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戶籍管理的經驗與啟示

來源：文新傳媒

　　本文重點探索日本東京戶籍管理的先行經驗，希望能為我國“城市化”實踐提供某些有益的啟迪。

　　一、日本東京都市生活印象

　　凡是在日本留學、工作或旅游過的人，都會對日本城市的社會秩序和環境品質留下較好的深刻印象。本人曾以“中日聯合培養經濟學博士研究生”的身份，在日本東京留學兩年，親身體驗過繁華東京那相對自由而井然有序的城市生活。我覺得，東京的戶籍管理經驗很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

　　日本國土總面積為37.47萬平方公里，水域面積3,091平方公里。因屬山地島國，日本的可居住面積僅有8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為1.2億，人口密度達1500人/平方公里。因此，“城市化”是日本解決人口密度難題的必然選擇。

　　日本首都東京下轄23個特別區、1郡、26市、7町、8村以及伊豆群島、小笠原群島，面積2187平方公里，人口1200萬左右，約為日本總人口的1/10。

　　日本政府重視國土有效利用和城鄉協調發展，主張縮小城鄉差別，不斷投資改善鄉村的自來水、天然氣、公共交通、現代通訊等公共基礎設施，使鄉村的居住生活條件不亞于城市，而且住房更寬敞、空氣更新鮮、物價更低廉，因此出現了許多白天到東京上班，夜晚回到千葉縣、琦玉縣、神奈川縣居住的“遠距離上班族”――他們的生存狀況與“蝸居”在中心城區地下室的低收入者相比，或許要更加寬松和自由，但他們必須為上下班長途奔波付出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據了解，在東京都的1200多萬總人口中，真正工作和居住都在東京都的中心城區的人并不多。之所以選擇工作在東京中心城區、而居住在近郊，首先是為了降低生活成本。東京工薪族平均每天的通勤時間約為120分鐘。絕大多數日本公司都會為骨干職員報銷電車月票，或提供通勤交通補貼。由于通勤時間長、工作強度大，日本工薪族普遍飽受“睡眠不足”的困擾。于是，“睡眠學”成了日本大學教授熱衷的研究領域，“過勞死”成了最具日本社會語境的特色詞匯，在早出晚歸的通勤電車上睡得東倒西歪，儼然成為東京工薪族最熟悉的一道“風景線”。

　　二、日本東京戶籍管理制度的主要特點

　　日本《憲法》規定，公民擁有遷徙自由，其戶籍管理制度的顯著特點是“戶口隨人走”。例如：只要求職成功，就可以被東京的大公司聘用、輕松在大城市立足；只要買得起房子或交得起房租，就可以自由遷徙到全國的任何城市，而且一旦在某地居住下來，就自然成為當地的常住人口、享受當地居民的全部福利，即使是從農村遷入城市，通常也可以自然獲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和基本權益。日本《戶籍法》規定，孩子在20歲的法定成人之前，無權獨立設立自己的戶籍，成人后則完全自由。日本的“住民票”標有公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與戶主的關系等。公民在接受義務教育、辦理國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退休金保險）、登記納稅、登記選舉人或候選人等，都需要先出示“住民票”。公民在遷出某地時，需要到當地政府辦理“住民票”遷出證明，注明遷出原因（如上學、就職、結婚等）和計劃前往地址；搬入新住址后，必須在14天之內到新住地政府辦理遷入登記，此時需要攜帶遷出證明、國民健康保險證等，辦理戶籍接轉與登記手續。

　　東京地方政府對外來人口（包括通常受到日本社會排斥的“外國人”）無區別地給予法律意義上完全平等的“住民”資格，一旦在東京居住，住民的在子女教育、國民健康保險、公共設施利用和公共服務享用等社會福利方面，就與原有的常住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受法律意義上的任何歧視。當然，但新住民必須在當地遵紀守法、照章納稅。能夠在城市社區獲得較高社會地位、受到普遍尊重和歡迎的，是那些納稅貢獻大、公益捐贈多、公眾威望高的優秀居民。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對納稅大戶進行宣傳表彰。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日本政府出臺了“住民基本情況網絡登記制度”。每個居民有一個登錄號，行政部門通過登錄號就可以在網絡上找到每個居民的國籍、性別、出生地、出生年月、職業、住址、聯絡電話、標準照片等個人基本信息。這種全國統一的居民信息網絡登記制度保障了公民的遷徙自由，使人們無論走到哪里，都容易合法地實現身份的確認。因為日本有嚴格的戶籍登錄制度和高度發達的社會治安攝像監視系統，一旦發生刑事民事案件，警察部門很容易快速破案。

　　三、日本東京戶籍管理的主要啟示

　　由于東京屬于世界上物價最高的都市，能在東京安身立命的，只能是那些擁有厚實家底或穩定職業收入的人。雖然東京也有無家可歸露宿街頭的流浪者，但他們一旦觸犯法律便會立即受到嚴厲制裁，東京的警察為了維護市容，也經常突查無家可歸者的集中露宿點。由此，無穩定收入的流浪者在東京的生存空間是非常有限的。筆者曾經詢問一些從外地到東京上大學的畢業生，為什么不打算留在東京工作？他們的回答是，東京競爭激烈、物價昂貴，除了高新技術和新興產業之外，幾乎所有的商機都被開發殆盡，加上日本工商界有著嚴密的組織性，講究長期合作關系，極少輕易變更交易伙伴關系，排斥新的“外來者”的傾向十分鮮明。在這種社會經濟背景下，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要在東京獨立門戶是異常艱難的。而如果選擇回到家鄉去創業，則完全可以憑借父輩在業界的人脈關系資源和自己在東京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知識、技能、現代理念和開闊眼界等個人比較優勢，干出一番事業來。這與我國近年來一大批白領迫于高房價而紛紛“逃離京滬深”、回鄉創業的情形十分相似。那些缺乏專業技能的低素質、低收入者，雖然可能非常羨慕東京的繁華發達，但他們內心十分清楚：長期在東京體面地生活下去卻并非易事。對大多數愿意享有繁華大都市的年輕人而言，在遭遇經濟拮據之后，唯一合理的選擇是從東京遷往物價和房租相對低廉的地方去。

　　總體上看，東京戶籍管理實踐的經驗和啟示是：在控制人口流向時，切實做到了“完備的行政管理手段”和“健全的市場競爭機制”有機結合――前者保證了對城市流動人口管理的“疏而不漏”，后者保證了流入大城市人群的“優勝劣汰”。

　　實踐證明，完全遵循人口遷徙自由原則的東京都，不僅保持了世界一流的秩序，城市管理有條不紊，而且沒有發生我們所擔心的低素質人口大規模涌入東京的情況，有效避免了拉美和南亞國家在“過度城市化”過程中伴生的“貧民窟”現象；不僅較好地維護了首都的社會經濟秩序，還促進了人才資源的優化配置，已被證明是比較成功的戶籍管理模式，值得我國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研究和借鑒。

　　日本國土面積約為我國的4%。如果我們能夠借鑒東京的戶籍管理制度來控制城市人口規模、實現城鄉統籌、國土均衡開發，那么，即使我們達到日本現有的人口密度，在現有國土資源條件下，我國可容納的人口總量可望達到30億。這一結論確實令人興奮！


　　文 明，1964年生于湖南祁陽（祖籍四川廣安），社會學碩士、經濟學博士、企業管理博士后，中組部、團中央2001年“博士服務團”成員，第九屆全國青聯委員。現任陜西教育學院副院長兼創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陜西省創業研究培訓基地共建領導小組副組長、《西部創業》主編、陜西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第四屆委員、《陜西參事》編委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