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低工資高物價的秘密

郎咸平

　　由于把中國的低工資和高物價結合在一起，把美國的高工資和低物價結合在一起，這就使中美兩國實際收入之間的差距，要遠遠高于貨幣收入之間的差距。在實際生活中，美國工人仍然能夠獨自一人養活一家子四、五口人，而中國工人夫妻倆一起沒日沒夜地干，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還時常還需要爺爺奶奶來接濟。

　　為什么中美兩國工人貨幣工資之間的差距在縮小，而中國工人供養家庭的能力在下降？甚至下降到了夫妻二人做工養活一個孩子都困難的狀況，這種狀況不僅在中國，即使在世界工業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罕見現象。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樣的現實呢，答案十分簡單：中國財政。

　　無論是美國的低物價，就是中國的高物價，都是中國財政運行的結果。這就是美國政府比中國人還要關心中國改革開放的根本原因。

　　首先，就美國低物價來說。中國財政補貼一是通過出口退稅的方式按商品發放；二是通過虧損補貼的方式對企業發放。

　　其次，就中國高物價來說，則是中國實行高額稅收和通貨膨脹的結果。中國稅收占消費品價格的比重竟然高達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國老百姓每購買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稅收，超過商品本身近1.8倍。如此驚人的高額稅收加到商品價格里面，自然會造成物價高高在上。

　　如果災難到此為止也就罷了，可是對于中國老百姓來講，災難還遠遠沒有結束，中國老百姓同時還要承擔因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貨膨脹的損失。

　　中國每出口1美元商品，國內就要按照匯率比大約1比7來增發7元人民幣來平衡，目前中國外匯儲備大約2.3萬億美元，國內由此增發的人民幣超過16萬億元，相當于2008年3.4萬億市場貨幣流通量(M0)的近5倍，這些由出口結匯投放的巨額貨幣，全部以通貨膨脹的方式轉嫁到了老百姓頭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貨幣的大幅度貶值，物價自然會相應大幅度上漲。

　　在此我們看到了一個讓中國老百姓欲哭無淚的荒謬現象：中國出口商品越多，賺取外匯越多，老百姓就越倒霉。

　　如果中國不出口商品，而是用于國內百姓生活，既能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會發生對外財政補貼；或者退一步來說，如果中國出口商品白白送給外國，不收取美元，國內也就不會增發人民幣，貨幣也不會貶值，中國老百姓的損失也會小一些。

　　可現在卻是，生產的商品出口到了國外，由出口商品換取的美元也借給了國外，而把由此增發的人民幣留在了國內市場上，變成了沒有任何商品做基礎的“純粹廢紙”。

　　由于這些增發的“純粹廢紙”與現有貨幣一樣流通，必然會造成現有貨幣大幅貶值和物價大幅上漲。結果就是中國老百姓不僅損失掉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財富，連手里的貨幣財富都在遭受貶值損失。

　　反觀美國情況恰恰與中國相反，美國市場上的貨幣流向了中國，中國的商品流入了美國市場，由于市場上貨幣減少商品增加，必然導致物價下降，美國老百姓手里的錢便能購買更多商品。

　　再加上流向中國的美元又通過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回流到了美國財政部，美國財政部可以用中國的這些錢來增加公共品的供給，能夠進一步起到降低物價的作用，提高美國老百姓貨幣的購買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兩國老百姓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國家立場上——看待這個問題將更加清楚，中國老百姓生產的商品，被美國老百姓用美元買走了，美元被中國政府拿走了；美國老百姓得到了商品，中國政府得到了美元，而中國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現有貨幣的貶值。

　　結果就是，美國給中國印發美元紙幣，中國給老百姓印發人民幣紙幣；美國用這些紙幣為美國老百姓換來了所需要的各種商品，中國則相反，用這些紙幣從中國老百姓手里換走了所生產的各種商品。

　　而形成這個財富魔方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貨幣增發和商品增加之間的分離：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新增發的貨幣卻留在了中國市場上，不斷稀釋著老百姓手里貨幣的購買力。

　　這就是美國高工資低物價，而中國低工資高物價的秘密。

農民工為何越來越窮

前些日子統計局公布的2010年GDP數字是397983億，比2009年增加了10.3%，當然，CPI只上漲了3.3%，還有，糧食產量又創下了歷史的最高水平，都是好消息。可是，各位幸福嗎？有沒有財富“被增長”的感覺？我告訴你，我們的財富跑不過CPI，更不要說GDP了。(下文摘自《郎咸平說：我們的日子為什么這么難》)

　　不知道大家發現沒有，我們的GDP在大幅上升，但是居民儲蓄的上升卻非常緩慢。如果儲蓄是一個財富衡量指標的話，那我們這幾年的GDP盡管是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的，但卻跟我們老百姓的關系不是很大，因為老百姓的財富并沒有增加多少，也就是說，我們老百姓財富的增長速度和我們GDP的增長速度差距越來越大。各位可以問問自己，我對我的收入滿意嗎？我的收入能夠應付我的生活支出嗎？大家基本上都會說，收入總是跟不上支出的步伐，因為我們總覺得自己入不敷出、捉襟見肘。我們的收入跑不過GDP，更嚴重的是我們的收入竟然也跑不過CPI。在相同的起跑線之后，跑得最慢的就是我們的收入了。

　　想想看，金融危機之后，珠三角又出現“民工荒”，99%的企業缺工人。后來有很多人分析了原因，發現這不是簡單的因為訂單增多了，而是因為工人對工資不滿意，工資實在是太低了。近10年，東莞的工資基本上都是770~900元月薪，包吃住，10年都沒有怎么變化，但是這10年來的通貨膨脹卻在大幅度增長，所以我們的農民工越來越窮。

　　我們的“農一代”是非常勤勞的，為了770~900塊的薪水，他們愿意出來打工，因為在他們的家鄉有著嗷嗷待哺的妻兒們，所以他們能夠忍受低工資和惡劣的工作環境。可我們的“農二代”可不是這樣的，他們可不想為這點小錢打工。而且“農一代”還都不舍得讓自己的兒女出來打工，太苦太累不說，也掙不了什么錢。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毒瘤，想想看，如果說我們國家薪資上不去的話，儲蓄也就上不去，那我們怎么增加消費呢？我們國家目前所推動的任何鼓勵消費政策都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因為老百姓太貧窮了。

　　很多老百姓都有錢包危機感，總覺得自己的支出永遠要比收入多。在錢包危機感之下，中國“80后”現在面臨著這個工資低、物價高的現狀，就調侃自己說：“三十難立、四十迷惑、五十聽天由命”。我發現中華民族其實是個非常幽默的民族，在這么困難的環境之下還能這樣自我解嘲，實在讓人感到心疼。

　　我們普通老百姓的日子確實過得很辛苦，那我們的企業家呢？我們的企業家其實也是非常辛苦的，很多企業家都說，他們是在替勞工們打工，搞得每天晚上12點才能睡覺。我們工人不辛苦嗎？工人也很辛苦，在這么差的環境下工作，還拿這么低的工資。因此企業家也好，工人也好，大家都很辛苦。按照我的分析，這里面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重大的原因是歐美對我們的剝削。你聽我說的似乎很像列寧講的話，那是因為列寧講的話是對的。我最近花很多時間在研究列寧的理論，而且還把部分研究心得放進了《郎咸平說：新帝國主義在中國》和《郎咸平說：新帝國主義在中國2》里。請想想看，為什么我們工人拿的錢這么少？我想再請問我們的企業家，你以為你在替誰打工？你以為你現在賺的錢很多？你錯了，其實你應該多賺10倍的錢才對，而不是只賺現在這么點小銀子。為什么？

　　我們的學者經常講，我們中國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因為缺乏核心技術，所以毛利率低，而解決毛利率低的現狀是要轉型成高科技企業，例如芯片，它的毛利率就高達40%。我們這些學者總是瞎掰。我個人從來不反對高科技，但是請各位想一想，中國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毛利率為什么低？真的是因為它是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缺乏核心技術嗎？我只能告訴你四個字——胡說八道。就以東莞的玩具為例吧，我們中國的玩具業毛利率接近零，但是再看看美國的玩具公司，例如美泰，它的毛利率是多少？在2007年它們的毛利率超過了40%，和芯片是一樣的。美泰不做制造的，它掌控了除制造以外的其他所有的產業鏈環節，包括產品設計、原料采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零售，因此美泰就掌控了銷售的定價權，玩具賣多少錢，它說了算。它給我們每一個玩具1毛錢的利潤。如果你的工廠只能賺1毛錢，那你能給我們工人多少薪水呢？肯定很低。具體點講，每制造一個玩具，我們只能賺1毛錢利潤，而美泰可以賺3.6美金。這就是為什么它的工人一年可以賺4萬美金，而我們的工人一年就只有2 000美金，這就是差別。

　　我再請各位思考一下我們工廠的生產成本，還是以玩具工廠為例，你要不要購買塑膠粒呢？當然要。塑膠粒是什么東西？化工產品。而全世界化工產品的價格又是誰控制的？華爾街。因此在你購買原材料的時候會發現，你又沒有定價權，價格又被掌控在別人手里。因此對于我們中國的制造業而言，我們剛好卡在中間——購買原材料的價格是華爾街控制的，生產出來的產品價格又被美泰這樣的公司控制著。我給美泰取了個名字，叫做“產業資本”，我給華爾街也取了個名字，叫做“金融資本”。我們的制造業真可以說是：前有狼、后有虎，金融資本好比是狼，產業資本好比是虎，具體點說，就是購買原材料時，是金融資本在控制著我們的價格；我們銷售時，是產業資本控制著我們的價格，我們就這樣被夾在了中間，它們一起把我們剝削得干干凈凈。

　　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思考的，和其他國家相比，比如印度，我們怎么比他們還差呢？因為我們還有第二個原因，這個原因就是這幾年我們的產業政策搞偏了。我們把社會大量資源拿去修橋鋪路了，所以我們的GDP才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這種增長并不代表我們的經濟有什么了不起的增長，真正拉動GDP的是鋼筋水泥。比如說在2008年，消費就只占35%，2009年變成了29%；鋼筋水泥2008年是57%，2009年倒變成了67%。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呢？這是說我們整個社會能夠創造財富的、能夠用來消費的資源都被我們拿來搞鋼筋水泥了。我就以華東某省為例，政府規定讓農民把宅基地拆掉，然后到政府規劃的土地上蓋房子，一棟房子大概需要10萬塊，農民就把僅有的10萬塊儲蓄拿去蓋房子了。這看起來好像沒什么問題，你消耗了產能嚴重過剩的鋼筋水泥，你增加了GDP，那我問你，我們的農民接下來幾年怎么辦？要知道，農民這10萬塊的儲蓄本來可以拿去做生意賺點錢的，本來可以消費，拉動其他生產的，也就是說，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生產性資源，可以替老百姓創造更多的財富，但是很不幸，這些寶貴的生產資源都被我們拿來做鋼筋水泥了。

　　老百姓如何才幸福？我一直講要藏富于民、放棄保八，如果老百姓發現他收入可以增加，工作有希望，他就愿意更刻苦工作。企業家發現稅收越來越低，他能夠創造更多的收入、更多的利潤，他不是也愿意更好地工作嗎？只要企業家愿意工作，他就愿意給別人更多的薪水，大家不是生活更有希望了嗎？這樣，就不會鋼筋水泥越多，老百姓越窮了。

拒絕企業插手民主

　　As the political season heats up, Americans are already being inundated with the usual phone calls, mailings, and TV ads from campaigns all across the country. But this summer, they’re also seeing a flood of attack ads run by shadowy groups with harmless-sounding names. We don’t know who’s behind these ads and we don’t know who’s paying for them.


　　隨著政治熱季漸漸升溫，全美各地的人們已經淹沒于各類慣常的競選電話，郵件和廣告中。但今年夏天，人們也看到了一股由起著聽起來無惡意的名字的影子團體發布的攻擊性廣告的洪流。我們既不知道誰在背后運營這些廣告也不知道誰為它們出資付款。


　　The reason this is happening is because of a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Citizens United case – a decision that now allows big corporations to spend unlimited amounts of money to influence our elections. They can buy millions of dollars worth of TV ads – and worst of all, they don’t even have to reveal who is actually paying for them. You don’t know if it’s a foreign-controlled corporation. You don’t know if it’s BP. You don’t know if it’s a big insurance company or a Wall Street Bank. A group can hide behind a phony name like “Citizens for a Better Future,” even if a more accurate name would be “Corporations for Weaker Oversight.”


　　導致這些的原因就是最高法院關于公民聯合案的裁決結果——該決定允許大的公司團體可以為了影響選舉結果而不受限制進行資金投入。他們可以購買價值數百萬美元的電視廣告——更糟糕的是，他們甚至根本就不用透露誰最終為這些廣告付錢。即使是外資控制的公司，你們也不會知道。即使是BP，你們也不會知道。即使是大保險公司或華爾街銀行你們亦不會知道。這樣的團體可以藏在像“美好未來公民聯合”的虛假名字后面，即使更確切的名字可能是“更松散監管促進公司”。


　　We tried to fix this last month. There was a proposal supported by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that would’ve required corporate political advertisers to reveal who’s funding their activities. When special interests take to the airwaves, whoever is running and funding the ad would have to appear in the advertisement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it – like a company’s CEO or an organization’s biggest contributor. And foreign-controlled corporations and entities would be restricted from spending money to influence American elections – just as they were in the past.


　　我們上月嘗試糾正這個問題。提出了一項民主黨和共和黨共同支持的提案，要求發布政治性廣告的公司透露誰為他們的活動提供資金。當特殊利益團體發布廣播電視廣告時，無論是誰運營廣告或為廣告出資，都需要在廣告中表明身份并為其負責——如同一個公司的CEO或一個組織的最大捐助人一樣。而且外資控制的公司和團體出資影響美國選舉的行為將受到限制——如同以往一樣。


　　You would think that making these reforms would be a matter of common sense. You’d think that reducing corporate and even foreign influence over our elections wouldn’t be a partisan issue.


　　你可能認為做出這樣的改革是個常識性的問題。你可能會認為降低公司甚至外資公司對我們選舉的影響是個黨派問題。


　　But the Republican leaders in Congress said no. In fact, they used their power to block the issue from even coming up for a vote.


　　但國會的共和黨領導人們不這樣認為。實際上，他們利用他們的權力阻止這項議題參與投票表決。


　　This can only mean that the leaders of the other party want to keep the public in the dark. They don’t want you to know which interests are paying for the ads. The only people who don’t want to disclose the truth are people with something to hide.


　　這只能意味著對方的領導人希望讓公眾處在黑暗之中。他們不想讓你們知道哪個利益團體為這些廣告出資。正是這些不想透露真相的人才是有事情需要掩蓋的人。

　　Well, we cannot allow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our democracy.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fight for reform and transparency. And I urge all of you to take up the same fight. Let’s challenge every elected official who benefits from these ads to defend this practice or join us in stopping it.


　　當然，我們絕不允許公司插手我們的民主。因此我們一直堅持不懈的為了改革和透明度而奮爭。而且我也號召大家一起參加戰斗。讓我們一起質問每一個從這些廣告受益的當選官員，要么為這種行為辯護，要么加入我們一起阻止它。


　　At a time of such challenge for America, we can’t afford these political games. Millions of Americans are struggling to get by, and their voices shouldn’t be drowned out by millions of dollars in secret, special interest advertising. Their voices should be heard.


　　在美國遇到如此挑戰的時刻，我們不能承受這樣的政治游戲。無數美國人民正在掙扎度日，他們的聲音不應該淹沒于特殊利益團體暗中運行的數百萬美元的廣告之中。他們的聲音應該被大家聽到。


　　Let’s not forget that a century ago, it was a Republican President – Teddy Roosevelt – who first tried to tackle the issue of corporate influence on our elections. He actually called it “one of the principal sources of corruption in our political affairs.” And he proposed strict limits on corporate influence in elections. “Every special interest is entitled to justice,” he said. “but not one is entitled to a vote in Congress, to a voice on the bench, or to representation in any public office.”


　　我們不要忘了一個世紀之前，正是共和黨總統——泰迪·羅斯福——他第一次就解決公司影響選舉的問題進行嘗試。他甚至稱這種行為是“我們政治事務中腐敗的主要來源之一”。并對公司影響選舉的行為進行了嚴厲的限制。他說：“每個利益團體都有權享有公正，但并不是每個都享有國會投票權，法庭申辯權和代表任何公職部門的權力。”


　　We now face a similar challenge, and a similar opportunity to prevent special interests from gaining even more clout in Washington. This shouldn’t be a Democratic issue or a Republican issue. This is an issue that goes to whether or not we will have a democracy that works for ordinary Americans – a government of, by, and for the people. Let’s show the cynics and the special interests that we still can.


　　現在我們面臨同樣的挑戰，同樣的機會來阻止特殊利益集團獲得在華盛頓更大的影響力。這不應該是民主黨或共和黨單方面的問題。這是一個我們能否擁有民主來為普通美國民眾服務的問題——一個代表人民，由人民選舉，為人民服務的政府。讓我們向居心不良的人和特殊利益集團展示我們的決心，我們依然可以說到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