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開or交叉雙腿：男權社會女性靠“性”爭取權益

多國婦女“性罷工”奏效諾貝爾獎得主曾威脅全裸（背景來源中新網）

據臺灣“聯合新聞網”18日報道，“性罷工”在全球多個國家已成為女性集體抗爭的新手段，更重要的是，這一手段屢屢奏效。其中，2011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一、利比里亞女權領袖萊伊曼·古博韋（LeymahGbowee）也曾呼吁“性罷工”。


據報道，古博韋是利比里亞反戰專欄作家，今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她曾在2002年帶頭發動“性罷工”，呼吁利比里亞婦女拒絕和丈夫發生親密關系，除非暴力和內亂的現象終止。當時的總統泰勒雖拒絕這一提議，但次年政府與反對派會談時，古博韋要挾在公共場合脫衣全裸，終于逼迫雙方重回會議室，最終簽署和平協議。菲律賓棉蘭老島（MindanaoIsland）達杜村（Dado）的女性村民今年7月也通過舉行“性罷工”，成功迫使她們的丈夫承諾退出分裂分子所引發的暴力沖突。

報道指，達杜村在聯合國難民署等援助機構的協助下重建家園，該署幫助當地女性建立了“縫紉合作社”。然而，由于村莊之間發生暴力沖突，公路交通被切斷，許多以縫紉為生的女性無法將產品賣售出。為此，她們發動性罷工，幫助重建村莊且帶來和平。此外，哥倫比亞中西部治安最差的城市佩雷拉，曾發生黑幫成員妻子聯合起來發出最后通牒的活動：放下武器或者是放棄性生活。這項運動還獲得市長辦公室支持。非洲喀麥隆西北部村莊亞罕村（Aghem）的婦女2003年也曾發動一場長達3個月的“性罷工”，敦促她們的丈夫正視牧人放任牛群吃掉所種作物的問題。在比利時無法組成新政府的政治僵局持續期間，也曾有一名女性議員提議由全國政治人物的妻女發動“性罷工”，試圖以此來打破政治僵局。

性罷工——女性抗爭的弱兵器（來自時代周報）

公元前411年，偉大的古希臘喜劇作家亞里士多芬創作的諷刺喜劇《呂西斯特剌忒》（Lysistrata）上演，2000多年后，這部諷刺劇幾乎成為全世界所有提議進行“性罷工”婦女喜歡征引的文化源頭。劇中女主人公呂西斯特剌忒（字面有“取消征伐”之意），為結束曠日持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倡議雅典婦女拒絕與她們的丈夫發生性關系，直至停戰。劇中，呂西斯特剌忒與各方巧妙周旋，終達目的。雅典與斯巴達，當和平曙光降臨，勇士放下屠刀時，呂西斯特剌忒與她的姐妹們迎接凱旋將士—不僅張開了雙臂，也張開了她們的雙腿。

張開雙腿還是交叉雙腿，這是一個問題。2006年，哥倫比亞一些幫派分子的妻子、女友發起了一場性罷工，名為“交叉雙腿”（thestrikeofcrossedlegs），這場運動旨在紀念在一次幫派械斗中喪生的480名死者，并且呼吁制止幫派暴力。2011年，為結束比利時大選后長達一百多天的無政府狀態，左翼女議員MarleenTemmerman呼吁組閣談判參與者的女伴，不要與其伴侶同房，直至新政府成立。

性罷工最成功的案例發生在非洲國家利比里亞。2003年，女權主義者萊伊曼古博薇與“利比里亞婦女爭取和平運動”發起了包括“性罷工”在內的一系列非暴力抗議行動，成功結束了長達14年的內戰。在古博薇等人推動下，利比里亞聯盟黨女性候選人埃倫約翰遜-瑟利夫在2005年全國大選中獲勝，成為非洲國家第一位女性民選總統。2011年10月7日，萊伊曼古博薇、約翰遜-瑟利夫與也門記者兼女權活動家塔瓦庫卡曼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獲獎理由是“堅持非暴力方式致力于和平”，“提升了女性在和平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性罷工的重點在其非暴力不合作的行動步驟，通過暫時性禁欲，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國家間的戰爭、水資源分配及工作權利不平等，皆可成為性罷工的抗議對象。對男女兩性而言，性是愉悅與快感的來源，女性禁欲幾乎可視為一種“自損”的抗爭方式。然而，從大的社會結構來看，男女不平等的事實使得性本身成為女性可調用的不多的幾個生理與社會資源之一。假如同意這一點就不能不承認，性罷工與某些女性通過性資本來贏得“上位”機會的行為有著同構的關系。當性成為女性唯一可以運用的與男權社會討價還價的工具時，關鍵就看你怎么用，是不是作為一個自覺的女性主體來運用性這個“工具”。

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與借性和身體搏“上位”，或夫妻間以性為要挾的“冷暴力”不同，性罷工不僅有賴于女性主體的自覺，更是一種集體而非個別的行動。沒有這種女性結盟的性質，罷工不可能取得成功。很簡單，假如妻子或女友拒絕與丈夫或男友行房，男性大可以到其他女性（如性工作者）那里獲得性滿足，那么，性罷工至多具有宣誓意義，達不到讓男性反思其自身的目的。而這種反思又特別重要—這是從性別維度進行的男性反思，大至國家戰爭、軍隊的暴力性質，小至幫派成員為追逐女伴、顯示性吸引力而導致的種種暴力行為，都與霸權性的男性氣質息息相關。由此看來，性罷工是從性或性別角度觸發的抗爭行為，其訴求和意義也必須從性別角度思考、闡釋之。

性罷工作為女性結盟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于照顧不同階層婦女的利益，否則，罷工可能淪為中產階級婦女小打小鬧的行為，甚至導致某種新的壓迫和霸權。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4月肯尼亞婦女發起性罷工，鼓勵總統和部長的太太不要與她們的丈夫同房，行動中組織者給參加性罷工的性工作者發放了“誤工”補助。言外之意，有丈夫有男伴的女性自然有資格參加“罷工”，但無法參與性罷工者，如無丈夫無男伴的女性（單身或寡居女性、性工作者），她們并不因此就低人（也低于其他女人）一等。

有必要強調的是，“性罷工”不能視為孤立的現象，必須放在婦女爭取平等權利，平等參與政治、文化和社會事務的大范圍行動中加以理解。否則可能會造成一種理解上的偏差：比如，性罷工是否把婦女的經驗限制在性和身體的領域，而這正是男權文化下性別分工有意造成的效果：婦女屬于“自然”、“身體”和“本能”，“理性”和“思想”等文化的能力屬于男性。性罷工的行動并不承認這種分類的邏輯，在性的議題上打一場消極戰爭意在引起持續關注，并促使在法律和制度層面改變婦女的從屬地位。

性罷工到底有沒有用？性在多大程度上是政治抗議和社會運動的有效工具？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引發實際的改變，抑或只是一種烏托邦？這想必是所有關注者心頭揮之不去的疑問。性罷工能成功，其背后假設是異性戀男性對性有急切的渴望，大權在握、“性”趣惘然的老年男性政治家，離家在外征戰的雅典或斯巴達勇士，面對他們，本來就獨守空房的呂西斯特剌忒們，她們提議的性罷工會有效嗎？雖女權主義從源頭上反對戰爭，但只要女人一日無法參戰，無法像男性那樣在社會各個空間發揮決策作用，那么，“性”依然是策略性地爭取婦女利益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