的哲學中，世界本身就是矛盾的，很多問題其實就是無解的，但是我們要尋求一種平衡的狀態。使得矛盾不激化到不可控制。

那時候，領導人開會的鏡頭將會成為真正的新聞，現在，主流新聞中領導人開會的鏡頭太多，那其實不會成為新聞，而在建國100年的時候，人們再看到領導人開會的鏡頭，第一反應就是：出什么大事了？

那時候，中國人在世界說話，真正能夠被聽到，世界也才真正能夠理解中國人，理解中國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