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網
30日下午出版的法國《世界報》刊登中國駐法國大使孔泉的署名文章，向法國讀者闡述了釣魚島屬于中國的歷史和法理依據，并指出改善當前中日關系困難局面的鑰匙在日本手里。
孔泉在這篇題為《釣魚島屬于中國，不屬于日本》的文章中說，他在12年前擔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期間被問及最多的話題之一就是中日關系，具體而言是兩大問題，一是歷史問題，二是領土爭端。
在歷史問題上，孔泉以德國為例說明，一個勇于承認錯誤、改正錯誤的民族是一個自信的民族。日本前首相小泉多次參拜靖國神社，等于祭拜在二戰中犯有反人類罪的戰爭罪犯。歐洲同樣慘遭二戰浩劫，但德國對歷史問題的態度與日本截然相反。德國對歷史問題的態度，是今天歐洲和平和繁榮的基礎。
文章在談及領土爭端時強調，許多史料證明，釣魚島屬于中國。該文還援引法國史料證實，珍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的1772年德利勒、1778年德范貢迪、1817年布隆多等人繪制的多幅地圖，均注明釣魚島屬于中國。
孔泉向法國讀者介紹說，將釣魚島歸還中國，是二戰戰敗國日本根據協定必須承擔的法律義務。上世紀70年代兩國領導人就“擱置釣魚島爭議”達成的諒解和共識，是中日關系實現正常化的重要政治保障之一。在他擔任發言人期間，日方就開始在釣魚島上修建燈塔，直到這次變本加厲，對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故意挑起事端，令中日關系再陷嚴重困難局面。
文章說，中國要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需要用幾代人的時間去做，更加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在當前世界經濟因危機而持續低迷的時刻，更需要中日攜手加強合作。中方不愿看到當前中日關系的困難局面持續下去。只是希望日方盡快改正錯誤。
----------------
La Chine est propriétaire des îles Diaoyu et non le Japon
LE MONDE
Par Kong Quan, ambassadeur de Chine en France
Il y a douze ans, j'ai été nommé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poste que j'ai occupé pendant cinq ans. Durant mon mandat, les questions qui m'ont été le plus souvent posées portaient sur les relations entre la Chine et le Japon autour de deux questions principales : les problèmes historiques et les contentieux territoriaux.
En 2006, le premier ministre japonais d'alors, Junichiro Koizumi, a tenu à visiter le sanctuaire Yasukuni, un acte synonyme d'hommage rendu aux criminels de guerre auteurs de crimes contre l'humanité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Comment peut-on imaginer que le peuple chinois et l'ensemble des peuples asiatiques victimes du militarisme japonais puissent l'accepter ?
L'Europe a aussi beaucoup souffert lors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Cependant, l'Allemagne a adopté une attitude radicalement opposée à celle du Japon. Je me rappelle encore vivement des scènes de la visite en 1970 du chancelier Willy Brandt en Pologne. Une nation qui a le courage de reconnaître ses erreurs et de les corriger est une nation confiante. L'attitude des Allemands à l'égard de leur passé a constitué la base de la paix et de la prospérité en Europe.
Aujourd'hui, les relations sino-japonaises se retrouvent une fois de plus dans une situation très difficile à cause du contentieux autour des îles Diaoyu. Bien des documents historiques ont prouvé que les îles Diaoyu faisaient partie intégrante de la Chine. Et s'agissant des documents anciens, que nous disent les documents historiques français ?
J'ai demandé à mes collaborateurs de consulter les précieuses archive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rançaise qui a mis à notre disposition des cartes établies par Guillaume Delisle en 1772, Didier Robert de Vaugondy en 1778 et Alexandre Blondeau en 1817. Toutes ces cartes ont démontré de façon claire l'appartenance des îles Diaoyu à la Chine.
La restitution de ces îles à la Chine est en fait un devoir que le Japon doit assurer en tant que pays vaincu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conformément aux traités signés à la fin de la guerre. Au cours des négociations menées par la Chine et le Japon en vue de normalisation de leurs relations en 1972 et du traité de paix et d'amitié entre les deux pays en 1978, les dirigeants chinois comme Zhou Enlai et Deng Xiaoping ont proposé de laisser de côté ce contentieux. Cette proposition a fait l'objet d'un consensus entre les deux pays confirmé par les premiers ministres japonais de l'époque, Kakuei Tanaka et Takeo Fukuda. C'était une des cautions essentielles pour toute normalisation des relations sino-japonaises.
La Chine souhaite développer son économie, améliorer les conditions de vie de sa population. Tant de choses lui restent à faire et qui nécessitent des efforts de plusieurs générations. La Chine a besoin, de ce point de vue, plus que les autres, d'un environnement de paix et de stabilité.
Lorsque j'étais porte-parol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Japon avait déjà commencé la construction de phares sur les îles Diaoyu. Tout récemment, dans le prolongement de sa logique, le Japon a ravivé intentionnellement le feu en "nationalisant" l'île.
La Chine et le Japon partagent une proximité géographique, une similitude culturelle et une interdépendance économique. Quarante ans depuis la normalisation des relations sino-japonaises, le volume du commerce entre les deux pays a atteint 340 milliards de dollars (260 milliards d'euros). L'interdépendance économique et commerciale est profonde, et nul ne peut la briser. Alors que l'économie mondiale souffre actuellement d'un ralentissement soutenu, il est d'autant plus nécessaire à la Chine et au Japon de renforcer, main dans la main, leur coopération.
La Chine ne veut pas que cette situation difficile perdure. Nous souhaitons simplement que la partie japonaise corrige au plus vite ses erreurs. La balle est maintenant dans le camp du Japon.
Kong Quan, ambassadeur de Chine en France
Situées en mer de Chine orientale, les îles dénommées Senkaku en japonais et Diaoyu en chinois, font l'objet d'un vif différend entre Pékin et Tokyo
2012-10-31
2012-07-12
關於日本電視產業兩篇
//////////////////////////////////////
掙扎中的日本電視產業 扭轉局勢艱難
來源：中國新時代
內容導航：
為度過危機，日本的制造商只能“雙管齊下”：將工廠遷出日本和削減供應商價格。日本財政部和世界銀行努力控制日元匯率，日本央行在去年10月31日花費了創歷史的1,030億美元使得日元從創歷史的每美元兌75.35日元開始下降。
全員虧損
從奧林巴斯丑聞到三大巨頭虧損嚴重，壞消息在日本的電子行業內已然司空見慣。2011年，日本電子企業的日子非常不好過。
2011財年，索尼和夏普均報出巨額虧損，二者的虧損之和達110億美元。最終數據顯示，索尼在2001財年虧損65億美元，比其在2月預測的虧損額高出兩倍多。索尼在東京交易所的股價下跌到5個月中最低。夏普公布了47億美元的虧損，比其先前預測的高出31％，股價也隨之大跌。最近，索尼宣布，將退出與夏普合作的液晶電視生產公司。
索尼和夏普曾是日本電子產業的標志，不過每況愈下，被美國的蘋果和韓國的三星逼得步步后退。日本福島海嘯造成的工業癱瘓，泰國洪水摧毀了電子產品供應鏈，日元匯率不見下降，均對日本的電子產品企業造成了重大不利影響。從去年11月至今，日本基準的日經225種股票平均指數下跌了1.2％。索尼股價下跌4.8％，是摩根士丹利世界指數1,600多家公司中的第二大跌幅股價；夏普股價下跌3.2％。
索尼銷售收入的70％來自海外，夏普47％的銷售為海外業務，可見匯率直接左右這家公司的業績。日元的匯率一路走高，已經到達二戰之后的最高點。索尼美國電子業務總裁PhilMolyneux說，日元的強勢讓索尼公司的改善措施收效有限。2011年日元兌美元增長7.7%，兌歐元增長11％，這一形式阻礙了日本公司的海外銷售。
索尼東京交易所的股價已經下降到1,000日元之下，這是1980年以來的最低點。索尼遞延稅金資產達到3,000億日元，公司不再預期盈利。首席財務官勝加藤表示，公司可能增加股權融資，但是現在索尼還沒有作出任何具體的計劃。很明顯，情況非常不樂觀。
2011年，擁有百年歷史的夏普公司同樣遭受了成立以來的最大虧損。由于電視供大于求，夏普公司兩個最大的LCD電視面板工廠已經停產。公司兩大電視面板工廠的產能分別是72,000臺和10萬臺。
腹背受敵
在2000年，索尼價值超過1,250億美元，現在價值不超過190億美元，蘋果公司價值5,860億美元，三星價值1,680億美元。
索尼的輝煌已經過去，同樣，日本電視產業的黃金時期也成為過去。現在，日本液晶面板產業最大的敵人是韓國電子巨頭三星。在高端市場，日本的大型消費電子公司們對于來自韓國的競爭越來越無力回擊。2011年第四季度，三星位列電視制造商第一位，占據26.3％的全球市場份額，高出其第三季度三個百分點。根據三星官網消息，2012財年第一季度公司運營利潤達到了創紀錄的51.6億美元，增長98%。公司創造利潤額44.6億美元。手機銷售占據了三星利潤額的73%。三星第一季度智能手機銷售量4,400萬部，一舉超越了老對手蘋果，iPhone同期銷售量為3,510萬部。三星公司新聞發布會上更是著重提出GalaxyNote以及GalaxySII的熱銷是公司表現良好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三星在平板電腦，3D以及LED電視OLED面板領域都表現良好，需求巨大。
三星并不是日本電子企業唯一的敵人。韓國的LG電子公司，以及其他大型韓國電子企業都給日本電子產業帶來了巨大壓力。去年最后一個季度，LG電子位列全球電視市場第二位，占據13.4％的市場份額。五大電視品牌中，只有三星和LG的業務是在增長的。日本企業中，索尼排在第三位，市場份額9.8％，同比下挫34％。第四位的松下下降19％，第五位的夏普下降30％。
除了來自韓國的威脅，中國的競爭對手同樣不容小覷。十年前，中國的公司只能生產老得過時的陰極射線管（CRT）電視，他們在液晶和等離子領域沒有掌握任何技術，完全不能造成威脅。唯一一個試圖擺脫CRT電視陷阱的，并試圖進軍全球市場的中國公司是TCL。后來，TCL與法國的湯姆遜的合作成為了反面典型，一個企圖通過獲得西方品牌進行全球擴張的失敗案例。
TCL失敗了，當時沒有對日本電視產業造成太大困擾。但是，得益于中國國內市場的增長，TCL的業務直線上升。2012年5月，TCL液晶電視（含商用顯示器）銷量同比增長82.20%達102.69萬臺，銷售勢頭依然強勁。今年第一季度，TCL銷售的400萬臺電視機中，只有765,000臺是CRT電視。在過去12個月中，TCL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價格上漲了65％。相比之下，索尼下降39％，夏普下降32％。
中國電視領域的本土企業創維占中國市場份額的16.6％，其市場定位非常準確，因此獲得了眾多的國內消費者支持。6月4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聯合公布節能補貼產品目錄，共有15家企業1,460個型號的高效節能平板電視入圍推廣目錄。TCL的200余款產品入選了產品目錄，其3D智能云電視新品全線入選。TCL還希望掌握定價權，“將通過技術創新，成本優化，價格調整等策略拉低3D電視的價位。”
即使中國經濟出現放緩的跡象，中國依然世界上最重要的電視市場。占全球電視出貨量的21％，也是唯一具有較強增長力的主要市場。去年在中國銷售的電視機超過90％是液晶顯示器。中國人不再僅僅購買舊技術。TCL就已經對3D技術研究多年，并且與政府合作，力求在3D電視市場有一番作為。鑒于中國市場的重要性，TCL、創維、長虹等中國公司很可能成為日本企業的勁敵。
失敗的合作
最近兩年間，索尼相繼結束了與三星和夏普的電視方面的合作。去年年末，索尼宣布終止與三星的液晶面板合資項目，以約合9.4億美元的價格，把生產液晶面板的合資企業股份全部出售給三星。索尼稱該舉措為公司的電視事業部節省了約500億日元（6億美元）。
2009年7月1日起，夏普把在界市的液晶面板工廠轉移到位于大阪的全資子公司SDP旗下。2009年12月29日，索尼入資100億日元（1.2億美元）SDP公司，購置SDP7.04％股份。從此，SDP成為夏普和索尼的合資公司，業務為液晶面板生產。計劃不如變化快，在瞬息萬變的液晶面板市場上，SDP的業績始終不見上漲。于是，2012年三月，索尼與夏普達成協議，同意修改原來的合資協議，索尼不再額外注資。索尼出售其持有的夏普顯示器業務7%的股權，然后得到等于其原始投資的100億日元現金。所有交割將在2012年6月底完成。
索尼和夏普的合作初衷是兩家企業一致認為消費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購買LED電視。在夏普的子公司PioneerCorp.退出等離子面板市場后，夏普推出了Elite系列電視。Elite直接定位高端用戶，該系列只有60英寸和70英寸兩個規格，售價4,695美元起。PhilMolyneux把業務重點放在提高零售額上。
計算失誤，消費者并沒有為高端電視買單，相反，金融危機讓消費者更小心謹慎。索尼與夏普的合資公司沒能盈利，只能慘淡收場。根據世界著名市場調查公司尼爾森集團（NPDGroup）的研究報告顯示，2011年全球電視出貨量下降了0.3％，至247.7萬臺。這是六年來全球電視出貨量的首次下降，原因是美國和歐洲的過量庫存，以及日本政府補貼結束。
全球的電視出貨量首次下降，加之日元的強勁走高，兩者是索尼與夏普合資液晶電視公司虧損的主要原因。
經營新政不被看好
為止損，索尼公司的新總裁平井一夫宣布消減開支和裁員。夏普轉投中國臺灣的富士康，接受富士康16億美元的入資，并表示將繼續液晶電視的研發和生產。
在東京下議院資產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吉野榮之助對于夏普的新動作并不看好，他說：“投資者們不斷地給自己復興的希望，然后再一次失落，他們決策慢，領導力弱。我不再相信他們。”
為度過危機，日本的制造商只能“雙管齊下”：將工廠遷出日本和削減的供應商價格。日本財政部和世界銀行努力控制日元匯率，日本央行在去年10月31日花費了創歷史的1,030億美元使得日元從創歷史的每美元兌75.35日元開始下降。
勝加藤說，“形勢非常緊要，我們將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沒有什么是不能做的。所有的業務當中，重振電視業務將是重中之重。”東京高木證券總經理柚崎聰認為，“算上稅外收費，索尼的復蘇和增長計劃，在美國似乎并不管用。市場關注公司在未來三到五年的預測情況，對索尼的前景持懷疑態度。”
20世紀80年代，索尼的隨身聽幾乎成為電子產品的標桿，公司現在的窘境極大的挑戰新任掌門人平井一夫的戰略能力。平井一夫表示，將結束競爭力較弱的業務，消減成本，希望借此拯救索尼。平井一夫把重振低迷的電子業務定為最優先課題。索尼剛剛公布的預算顯示，公司計劃2012年獲得1,800億日元（22億美元）的利潤。
平井一夫在4月公布了以重建電子業務為核心的經營新戰略，為此采取的重點措施有以下五個：強化核心業務、重建電視業務、擴大新興市場國家業務、開創新業務并加快創新、調整業務結構并進一步健全經營體制。三井住友銀行在東京的日興證券公司的分析師三浦說，“索尼的股價將取決于它的經營新戰略是否得到認可，公司需要市場認可的企業發展和結構調整計劃。”索尼的股價還是沒有恢復，可見目前市場對其新戰略仍不甚贊同。
東京資產管理公司Bayview的高松一郎管理20億美元的資金，他說，“索尼現在做的是試圖通過削減成本擠出利潤。我想不出他們有什么迅速提高業績的辦法。現在的經濟環境依然嚴峻，電視的需求量無法恢復，索尼已經沒有什么拳頭產品了。”
2012年4月1日，索尼公司開始實行“單方面定價政策”，將對其眾多的產品實施單方定價或者最低廣告定價規定，這意味著零售商對索尼產品的定價不能低于索尼規定的價格。索尼計劃對140個產品系列實施這一規定。索尼也正在加速對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直營店進行改進設計，希望能為客戶提供類似在蘋果直營店的購物體驗。
根據《日經報紙》報道，“索尼將在其電視事業部裁員，據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可能消減10,000個崗位。”被裁員工的一半隸屬于化學和液晶顯示器部門。
因為一直負責電腦娛樂業務，平井一夫強調手持游戲機PlayStation業務對索尼扭虧為盈計劃的重要性，他表示視頻游戲業務是索尼三大增長支柱之一，并制定了截至2015年3月三個財年營業利潤率要達到8%的目標。同時，平井一夫還親自操刀負責索尼的電視業務，雖然這一業務被預計在未來第八年內都會虧錢，他已經著手改革，以提高電視業務的銷售。
三大評級公司均對索尼實行了降級評價。標準普爾公司在一項聲明中說，“索尼虧損擴大的主要原因是該公司不顧激烈的市場競爭、價格的大幅下滑和相對于國際競爭對手的較高成本，一意孤行地推行積極的擴張戰略。”
而另一方面，夏普接受富士康的入資，情況似乎有所好轉。據彭博社6月11日消息，在富士康子公司鴻海科技已同意投資日本夏普公司，開始提前購買其顯示面板后，夏普股價升至一個月以來最高。夏普股價在東京股票交易所上漲8.2%，收報于424日元，為自5月2日以來最高。日經225指數也上漲了2%，是股市第二次最好表現。夏普總裁奧田隆司6月8日接受采訪時介紹，鴻海科技將于下季度開始采購夏普電視面板，比3月份簽訂的協議提前3個月多。據日本媒體報道，夏普表示將深化與富士康的合作關系，并計劃從下個財年開始生產面向中國市場的智能手機產品。
夏普的債務違約保險成本躍升15個基點至281.7點。夏普的一位高層曾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以前的預測過于樂觀，銷售仍然不好。”奧田隆司稱，日元強勢仍然給公司帶來巨大壓力。
//////////////////////////////////////
日本電視廠家衰退倒逼企業轉型
來源：中國經營報
在北京、上海的電器賣場里，是否還有人一定要買日本品牌的電視？估計這樣的顧客已經不是很多了。到商場里看一下，日系品牌比韓系、國產的大約要貴一兩成，從造型、功能上看，要落后幾年或者是更長一段時間。中國互聯網已經普及到了農村，網民人數將近5億，但想找一款能夠直接上網的日系品牌電視，恐怕相當困難。
色彩鮮艷、高性能、時尚的日本品牌電視，除了高價外，似乎已經沒有了往日的光輝。不僅在中國市場如此，縱觀世界電視市場，從銷量上看，韓國三星(微博)已經連續6年連冠，緊跟著三星的是韓國LG，日本品牌被遠遠地拋在了后面。
但是日本電視的衰退并不意味著日本產業開始走下坡路。就像上個世紀60年代日本以紡織為主，70年代鋼鐵稱霸，80年代家電振興，90年代汽車技壓群芳一樣，進入21世紀后，日本產業開始出現了新的轉型。筆者深入到日本基層采訪后發現，日本在新材料、零部件上有著眾多不可取代的技術及產品。除了節能、環保外，新材料及零部件研發與生產已經成為日本產業的一個新發展方向。
“盛者必衰”的日本電視機
在日本古典文學中最著名的小說《平家物語》的開場白中，談到“盛者必衰”這個詞，其闡述的道理在現今商界中依然有效。
日本電視機企業在2012年3月為止的2011年財年中，虧損巨大。松下虧損7721億日元，成為日本經營史上最大赤字企業之一。索尼虧5200億日元，夏普也虧損3800日元。其他主營電視機的廠家，也無一能從虧損中幸免。
從松下看，其虧損的主要原因有三點。第一，并購三洋電機并未給松下立即帶來收益。購買三洋品牌大概花了5000億日元，但買進后，松下無意使用。這部分支出變成了松下的很大負擔。而三洋的其他家電業務，也難以為松下做出貢獻。
第二，在等離子方面的投資基本上失敗。的確，等離子技術在大屏幕方面具有很強的優勢，但松下一家孤掌難鳴。2010年，松下在尼崎第三工廠(等離子)、姬路工廠(液晶)投資4500億日元，但基本上沒有看到效益。這部分投資變成了沉重的負擔。
第三，松下在這些年一直沒有開發出令人震撼的新產品。本來松下是家集電視、數碼相機、音響產品、電腦、手機等業務為一體的企業，但和索尼一樣，松下并沒有開發出iPad這樣的產品。以松下的能力，開發出iPad這樣的產品易如反掌，松下缺的不是技術，而是對市場的預見能力。在互聯網帶來消費革命后，對互聯網的作用，如在線看電視、看電影、與朋友聯系等等，未能很好地在松下產品中體現出來。松下反映出的是日本電視機企業所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這使得盛極一時的日本電視，到了21世紀以后，進入到了衰退的狀況。
此時生產環境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有生產線，有現成的零部件，工人訓練有素，高質量的電視機在日本能夠組裝，在中國同樣能夠生產。”日立全球副總裁、日立集團中國及亞洲集團總裁森和廣對筆者說。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日立較早地從電視業脫身而出，在松下、索尼、夏普巨虧的時候，曾經的電視生產大戶日立，并沒有與其為伍，2011年財年獲得了5577億日元的盈利。
可以說，在平臺的提供上，蘋果創建了新模式。在電視本身的技術開發上，韓國企業奮起直追，趕上了日本廠家。從電視的生產成本看，中國更比日本有魅力。相比之下，日本電視企業能做得已經不多。
今后是否還能期待日本電視再展宏圖，重振雄風？看看過去的日本紡織業、鋼鐵業，便能得出大致的結論。今天日本的紡織業、鋼鐵業依舊有技術，能生產世界上最優質的產品，但想在全球市場上獲得較大的市場占有率，則難上加難。日本電視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會有其市場及品牌影響，但估計只能越來越小，而不會日益增強。
愈發強勢的日本材料及零部件產業
在東京，日立化成工業公司CSR統括部企業公關中心部長加藤淳，看到筆者用iPad做采訪記錄后，用很形象的語言說：“iPad屏幕后面有一層薄膜，是我們生產的。在各種平板電腦、智能手機屏幕上所使用的特殊薄膜，主要是我們提供的。”亮亮的玻璃板后面有層薄膜，專業上稱之為“膠片”。
“其他的，如陶瓷零部件、電容等等，日立集團提供的零部件還有很多。”加藤接著說。從蘋果公司公布的在日采購企業名錄上看，180多家企業所提供的零部件應該不在少數，最重要的零部件，大都由日系企業提供。
原材料、零部件的生產在發生著重要的轉變。鋼鐵銅鋁等老牌金屬，其性能已經研發殆盡，而新金屬、稀有金屬的作用，是這些年剛剛開始研究的，其所能發揮的作用，還未充分開發出來，有著很寬闊的市場未來。強磁等新材料的開發，讓電動汽車上使用的馬達比普通馬達更小，功率卻更高。
通過冶金等物理方法制作材料的相關技術，也已經基本完善，下一步是通過化學方法來獲取新材料。“化學方法對溫度要求很嚴格，生產過程十分復雜，不是其他企業能夠簡單模仿的。”加藤說。日本在這方面的技術積累，保證了企業能長期獲取效益。
從日韓貿易上也能看出這一特點。1995年日韓貿易中，日本盈利140億美元，到了2008年已經翻番，日本盈利達到297億美元。其中比較大的原因是，韓國需要從日本進口大量的零部件，以滿足其整機電機的出口需求。三星、LG的電視賣得越好，從日本進口的零部件也越多。
“我覺得用日本特有的技術，去生產一些其他國家難以生產的零部件，這可能很適合日本人的口味，日本企業也特別能做好。”加藤對筆者說。從電視的衰落，零部件的興起看，日本企業在逐步轉型。近期有節能環保技術為日本開拓國際市場，遠期有新材料、其他國家難以生產的零部件產業作為持續發展的基礎，這種轉型將會愈發顯著起來。
掙扎中的日本電視產業 扭轉局勢艱難
來源：中國新時代
內容導航：
為度過危機，日本的制造商只能“雙管齊下”：將工廠遷出日本和削減供應商價格。日本財政部和世界銀行努力控制日元匯率，日本央行在去年10月31日花費了創歷史的1,030億美元使得日元從創歷史的每美元兌75.35日元開始下降。
全員虧損
從奧林巴斯丑聞到三大巨頭虧損嚴重，壞消息在日本的電子行業內已然司空見慣。2011年，日本電子企業的日子非常不好過。
2011財年，索尼和夏普均報出巨額虧損，二者的虧損之和達110億美元。最終數據顯示，索尼在2001財年虧損65億美元，比其在2月預測的虧損額高出兩倍多。索尼在東京交易所的股價下跌到5個月中最低。夏普公布了47億美元的虧損，比其先前預測的高出31％，股價也隨之大跌。最近，索尼宣布，將退出與夏普合作的液晶電視生產公司。
索尼和夏普曾是日本電子產業的標志，不過每況愈下，被美國的蘋果和韓國的三星逼得步步后退。日本福島海嘯造成的工業癱瘓，泰國洪水摧毀了電子產品供應鏈，日元匯率不見下降，均對日本的電子產品企業造成了重大不利影響。從去年11月至今，日本基準的日經225種股票平均指數下跌了1.2％。索尼股價下跌4.8％，是摩根士丹利世界指數1,600多家公司中的第二大跌幅股價；夏普股價下跌3.2％。
索尼銷售收入的70％來自海外，夏普47％的銷售為海外業務，可見匯率直接左右這家公司的業績。日元的匯率一路走高，已經到達二戰之后的最高點。索尼美國電子業務總裁PhilMolyneux說，日元的強勢讓索尼公司的改善措施收效有限。2011年日元兌美元增長7.7%，兌歐元增長11％，這一形式阻礙了日本公司的海外銷售。
索尼東京交易所的股價已經下降到1,000日元之下，這是1980年以來的最低點。索尼遞延稅金資產達到3,000億日元，公司不再預期盈利。首席財務官勝加藤表示，公司可能增加股權融資，但是現在索尼還沒有作出任何具體的計劃。很明顯，情況非常不樂觀。
2011年，擁有百年歷史的夏普公司同樣遭受了成立以來的最大虧損。由于電視供大于求，夏普公司兩個最大的LCD電視面板工廠已經停產。公司兩大電視面板工廠的產能分別是72,000臺和10萬臺。
腹背受敵
在2000年，索尼價值超過1,250億美元，現在價值不超過190億美元，蘋果公司價值5,860億美元，三星價值1,680億美元。
索尼的輝煌已經過去，同樣，日本電視產業的黃金時期也成為過去。現在，日本液晶面板產業最大的敵人是韓國電子巨頭三星。在高端市場，日本的大型消費電子公司們對于來自韓國的競爭越來越無力回擊。2011年第四季度，三星位列電視制造商第一位，占據26.3％的全球市場份額，高出其第三季度三個百分點。根據三星官網消息，2012財年第一季度公司運營利潤達到了創紀錄的51.6億美元，增長98%。公司創造利潤額44.6億美元。手機銷售占據了三星利潤額的73%。三星第一季度智能手機銷售量4,400萬部，一舉超越了老對手蘋果，iPhone同期銷售量為3,510萬部。三星公司新聞發布會上更是著重提出GalaxyNote以及GalaxySII的熱銷是公司表現良好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三星在平板電腦，3D以及LED電視OLED面板領域都表現良好，需求巨大。
三星并不是日本電子企業唯一的敵人。韓國的LG電子公司，以及其他大型韓國電子企業都給日本電子產業帶來了巨大壓力。去年最后一個季度，LG電子位列全球電視市場第二位，占據13.4％的市場份額。五大電視品牌中，只有三星和LG的業務是在增長的。日本企業中，索尼排在第三位，市場份額9.8％，同比下挫34％。第四位的松下下降19％，第五位的夏普下降30％。
除了來自韓國的威脅，中國的競爭對手同樣不容小覷。十年前，中國的公司只能生產老得過時的陰極射線管（CRT）電視，他們在液晶和等離子領域沒有掌握任何技術，完全不能造成威脅。唯一一個試圖擺脫CRT電視陷阱的，并試圖進軍全球市場的中國公司是TCL。后來，TCL與法國的湯姆遜的合作成為了反面典型，一個企圖通過獲得西方品牌進行全球擴張的失敗案例。
TCL失敗了，當時沒有對日本電視產業造成太大困擾。但是，得益于中國國內市場的增長，TCL的業務直線上升。2012年5月，TCL液晶電視（含商用顯示器）銷量同比增長82.20%達102.69萬臺，銷售勢頭依然強勁。今年第一季度，TCL銷售的400萬臺電視機中，只有765,000臺是CRT電視。在過去12個月中，TCL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價格上漲了65％。相比之下，索尼下降39％，夏普下降32％。
中國電視領域的本土企業創維占中國市場份額的16.6％，其市場定位非常準確，因此獲得了眾多的國內消費者支持。6月4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聯合公布節能補貼產品目錄，共有15家企業1,460個型號的高效節能平板電視入圍推廣目錄。TCL的200余款產品入選了產品目錄，其3D智能云電視新品全線入選。TCL還希望掌握定價權，“將通過技術創新，成本優化，價格調整等策略拉低3D電視的價位。”
即使中國經濟出現放緩的跡象，中國依然世界上最重要的電視市場。占全球電視出貨量的21％，也是唯一具有較強增長力的主要市場。去年在中國銷售的電視機超過90％是液晶顯示器。中國人不再僅僅購買舊技術。TCL就已經對3D技術研究多年，并且與政府合作，力求在3D電視市場有一番作為。鑒于中國市場的重要性，TCL、創維、長虹等中國公司很可能成為日本企業的勁敵。
失敗的合作
最近兩年間，索尼相繼結束了與三星和夏普的電視方面的合作。去年年末，索尼宣布終止與三星的液晶面板合資項目，以約合9.4億美元的價格，把生產液晶面板的合資企業股份全部出售給三星。索尼稱該舉措為公司的電視事業部節省了約500億日元（6億美元）。
2009年7月1日起，夏普把在界市的液晶面板工廠轉移到位于大阪的全資子公司SDP旗下。2009年12月29日，索尼入資100億日元（1.2億美元）SDP公司，購置SDP7.04％股份。從此，SDP成為夏普和索尼的合資公司，業務為液晶面板生產。計劃不如變化快，在瞬息萬變的液晶面板市場上，SDP的業績始終不見上漲。于是，2012年三月，索尼與夏普達成協議，同意修改原來的合資協議，索尼不再額外注資。索尼出售其持有的夏普顯示器業務7%的股權，然后得到等于其原始投資的100億日元現金。所有交割將在2012年6月底完成。
索尼和夏普的合作初衷是兩家企業一致認為消費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購買LED電視。在夏普的子公司PioneerCorp.退出等離子面板市場后，夏普推出了Elite系列電視。Elite直接定位高端用戶，該系列只有60英寸和70英寸兩個規格，售價4,695美元起。PhilMolyneux把業務重點放在提高零售額上。
計算失誤，消費者并沒有為高端電視買單，相反，金融危機讓消費者更小心謹慎。索尼與夏普的合資公司沒能盈利，只能慘淡收場。根據世界著名市場調查公司尼爾森集團（NPDGroup）的研究報告顯示，2011年全球電視出貨量下降了0.3％，至247.7萬臺。這是六年來全球電視出貨量的首次下降，原因是美國和歐洲的過量庫存，以及日本政府補貼結束。
全球的電視出貨量首次下降，加之日元的強勁走高，兩者是索尼與夏普合資液晶電視公司虧損的主要原因。
經營新政不被看好
為止損，索尼公司的新總裁平井一夫宣布消減開支和裁員。夏普轉投中國臺灣的富士康，接受富士康16億美元的入資，并表示將繼續液晶電視的研發和生產。
在東京下議院資產管理公司的基金經理吉野榮之助對于夏普的新動作并不看好，他說：“投資者們不斷地給自己復興的希望，然后再一次失落，他們決策慢，領導力弱。我不再相信他們。”
為度過危機，日本的制造商只能“雙管齊下”：將工廠遷出日本和削減的供應商價格。日本財政部和世界銀行努力控制日元匯率，日本央行在去年10月31日花費了創歷史的1,030億美元使得日元從創歷史的每美元兌75.35日元開始下降。
勝加藤說，“形勢非常緊要，我們將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沒有什么是不能做的。所有的業務當中，重振電視業務將是重中之重。”東京高木證券總經理柚崎聰認為，“算上稅外收費，索尼的復蘇和增長計劃，在美國似乎并不管用。市場關注公司在未來三到五年的預測情況，對索尼的前景持懷疑態度。”
20世紀80年代，索尼的隨身聽幾乎成為電子產品的標桿，公司現在的窘境極大的挑戰新任掌門人平井一夫的戰略能力。平井一夫表示，將結束競爭力較弱的業務，消減成本，希望借此拯救索尼。平井一夫把重振低迷的電子業務定為最優先課題。索尼剛剛公布的預算顯示，公司計劃2012年獲得1,800億日元（22億美元）的利潤。
平井一夫在4月公布了以重建電子業務為核心的經營新戰略，為此采取的重點措施有以下五個：強化核心業務、重建電視業務、擴大新興市場國家業務、開創新業務并加快創新、調整業務結構并進一步健全經營體制。三井住友銀行在東京的日興證券公司的分析師三浦說，“索尼的股價將取決于它的經營新戰略是否得到認可，公司需要市場認可的企業發展和結構調整計劃。”索尼的股價還是沒有恢復，可見目前市場對其新戰略仍不甚贊同。
東京資產管理公司Bayview的高松一郎管理20億美元的資金，他說，“索尼現在做的是試圖通過削減成本擠出利潤。我想不出他們有什么迅速提高業績的辦法。現在的經濟環境依然嚴峻，電視的需求量無法恢復，索尼已經沒有什么拳頭產品了。”
2012年4月1日，索尼公司開始實行“單方面定價政策”，將對其眾多的產品實施單方定價或者最低廣告定價規定，這意味著零售商對索尼產品的定價不能低于索尼規定的價格。索尼計劃對140個產品系列實施這一規定。索尼也正在加速對公司在世界各地的直營店進行改進設計，希望能為客戶提供類似在蘋果直營店的購物體驗。
根據《日經報紙》報道，“索尼將在其電視事業部裁員，據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可能消減10,000個崗位。”被裁員工的一半隸屬于化學和液晶顯示器部門。
因為一直負責電腦娛樂業務，平井一夫強調手持游戲機PlayStation業務對索尼扭虧為盈計劃的重要性，他表示視頻游戲業務是索尼三大增長支柱之一，并制定了截至2015年3月三個財年營業利潤率要達到8%的目標。同時，平井一夫還親自操刀負責索尼的電視業務，雖然這一業務被預計在未來第八年內都會虧錢，他已經著手改革，以提高電視業務的銷售。
三大評級公司均對索尼實行了降級評價。標準普爾公司在一項聲明中說，“索尼虧損擴大的主要原因是該公司不顧激烈的市場競爭、價格的大幅下滑和相對于國際競爭對手的較高成本，一意孤行地推行積極的擴張戰略。”
而另一方面，夏普接受富士康的入資，情況似乎有所好轉。據彭博社6月11日消息，在富士康子公司鴻海科技已同意投資日本夏普公司，開始提前購買其顯示面板后，夏普股價升至一個月以來最高。夏普股價在東京股票交易所上漲8.2%，收報于424日元，為自5月2日以來最高。日經225指數也上漲了2%，是股市第二次最好表現。夏普總裁奧田隆司6月8日接受采訪時介紹，鴻海科技將于下季度開始采購夏普電視面板，比3月份簽訂的協議提前3個月多。據日本媒體報道，夏普表示將深化與富士康的合作關系，并計劃從下個財年開始生產面向中國市場的智能手機產品。
夏普的債務違約保險成本躍升15個基點至281.7點。夏普的一位高層曾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以前的預測過于樂觀，銷售仍然不好。”奧田隆司稱，日元強勢仍然給公司帶來巨大壓力。
//////////////////////////////////////
日本電視廠家衰退倒逼企業轉型
來源：中國經營報
在北京、上海的電器賣場里，是否還有人一定要買日本品牌的電視？估計這樣的顧客已經不是很多了。到商場里看一下，日系品牌比韓系、國產的大約要貴一兩成，從造型、功能上看，要落后幾年或者是更長一段時間。中國互聯網已經普及到了農村，網民人數將近5億，但想找一款能夠直接上網的日系品牌電視，恐怕相當困難。
色彩鮮艷、高性能、時尚的日本品牌電視，除了高價外，似乎已經沒有了往日的光輝。不僅在中國市場如此，縱觀世界電視市場，從銷量上看，韓國三星(微博)已經連續6年連冠，緊跟著三星的是韓國LG，日本品牌被遠遠地拋在了后面。
但是日本電視的衰退并不意味著日本產業開始走下坡路。就像上個世紀60年代日本以紡織為主，70年代鋼鐵稱霸，80年代家電振興，90年代汽車技壓群芳一樣，進入21世紀后，日本產業開始出現了新的轉型。筆者深入到日本基層采訪后發現，日本在新材料、零部件上有著眾多不可取代的技術及產品。除了節能、環保外，新材料及零部件研發與生產已經成為日本產業的一個新發展方向。
“盛者必衰”的日本電視機
在日本古典文學中最著名的小說《平家物語》的開場白中，談到“盛者必衰”這個詞，其闡述的道理在現今商界中依然有效。
日本電視機企業在2012年3月為止的2011年財年中，虧損巨大。松下虧損7721億日元，成為日本經營史上最大赤字企業之一。索尼虧5200億日元，夏普也虧損3800日元。其他主營電視機的廠家，也無一能從虧損中幸免。
從松下看，其虧損的主要原因有三點。第一，并購三洋電機并未給松下立即帶來收益。購買三洋品牌大概花了5000億日元，但買進后，松下無意使用。這部分支出變成了松下的很大負擔。而三洋的其他家電業務，也難以為松下做出貢獻。
第二，在等離子方面的投資基本上失敗。的確，等離子技術在大屏幕方面具有很強的優勢，但松下一家孤掌難鳴。2010年，松下在尼崎第三工廠(等離子)、姬路工廠(液晶)投資4500億日元，但基本上沒有看到效益。這部分投資變成了沉重的負擔。
第三，松下在這些年一直沒有開發出令人震撼的新產品。本來松下是家集電視、數碼相機、音響產品、電腦、手機等業務為一體的企業，但和索尼一樣，松下并沒有開發出iPad這樣的產品。以松下的能力，開發出iPad這樣的產品易如反掌，松下缺的不是技術，而是對市場的預見能力。在互聯網帶來消費革命后，對互聯網的作用，如在線看電視、看電影、與朋友聯系等等，未能很好地在松下產品中體現出來。松下反映出的是日本電視機企業所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這使得盛極一時的日本電視，到了21世紀以后，進入到了衰退的狀況。
此時生產環境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有生產線，有現成的零部件，工人訓練有素，高質量的電視機在日本能夠組裝，在中國同樣能夠生產。”日立全球副總裁、日立集團中國及亞洲集團總裁森和廣對筆者說。也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日立較早地從電視業脫身而出，在松下、索尼、夏普巨虧的時候，曾經的電視生產大戶日立，并沒有與其為伍，2011年財年獲得了5577億日元的盈利。
可以說，在平臺的提供上，蘋果創建了新模式。在電視本身的技術開發上，韓國企業奮起直追，趕上了日本廠家。從電視的生產成本看，中國更比日本有魅力。相比之下，日本電視企業能做得已經不多。
今后是否還能期待日本電視再展宏圖，重振雄風？看看過去的日本紡織業、鋼鐵業，便能得出大致的結論。今天日本的紡織業、鋼鐵業依舊有技術，能生產世界上最優質的產品，但想在全球市場上獲得較大的市場占有率，則難上加難。日本電視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也會有其市場及品牌影響，但估計只能越來越小，而不會日益增強。
愈發強勢的日本材料及零部件產業
在東京，日立化成工業公司CSR統括部企業公關中心部長加藤淳，看到筆者用iPad做采訪記錄后，用很形象的語言說：“iPad屏幕后面有一層薄膜，是我們生產的。在各種平板電腦、智能手機屏幕上所使用的特殊薄膜，主要是我們提供的。”亮亮的玻璃板后面有層薄膜，專業上稱之為“膠片”。
“其他的，如陶瓷零部件、電容等等，日立集團提供的零部件還有很多。”加藤接著說。從蘋果公司公布的在日采購企業名錄上看，180多家企業所提供的零部件應該不在少數，最重要的零部件，大都由日系企業提供。
原材料、零部件的生產在發生著重要的轉變。鋼鐵銅鋁等老牌金屬，其性能已經研發殆盡，而新金屬、稀有金屬的作用，是這些年剛剛開始研究的，其所能發揮的作用，還未充分開發出來，有著很寬闊的市場未來。強磁等新材料的開發，讓電動汽車上使用的馬達比普通馬達更小，功率卻更高。
通過冶金等物理方法制作材料的相關技術，也已經基本完善，下一步是通過化學方法來獲取新材料。“化學方法對溫度要求很嚴格，生產過程十分復雜，不是其他企業能夠簡單模仿的。”加藤說。日本在這方面的技術積累，保證了企業能長期獲取效益。
從日韓貿易上也能看出這一特點。1995年日韓貿易中，日本盈利140億美元，到了2008年已經翻番，日本盈利達到297億美元。其中比較大的原因是，韓國需要從日本進口大量的零部件，以滿足其整機電機的出口需求。三星、LG的電視賣得越好，從日本進口的零部件也越多。
“我覺得用日本特有的技術，去生產一些其他國家難以生產的零部件，這可能很適合日本人的口味，日本企業也特別能做好。”加藤對筆者說。從電視的衰落，零部件的興起看，日本企業在逐步轉型。近期有節能環保技術為日本開拓國際市場，遠期有新材料、其他國家難以生產的零部件產業作為持續發展的基礎，這種轉型將會愈發顯著起來。
2012-07-11
濃縮文化：無形中束縛日本人的八個詞
知らない間に日本人を縛り付けている身近な8つの言葉
無形中束縛日本人的八個熟悉的詞
///////////////////////////
①人間関係
①人際關系
■一番大事なのは家族関係
- 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人間関係=企業内の人間関係
- 日本ほど人間関係（企業内）の本が売れている国はない
- 人間関係の基本で大切なのは家族
■最重要的是家庭關系
- 日本人所認為的人際關系=企業內人際關系
- 沒有第二個國家會像日本這樣能讓人際關系（企業內）書籍大賣的
- 家庭是人際關系的基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プレゼントがないと関係が作れない
- 他人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スムーズにするためプレゼントが多い
- 欧米ならモノよりもヒト、自分自身を売り込む
■沒禮物就沒法打好關系
- 為了和別人溝通順暢，送禮這事很常見
- 如果是歐美的話，他們會更看重自身的推銷，而不是靠東西
///////////////////////////
②スケジュール
②行程計劃
■国民全員が手帳持参？
- 欧米なら手帳を持つのは忙しいビジネスマンくらい
- 日本では学生やママさんまでみんな手帳で時間管理
■日本國民個個都隨身攜帶記事本？
- 在歐美，也就只有忙碌的商務人士會帶記事本
- 在日本，就連學生族、還有媽媽們都用記事本來進行時間管理
■アフターファイブ症候群
- 手帳のアフターファイブの空白を見ると怖くなる
- でも怖いなら手帳を持たなければいいだけ
■下班綜合癥
- 看到記事本上下班后的行程空白區會覺得心慌
- 既然害怕不拿本子就是了
///////////////////////////
③派閥
③派系
■会社=自分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ー
- 欧米の学生が就職するなら自分の能力を生かせる企業を選ぶ
- 大企業でも与えられる仕事がストレスなのが嫌だから
- 日本人はやりたいことよりも「○○会社の××」で安心したい
- My Companyと使うが、それではあなたは社長ですか？と尋ねたい
■公司=自己的身份
- 歐美學生就職時會選擇能發揮自己能力的企業
- 即使是大企業，如果工作會給自己帶來壓力那也會討厭
- 如果是日本人，比起自己想干的，“○○公司的××”這頭銜更讓人安心
- 有人會把My Company掛在嘴邊，那么我想問，你是老板嗎？
■国のことを考えない
- 会社のことで精一杯で国の政治への関心がない
- けれども国のことを考えずに会社も成り立たない時代
■不關注國家大事
- 埋頭干公司的事情，對國家的政治毫不關心
- 只是如今這個時代，不關心國家動態公司也沒法經營下去
///////////////////////////
④世間体
④面子
■婚活は日本だけ
- 婚活なんて言葉が存在するのは日本だけ
- 結婚に無関心を装っても興味がない日本人はいない
- 結婚相談所だって日本独自の業種
■結婚活動也就只有日本有
- 婚活這詞也就只有日本有
- 有人對結婚裝作漠不關心，事實上沒有人會真的不感興趣
- 婚姻介紹所也是日本特有的行業
■結婚できないをネタにできる国
- テレビで女性芸人が結婚できないとネタにされる
- イギリスでタレントが同じことをしたら、二度とテレビに出れない
■能把結不了婚當八卦來說的國家
- 電視節目中，搞笑女藝人結不了婚會被大家當作笑料
- 在英國，如果藝人干了同樣的事情，那就別想再在電視上露臉了
///////////////////////////
⑤自己実現
⑤自我實現
■才能探し
- とにかく自分の才能を探す日本人
- でも才能が本当にあれば周りがほっとかない
■挖掘才能
- 日本人就是喜歡挖掘自己的才能
- 不過，如果真的有才，周圍人是不會視而不見的
■資格に弱い日本人
- 仕事につながらないような資格でもとりたがる
- そういう潜在意識を狙う企業も多い日本
■對資格證書沒有抵抗力的日本人
- 即便是和工作沒什么關系的資格證書也想考考看
- 在日本，瞄準這種潛意識的企業也很多
///////////////////////////
⑥情報
⑥信息
■凄まじい量の情報
- テレビ、新聞、雑誌と情報を集めたがる
- 電車内に中吊り広告があるのは日本くらい
■可怕的信息量
- 電視、報紙、雜志……總之就是想收集信息
- 電車內部都懸掛著廣告的也就只有日本了
■送り手へと転向
- 情報を得たいと同時に自分も発信したい
- 1日24時間しかないのだから、得るもの発信するのも限界がある
■轉身變為信息傳播方
- 希望獲得信息的同時也想要傳播信息
- 1天只有24小時，把獲得的信息傳播出去也是有限度的
///////////////////////////
⑦若さ
⑦年輕
■若造ぶりたがる
- 「若造ですから」と挨拶する日本人がいる
- 若いから甘くしてもらおうなんてのは言い訳
- 食事へいくと年長者が驕るのが当たり前という顔もしている
- 欧米なら「20歳過ぎたら、誰でも年齢関係なく友達」
■總喜歡扮年輕
- 有些日本人會這樣打招呼“若造ですから（我還嫩著）”
- 因為年輕所以想要別人寬容些……這只是借口而已
- 一起去吃飯的時候，年長者喜歡倚老賣老
- 在歐美，只要過了20歲和誰都是朋友關系，無關年齡
///////////////////////////
⑧創意工夫
⑧別出心裁
■ディテールにこだわりすぎる
- 日本人の欠点は「こだわりすぎる」で外国ではToo Muchに映る
- こだわりすぎて機能を詰め込んだら、携帯はどのメーカーも同じ
■太注重細節
- 日本人的缺點就是“太講究”，外國人眼里這叫“Too Much”
- 太過講究，以至于只要把功能都塞進去，哪家手機都一樣
■オリジナル重視
- 創意工夫で改良して、オリジナルよりも優れたものを作れる
- それでも、欧米先進国ではオリジナルが重んじられる
■重視原創
- 通過創意改良，能做出比原產品更優秀的東西
- 即便是這樣，歐美先進國家依然重視原創
無形中束縛日本人的八個熟悉的詞
///////////////////////////
①人間関係
①人際關系
■一番大事なのは家族関係
- 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人間関係=企業内の人間関係
- 日本ほど人間関係（企業内）の本が売れている国はない
- 人間関係の基本で大切なのは家族
■最重要的是家庭關系
- 日本人所認為的人際關系=企業內人際關系
- 沒有第二個國家會像日本這樣能讓人際關系（企業內）書籍大賣的
- 家庭是人際關系的基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プレゼントがないと関係が作れない
- 他人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スムーズにするためプレゼントが多い
- 欧米ならモノよりもヒト、自分自身を売り込む
■沒禮物就沒法打好關系
- 為了和別人溝通順暢，送禮這事很常見
- 如果是歐美的話，他們會更看重自身的推銷，而不是靠東西
///////////////////////////
②スケジュール
②行程計劃
■国民全員が手帳持参？
- 欧米なら手帳を持つのは忙しいビジネスマンくらい
- 日本では学生やママさんまでみんな手帳で時間管理
■日本國民個個都隨身攜帶記事本？
- 在歐美，也就只有忙碌的商務人士會帶記事本
- 在日本，就連學生族、還有媽媽們都用記事本來進行時間管理
■アフターファイブ症候群
- 手帳のアフターファイブの空白を見ると怖くなる
- でも怖いなら手帳を持たなければいいだけ
■下班綜合癥
- 看到記事本上下班后的行程空白區會覺得心慌
- 既然害怕不拿本子就是了
///////////////////////////
③派閥
③派系
■会社=自分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ー
- 欧米の学生が就職するなら自分の能力を生かせる企業を選ぶ
- 大企業でも与えられる仕事がストレスなのが嫌だから
- 日本人はやりたいことよりも「○○会社の××」で安心したい
- My Companyと使うが、それではあなたは社長ですか？と尋ねたい
■公司=自己的身份
- 歐美學生就職時會選擇能發揮自己能力的企業
- 即使是大企業，如果工作會給自己帶來壓力那也會討厭
- 如果是日本人，比起自己想干的，“○○公司的××”這頭銜更讓人安心
- 有人會把My Company掛在嘴邊，那么我想問，你是老板嗎？
■国のことを考えない
- 会社のことで精一杯で国の政治への関心がない
- けれども国のことを考えずに会社も成り立たない時代
■不關注國家大事
- 埋頭干公司的事情，對國家的政治毫不關心
- 只是如今這個時代，不關心國家動態公司也沒法經營下去
///////////////////////////
④世間体
④面子
■婚活は日本だけ
- 婚活なんて言葉が存在するのは日本だけ
- 結婚に無関心を装っても興味がない日本人はいない
- 結婚相談所だって日本独自の業種
■結婚活動也就只有日本有
- 婚活這詞也就只有日本有
- 有人對結婚裝作漠不關心，事實上沒有人會真的不感興趣
- 婚姻介紹所也是日本特有的行業
■結婚できないをネタにできる国
- テレビで女性芸人が結婚できないとネタにされる
- イギリスでタレントが同じことをしたら、二度とテレビに出れない
■能把結不了婚當八卦來說的國家
- 電視節目中，搞笑女藝人結不了婚會被大家當作笑料
- 在英國，如果藝人干了同樣的事情，那就別想再在電視上露臉了
///////////////////////////
⑤自己実現
⑤自我實現
■才能探し
- とにかく自分の才能を探す日本人
- でも才能が本当にあれば周りがほっとかない
■挖掘才能
- 日本人就是喜歡挖掘自己的才能
- 不過，如果真的有才，周圍人是不會視而不見的
■資格に弱い日本人
- 仕事につながらないような資格でもとりたがる
- そういう潜在意識を狙う企業も多い日本
■對資格證書沒有抵抗力的日本人
- 即便是和工作沒什么關系的資格證書也想考考看
- 在日本，瞄準這種潛意識的企業也很多
///////////////////////////
⑥情報
⑥信息
■凄まじい量の情報
- テレビ、新聞、雑誌と情報を集めたがる
- 電車内に中吊り広告があるのは日本くらい
■可怕的信息量
- 電視、報紙、雜志……總之就是想收集信息
- 電車內部都懸掛著廣告的也就只有日本了
■送り手へと転向
- 情報を得たいと同時に自分も発信したい
- 1日24時間しかないのだから、得るもの発信するのも限界がある
■轉身變為信息傳播方
- 希望獲得信息的同時也想要傳播信息
- 1天只有24小時，把獲得的信息傳播出去也是有限度的
///////////////////////////
⑦若さ
⑦年輕
■若造ぶりたがる
- 「若造ですから」と挨拶する日本人がいる
- 若いから甘くしてもらおうなんてのは言い訳
- 食事へいくと年長者が驕るのが当たり前という顔もしている
- 欧米なら「20歳過ぎたら、誰でも年齢関係なく友達」
■總喜歡扮年輕
- 有些日本人會這樣打招呼“若造ですから（我還嫩著）”
- 因為年輕所以想要別人寬容些……這只是借口而已
- 一起去吃飯的時候，年長者喜歡倚老賣老
- 在歐美，只要過了20歲和誰都是朋友關系，無關年齡
///////////////////////////
⑧創意工夫
⑧別出心裁
■ディテールにこだわりすぎる
- 日本人の欠点は「こだわりすぎる」で外国ではToo Muchに映る
- こだわりすぎて機能を詰め込んだら、携帯はどのメーカーも同じ
■太注重細節
- 日本人的缺點就是“太講究”，外國人眼里這叫“Too Much”
- 太過講究，以至于只要把功能都塞進去，哪家手機都一樣
■オリジナル重視
- 創意工夫で改良して、オリジナルよりも優れたものを作れる
- それでも、欧米先進国ではオリジナルが重んじられる
■重視原創
- 通過創意改良，能做出比原產品更優秀的東西
- 即便是這樣，歐美先進國家依然重視原創
Stop blaming Fukushima on Japan’s culture
別拿日本文化當替罪羊
By Gerald Curtis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杰拉爾德 - 柯蒂斯
More than a year has passed since tragedy struck the Tohoku region of Japan. A hug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left 20,000 people dead and miss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homeless, and resulted in a nuclear accident at Fukushima that ranks with Chernobyl among the worst ever.
如今距離日本東部地區發生核災難已有一年多時間了。一場大地震和海嘯使死亡和失蹤人數達到2萬，令數十萬人無家可歸，導致了與切爾諾貝利(Chernobyl)核災難同級的福島(Fukushima)核事故，該事故可進入史上最嚴重核事故之列。
The tragedy cried out for a rapid policy response: the government failed to meet this challenge. The authorities’ incompetence is chronicled in the report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released this month. Its sobering conclusion is that this was not a natural disaster but “a profoundly man-made disaster – that could and should have been foreseen and prevented. Its effects could have been mitigated by a more effective human response.”
這場悲劇亟需政府做出迅速的政策反應，而日本政府沒能接受這一挑戰。本月福島核事故獨立調查委員會(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公布了一份報告，詳述了日本當局的碌碌無能。報告得出了一個讓人警醒的結論：福島核事故不是一場自然災難，而是“一場原本能夠、也應當預知和避免的嚴重人為災難。如果相關方面的反應更高效和人性化，災難后果本來可能不會這么嚴重。”
The report documents the failings of Tepco, the power company that ran the Fukushima plant, the bureaucracy with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nuclear industry and the government of prime minister Naoto Kan. It describes a culture of collusion inside Japan’s “nuclear village”, which put the interests of power producers ahead of public safety and wilfully ignored the risks of a major nuclear accident in an earthquake- prone country.
該報告記述了福島核電站運營方東京電力公司(Tepco)、肩負核電業監管職能的政府部門以及菅直人(Naoto Kan)政府的失職。它揭示了日本“核群體”里的勾結文化——這種文化將發電企業的利益置于公共安全之上，并故意忽視在日本這個地震多發國家發生重大核事故的風險。
But one searches in vain through these pages for anyone to blame. It “singles out numerous individuals and organisations for harsh criticism, but the goal is not to lay blame”. Why not? Because, the commission concludes: “This was a disaster ‘made in Japan’. Its fundamental causes are to be found in the ingrained conventions of Japanese culture: our reflexive obedience; our reluctance to question authority; our devotion to ‘sticking with the programme’; our groupism; and our insularity. Had other Japanese been in the shoes of those who bear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accident, the result may well have been the same.”
但是，我們翻遍了報告也看不到誰應為此受到指責。報告“挑出了數不清的應當嚴厲批評的個人和機構，但指責并不是目的。”為何？因為，該委員會得出結論：“這是一場‘日本制造’的災難。災難的根本原因可以在根深蒂固的日本文化傳統中找到答案：本能地服從；不愿意質疑權威；堅決‘遵守程序’；盲目的集體觀念；以及島國心態。如果把應對這場災難負責的人換成其他日本人，結果很可能是相同的。”
I beg to differ. Had Mr Kan not stormed into Tepco headquarters and tried to exercise some authority over the company’s executives, the situation might have been far worse. If Tepco had had a more competent president, its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would have been better. People matter: one of the heroes in the Fukushima story was Tepco’s Masao Yoshida, the plant manager who disobeyed orders not to use saltwater to cool the reactors. Incredibly, Tepco’s management initially clung to the hope the reactors might one day be brought back to operation,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impossible once saltwater was injected into them.
請恕我不敢茍同。如果菅直人沒有急沖沖地跑到東電總部，并努力對該公司高管施加權威，形勢可能還要糟糕得多。如果東電有位更稱職的總裁，公司與首相辦公室的溝通可能會更有效。人是重要因素：福島核事故中的英雄之一是吉田雅夫(Masao Yoshida)，當時他擔任福島第一核電站站長，拒絕服從不用海水為反應堆降溫的命令。不可思議的是，東電管理層最初還指望反應堆有朝一日能夠恢復運轉，可一旦注入海水之后，這就再也不可能了。
To pin the blame on culture is the ultimate cop-out. If culture explains behaviour, then no one ha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This is indeed what the report concludes when it says that the results would have been the same even with others in charge.
把責任推給文化是最站不住腳的借口。如果用文化解釋行為，那就誰也無需擔責了。既然報告說即便是其他人處于負責的崗位上，結果也會一樣，那么這也確實是該報告得出的結論。
Culture does not explain Fukushima. People have autonomy to choose; at issue are the choices they make, not the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they make them. If obedience to authority is such an ingrained trait in Japan, how then is it possible for a group of Japanese to write a report that not only questions but also lambasts authority, anything but an example of reflexive obedience? The culture argument is specious.
文化解釋不了福島核事故。人們擁有選擇的自由權；出現問題的是他們做出的選擇，而不是他們做選擇時所處的文化背景。如果服從權威在日本是如此根深蒂固的一種秉性，那么一群日本人怎么可能寫出一份不但質疑而且斥責當局的報告呢？這樣做可完全不是不加質疑地服從。從文化上找原因，可謂似是而非。
Prime minister Yoshihiko Noda promised to have a new independent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up and running by April of this year. The parliament’s lower house finally passed a bill to do that just last week.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go ahead and restart two nuclear reactors at a plant that services Osaka and surrounding areas despite widespread public opposition. But it is unlikely that any of Japan’s other 51 nuclear power reactors will be brought online until after the commission is established and new safety standards have been announced. Culture does not explain this painfully slow response; politics do.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曾承諾新成立一個獨立的核電監管委員會，從今年4月開始工作。議會下院上周終于通過了成立該委員會的法案。日本政府已決定更進一步，不顧公眾的普遍反對，重啟一座電站的兩個核反應堆，為大阪及其周邊地區供電。但是，在該委員會成立并發布新的安全標準之前，日本其他51座核反應堆都不太可能重新投入運行。能對這種叫人痛心的遲緩反應做出解釋的，不是文化，而是政治。
Those inside the Japanese nuclear village do share a particular culture but it is hardly uniquely Japanese. What jumps out from this report are the parallels between the man-made causes of and responses to Fukushima, and the “culture” that led to the financial meltdown in the US after the Lehman Brothers collapse – which continues to resist meaningful reform – and the pinning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man-made disaster on specific individuals.
日本核群體內的那些人確實浸淫在同一種文化當中，但很難說這就是獨特的日本文化。我們從上述報告中能夠看出，福島核事故的人為原因和相關方面的反應，與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之后導致美國金融崩盤的那種“文化”（仍在抵制有意義的改革）相似。與之形成對比的做法是，應找出這場人為災難的具體責任人。
The Fukushima commission report “found an organisation-driven mindset that prioritised benefits to the organisation at the expense of the public”. Well, if that is Japanese culture, then we are all Japanese.
福島核事故調查委員會的這份報告“揭露了一種以公司為重的思維模式，它認為公司利益比公眾的安全更重要”。好吧，如果這是日本文化，那么我們就都是日本人。
By Gerald Curtis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杰拉爾德 - 柯蒂斯
More than a year has passed since tragedy struck the Tohoku region of Japan. A huge earthquake and tsunami left 20,000 people dead and miss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homeless, and resulted in a nuclear accident at Fukushima that ranks with Chernobyl among the worst ever.
如今距離日本東部地區發生核災難已有一年多時間了。一場大地震和海嘯使死亡和失蹤人數達到2萬，令數十萬人無家可歸，導致了與切爾諾貝利(Chernobyl)核災難同級的福島(Fukushima)核事故，該事故可進入史上最嚴重核事故之列。
The tragedy cried out for a rapid policy response: the government failed to meet this challenge. The authorities’ incompetence is chronicled in the report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released this month. Its sobering conclusion is that this was not a natural disaster but “a profoundly man-made disaster – that could and should have been foreseen and prevented. Its effects could have been mitigated by a more effective human response.”
這場悲劇亟需政府做出迅速的政策反應，而日本政府沒能接受這一挑戰。本月福島核事故獨立調查委員會(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公布了一份報告，詳述了日本當局的碌碌無能。報告得出了一個讓人警醒的結論：福島核事故不是一場自然災難，而是“一場原本能夠、也應當預知和避免的嚴重人為災難。如果相關方面的反應更高效和人性化，災難后果本來可能不會這么嚴重。”
The report documents the failings of Tepco, the power company that ran the Fukushima plant, the bureaucracy with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y for the nuclear industry and the government of prime minister Naoto Kan. It describes a culture of collusion inside Japan’s “nuclear village”, which put the interests of power producers ahead of public safety and wilfully ignored the risks of a major nuclear accident in an earthquake- prone country.
該報告記述了福島核電站運營方東京電力公司(Tepco)、肩負核電業監管職能的政府部門以及菅直人(Naoto Kan)政府的失職。它揭示了日本“核群體”里的勾結文化——這種文化將發電企業的利益置于公共安全之上，并故意忽視在日本這個地震多發國家發生重大核事故的風險。
But one searches in vain through these pages for anyone to blame. It “singles out numerous individuals and organisations for harsh criticism, but the goal is not to lay blame”. Why not? Because, the commission concludes: “This was a disaster ‘made in Japan’. Its fundamental causes are to be found in the ingrained conventions of Japanese culture: our reflexive obedience; our reluctance to question authority; our devotion to ‘sticking with the programme’; our groupism; and our insularity. Had other Japanese been in the shoes of those who bear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accident, the result may well have been the same.”
但是，我們翻遍了報告也看不到誰應為此受到指責。報告“挑出了數不清的應當嚴厲批評的個人和機構，但指責并不是目的。”為何？因為，該委員會得出結論：“這是一場‘日本制造’的災難。災難的根本原因可以在根深蒂固的日本文化傳統中找到答案：本能地服從；不愿意質疑權威；堅決‘遵守程序’；盲目的集體觀念；以及島國心態。如果把應對這場災難負責的人換成其他日本人，結果很可能是相同的。”
I beg to differ. Had Mr Kan not stormed into Tepco headquarters and tried to exercise some authority over the company’s executives, the situation might have been far worse. If Tepco had had a more competent president, its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office would have been better. People matter: one of the heroes in the Fukushima story was Tepco’s Masao Yoshida, the plant manager who disobeyed orders not to use saltwater to cool the reactors. Incredibly, Tepco’s management initially clung to the hope the reactors might one day be brought back to operation,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impossible once saltwater was injected into them.
請恕我不敢茍同。如果菅直人沒有急沖沖地跑到東電總部，并努力對該公司高管施加權威，形勢可能還要糟糕得多。如果東電有位更稱職的總裁，公司與首相辦公室的溝通可能會更有效。人是重要因素：福島核事故中的英雄之一是吉田雅夫(Masao Yoshida)，當時他擔任福島第一核電站站長，拒絕服從不用海水為反應堆降溫的命令。不可思議的是，東電管理層最初還指望反應堆有朝一日能夠恢復運轉，可一旦注入海水之后，這就再也不可能了。
To pin the blame on culture is the ultimate cop-out. If culture explains behaviour, then no one ha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This is indeed what the report concludes when it says that the results would have been the same even with others in charge.
把責任推給文化是最站不住腳的借口。如果用文化解釋行為，那就誰也無需擔責了。既然報告說即便是其他人處于負責的崗位上，結果也會一樣，那么這也確實是該報告得出的結論。
Culture does not explain Fukushima. People have autonomy to choose; at issue are the choices they make, not the cultural context in which they make them. If obedience to authority is such an ingrained trait in Japan, how then is it possible for a group of Japanese to write a report that not only questions but also lambasts authority, anything but an example of reflexive obedience? The culture argument is specious.
文化解釋不了福島核事故。人們擁有選擇的自由權；出現問題的是他們做出的選擇，而不是他們做選擇時所處的文化背景。如果服從權威在日本是如此根深蒂固的一種秉性，那么一群日本人怎么可能寫出一份不但質疑而且斥責當局的報告呢？這樣做可完全不是不加質疑地服從。從文化上找原因，可謂似是而非。
Prime minister Yoshihiko Noda promised to have a new independent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up and running by April of this year. The parliament’s lower house finally passed a bill to do that just last week.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go ahead and restart two nuclear reactors at a plant that services Osaka and surrounding areas despite widespread public opposition. But it is unlikely that any of Japan’s other 51 nuclear power reactors will be brought online until after the commission is established and new safety standards have been announced. Culture does not explain this painfully slow response; politics do.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曾承諾新成立一個獨立的核電監管委員會，從今年4月開始工作。議會下院上周終于通過了成立該委員會的法案。日本政府已決定更進一步，不顧公眾的普遍反對，重啟一座電站的兩個核反應堆，為大阪及其周邊地區供電。但是，在該委員會成立并發布新的安全標準之前，日本其他51座核反應堆都不太可能重新投入運行。能對這種叫人痛心的遲緩反應做出解釋的，不是文化，而是政治。
Those inside the Japanese nuclear village do share a particular culture but it is hardly uniquely Japanese. What jumps out from this report are the parallels between the man-made causes of and responses to Fukushima, and the “culture” that led to the financial meltdown in the US after the Lehman Brothers collapse – which continues to resist meaningful reform – and the pinning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man-made disaster on specific individuals.
日本核群體內的那些人確實浸淫在同一種文化當中，但很難說這就是獨特的日本文化。我們從上述報告中能夠看出，福島核事故的人為原因和相關方面的反應，與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之后導致美國金融崩盤的那種“文化”（仍在抵制有意義的改革）相似。與之形成對比的做法是，應找出這場人為災難的具體責任人。
The Fukushima commission report “found an organisation-driven mindset that prioritised benefits to the organisation at the expense of the public”. Well, if that is Japanese culture, then we are all Japanese.
福島核事故調查委員會的這份報告“揭露了一種以公司為重的思維模式，它認為公司利益比公眾的安全更重要”。好吧，如果這是日本文化，那么我們就都是日本人。
2012-06-14
告別快速增長的日本啟示
來源:《財經》雜志
中國即將面臨一直以來困擾著日本、韓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的問題，即經濟放緩所帶來的問題。相對日本而言，中國面對的最大挑戰是，還未達到日本的高度，中國就已開始放緩了
如今，中國的經濟增幅已經開始放緩。中國即將面臨一直以來困擾著日本、韓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的問題——經濟放緩所帶來的問題。
當然，在經濟增速放緩時，每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并不相同。
在日本，一些為了適應經濟快速增長而設立的機構，在經濟呈現較低增速的時候，他們扮演的角色使日本的經濟轉型遇到了很多困難。
回顧起來，日本人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甚至比美國做得還要好。在1975年之前，我從來沒有在日本呆滿過一整年，而在1975年我回到日本時，我發現日本在這15年間發生了太多的變化。這激勵了我完成了《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Japan As Number One）。
我希望美國人意識到，日本在真實地增長，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做得相當出色，我相信日本會增長得非常快。然而有些人沒有認真地讀過這本書，可能會本能地認為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日本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實體。
其實無論是對日本的趕超，還是中國的迅速崛起，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當中，明智的做法應該是，學會思考如何去及時而適度地應對挑戰，而不是為此感到沮喪并在事后非常懊惱。
日本和韓國的經濟下行提供了前車之鑒。而現在，一個似乎突如其來的問題擺在我們眼前：在經濟從高增速到低增速的發展變化中，中國將如何實現轉型？
日本獨特的經驗教訓是：當年為經濟高速增長量身設計的諸多大型機構，在經濟走下坡路時，這些本來行之有效的機構卻成為低速經濟模式下制造麻煩的源頭。
觀察1975年前后的日本，人們會發現，這個國家擁有非常有效而強大的官僚機構，他們愿意從全世界其他地區汲取經驗和靈感；同時，日本員工對于其所屬的日本公司有非常高的忠誠度；另外，日本擁有相當高水平的公共教育和非常低的犯罪率。在所有這些方面日本都做的相當出色。
仔細推敲起來，這些都與日本為高速增長所專門設計的系統有莫大的關系。而在日本不得不下調其增速時，其中的很多設計都變成了發展的障礙。
其中一個問題來自于企業終身聘用制。
我在哈佛大學的同事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研究發現，企業終身聘用制最早出現在20世紀，尤其是在“二戰”之后，企業希望設立相關機制，以確保員工在學會所有技能和培訓后能夠留在企業。這些企業由此設立了資歷工資，即從低薪開始，工資逐步上漲，級別越高，工資越多。這些舉措都是為了激勵員工能夠長期留在企業中。這些激勵措施不僅能留住那些接受過長時間培訓的員工，那些有業務水平與工作技能員工也會因此而忠于企業。
“二戰”之后，當日本經濟開始高速增長時，日本企業意識到他們要學的東西很多，而鼓勵員工掌握各種相關知識，會涉及很多商業機密，而培訓的時間和成本也水漲船高。如果員工離開公司一段時間，那么周密的、長時間的培訓就浪費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企業推出了獨具特色的終身聘用制。
另外，日本企業與子公司的密切關系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日本企業認為，擁有忠誠的零部件生產子公司，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與子公司關系越密切，合作起來效率就越高。美國企業購買零部件時，通常由企業公布具體規格，負責供應零部件的小企業據此競爭，在符合規格的前提下，報價最低的小企業會獲得訂單，他們生產的零部件也會被裝入大型產品。
在日本企業的眼中，母公司與零部件供應商緊密合作，母公司可以向子公司傳遞更高的零部件制造技術，并在產品需要更新換代伊始，就將這些技術傳授下去。屆時，當日本企業生產新產品的時候，會有幾家小公司競爭生產零部件，而這些小公司都與母公司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第一輪，訂單的分布可能是公司A拿到30％的訂單，公司B拿到30％，公司C拿40％。到了下一輪，做的最好的企業的訂單會漲到45％或35％，這樣來保持調整和競爭的空間，也會帶動企業的積極性。
記得我曾經和豐田汽車公司的一位總裁聊過，并且問到了有關豐田機床的事情。然后我又去找機床的負責人，我問他，“你們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誰？”豐田機床的負責人說，“豐田公司”。在豐田內部，有幾家這樣的公司，一方面，大家像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中一樣保持運轉；另一方面，家庭內部的競爭非常激烈，這也驅使他們不斷進步，并使他們之間保持著非常緊密的關系。這種特殊而密切的關系有利于提高母公司的生產效率和生產質量，同時提高子公司的生產質量。
另外一種促使企業凝聚的方式是交叉持股。一些企業按照規定購買對方的部分股份，通過購買和交叉持有股份，企業得以凝聚并保持他們之間的同盟關系。同時，企業的財務主要交由日本國際貿易與工業部（MITI）管理。在一些重大國家項目上，這些企業享有財務優先，而且其財務成本相對較低，可以使其大步前進，快速增長。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上升時期，甚至上世紀80年代這些策略都很奏效。問題在于，一旦經濟腳步放慢，采用企業終身聘用制的那些企業，即便企業利潤低下，想要擺脫老員工也絕非易事，而交叉持股也使得擺脫子公司也相當困難。
前段時間，對日本經濟頗有研究的英國社會學家羅納多·多爾（Ronald Dore）向我抱怨，他強烈譴責目前的系統對于股東賦權過多。多爾認為現在的世界經濟基本上都在圍著股東轉。當人們問公司總裁，公司的目標是什么的時候，總裁的答復是為股東賺錢。多爾認為，相對于股東，公司員工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公司不僅僅是為股東而存在，而更多地是為了員工的健康和福利而存在。因此員工應與股東享有同樣的地位。
這些大型機構及其與員工及子公司的復雜關系，拖累了日本經濟轉型，使日本陷入停滯、處于后泡沫階段。相對日本而言，中國為快速經濟增長所設立的機構，在適應經濟放緩時并不會遇到太大的麻煩。但是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中國還未達到日本的經濟高度就已經開始放緩了。
作者 著名漢學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
中國即將面臨一直以來困擾著日本、韓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的問題，即經濟放緩所帶來的問題。相對日本而言，中國面對的最大挑戰是，還未達到日本的高度，中國就已開始放緩了
如今，中國的經濟增幅已經開始放緩。中國即將面臨一直以來困擾著日本、韓國和其他東亞國家的問題——經濟放緩所帶來的問題。
當然，在經濟增速放緩時，每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并不相同。
在日本，一些為了適應經濟快速增長而設立的機構，在經濟呈現較低增速的時候，他們扮演的角色使日本的經濟轉型遇到了很多困難。
回顧起來，日本人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甚至比美國做得還要好。在1975年之前，我從來沒有在日本呆滿過一整年，而在1975年我回到日本時，我發現日本在這15年間發生了太多的變化。這激勵了我完成了《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Japan As Number One）。
我希望美國人意識到，日本在真實地增長，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做得相當出色，我相信日本會增長得非常快。然而有些人沒有認真地讀過這本書，可能會本能地認為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日本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實體。
其實無論是對日本的趕超，還是中國的迅速崛起，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當中，明智的做法應該是，學會思考如何去及時而適度地應對挑戰，而不是為此感到沮喪并在事后非常懊惱。
日本和韓國的經濟下行提供了前車之鑒。而現在，一個似乎突如其來的問題擺在我們眼前：在經濟從高增速到低增速的發展變化中，中國將如何實現轉型？
日本獨特的經驗教訓是：當年為經濟高速增長量身設計的諸多大型機構，在經濟走下坡路時，這些本來行之有效的機構卻成為低速經濟模式下制造麻煩的源頭。
觀察1975年前后的日本，人們會發現，這個國家擁有非常有效而強大的官僚機構，他們愿意從全世界其他地區汲取經驗和靈感；同時，日本員工對于其所屬的日本公司有非常高的忠誠度；另外，日本擁有相當高水平的公共教育和非常低的犯罪率。在所有這些方面日本都做的相當出色。
仔細推敲起來，這些都與日本為高速增長所專門設計的系統有莫大的關系。而在日本不得不下調其增速時，其中的很多設計都變成了發展的障礙。
其中一個問題來自于企業終身聘用制。
我在哈佛大學的同事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研究發現，企業終身聘用制最早出現在20世紀，尤其是在“二戰”之后，企業希望設立相關機制，以確保員工在學會所有技能和培訓后能夠留在企業。這些企業由此設立了資歷工資，即從低薪開始，工資逐步上漲，級別越高，工資越多。這些舉措都是為了激勵員工能夠長期留在企業中。這些激勵措施不僅能留住那些接受過長時間培訓的員工，那些有業務水平與工作技能員工也會因此而忠于企業。
“二戰”之后，當日本經濟開始高速增長時，日本企業意識到他們要學的東西很多，而鼓勵員工掌握各種相關知識，會涉及很多商業機密，而培訓的時間和成本也水漲船高。如果員工離開公司一段時間，那么周密的、長時間的培訓就浪費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企業推出了獨具特色的終身聘用制。
另外，日本企業與子公司的密切關系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日本企業認為，擁有忠誠的零部件生產子公司，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與子公司關系越密切，合作起來效率就越高。美國企業購買零部件時，通常由企業公布具體規格，負責供應零部件的小企業據此競爭，在符合規格的前提下，報價最低的小企業會獲得訂單，他們生產的零部件也會被裝入大型產品。
在日本企業的眼中，母公司與零部件供應商緊密合作，母公司可以向子公司傳遞更高的零部件制造技術，并在產品需要更新換代伊始，就將這些技術傳授下去。屆時，當日本企業生產新產品的時候，會有幾家小公司競爭生產零部件，而這些小公司都與母公司保持著良好的關系。第一輪，訂單的分布可能是公司A拿到30％的訂單，公司B拿到30％，公司C拿40％。到了下一輪，做的最好的企業的訂單會漲到45％或35％，這樣來保持調整和競爭的空間，也會帶動企業的積極性。
記得我曾經和豐田汽車公司的一位總裁聊過，并且問到了有關豐田機床的事情。然后我又去找機床的負責人，我問他，“你們最大的競爭對手是誰？”豐田機床的負責人說，“豐田公司”。在豐田內部，有幾家這樣的公司，一方面，大家像生活在一個大家庭中一樣保持運轉；另一方面，家庭內部的競爭非常激烈，這也驅使他們不斷進步，并使他們之間保持著非常緊密的關系。這種特殊而密切的關系有利于提高母公司的生產效率和生產質量，同時提高子公司的生產質量。
另外一種促使企業凝聚的方式是交叉持股。一些企業按照規定購買對方的部分股份，通過購買和交叉持有股份，企業得以凝聚并保持他們之間的同盟關系。同時，企業的財務主要交由日本國際貿易與工業部（MITI）管理。在一些重大國家項目上，這些企業享有財務優先，而且其財務成本相對較低，可以使其大步前進，快速增長。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上升時期，甚至上世紀80年代這些策略都很奏效。問題在于，一旦經濟腳步放慢，采用企業終身聘用制的那些企業，即便企業利潤低下，想要擺脫老員工也絕非易事，而交叉持股也使得擺脫子公司也相當困難。
前段時間，對日本經濟頗有研究的英國社會學家羅納多·多爾（Ronald Dore）向我抱怨，他強烈譴責目前的系統對于股東賦權過多。多爾認為現在的世界經濟基本上都在圍著股東轉。當人們問公司總裁，公司的目標是什么的時候，總裁的答復是為股東賺錢。多爾認為，相對于股東，公司員工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公司不僅僅是為股東而存在，而更多地是為了員工的健康和福利而存在。因此員工應與股東享有同樣的地位。
這些大型機構及其與員工及子公司的復雜關系，拖累了日本經濟轉型，使日本陷入停滯、處于后泡沫階段。相對日本而言，中國為快速經濟增長所設立的機構，在適應經濟放緩時并不會遇到太大的麻煩。但是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中國還未達到日本的經濟高度就已經開始放緩了。
作者 著名漢學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
2012-06-13
中國游客日本購物風向大變，不再狂購
來源：山田太郎，優樂福環球事業公司社長
“最近，到日本來的中國富人們購物越來越少。這是因為已經膩煩了日本的商品？還是說中國人的愛好變了？”
因東日本大地震和核輻射問題而銳減的赴日中國游客數量似在漸漸回升。抵達大阪參觀USJ（日本環球影城），看富士山后住宿箱根，來到東京最后在秋葉原購物。這種日本游的老套路如今還依然健在。東京的主要百貨商場和零售店都能刷銀聯卡，售貨員對使用中文收貨也是熱心不已。
然而，據說現在無論哪家商店都不如以往那樣生意好做了。半年前，筆者曾經接待過一個來自中國的日本訪問團，這個團的團員們都財大氣粗，一聊到誰購物曾經花了100萬日元，就爭相表示“那我花200萬”，“我花300萬”，金額水漲船高。這個團還有這樣一件奇聞。他們中的一位在成田機場打開皮包接受安檢時，在皮包里發現了兩捆1000萬日元的鈔票。聽到海關人員說“100萬日元以上禁止攜帶入境，如果沒有申報要處以罰款”，對方竟然放出豪言，“給我留下10萬日元回家，剩下的就算捐給日本政府了”。
當然，中國人并不全都如此。常有人說中國“貧富差距正在擴大，尤其是地方群體事件頻發”。在有如此巨大貧富差距的中國，此前曾有極其便宜和極其昂貴的商品必須一應俱全，否則就做不成買賣的說法。以此為出發點考慮問題的日本商人為了向中國的富人推銷產品而絞盡腦汁，挑選商品。
但時至今日，風向似乎發生了變化。5月赴日的訪問團的購物金額竟然少了兩位數。團員們只花了幾萬日元就滿意而歸。不買東西，在盡情品味、了解日本的風土人情后踏上歸途。與之前可謂相差迥異。
這樣的訪問團并非特例。進入2012年后，面向中國人銷售商品的工作人員都一致證實“富裕層的消費動態發生了變化”。“從這兒到這兒我都要了，給我來100萬日元的”中國式購物已不見了蹤影。
有報道稱中國經濟已經迎來了“泡沫破裂”的局面，經濟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倘若果真如此，購物金額將受到巨大影響。然而，身處中國的筆者卻還沒有感覺到泡沫破裂這一嚴重局面的到來。中國沿海地區老百姓的生活看起來反倒比日本更加富裕。開著私家車周末住市中心酒店，年輕男女穿著時髦。他們并非富豪，而是中等收入階層。這些人群如今已經過上了富裕的生活。
順便一提，在上海周邊，大學畢業白領的平均起薪約為5000元。但上海的物價高。貴的商品價格甚至與日本不相上下。在上海，星巴克隨處可見，價格與日本并無兩樣。牛肉飯甚至還是日本更便宜。在中國沿海地區，如此高價的商品十分暢銷。5000元的工資如何能過上奢侈的生活，這種現象令筆者百思不解。
這其中的蹊蹺似乎在于政府統計。日本人在市場研究中經常使用公共機構的統計數字。但中國人的實際收入與政府的統計數值存在出入。實際上可支配收入其實遠高于統計數值。
首先，副業收入多。有的人除了白天上班，晚上還會做其他的兼職。因為雙職工普遍，家庭收入應該是兩人合計。而且，客戶會給回扣，政府官員家屬因為有關系而會有人上貢的灰色臨時收入，再加上父母還有贊助。因為實施獨生子女政策，年輕夫婦往往兩人都是獨生子女。雙方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會給予他們經濟上的幫助。
既然有了這么多收入，公共費用和基本生活費也就不在話下。如上所述，星巴克之類的個人喜好的商品雖然價格高，但交通費、水電費非常低。大致為地鐵起價3元，出租車12元，電費1個月大約400～500元，燃氣費40元，水費30元。房租方面，2LDK的高級公寓為1萬元，一般住宅區約為3000元。不太講究的話，午飯只要10塊錢就能搞定。
而且在中國，白領的薪水漲得非常快。應屆畢業生1年升主任，3～5年升經理，不到10年就能升到部長或是更高的職位。如果30歲當上經理，月薪就能達到2萬元～3萬元。如果按家庭來看，雙職工的收入還要翻番。家庭收入甚至比有的日本家庭還要多。
升職快的一個原因是因文革影響，45歲～50來歲的資深人士極少。因此，中國企業的高管人才梯隊畸形，董事要么是60歲以上，要么是30來歲的情況十分常見。這些30來歲的人被稱為80后，其中不少是曾在美國等海外留學的海歸。
而且，中國還獨有一種現象：35歲之后，獨立心旺盛的年輕人都紛紛獨立創業。40來歲還在公司上班反而會讓人懷疑沒能力。這都源于無論企業大小，是“老板”就受尊敬的風氣。其實，希望當上老板，過上富裕生活的中國年輕人比比皆是。這些人構成了相對富裕的中等收入階層。
地震后，赴日旅游的中國人的主角似乎從富人變成了中等收入階層。除了中間層崛起的原因外，富人已經基本上都到過日本了也是原因之一。
中等收入階層過著副業收入和可支配收入豐厚的富裕生活，但他們并不打算在日本鋪張浪費撐面子。是一群根據自己的生活方式享受購物樂趣的聰明消費者。
豪華高價商品不愁賣的時代也許已經終結。面對新的消費主體——中等收入階層，日本人應該做些什么、賣些什么？如今或許已經到了拋棄過去的成功經驗，從頭開始重新思考的時候了。
************************
中国人観光客の買い物戦線に異常あり
「最近、来日する中国人富裕層の方々がとんと買ってくれなくなったんです。もう、日本の商品に飽きてしまったのでしょうか。それとも、中国人の好みが変わ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しょうか」
東日本大地震と放射能問題で激減した日本への中国人観光客も徐々にその数は回復してきているようだ。大阪に着いてUSJ（ユニバーサル・スタジオ・ジャパン）を見学し、富士山を見て箱根に泊まり、東京にやって来て秋葉原で最後のお買いもの。そんな定番コースは今も健在だ。東京の主だったデパートや小売店は銀聯カードに対応しており、販売員は中国語での売り込みに余念がない。
しかし、以前のようにはどの店も売れないという。半年前、私は中国からのある日本訪問団を受け入れたのだが、このメンバーみなかなりの金持ちで、誰かが100万円の買い物をしたという話になったら、では自分は200万、それなら私は300万円と、金額はどんどん上昇していった。こんな逸話もある。彼らの仲間が成田空港で鞄を開けたら1000万円の束が2つも見つかった。税関職員に「100万円以上の国内持ち込みは違反、申告をしないと罰金だ」と指摘されたら、「帰れなくなるので10万円は残して欲しいけど、後は日本政府に寄付します」と言い放ったという。
もちろん、中国人がみなそうだ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中国では「貧富の差が拡大し、特に地方において暴動が頻発している」と言われている。温家宝首相もそのことに触れ、初めて「このままでいくと文化大革命のようなことが起こる」と発言した。「文革」という言葉は長い間、中国ではタブーとされてきたが、それを引き合いに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ほど貧富格差の問題は深刻なのである。
こうした貧富の差があるため中国では、極端に安いものか極端に高価なものを扱わないと商売が成り立たないというのがこれまでの定説であった。これをベースとして日本の商売人たちは、中国の富裕層にモノを売り込むために知恵を絞り、商品を仕込んできた。
ところがここにきて、風向きが変わってきたようだ。先月来日した訪問団の買い物の金額は、ケタが２ケタも違う。数万単位の買い物をして満足しているのだ。モノは買わず、しっかりと日本を観光し、勉強して帰っていった。えらい変わり様である。
このグループが特殊だ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ようだ。今年に入ってから「富裕層の動向が変わってきた」と中国人向けに商品を販売しているスタッフたちは口をそろえて証言する。中国式の「ここからここまで全部で100万円分ください」といった買い方をする人をとんと見なくなったというのだ。
中国経済は「バブル崩壊」の局面を迎え、経済状況がかなり変わってきたとの報道がある。そうであれば、それが買い物の金額に大きく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けれど中国での状況をみる限り、バブル崩壊といった深刻な局面を迎えているようには感じられない。中国の沿岸部の庶民の生活はむしろ日本より豊かに見える。車を持って週末は都心のホテルを利用し、若い男女は大いに着飾っている。彼らはいわゆる富裕層ではなく、中間層。こうした層の人達が豊かさを謳歌し始めている。
ちなみに、大卒のホワイトカラーの平均初任給は上海近辺では約5000元（６万円）である。しかし、上海の物価は高い。高いものは、ほぼ日本と変わらない価格で売られている。上海でもスターバックスがあちらこちらにできたが、日本の値段とほぼ変わらない。牛丼に至っては、日本の方が安いなどという状況だ。中国沿岸部では、そんな高いものが飛ぶように売れている。5000元の給料でどうしてこのような暮らしができるのか、かなり不思議である。
そのからくりは、どうも政府統計にあるようだ。日本人はマーケティングリサーチに公的機関の統計数字をよく利用する。しかし、中国人の収入は、統計数値とはあまり合致していない。実際には、統計の数値よりかなり可処分所得が多いのだ。
まず、副収入が多い。昼間の商売とは別に夜は別のバイトにいそしむ。夫婦は共稼ぎが当たり前だから、世帯収入は男性の稼ぎの倍と考え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さらに、得意先からのキックバック、政府関係者に親戚がいれば口利き料などの臨時収入があり、さらには親のスネもかじる。一人っ子政策によって、若い夫婦の二人共が一人っ子である場合が多い。こうした夫婦をそれぞれの両親、祖父母が経済的に支援しているわけだ。
これだけ収入がありながら、公共料金や基本の生活費はかなり安い。先に取り上げたようにスターバックスのような嗜好品は高いのだが、その他の交通費、光熱費は非常に安い。地下鉄は、初乗り3元（36円）、タクシーは12元（144円）、電気代は1カ月約400～500元（約6000円）、ガス代は40元（480円）、水道代は30元（360円）といったところだ。家賃は、2LDKマンションで1万元（12万円）、団地だと3000元（3.6万円）程度である。安く済ませば、昼飯は10元（120円）で十分食べることができる。
しかも中国では、ホワイトカラーは非常に昇給が早い。新卒から1年で主任、3～5年もたてば課長（マネジャー）、10年もしないうちに部長かそれ以上ということになる。30歳で課長以上になれば、月給は2万元（24万円）～3万元（36万円）になる。世帯でみれば、共稼ぎで収入はその倍。日本の世帯より収入が多かったりするのである。
出世が早い理由の一つは、文革で極端に40歳代後半から50歳代の働き手が少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だから、中国企業の役員構成はどこもイビツで、役員は60歳以上、そうでなければ30歳代というケースが多い。こうした30歳代は80后と呼ばれ、米国など海外に留学していた海亀族（帰国組）が多い。
30歳代後半になってくると独立心旺盛な若者がどんどん独立して起業するという中国ならではの実態もある。40歳代で会社勤めというと逆に実力がないのでないのか、と疑われてしまう。どんなに小さな企業であっても「老板（ラオバン・経営者）」であれば尊敬される、という風潮があるためである。実際、老板として豊かな生活を目指す中国の若者が多い。こうした人たちが、豊かな中間層なのである。
震災後に来日する中国人の主役は、富裕層に代わりこの中間層の人たち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ようだ。中間層が豊かになったことに加え、富裕層の来日はすでに一巡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もあるだろう。
こうした中間層の人たちは、副収入や可処分所得が多いから豊かな生活をしている。けれど、日本で無駄遣いをしてまで面子を張ろうとは考えていない。自分たちのライフスタイルに合わせて買い物を楽しむ賢い消費者層なのだ。
豪華な高額商品を並べておけば買ってもらえる時代は終わったと考えるべきなのだろう。新たな消費の担い手である中間層の人たちを相手に日本人は何をすべきか、何を売るべきかを、過去の成功体験を捨て、一から考え直す時期にき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
“最近，到日本來的中國富人們購物越來越少。這是因為已經膩煩了日本的商品？還是說中國人的愛好變了？”
因東日本大地震和核輻射問題而銳減的赴日中國游客數量似在漸漸回升。抵達大阪參觀USJ（日本環球影城），看富士山后住宿箱根，來到東京最后在秋葉原購物。這種日本游的老套路如今還依然健在。東京的主要百貨商場和零售店都能刷銀聯卡，售貨員對使用中文收貨也是熱心不已。
然而，據說現在無論哪家商店都不如以往那樣生意好做了。半年前，筆者曾經接待過一個來自中國的日本訪問團，這個團的團員們都財大氣粗，一聊到誰購物曾經花了100萬日元，就爭相表示“那我花200萬”，“我花300萬”，金額水漲船高。這個團還有這樣一件奇聞。他們中的一位在成田機場打開皮包接受安檢時，在皮包里發現了兩捆1000萬日元的鈔票。聽到海關人員說“100萬日元以上禁止攜帶入境，如果沒有申報要處以罰款”，對方竟然放出豪言，“給我留下10萬日元回家，剩下的就算捐給日本政府了”。
當然，中國人并不全都如此。常有人說中國“貧富差距正在擴大，尤其是地方群體事件頻發”。在有如此巨大貧富差距的中國，此前曾有極其便宜和極其昂貴的商品必須一應俱全，否則就做不成買賣的說法。以此為出發點考慮問題的日本商人為了向中國的富人推銷產品而絞盡腦汁，挑選商品。
但時至今日，風向似乎發生了變化。5月赴日的訪問團的購物金額竟然少了兩位數。團員們只花了幾萬日元就滿意而歸。不買東西，在盡情品味、了解日本的風土人情后踏上歸途。與之前可謂相差迥異。
這樣的訪問團并非特例。進入2012年后，面向中國人銷售商品的工作人員都一致證實“富裕層的消費動態發生了變化”。“從這兒到這兒我都要了，給我來100萬日元的”中國式購物已不見了蹤影。
有報道稱中國經濟已經迎來了“泡沫破裂”的局面，經濟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倘若果真如此，購物金額將受到巨大影響。然而，身處中國的筆者卻還沒有感覺到泡沫破裂這一嚴重局面的到來。中國沿海地區老百姓的生活看起來反倒比日本更加富裕。開著私家車周末住市中心酒店，年輕男女穿著時髦。他們并非富豪，而是中等收入階層。這些人群如今已經過上了富裕的生活。
順便一提，在上海周邊，大學畢業白領的平均起薪約為5000元。但上海的物價高。貴的商品價格甚至與日本不相上下。在上海，星巴克隨處可見，價格與日本并無兩樣。牛肉飯甚至還是日本更便宜。在中國沿海地區，如此高價的商品十分暢銷。5000元的工資如何能過上奢侈的生活，這種現象令筆者百思不解。
這其中的蹊蹺似乎在于政府統計。日本人在市場研究中經常使用公共機構的統計數字。但中國人的實際收入與政府的統計數值存在出入。實際上可支配收入其實遠高于統計數值。
首先，副業收入多。有的人除了白天上班，晚上還會做其他的兼職。因為雙職工普遍，家庭收入應該是兩人合計。而且，客戶會給回扣，政府官員家屬因為有關系而會有人上貢的灰色臨時收入，再加上父母還有贊助。因為實施獨生子女政策，年輕夫婦往往兩人都是獨生子女。雙方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會給予他們經濟上的幫助。
既然有了這么多收入，公共費用和基本生活費也就不在話下。如上所述，星巴克之類的個人喜好的商品雖然價格高，但交通費、水電費非常低。大致為地鐵起價3元，出租車12元，電費1個月大約400～500元，燃氣費40元，水費30元。房租方面，2LDK的高級公寓為1萬元，一般住宅區約為3000元。不太講究的話，午飯只要10塊錢就能搞定。
而且在中國，白領的薪水漲得非常快。應屆畢業生1年升主任，3～5年升經理，不到10年就能升到部長或是更高的職位。如果30歲當上經理，月薪就能達到2萬元～3萬元。如果按家庭來看，雙職工的收入還要翻番。家庭收入甚至比有的日本家庭還要多。
升職快的一個原因是因文革影響，45歲～50來歲的資深人士極少。因此，中國企業的高管人才梯隊畸形，董事要么是60歲以上，要么是30來歲的情況十分常見。這些30來歲的人被稱為80后，其中不少是曾在美國等海外留學的海歸。
而且，中國還獨有一種現象：35歲之后，獨立心旺盛的年輕人都紛紛獨立創業。40來歲還在公司上班反而會讓人懷疑沒能力。這都源于無論企業大小，是“老板”就受尊敬的風氣。其實，希望當上老板，過上富裕生活的中國年輕人比比皆是。這些人構成了相對富裕的中等收入階層。
地震后，赴日旅游的中國人的主角似乎從富人變成了中等收入階層。除了中間層崛起的原因外，富人已經基本上都到過日本了也是原因之一。
中等收入階層過著副業收入和可支配收入豐厚的富裕生活，但他們并不打算在日本鋪張浪費撐面子。是一群根據自己的生活方式享受購物樂趣的聰明消費者。
豪華高價商品不愁賣的時代也許已經終結。面對新的消費主體——中等收入階層，日本人應該做些什么、賣些什么？如今或許已經到了拋棄過去的成功經驗，從頭開始重新思考的時候了。
************************
中国人観光客の買い物戦線に異常あり
「最近、来日する中国人富裕層の方々がとんと買ってくれなくなったんです。もう、日本の商品に飽きてしまったのでしょうか。それとも、中国人の好みが変わ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しょうか」
東日本大地震と放射能問題で激減した日本への中国人観光客も徐々にその数は回復してきているようだ。大阪に着いてUSJ（ユニバーサル・スタジオ・ジャパン）を見学し、富士山を見て箱根に泊まり、東京にやって来て秋葉原で最後のお買いもの。そんな定番コースは今も健在だ。東京の主だったデパートや小売店は銀聯カードに対応しており、販売員は中国語での売り込みに余念がない。
しかし、以前のようにはどの店も売れないという。半年前、私は中国からのある日本訪問団を受け入れたのだが、このメンバーみなかなりの金持ちで、誰かが100万円の買い物をしたという話になったら、では自分は200万、それなら私は300万円と、金額はどんどん上昇していった。こんな逸話もある。彼らの仲間が成田空港で鞄を開けたら1000万円の束が2つも見つかった。税関職員に「100万円以上の国内持ち込みは違反、申告をしないと罰金だ」と指摘されたら、「帰れなくなるので10万円は残して欲しいけど、後は日本政府に寄付します」と言い放ったという。
もちろん、中国人がみなそうだ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中国では「貧富の差が拡大し、特に地方において暴動が頻発している」と言われている。温家宝首相もそのことに触れ、初めて「このままでいくと文化大革命のようなことが起こる」と発言した。「文革」という言葉は長い間、中国ではタブーとされてきたが、それを引き合いに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ほど貧富格差の問題は深刻なのである。
こうした貧富の差があるため中国では、極端に安いものか極端に高価なものを扱わないと商売が成り立たないというのがこれまでの定説であった。これをベースとして日本の商売人たちは、中国の富裕層にモノを売り込むために知恵を絞り、商品を仕込んできた。
ところがここにきて、風向きが変わってきたようだ。先月来日した訪問団の買い物の金額は、ケタが２ケタも違う。数万単位の買い物をして満足しているのだ。モノは買わず、しっかりと日本を観光し、勉強して帰っていった。えらい変わり様である。
このグループが特殊だ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ようだ。今年に入ってから「富裕層の動向が変わってきた」と中国人向けに商品を販売しているスタッフたちは口をそろえて証言する。中国式の「ここからここまで全部で100万円分ください」といった買い方をする人をとんと見なくなったというのだ。
中国経済は「バブル崩壊」の局面を迎え、経済状況がかなり変わってきたとの報道がある。そうであれば、それが買い物の金額に大きく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けれど中国での状況をみる限り、バブル崩壊といった深刻な局面を迎えているようには感じられない。中国の沿岸部の庶民の生活はむしろ日本より豊かに見える。車を持って週末は都心のホテルを利用し、若い男女は大いに着飾っている。彼らはいわゆる富裕層ではなく、中間層。こうした層の人達が豊かさを謳歌し始めている。
ちなみに、大卒のホワイトカラーの平均初任給は上海近辺では約5000元（６万円）である。しかし、上海の物価は高い。高いものは、ほぼ日本と変わらない価格で売られている。上海でもスターバックスがあちらこちらにできたが、日本の値段とほぼ変わらない。牛丼に至っては、日本の方が安いなどという状況だ。中国沿岸部では、そんな高いものが飛ぶように売れている。5000元の給料でどうしてこのような暮らしができるのか、かなり不思議である。
そのからくりは、どうも政府統計にあるようだ。日本人はマーケティングリサーチに公的機関の統計数字をよく利用する。しかし、中国人の収入は、統計数値とはあまり合致していない。実際には、統計の数値よりかなり可処分所得が多いのだ。
まず、副収入が多い。昼間の商売とは別に夜は別のバイトにいそしむ。夫婦は共稼ぎが当たり前だから、世帯収入は男性の稼ぎの倍と考え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さらに、得意先からのキックバック、政府関係者に親戚がいれば口利き料などの臨時収入があり、さらには親のスネもかじる。一人っ子政策によって、若い夫婦の二人共が一人っ子である場合が多い。こうした夫婦をそれぞれの両親、祖父母が経済的に支援しているわけだ。
これだけ収入がありながら、公共料金や基本の生活費はかなり安い。先に取り上げたようにスターバックスのような嗜好品は高いのだが、その他の交通費、光熱費は非常に安い。地下鉄は、初乗り3元（36円）、タクシーは12元（144円）、電気代は1カ月約400～500元（約6000円）、ガス代は40元（480円）、水道代は30元（360円）といったところだ。家賃は、2LDKマンションで1万元（12万円）、団地だと3000元（3.6万円）程度である。安く済ませば、昼飯は10元（120円）で十分食べることができる。
しかも中国では、ホワイトカラーは非常に昇給が早い。新卒から1年で主任、3～5年もたてば課長（マネジャー）、10年もしないうちに部長かそれ以上ということになる。30歳で課長以上になれば、月給は2万元（24万円）～3万元（36万円）になる。世帯でみれば、共稼ぎで収入はその倍。日本の世帯より収入が多かったりするのである。
出世が早い理由の一つは、文革で極端に40歳代後半から50歳代の働き手が少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だから、中国企業の役員構成はどこもイビツで、役員は60歳以上、そうでなければ30歳代というケースが多い。こうした30歳代は80后と呼ばれ、米国など海外に留学していた海亀族（帰国組）が多い。
30歳代後半になってくると独立心旺盛な若者がどんどん独立して起業するという中国ならではの実態もある。40歳代で会社勤めというと逆に実力がないのでないのか、と疑われてしまう。どんなに小さな企業であっても「老板（ラオバン・経営者）」であれば尊敬される、という風潮があるためである。実際、老板として豊かな生活を目指す中国の若者が多い。こうした人たちが、豊かな中間層なのである。
震災後に来日する中国人の主役は、富裕層に代わりこの中間層の人たち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ようだ。中間層が豊かになったことに加え、富裕層の来日はすでに一巡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もあるだろう。
こうした中間層の人たちは、副収入や可処分所得が多いから豊かな生活をしている。けれど、日本で無駄遣いをしてまで面子を張ろうとは考えていない。自分たちのライフスタイルに合わせて買い物を楽しむ賢い消費者層なのだ。
豪華な高額商品を並べておけば買ってもらえる時代は終わったと考えるべきなのだろう。新たな消費の担い手である中間層の人たちを相手に日本人は何をすべきか、何を売るべきかを、過去の成功体験を捨て、一から考え直す時期にき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
2012-05-24
報告稱日本經濟自殺正在逼近 或再度淪為小國
來源： 中國經濟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剛剛宣布，從購買力平價(PPP)來說，印度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購買力平價是衡量購買相同商品和服務所需金錢數量的指標。
如今，一個至少是半官方的結論是：日本經濟在衰落。智庫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是日本最強大的經濟組織，該組織剛剛發布了一份報告，說到2050年，日本再也不是發達國家了，預計從2030年開始步入負增長。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的研究機構21世紀政策研究所發布報告說：“如果不采取行動，恐怕日本將滑出先進國家行列，再度淪為遠東地區小國。”
這份報告應該成為喚起日本經濟政治當權派推行根本性、補救性改革的呼聲。這種擔憂肯定是，日本作為一個公司，對如何挽救局面幾乎毫無頭緒，必要的政治影響力就不消提了。
21世紀政策研究所預期，日本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目前苦苦掙扎著保持對巴西領先的情勢，到2050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充其量只有中國的1/6，印度的1/3。如果日本不采取補救措施，將滑至世界第九位，排在法國之后，勉強在印度尼西亞之前。
根據IMF的說法，歐盟以15.8萬億美元的GDP總量排在首位，其次是美國15萬美元，中國11.3萬美元，印度現在以4.458萬億美元對4.44萬美元稍稍領先日本。當然就人均而言，美國和日本遠遠領先干這兩個亞洲巨人：美國以4. 8387萬美元(居世界第6位)，日本以3. 4740萬美元(居第24位);中國為8382美元(排名第92位)，印度以3694美元(排名第129位)(以上均按PPP計算)。
日本經濟衰落的原因在意料之中：出生率長期偏低導致勞動力萎縮，再加上低儲蓄、工業生產率放緩以及投資干涸。在工業世界中，日本率先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201 1年10月，該國人口減少0.2%，減至1.278億人。
厚生省的數據顯示，到2060年，該國人口將降至8674萬。到2050年，65歲及以上的日本人占日本人口的比例將接近40%，相比之下，現在這個比例約為23%，僅這一點對任何國家而言都是空前沉重的負擔。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將從63%左右降至52%。
筆者認為這家智庫的報告是用靜止的眼光看待問題。看上去似乎真正的危害一直到2030年或2040年后才會顯現。報告預期，2030年后，日本的GDP將以每年0.17%的速度下滑，到2041年下降速度將提升到0.46%，到2050年將提至1. 32%。實際上，這種危害已經開始顯現，風險在于，如果在2020年前不采取迅速行動，以后要阻止日本經濟跳水恐怕就為時已晚了。
這些真正問題的解決因為一些分散精力的緊迫性問題的存在而變得錯綜復雜，去年，地震、海嘯和福島核電站毀壞三重災難令分散精力的緊迫性問題愈加突出。
為了確保日本其他核反應堆能夠抵御自然災害，必須采取預防措施，這引發了公眾恐慌，造成核電站關閉接受檢查。其結果，目前，日本54座核反應堆中只有一座還在運轉，進口燃料賬單飆升。這種影響從上一財年創紀錄的貿易赤字上就可見一斑，在截至今年3月31日的財年中，日本創下了4. 41萬億日元的貿易赤字。為了彌補核能短缺，日本的液化天然氣進口量比1年前增加了20%。
即便沒有出現那些災害，日本的經濟也存在問題，特別是它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日元不斷升值，去年對美元一度達到75比1，損害了出口前景，也傷害了一個基本靠出口維持小幅增長的經濟的信心。
日元今年對美元降至81到82比1，讓人稍許松口氣。企業主說，只有到90到100比1的程度，他們才有很強的競爭力。日元對其他主要貨幣仍然幣值偏高，特別是韓國的韓元。所有這些情況的出現，令日本工業終于開始反省，自己是應當努力在全球批量產品市場上競爭，還是大舉轉向生產高質量的商品。日本剛剛步入僵化的老齡社會，社會保障開支就已經在消耗越來越多的預算，促使政府推動增稅。但是，相關的討論缺乏想象力，幾乎沒有談及改革。
21世紀政策研究所認為，一種可能扳回局面的辦法是加大女性對經濟的參與程度，這可能有助于日本經濟及時避免淪入被漠視的境地。
在世界經濟論壇有關134個國家女性參與經濟活動的排名中，日本位居第94位，位置偏低。在一個由男性主導經濟的世界中，女性在上升的過程中需要不斷克服困難。舉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直到這個月，日本最好的大阪大學牙科學院才任命了60年來的首位女性教授，盡管女性占牙科學生的半壁江山。
最近，雄心勃勃的三星和虧損的索尼命運大相徑庭，凸顯了曾經不可戰勝的日本科技巨擘陷入艱難境地，尖端電子產品和造船業轉移到韓國，計算機和半導體轉移到臺灣，進行批量生產的制造業轉移到中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剛剛宣布，從購買力平價(PPP)來說，印度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購買力平價是衡量購買相同商品和服務所需金錢數量的指標。
如今，一個至少是半官方的結論是：日本經濟在衰落。智庫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是日本最強大的經濟組織，該組織剛剛發布了一份報告，說到2050年，日本再也不是發達國家了，預計從2030年開始步入負增長。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的研究機構21世紀政策研究所發布報告說：“如果不采取行動，恐怕日本將滑出先進國家行列，再度淪為遠東地區小國。”
這份報告應該成為喚起日本經濟政治當權派推行根本性、補救性改革的呼聲。這種擔憂肯定是，日本作為一個公司，對如何挽救局面幾乎毫無頭緒，必要的政治影響力就不消提了。
21世紀政策研究所預期，日本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目前苦苦掙扎著保持對巴西領先的情勢，到2050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充其量只有中國的1/6，印度的1/3。如果日本不采取補救措施，將滑至世界第九位，排在法國之后，勉強在印度尼西亞之前。
根據IMF的說法，歐盟以15.8萬億美元的GDP總量排在首位，其次是美國15萬美元，中國11.3萬美元，印度現在以4.458萬億美元對4.44萬美元稍稍領先日本。當然就人均而言，美國和日本遠遠領先干這兩個亞洲巨人：美國以4. 8387萬美元(居世界第6位)，日本以3. 4740萬美元(居第24位);中國為8382美元(排名第92位)，印度以3694美元(排名第129位)(以上均按PPP計算)。
日本經濟衰落的原因在意料之中：出生率長期偏低導致勞動力萎縮，再加上低儲蓄、工業生產率放緩以及投資干涸。在工業世界中，日本率先步入人口老齡化社會;201 1年10月，該國人口減少0.2%，減至1.278億人。
厚生省的數據顯示，到2060年，該國人口將降至8674萬。到2050年，65歲及以上的日本人占日本人口的比例將接近40%，相比之下，現在這個比例約為23%，僅這一點對任何國家而言都是空前沉重的負擔。勞動力人口的比例將從63%左右降至52%。
筆者認為這家智庫的報告是用靜止的眼光看待問題。看上去似乎真正的危害一直到2030年或2040年后才會顯現。報告預期，2030年后，日本的GDP將以每年0.17%的速度下滑，到2041年下降速度將提升到0.46%，到2050年將提至1. 32%。實際上，這種危害已經開始顯現，風險在于，如果在2020年前不采取迅速行動，以后要阻止日本經濟跳水恐怕就為時已晚了。
這些真正問題的解決因為一些分散精力的緊迫性問題的存在而變得錯綜復雜，去年，地震、海嘯和福島核電站毀壞三重災難令分散精力的緊迫性問題愈加突出。
為了確保日本其他核反應堆能夠抵御自然災害，必須采取預防措施，這引發了公眾恐慌，造成核電站關閉接受檢查。其結果，目前，日本54座核反應堆中只有一座還在運轉，進口燃料賬單飆升。這種影響從上一財年創紀錄的貿易赤字上就可見一斑，在截至今年3月31日的財年中，日本創下了4. 41萬億日元的貿易赤字。為了彌補核能短缺，日本的液化天然氣進口量比1年前增加了20%。
即便沒有出現那些災害，日本的經濟也存在問題，特別是它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日元不斷升值，去年對美元一度達到75比1，損害了出口前景，也傷害了一個基本靠出口維持小幅增長的經濟的信心。
日元今年對美元降至81到82比1，讓人稍許松口氣。企業主說，只有到90到100比1的程度，他們才有很強的競爭力。日元對其他主要貨幣仍然幣值偏高，特別是韓國的韓元。所有這些情況的出現，令日本工業終于開始反省，自己是應當努力在全球批量產品市場上競爭，還是大舉轉向生產高質量的商品。日本剛剛步入僵化的老齡社會，社會保障開支就已經在消耗越來越多的預算，促使政府推動增稅。但是，相關的討論缺乏想象力，幾乎沒有談及改革。
21世紀政策研究所認為，一種可能扳回局面的辦法是加大女性對經濟的參與程度，這可能有助于日本經濟及時避免淪入被漠視的境地。
在世界經濟論壇有關134個國家女性參與經濟活動的排名中，日本位居第94位，位置偏低。在一個由男性主導經濟的世界中，女性在上升的過程中需要不斷克服困難。舉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直到這個月，日本最好的大阪大學牙科學院才任命了60年來的首位女性教授，盡管女性占牙科學生的半壁江山。
最近，雄心勃勃的三星和虧損的索尼命運大相徑庭，凸顯了曾經不可戰勝的日本科技巨擘陷入艱難境地，尖端電子產品和造船業轉移到韓國，計算機和半導體轉移到臺灣，進行批量生產的制造業轉移到中國。
2012-05-18
日企長壽DNA
來源：財經國家周刊
當梅耶羅斯柴爾德還在四處尋找自己的第一桶金；約瑟夫摩根還只是咖啡館小老板；伊雷內杜邦還在為從商還是從政而煩惱時，一群人在總被地震和臺風困擾的日本列島上，已通過在深山老林中開采銅礦、在繁華都市中兌換錢幣和在窮鄉僻壤販賣稻米完成了原始積累，成為一代富可敵國的商界豪強。雖然只有歷史學家才會記住這些開拓者拗口的名字，但三井、安田、野村、住友、巖崎這些姓氏，如今早已成為一個個商業帝國的代名詞。時至今日，當中國的富二代以各種面貌出現在媒體的社會娛樂版時，日本的富N代們還在默默地創造他們的商業神話。
1554年，第一家近代意義上的股份制公司誕生于英國，從此奠定了大多數商業公司的發展模式。具反諷意味的是，現在世界上擁有二百年歷史的公司無一例外都是家族企業。其中源于日本飛鳥時代的金剛組創辦于公元578年，衣缽相傳至今已四十余代。據“胡潤排行榜”統計，這樣的長壽企業美國有14家，印度有3家，德國有800家，歐洲低地國家有200家，日本則超過三千。
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中，這些依賴血緣、家長制維系的家族企業在股份制公司的潮起潮落中依舊屹立不倒，這對那些由高技術、跨國和多元等關鍵詞構成的“現代化”公司來說像是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到底是什么，締造了這個長壽之國為數眾多的長壽企業？
“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
提到家族企業，人們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家長制”。這個只會出現在人類學教科書中的詞匯被運用于企業管理，似乎總和獨斷專行、剛愎自用分不開。但實際上，日本的家族企業自誕生以來，雖一直秉承“單子繼承制”，但并不等同于中國宗法制度上的“嫡長子繼承制”。
為了在內部形成競爭激勵機制，日本家族企業往往會通過招贅女婿、收養養子等做法，在不分割財產的“總有制”前提下，將沒有血緣關系的才干之士立為一家之主。
日本國立銀行創始人澀澤榮一甚至收養過僅比自己小兩歲的“養子”。即使在赫赫有名的“平成景氣”時期，將家業傳給非親生兒子的情況也比比皆是，比例高達25%-34%。現在，松下電器、豐田汽車這樣大公司掌門人也都是入贅女婿出身。這種特有的“單子繼承制”其實已經包含了優選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家族企業的社會化，突破了狹隘的家族牢籠，加上30年代后職業經理開始普遍取代原來的“番頭（掌柜）制”，進一步為家族企業傳承百年夯實了基礎。
既然是家族企業，所有員工就成為了“家族成員”，理所當然地形成“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終身雇傭并不等同于“鐵飯碗”，只是勞資雙方形成的一種不成文的默契，一種雙方終身承擔的義務。這種制度能夠給員工以很強的安全感。作為雇主一般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輕易解雇員工。大名鼎鼎的“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在大蕭條期間寧可減產一半，工人只做半天活，也不解雇一個員工，一時被傳為佳話，而員工則會感恩戴德地將企業視為自己的家庭，齊心協力共渡難關。
與終身雇傭制相配套的就是“年功序列制”。即企業員工的地位和工資待遇會隨著“年功”的積累而提高，鼓勵員工長期留在企業工作，不僅增強了企業人事結構的穩定，而且更強化了企業內部的家族氣氛，形成了和諧的人際關系，避免了大面積“跳槽”，降低了企業的人才培養和使用成本，對企業穩定發展極為有利。
員工們受到的激勵不僅來自于終身雇傭的保障和年功序列的激勵，還有“稟議制”帶來的歸屬感。決策者將意向作為“稟議”文件下發到各級管理人員和基層，廣泛征求意見后匯總，這種從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決策方式，不但可以把爭論解決在決策之前，保證了群體的親和力，還體現了職工的價值和責任，激發了員工的參與意識。很多日本百年企業仍然堅持這種看似費力、費時的決策體制，大量來自基層的合理化建議通過稟議制被貫徹到決策中，從縱向上維護并加強了企業的集團意識。
細水長流、不追求眼前利益
穩定的代際傳承和人事制度使日本企業具備了超穩定結構，在這種超穩定結構下又形成了日本長壽企業特有的以嚴格的家訓、家憲、家規為基礎的企業文化。類似“番頭制、莫談國事、不得從事娛樂業”（鍋屋企業）、“不可乘一時之機為急功近利而鋌而走險”（住友集團）、“經商如牛垂涎細長，如牛行路步步扎實”（奈良縣食品企業），“不可盲目、不切實際多樣化經營”（金剛組）這樣的家訓警句，已成為多數家族企業的金科玉律。
細水長流，連綿不絕，不追求眼前利益的經營理念，使日本的家族企業很少跨界經營，借用杰克韋爾奇的話說，就是“爭取做到本領域的第一、第二，然后再說其他”。擁有1400多年歷史的金剛組，除了短暫從事過現代民用建筑行業之外，一直堅持用傳統技法修建日式寺廟、園林。即便是住友這樣的巨型家族企業，也主要通過技術進步逐漸完成轉型和業務拓展。從最初的銅礦開采，到鑄幣、到貨幣兌換，到金融行業，再到各種大型挖掘設備的研發生產，再到精煉行業，住友的每一次升級并不依賴所謂的“眼光獨到”或跟風而動，而是圍繞自己的核心業務逐步拓展企業的經營范圍。
用百年時間專注于某個領域也為企業贏得了社會信賴，這種信賴成為長壽家族企業最可寶貴的財富，提高了企業的抗風險能力。上世紀80年代末，在引發超過日本20萬家企業倒閉的平成大蕭條中，超過一半的長壽家族企業的業績持平甚至獲得了增長。
無論是“單子繼承制”、“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制”還是家訓族規，這些長壽密碼之下無不隱藏著儒家以家庭為本位的思想精髓，他們保持了家族內部的活力、企業運作的穩定、確立了發展的方向。企業依靠“仁愛”、“貴和”等原則，將修身（注重員工終身培訓）、齊家（單子繼承制與終身雇傭）和治國（對社會負責）三者緊密串聯起來，在內部保持了縱向的和諧和橫向的彈性，形成了企業“慈”、員工“忠”的日本長壽企業特點。對比西方的超越型文化，這種充滿韌性的企業制度體現了東方的包容性，有助于抵消外界變化的沖擊。讓人困惑的是，從文化、倫理道德角度看，儒家文化在日本家族企業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同樣隸屬于儒家文化圈的其他東亞國家并沒有從中獲益。甚至，五四運動以來，儒家文化一直被視為中國近代社會發展最后也是最頑固的堡壘，每每被以“民主和科學”的名義加以批判。雖然，新儒學的產生讓中國人重新認識到自己文化內核的缺失，但在學界之外并沒引起相應的重視。反觀正在走向前臺的中國家族企業——均分制的繼承方法、總經理董事長一手抓的人事體制、極低的員工忠誠度都讓我們相形見絀。
在此基礎上，有人認為日本的商業精神是“武士精神與儒家思想相互滲透”的產物，則顯得不無道理。武士精神的不屈不撓推動了日本商人開拓進取，而儒家思想中的誠信仁愛觀念又讓他們保持了良好的自制力。現代中國倡導的“儒商”概念，其實一直以來就在不斷地塑造著日本的長壽企業，成為日本商人擊破“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定律的原動力。
作為一個企業，創始人篳路襤褸、披荊斬棘不會有太大區別，如何在傳承中發展才是最大的挑戰。在“富不過三代”的魔咒下，中國家族企業還沒有機會證明自己持久的生存能力。“道德傳家，十代以上；耕讀傳家次之；詩書傳家又次之；富貴傳家，不過三代”，中國人在表達了對商人銅臭味的鄙視之后，忽略了這句話的前半部分，于是商人被等同于為富不仁的暴發戶；作為學生的日本人卻對其進行了重新解釋，將中國知識分子的“修齊治平”統一在商業運作中，證明了道德、責任和財富也許并不是那么水火不容。
環顧被金融危機沖撞得千瘡百孔的全球經濟，我們也許應停下腳步，回過頭，在鄰國狹小的庭院中，聽一聽那些同樣經歷過戰爭、災難和文化沖擊的百年老店如何運用東方哲學賺取財富的故事，去體會一種陳舊卻歷久彌新的價值。
當梅耶羅斯柴爾德還在四處尋找自己的第一桶金；約瑟夫摩根還只是咖啡館小老板；伊雷內杜邦還在為從商還是從政而煩惱時，一群人在總被地震和臺風困擾的日本列島上，已通過在深山老林中開采銅礦、在繁華都市中兌換錢幣和在窮鄉僻壤販賣稻米完成了原始積累，成為一代富可敵國的商界豪強。雖然只有歷史學家才會記住這些開拓者拗口的名字，但三井、安田、野村、住友、巖崎這些姓氏，如今早已成為一個個商業帝國的代名詞。時至今日，當中國的富二代以各種面貌出現在媒體的社會娛樂版時，日本的富N代們還在默默地創造他們的商業神話。
1554年，第一家近代意義上的股份制公司誕生于英國，從此奠定了大多數商業公司的發展模式。具反諷意味的是，現在世界上擁有二百年歷史的公司無一例外都是家族企業。其中源于日本飛鳥時代的金剛組創辦于公元578年，衣缽相傳至今已四十余代。據“胡潤排行榜”統計，這樣的長壽企業美國有14家，印度有3家，德國有800家，歐洲低地國家有200家，日本則超過三千。
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中，這些依賴血緣、家長制維系的家族企業在股份制公司的潮起潮落中依舊屹立不倒，這對那些由高技術、跨國和多元等關鍵詞構成的“現代化”公司來說像是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到底是什么，締造了這個長壽之國為數眾多的長壽企業？
“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
提到家族企業，人們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家長制”。這個只會出現在人類學教科書中的詞匯被運用于企業管理，似乎總和獨斷專行、剛愎自用分不開。但實際上，日本的家族企業自誕生以來，雖一直秉承“單子繼承制”，但并不等同于中國宗法制度上的“嫡長子繼承制”。
為了在內部形成競爭激勵機制，日本家族企業往往會通過招贅女婿、收養養子等做法，在不分割財產的“總有制”前提下，將沒有血緣關系的才干之士立為一家之主。
日本國立銀行創始人澀澤榮一甚至收養過僅比自己小兩歲的“養子”。即使在赫赫有名的“平成景氣”時期，將家業傳給非親生兒子的情況也比比皆是，比例高達25%-34%。現在，松下電器、豐田汽車這樣大公司掌門人也都是入贅女婿出身。這種特有的“單子繼承制”其實已經包含了優選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家族企業的社會化，突破了狹隘的家族牢籠，加上30年代后職業經理開始普遍取代原來的“番頭（掌柜）制”，進一步為家族企業傳承百年夯實了基礎。
既然是家族企業，所有員工就成為了“家族成員”，理所當然地形成“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終身雇傭并不等同于“鐵飯碗”，只是勞資雙方形成的一種不成文的默契，一種雙方終身承擔的義務。這種制度能夠給員工以很強的安全感。作為雇主一般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輕易解雇員工。大名鼎鼎的“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在大蕭條期間寧可減產一半，工人只做半天活，也不解雇一個員工，一時被傳為佳話，而員工則會感恩戴德地將企業視為自己的家庭，齊心協力共渡難關。
與終身雇傭制相配套的就是“年功序列制”。即企業員工的地位和工資待遇會隨著“年功”的積累而提高，鼓勵員工長期留在企業工作，不僅增強了企業人事結構的穩定，而且更強化了企業內部的家族氣氛，形成了和諧的人際關系，避免了大面積“跳槽”，降低了企業的人才培養和使用成本，對企業穩定發展極為有利。
員工們受到的激勵不僅來自于終身雇傭的保障和年功序列的激勵，還有“稟議制”帶來的歸屬感。決策者將意向作為“稟議”文件下發到各級管理人員和基層，廣泛征求意見后匯總，這種從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決策方式，不但可以把爭論解決在決策之前，保證了群體的親和力，還體現了職工的價值和責任，激發了員工的參與意識。很多日本百年企業仍然堅持這種看似費力、費時的決策體制，大量來自基層的合理化建議通過稟議制被貫徹到決策中，從縱向上維護并加強了企業的集團意識。
細水長流、不追求眼前利益
穩定的代際傳承和人事制度使日本企業具備了超穩定結構，在這種超穩定結構下又形成了日本長壽企業特有的以嚴格的家訓、家憲、家規為基礎的企業文化。類似“番頭制、莫談國事、不得從事娛樂業”（鍋屋企業）、“不可乘一時之機為急功近利而鋌而走險”（住友集團）、“經商如牛垂涎細長，如牛行路步步扎實”（奈良縣食品企業），“不可盲目、不切實際多樣化經營”（金剛組）這樣的家訓警句，已成為多數家族企業的金科玉律。
細水長流，連綿不絕，不追求眼前利益的經營理念，使日本的家族企業很少跨界經營，借用杰克韋爾奇的話說，就是“爭取做到本領域的第一、第二，然后再說其他”。擁有1400多年歷史的金剛組，除了短暫從事過現代民用建筑行業之外，一直堅持用傳統技法修建日式寺廟、園林。即便是住友這樣的巨型家族企業，也主要通過技術進步逐漸完成轉型和業務拓展。從最初的銅礦開采，到鑄幣、到貨幣兌換，到金融行業，再到各種大型挖掘設備的研發生產，再到精煉行業，住友的每一次升級并不依賴所謂的“眼光獨到”或跟風而動，而是圍繞自己的核心業務逐步拓展企業的經營范圍。
用百年時間專注于某個領域也為企業贏得了社會信賴，這種信賴成為長壽家族企業最可寶貴的財富，提高了企業的抗風險能力。上世紀80年代末，在引發超過日本20萬家企業倒閉的平成大蕭條中，超過一半的長壽家族企業的業績持平甚至獲得了增長。
無論是“單子繼承制”、“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制”還是家訓族規，這些長壽密碼之下無不隱藏著儒家以家庭為本位的思想精髓，他們保持了家族內部的活力、企業運作的穩定、確立了發展的方向。企業依靠“仁愛”、“貴和”等原則，將修身（注重員工終身培訓）、齊家（單子繼承制與終身雇傭）和治國（對社會負責）三者緊密串聯起來，在內部保持了縱向的和諧和橫向的彈性，形成了企業“慈”、員工“忠”的日本長壽企業特點。對比西方的超越型文化，這種充滿韌性的企業制度體現了東方的包容性，有助于抵消外界變化的沖擊。讓人困惑的是，從文化、倫理道德角度看，儒家文化在日本家族企業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同樣隸屬于儒家文化圈的其他東亞國家并沒有從中獲益。甚至，五四運動以來，儒家文化一直被視為中國近代社會發展最后也是最頑固的堡壘，每每被以“民主和科學”的名義加以批判。雖然，新儒學的產生讓中國人重新認識到自己文化內核的缺失，但在學界之外并沒引起相應的重視。反觀正在走向前臺的中國家族企業——均分制的繼承方法、總經理董事長一手抓的人事體制、極低的員工忠誠度都讓我們相形見絀。
在此基礎上，有人認為日本的商業精神是“武士精神與儒家思想相互滲透”的產物，則顯得不無道理。武士精神的不屈不撓推動了日本商人開拓進取，而儒家思想中的誠信仁愛觀念又讓他們保持了良好的自制力。現代中國倡導的“儒商”概念，其實一直以來就在不斷地塑造著日本的長壽企業，成為日本商人擊破“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定律的原動力。
作為一個企業，創始人篳路襤褸、披荊斬棘不會有太大區別，如何在傳承中發展才是最大的挑戰。在“富不過三代”的魔咒下，中國家族企業還沒有機會證明自己持久的生存能力。“道德傳家，十代以上；耕讀傳家次之；詩書傳家又次之；富貴傳家，不過三代”，中國人在表達了對商人銅臭味的鄙視之后，忽略了這句話的前半部分，于是商人被等同于為富不仁的暴發戶；作為學生的日本人卻對其進行了重新解釋，將中國知識分子的“修齊治平”統一在商業運作中，證明了道德、責任和財富也許并不是那么水火不容。
環顧被金融危機沖撞得千瘡百孔的全球經濟，我們也許應停下腳步，回過頭，在鄰國狹小的庭院中，聽一聽那些同樣經歷過戰爭、災難和文化沖擊的百年老店如何運用東方哲學賺取財富的故事，去體會一種陳舊卻歷久彌新的價值。
2012-03-29
日本社會面臨“孤獨死亡” 不只發生在老人身上
近年來日本老年人數量屢創新高
家中的水電氣斷了，信箱里塞滿了郵件，公寓房里鴉雀無聲。鄰居們不會敲門。沒有人來，也沒人離開。這就是日本媒體報道的孤獨死亡的凄涼寫照。目前，孤獨死亡人數正在不斷上升，正在挑戰日本社會的冷漠。3月26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對此進行了報道。
不是只發生在老人身上
如今，日本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孤獨死亡者，他們要么是完全一個人孤獨地死去，要么就是自己護理者死后，步其后塵。他們都是孤獨的人。
這些孤獨者據說多數是被社會邊緣化的人，沒有朋友、沒有親戚，沒有什么錢或者身無分文，他們也幾乎沒有什么個人資源。他們身上有著日本的傳統的品格日本人引以為豪的那種性格特征毫無怨言的忍耐、默默地承受以及咬牙挺下去。
例如，日本警方上個月在東京以北的崎玉一處公寓里發現了三具尸體：一對老年夫婦和他們的兒子。他們似乎是餓死的。周圍沒有食物，只有幾瓶礦泉水。一只死貓。一枚散落的一日元硬幣。
最近，日本的釧路、札幌、大阪、東京、橫濱等城市也相繼出現了類似案子的報道。死者往往是死后幾個月才被人發現的，身體幾乎都腐爛了。
孤獨死亡不僅僅發生在老年人身上。在東京的一個公寓里，一名4歲的精神殘疾男童在他的45歲的母親去世后也死亡了。《每日新聞》的報道說，在附近，人們又在公租房里發現了兩名女性尸體，一位據信是95歲的精神智障母親，另一具是63歲的女兒。
孤獨死亡事件有共同點
日本《每日新聞》在一篇社論中指出，“所有這些事件都具有相同的特點，首先，這些事件都發生在市區的公寓里。其次，事件都涉及一對人，其中一人是年長者或殘疾者，由另一個護理者照顧。還有就是這些家庭沒有享受社會福利或福利金。最后，死者中沒有誰生前曾跟鄰居有過過多的接觸”。
日本現在可謂是世界上人口平均年齡最大的國家。男性的平均壽命近80歲，女性則超過86歲。20年后，3個日本人中就有一人將達到65歲或65歲以上。
據日本政府的一項調查稱，日本60歲以上的男性中有近四分之一，女性中有百分之十沒有鄰居、朋友或親戚，無法在自己困難的時候可以依賴。2010年多倫多《環球郵報》的記者馬克·麥金農引用了這份調查結果。
馬克寫道，“似乎是出于某種集體吶喊，日本每年拘捕的入店行竊的老人超過30000 人。不少被捕者告訴警方，他們是出于厭倦和孤獨的感覺才行竊的，而不是被生活所迫。”
最長壽老人30年前已死
日本官方18個月前承認，他們失去了對近25萬名年齡在100歲以上老人的跟蹤掌握。馬克在東京的同事馬丁在報道中說，那種因冷漠激起的憤怒始于2010年夏天，當時東京警視廳發現加藤先生的尸體，其實他早在30年前就死了。他的尸體在床上已經變成了木乃伊。之前，人們還以為他一直活到了111歲，是東京的最長壽老人。
馬丁寫道，“在8月下旬，警方逮捕了加藤先生的81歲的女兒和他的孫女，指控她們詐騙他的退休金，隱瞞他的死亡。”馬丁說，“她們稱，加藤先生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家里發生爭吵后走進自己的臥室的，此后，就再也沒有出來。”
加藤先生的家人一直不讓市政府官員了解實情，一會兒說加藤先生處于植物人狀態，一會兒說他正在經歷深度獨居和禁食，實際上加藤先生已經變成了木乃伊。
《時代》雜志曾介紹過大阪一家搬家公司的老板太極吉田，他說他的業務中有百分之二十是清掃那些曾有孤獨死亡者的住家衛生。“大多數孤獨死亡者是那類邋遢者，”吉田先生說。“是把東西拿出來，不會放回去的那類人；是物品壞了，不會去修復的那類人。 ”
盡管日本公布的孤獨死亡統計數據不完全可靠，也不完整，但公開報道的死亡案中有不少涉及年齡較大的男人，他們據稱因企業重組和經濟蕭條無奈退休。大阪大學的社會學家斯科特·諾斯在《時代》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他們的世界在他們的腳下蒸發了”。“公司對這些老人來說是他們的一切。他們的剛毅、他們的社會地位以及他們的自我意識都植根于企業的結構里。”
家中的水電氣斷了，信箱里塞滿了郵件，公寓房里鴉雀無聲。鄰居們不會敲門。沒有人來，也沒人離開。這就是日本媒體報道的孤獨死亡的凄涼寫照。目前，孤獨死亡人數正在不斷上升，正在挑戰日本社會的冷漠。3月26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對此進行了報道。
不是只發生在老人身上
如今，日本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孤獨死亡者，他們要么是完全一個人孤獨地死去，要么就是自己護理者死后，步其后塵。他們都是孤獨的人。
這些孤獨者據說多數是被社會邊緣化的人，沒有朋友、沒有親戚，沒有什么錢或者身無分文，他們也幾乎沒有什么個人資源。他們身上有著日本的傳統的品格日本人引以為豪的那種性格特征毫無怨言的忍耐、默默地承受以及咬牙挺下去。
例如，日本警方上個月在東京以北的崎玉一處公寓里發現了三具尸體：一對老年夫婦和他們的兒子。他們似乎是餓死的。周圍沒有食物，只有幾瓶礦泉水。一只死貓。一枚散落的一日元硬幣。
最近，日本的釧路、札幌、大阪、東京、橫濱等城市也相繼出現了類似案子的報道。死者往往是死后幾個月才被人發現的，身體幾乎都腐爛了。
孤獨死亡不僅僅發生在老年人身上。在東京的一個公寓里，一名4歲的精神殘疾男童在他的45歲的母親去世后也死亡了。《每日新聞》的報道說，在附近，人們又在公租房里發現了兩名女性尸體，一位據信是95歲的精神智障母親，另一具是63歲的女兒。
孤獨死亡事件有共同點
日本《每日新聞》在一篇社論中指出，“所有這些事件都具有相同的特點，首先，這些事件都發生在市區的公寓里。其次，事件都涉及一對人，其中一人是年長者或殘疾者，由另一個護理者照顧。還有就是這些家庭沒有享受社會福利或福利金。最后，死者中沒有誰生前曾跟鄰居有過過多的接觸”。
日本現在可謂是世界上人口平均年齡最大的國家。男性的平均壽命近80歲，女性則超過86歲。20年后，3個日本人中就有一人將達到65歲或65歲以上。
據日本政府的一項調查稱，日本60歲以上的男性中有近四分之一，女性中有百分之十沒有鄰居、朋友或親戚，無法在自己困難的時候可以依賴。2010年多倫多《環球郵報》的記者馬克·麥金農引用了這份調查結果。
馬克寫道，“似乎是出于某種集體吶喊，日本每年拘捕的入店行竊的老人超過30000 人。不少被捕者告訴警方，他們是出于厭倦和孤獨的感覺才行竊的，而不是被生活所迫。”
最長壽老人30年前已死
日本官方18個月前承認，他們失去了對近25萬名年齡在100歲以上老人的跟蹤掌握。馬克在東京的同事馬丁在報道中說，那種因冷漠激起的憤怒始于2010年夏天，當時東京警視廳發現加藤先生的尸體，其實他早在30年前就死了。他的尸體在床上已經變成了木乃伊。之前，人們還以為他一直活到了111歲，是東京的最長壽老人。
馬丁寫道，“在8月下旬，警方逮捕了加藤先生的81歲的女兒和他的孫女，指控她們詐騙他的退休金，隱瞞他的死亡。”馬丁說，“她們稱，加藤先生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家里發生爭吵后走進自己的臥室的，此后，就再也沒有出來。”
加藤先生的家人一直不讓市政府官員了解實情，一會兒說加藤先生處于植物人狀態，一會兒說他正在經歷深度獨居和禁食，實際上加藤先生已經變成了木乃伊。
《時代》雜志曾介紹過大阪一家搬家公司的老板太極吉田，他說他的業務中有百分之二十是清掃那些曾有孤獨死亡者的住家衛生。“大多數孤獨死亡者是那類邋遢者，”吉田先生說。“是把東西拿出來，不會放回去的那類人；是物品壞了，不會去修復的那類人。 ”
盡管日本公布的孤獨死亡統計數據不完全可靠，也不完整，但公開報道的死亡案中有不少涉及年齡較大的男人，他們據稱因企業重組和經濟蕭條無奈退休。大阪大學的社會學家斯科特·諾斯在《時代》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他們的世界在他們的腳下蒸發了”。“公司對這些老人來說是他們的一切。他們的剛毅、他們的社會地位以及他們的自我意識都植根于企業的結構里。”
2012-03-27
人か名刺か (少了論資排輩，日本70后在中國多有發展)
人か名刺か
山田太郎＝ユアロップ 代表取締役社長
先日、上海に所用で行った際、多くの日本の経営者に会った。
「あなたも40歳ですか？」
「私も40歳です」
「僕は39歳です」
中国で独立して働く日本人には、妙に38歳から41歳の人たちが多い。今40歳と言えば1971年生まれ。この年代の日本の人たちは、大学入試ではセンター試験が始まり、大学卒業時の22歳当時は1993年、バブル崩壊後のまさに就職氷河期だった。
第二次ベビーブームも重なり多くの若者が国内で就職できず、海外を含めて多様な働き方を始めた人たちだ。だからか、中国で独立して働く人たちも40歳前後の人が多い。10年以上も中国で独立して働いている人がざらにいる。女性で独立して働いている人も珍しくない。
日本の70后（中国語で1970年代生まれのこと）。まさに、日本をはみ出て海外に脱出した「和僑」なのだ。ちなみに筆者は、44歳であるが、私の就職時期はバブル期で、確かに私の周りに海外で独立して働いている人はあまり見かけない。たった4、5歳の差であるがバブル前とバブル後でこんなにも働き方に違いがあるのかと感じることがある。
先日、上海で打ち合わせをした日本の吾人も40歳。で、面白いことを言い始める。
「中国の方が日本よりよっぽど仕事がしやすいですよ」
なんと、我々日本勢が中国市場で悪戦苦闘しながら中国人と接してビジネス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中で、70后の日本人達は、中国でのビジネスの方が日本でのビジネスより容易と言い放つのだ。
「中国では、下手なシガラミがありません。しかも中国人はフラットで、人を肩書で判断したりしないんです」
会社を意識する我々日本人は、つい相手の名刺、すなわち社名や肩書を意識してしまう。有名な会社か、部長か課長か…
「先日も日本では、あり得ない商談を獲得しました。中国大手メーカーの主力製品の広告制作を全て任されたんです」
そう語るのは、上海に来て独立した70后の若手経営者。5人で独立した、まだほんの小さな会社の経営者（老板）だ。
「日本なら、大手代理店がフロントに立ちはだかって、とても大手企業の広告なんて受注できません。でも、中国では違います。会社が有名であるとか、相手に肩書があるとか、関係ないんです」
要は、相手の懐に入るかどうかが重要だということだ。会社対会社ではなく、人と人がビジネス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
「実は、ビジネス上、フラットな関係は、中国に展開する日本企業にも当てはまるんです。ですから、日本では絶対に会ってくれないような人も中国では会ってくれて、仕事が決まるんです」
肩書や権威を重んじる日本企業や日本人も中国現地では、現地のスタイルで仕事を進めているようだ。そして現地では老弱男女を問わず、様々な会合で日本人同士が接触をしている。最初、日本から中国に赴任してきたばかりで会社でふんぞり返っている日本人も中にはいるようだが、中国ビジネスのありように段々飲み込まれて慣れてくる。
広州で働く70后の女性いわく、「日本に帰国して働こうと何度も考えました。でも日本に帰って働くのがイメージできなくて…」。彼女は、中国で大手メーカーの工場を立ち上げた吾人だ。見た目は、日本でどこにでも居そうお姉さんといった雰囲気である。
日本では、「グローバル人材不足」だとか、「グローバルで働くために英語を公用語にする」とか、やたらグローバル企業を目指して社員教育を実施したり、社員のモチベーションを高めようとしたりする企業が多いようだ。けれども、熱心に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をしている大企業に限って、実は人を会社名や肩書で判断し、相手が中小企業だと何だか上から目線になってしまう人がたくさんいたりする。まずそこから考えなければ社員教育も何もなかろうにと、個人的には思うのである。
+++++++
少了論資排輩，日本70后在中國多有發展
前幾天去上海辦事的時候，筆者遇到了幾位來自日本的經營者。
“您也是40歲嗎？”
“我也是40歲。”
“我39歲。”
在中國創業的日本人集中在38歲～41歲之間。現年40歲也就是1971年出生。這個年代出生的日本人大學入學趕上了中心考試開始的時候，22歲大學畢業時是1993年，又趕上了泡沫破滅后的就業低潮期。
再加上日本第二次嬰兒潮的影響，這個時期出生的人，有大量無法在日本國內就業，而到海外就業。所以，在中國創業的各位也大都在40歲左右。不少人甚至在中國已經自己開公司10多年了。其中女性也不在少數。
這些日本的70后正是沖出日本走向海外的“日僑”。順便一提，筆者雖說是44歲，但就業之時正值日本經濟泡沫期，筆者周圍確實很少有人在海外獨立創業的。雖然只是4、5歲之差，但在經濟泡沫破裂前和破裂后，就業情況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別。
不久前在上海碰到的一位日本人同樣也是40歲。他跟我聊起了一個有趣的話題。
“在中國做生意比在日本容易多了。”
當日本企業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而在中國市場上苦戰的時候，日本的70后卻說在中國做生意比在日本容易。
“中國沒那么多麻煩的條條框框。而且中國人對生意伙伴一視同仁，不會看人下菜。”
注重企業意識的日本人總是會在意對方的名片，也就是公司和頭銜。公司名氣大不大，是部長還是課長……
“前幾天我們在就拿下了一筆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的業務。一家中國大型企業主力產品的廣告制作將全部由我們制作。”
這番話出自一位在上海獨立創業的日本70后，是一家只有5人的小公司的老板。
“要是在日本的話，大型代理商擋在前面，我們很難接到大企業的廣告。但中國不一樣。公司有沒有名氣、對方有沒有頭銜都無所謂。”
關鍵在于服務或產品能不能令對方滿意。也就是說，做生意的是人和人，而不是公司和公司。
“其實，就業務而言，在中國發展的日企同樣擁有平等的關系。因此，在日本絕對見不到的日企高層在中國也會親自接見我們，而且能談成業務。”
注重頭銜和權威的日本企業和日本人在中國似乎也在入鄉隨俗。而且在中國，無論男女老少，在各種場合都能碰到日本人。起初，有些日本人剛來中國的時候還會在公司里擺譜，但他們逐漸就會被中國的業務模式所同化。
一位在廣州工作的日本70后女士說：“我也想過好多次回日本工作。但我實在想像不出回日本該怎么工作……”她在中國創辦了一家大型工廠。她從外表來看極為普通，就像是日本隨處可見的普通人一樣。
在日本，很多企業都高喊“缺少國際型人才”、“為走向全球把英語作為公司的官方語言”的口號，以成為跨國企業為目標對員工進行教育、提高員工的積極性。但也正是在熱衷此道的大企業中，很多人都在看公司和頭銜下菜，不把中小企業放在眼里。筆者覺得，如果不從這一點出發進行思考，員工教育什么的恐怕都是浮云。
（特約撰稿人：山田太郎，優樂福環球事業公司社長）
山田太郎＝ユアロップ 代表取締役社長
先日、上海に所用で行った際、多くの日本の経営者に会った。
「あなたも40歳ですか？」
「私も40歳です」
「僕は39歳です」
中国で独立して働く日本人には、妙に38歳から41歳の人たちが多い。今40歳と言えば1971年生まれ。この年代の日本の人たちは、大学入試ではセンター試験が始まり、大学卒業時の22歳当時は1993年、バブル崩壊後のまさに就職氷河期だった。
第二次ベビーブームも重なり多くの若者が国内で就職できず、海外を含めて多様な働き方を始めた人たちだ。だからか、中国で独立して働く人たちも40歳前後の人が多い。10年以上も中国で独立して働いている人がざらにいる。女性で独立して働いている人も珍しくない。
日本の70后（中国語で1970年代生まれのこと）。まさに、日本をはみ出て海外に脱出した「和僑」なのだ。ちなみに筆者は、44歳であるが、私の就職時期はバブル期で、確かに私の周りに海外で独立して働いている人はあまり見かけない。たった4、5歳の差であるがバブル前とバブル後でこんなにも働き方に違いがあるのかと感じることがある。
先日、上海で打ち合わせをした日本の吾人も40歳。で、面白いことを言い始める。
「中国の方が日本よりよっぽど仕事がしやすいですよ」
なんと、我々日本勢が中国市場で悪戦苦闘しながら中国人と接してビジネス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中で、70后の日本人達は、中国でのビジネスの方が日本でのビジネスより容易と言い放つのだ。
「中国では、下手なシガラミがありません。しかも中国人はフラットで、人を肩書で判断したりしないんです」
会社を意識する我々日本人は、つい相手の名刺、すなわち社名や肩書を意識してしまう。有名な会社か、部長か課長か…
「先日も日本では、あり得ない商談を獲得しました。中国大手メーカーの主力製品の広告制作を全て任されたんです」
そう語るのは、上海に来て独立した70后の若手経営者。5人で独立した、まだほんの小さな会社の経営者（老板）だ。
「日本なら、大手代理店がフロントに立ちはだかって、とても大手企業の広告なんて受注できません。でも、中国では違います。会社が有名であるとか、相手に肩書があるとか、関係ないんです」
要は、相手の懐に入るかどうかが重要だということだ。会社対会社ではなく、人と人がビジネス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
「実は、ビジネス上、フラットな関係は、中国に展開する日本企業にも当てはまるんです。ですから、日本では絶対に会ってくれないような人も中国では会ってくれて、仕事が決まるんです」
肩書や権威を重んじる日本企業や日本人も中国現地では、現地のスタイルで仕事を進めているようだ。そして現地では老弱男女を問わず、様々な会合で日本人同士が接触をしている。最初、日本から中国に赴任してきたばかりで会社でふんぞり返っている日本人も中にはいるようだが、中国ビジネスのありように段々飲み込まれて慣れてくる。
広州で働く70后の女性いわく、「日本に帰国して働こうと何度も考えました。でも日本に帰って働くのがイメージできなくて…」。彼女は、中国で大手メーカーの工場を立ち上げた吾人だ。見た目は、日本でどこにでも居そうお姉さんといった雰囲気である。
日本では、「グローバル人材不足」だとか、「グローバルで働くために英語を公用語にする」とか、やたらグローバル企業を目指して社員教育を実施したり、社員のモチベーションを高めようとしたりする企業が多いようだ。けれども、熱心にそのような取り組みをしている大企業に限って、実は人を会社名や肩書で判断し、相手が中小企業だと何だか上から目線になってしまう人がたくさんいたりする。まずそこから考えなければ社員教育も何もなかろうにと、個人的には思うのである。
+++++++
少了論資排輩，日本70后在中國多有發展
前幾天去上海辦事的時候，筆者遇到了幾位來自日本的經營者。
“您也是40歲嗎？”
“我也是40歲。”
“我39歲。”
在中國創業的日本人集中在38歲～41歲之間。現年40歲也就是1971年出生。這個年代出生的日本人大學入學趕上了中心考試開始的時候，22歲大學畢業時是1993年，又趕上了泡沫破滅后的就業低潮期。
再加上日本第二次嬰兒潮的影響，這個時期出生的人，有大量無法在日本國內就業，而到海外就業。所以，在中國創業的各位也大都在40歲左右。不少人甚至在中國已經自己開公司10多年了。其中女性也不在少數。
這些日本的70后正是沖出日本走向海外的“日僑”。順便一提，筆者雖說是44歲，但就業之時正值日本經濟泡沫期，筆者周圍確實很少有人在海外獨立創業的。雖然只是4、5歲之差，但在經濟泡沫破裂前和破裂后，就業情況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別。
不久前在上海碰到的一位日本人同樣也是40歲。他跟我聊起了一個有趣的話題。
“在中國做生意比在日本容易多了。”
當日本企業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而在中國市場上苦戰的時候，日本的70后卻說在中國做生意比在日本容易。
“中國沒那么多麻煩的條條框框。而且中國人對生意伙伴一視同仁，不會看人下菜。”
注重企業意識的日本人總是會在意對方的名片，也就是公司和頭銜。公司名氣大不大，是部長還是課長……
“前幾天我們在就拿下了一筆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的業務。一家中國大型企業主力產品的廣告制作將全部由我們制作。”
這番話出自一位在上海獨立創業的日本70后，是一家只有5人的小公司的老板。
“要是在日本的話，大型代理商擋在前面，我們很難接到大企業的廣告。但中國不一樣。公司有沒有名氣、對方有沒有頭銜都無所謂。”
關鍵在于服務或產品能不能令對方滿意。也就是說，做生意的是人和人，而不是公司和公司。
“其實，就業務而言，在中國發展的日企同樣擁有平等的關系。因此，在日本絕對見不到的日企高層在中國也會親自接見我們，而且能談成業務。”
注重頭銜和權威的日本企業和日本人在中國似乎也在入鄉隨俗。而且在中國，無論男女老少，在各種場合都能碰到日本人。起初，有些日本人剛來中國的時候還會在公司里擺譜，但他們逐漸就會被中國的業務模式所同化。
一位在廣州工作的日本70后女士說：“我也想過好多次回日本工作。但我實在想像不出回日本該怎么工作……”她在中國創辦了一家大型工廠。她從外表來看極為普通，就像是日本隨處可見的普通人一樣。
在日本，很多企業都高喊“缺少國際型人才”、“為走向全球把英語作為公司的官方語言”的口號，以成為跨國企業為目標對員工進行教育、提高員工的積極性。但也正是在熱衷此道的大企業中，很多人都在看公司和頭銜下菜，不把中小企業放在眼里。筆者覺得，如果不從這一點出發進行思考，員工教育什么的恐怕都是浮云。
（特約撰稿人：山田太郎，優樂福環球事業公司社長）
2012-03-12
“日本制造”被迫瘦身轉型 重振輝煌還需新思維
[ 轉型方向與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以索尼為代表，趨于“蘋果化”，強調硬件與內容的融合；另一種以松下、日立為代表，減少對消費電子的投入，將重心轉向新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 ]
“日本制造”曾是金字招牌，在全球風光無限，如今它頭上的光環正漸漸褪去。今年2月初，索尼、松下、夏普日本三大電子巨頭發布2011財年預虧公告，索尼彩電業務連續八年虧損，夏普創下成立百年來最大虧損額，松下刷新了日本企業的虧損紀錄。日立、東芝的利潤額也同比下降……這猶如投下一個重磅炸彈，給“日本制造”罩上一層陰影。換帥、業務重組、拓展新領域、部門架構調整、生產方式轉變……日本電子企業正進行“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調整。不過，專家認為，已經踏上轉型之路的日本企業，如果不采取開放合作的新思維，將很難重拾往昔的輝煌。
收縮、重組與轉型
“日本電子企業這一輪變革的關鍵詞是收縮、重組和轉型。”帕勒咨詢有限公司資深董事羅清啟如此認為。彩電業務是日本電子巨頭虧損的重災區，所以彩電業務“瘦身”是這輪變革的主題之一。作為全球最大等離子生產商的松下，不得不面對等離子全球份額日漸下滑的殘酷現實而縮減產能。去年10月底，松下宣布將三家等離子工廠“三合一”，上海工廠的等離子設備注銷，日本兩家等離子工廠只保留一家。而鼎盛時期，松下在全球擁有五家等離子工廠。松下的液晶工廠也轉產小尺寸非電視用途液晶面板，2012財年非電視用途占比提高到50%；它還擬將一家液晶工廠轉讓給由索尼、日立、東芝合資的中小液晶面板生產公司。原來等離子陣營的另一家企業日立，早已停產等離子屏，并且計劃結束65年彩電生產的歷史，從今年開始將彩電生產業務整體外包出去。索尼今年1月正式退出它自2005年起與三星合資的“S-LCD”液晶面板項目，將手中50%的股份轉讓給三星。索尼立志摘掉彩電業務多年虧損的帽子，甩掉虧損的面板業務已是必然。鑒于全球經濟不景氣及面板供過于求的變化，索尼將2012年彩電全球銷量的目標從三年前設定的4000萬臺，下調至2000萬臺，為此付出500億日元的額外費用。同時，增加彩電整機生產外包的比例，以降低成本，希望彩電業務在2013財年實現扭虧。夏普也宣布暫時停掉50%液晶面板的產能，并增加中小尺寸液晶面板的生產比重。
一邊在收縮，另一邊在重組。
“‘重組’就是合并同類項，包括公司內部重組和行業內的重組。”羅清啟說。例如，松下加快了“三社合一”，將松下電器、松下電工、三洋電機的業務進行整合，去年10月將三洋在日本、東南亞的白色家電資產轉讓給海爾，今年4月起停用“三洋”品牌。重組后，松下將突出家庭生活電器、元器件、能源解決方案三大支柱產業，事業部由16個精簡為9個。日立也將旗下業務重組為五個集團，分別是基礎設施集團、信息技術集團、電力系統集團、建設機械集團和高功能材料集團。在日本產業革新機構的主導下，日本電子業的重組正在推進。索尼、日立和東芝將合并中小液晶面板業務，組建“日本顯示器公司”，并加大下一代顯示技術OLED的研發力度。羅清啟說：“外部環境逼迫日本電子企業‘強行瘦身’，并且推動業務轉型，一是轉變經營方式，二是向新領域拓展。”面對中國、韓國企業的競爭，日本企業在日元升值等因素影響下已失去了成本優勢，被迫采取新的經營模式。所以，索尼、日立、東芝、夏普等都提高了彩電外包生產的比例，盡量“輕資產”運營。
兩條道路
日本電子業轉型力度之大、求變心情之切，被羅清啟喻為“二戰”以來最大一次調整。轉型方向與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以索尼為代表，趨于“蘋果化”，強調硬件與內容的融合；另一種以松下、日立為代表，減少對消費電子的投入，將重心轉向新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將電子硬件產品、互聯網服務和娛樂內容融合，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體驗，已成為索尼轉型的戰略綱領，而體驗的出口主要是“四屏”——電視、個人電腦、平板電腦和手機。索尼此前已經擁有了前三個屏；今年2月正式完成對“索尼愛立信”的收購，并將之更名為“索尼移動通信”后，讓索尼的“四屏”配齊。目前索尼旗下的網絡服務平臺正在整合，再加上強勁的內容支撐——索尼音樂是全球三大音樂公司之一，擁有1300萬首音樂的版權；索尼旗下的哥倫比亞公司是全球幾大影視公司之一。奧維咨詢平板研究中心副總經理李秋緯認為，索尼與其他競爭對手相比，擁有內容與游戲的強項，轉型沒有問題，未來在消費電子領域仍然會有其優勢，將趨向于蘋果的運營模式。松下是另一條道路。它2018年創業100周年的愿景是成為“電子產業NO.1環境革新企業”，將“環境”提升到所有事業活動的基軸上，并從“綠色生命革新”和“綠色商務革新”兩個方面開展各項措施。為此，松下提出三大思維轉換：從偏重現有事業，向能源新領域轉換；從以日本為中心，向徹底的全球化思維轉換；從單一商品銷售思維，向解決方案系統思維轉換；并開展了上文所述的“三社合一”、三個支柱產業集群的業務重組。其中，“能源設備”將成為松下成長為環境革新企業的引擎，其核心包括鋰離子電池和太陽能。松下致力于拿下鋰離子電池市場份額世界第一的位置，在車載、蓄電池系統等新領域實現非連續增長；太陽能希望2012年做到日本第一，2015年進入全球前三。比松下更早一步尋找消費電子領域之外新天地的日立，已經嘗到了甜頭。盡管凈利潤同比下降，但日立2011財年仍預計盈利2000億日元。這更堅定了日立向基礎設施轉型的決心，它在北京設置亞太區總裁的新職位，搶食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蛋糕”。
呼喚新思維
翻閱松下和索尼的創業史，讓人心潮澎湃。松下幸之助不足十歲便離家打工，歷經曲折、自強不息、不斷創新，二十多歲便創立松下電器，近50年后的1967年，讓松下成為當時與飛利浦、西門子齊名的全球三大電器制造商。然而，進入移動互聯時代，日本電子企業似乎慢慢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作為“日本隊”領隊的索尼，在蘋果推出iPod后，walkman業務備受打擊；平板電視時代，也未能把握住液晶電視、OLED電視的先發時機。曾經推崇“變化與速度是企業生存之根本”的日本電子巨頭，似乎已經患上了“大企業病”：對市場的反應變得遲鈍，對產業方向判斷失誤……創始人留下的精神財富不知留下了幾成。一位曾在某中日合資企業任高管的業內資深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直言，現在日本電子企業普遍經營狀況不好，它們的轉型是“不轉也得轉”，“像松下正從‘單一產品時代’向‘系統解決方案時代’過渡。而系統解決方案，如果不與所在地企業合作，怎么能辦到？”一個反面教材就是，松下掌握的等離子技術原本不遜色于液晶，部分性能還優于液晶，但是由于松下采取了封閉策略，更多企業扎堆到開放的液晶產業鏈，最終液晶占據了上風。“雖然日本企業仍有核心技術、上游部件的優勢，但是，日本企業不能再單純地依靠技術優勢，正如中國企業也不能再單純地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一樣。”他說，“技術的壟斷與封鎖，已經越來越不奏效。日本企業應該以開放、合作的新思維，參與全球競爭。”
“日本制造”曾是金字招牌，在全球風光無限，如今它頭上的光環正漸漸褪去。今年2月初，索尼、松下、夏普日本三大電子巨頭發布2011財年預虧公告，索尼彩電業務連續八年虧損，夏普創下成立百年來最大虧損額，松下刷新了日本企業的虧損紀錄。日立、東芝的利潤額也同比下降……這猶如投下一個重磅炸彈，給“日本制造”罩上一層陰影。換帥、業務重組、拓展新領域、部門架構調整、生產方式轉變……日本電子企業正進行“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調整。不過，專家認為，已經踏上轉型之路的日本企業，如果不采取開放合作的新思維，將很難重拾往昔的輝煌。
收縮、重組與轉型
“日本電子企業這一輪變革的關鍵詞是收縮、重組和轉型。”帕勒咨詢有限公司資深董事羅清啟如此認為。彩電業務是日本電子巨頭虧損的重災區，所以彩電業務“瘦身”是這輪變革的主題之一。作為全球最大等離子生產商的松下，不得不面對等離子全球份額日漸下滑的殘酷現實而縮減產能。去年10月底，松下宣布將三家等離子工廠“三合一”，上海工廠的等離子設備注銷，日本兩家等離子工廠只保留一家。而鼎盛時期，松下在全球擁有五家等離子工廠。松下的液晶工廠也轉產小尺寸非電視用途液晶面板，2012財年非電視用途占比提高到50%；它還擬將一家液晶工廠轉讓給由索尼、日立、東芝合資的中小液晶面板生產公司。原來等離子陣營的另一家企業日立，早已停產等離子屏，并且計劃結束65年彩電生產的歷史，從今年開始將彩電生產業務整體外包出去。索尼今年1月正式退出它自2005年起與三星合資的“S-LCD”液晶面板項目，將手中50%的股份轉讓給三星。索尼立志摘掉彩電業務多年虧損的帽子，甩掉虧損的面板業務已是必然。鑒于全球經濟不景氣及面板供過于求的變化，索尼將2012年彩電全球銷量的目標從三年前設定的4000萬臺，下調至2000萬臺，為此付出500億日元的額外費用。同時，增加彩電整機生產外包的比例，以降低成本，希望彩電業務在2013財年實現扭虧。夏普也宣布暫時停掉50%液晶面板的產能，并增加中小尺寸液晶面板的生產比重。
一邊在收縮，另一邊在重組。
“‘重組’就是合并同類項，包括公司內部重組和行業內的重組。”羅清啟說。例如，松下加快了“三社合一”，將松下電器、松下電工、三洋電機的業務進行整合，去年10月將三洋在日本、東南亞的白色家電資產轉讓給海爾，今年4月起停用“三洋”品牌。重組后，松下將突出家庭生活電器、元器件、能源解決方案三大支柱產業，事業部由16個精簡為9個。日立也將旗下業務重組為五個集團，分別是基礎設施集團、信息技術集團、電力系統集團、建設機械集團和高功能材料集團。在日本產業革新機構的主導下，日本電子業的重組正在推進。索尼、日立和東芝將合并中小液晶面板業務，組建“日本顯示器公司”，并加大下一代顯示技術OLED的研發力度。羅清啟說：“外部環境逼迫日本電子企業‘強行瘦身’，并且推動業務轉型，一是轉變經營方式，二是向新領域拓展。”面對中國、韓國企業的競爭，日本企業在日元升值等因素影響下已失去了成本優勢，被迫采取新的經營模式。所以，索尼、日立、東芝、夏普等都提高了彩電外包生產的比例，盡量“輕資產”運營。
兩條道路
日本電子業轉型力度之大、求變心情之切，被羅清啟喻為“二戰”以來最大一次調整。轉型方向與模式主要有兩種：一種以索尼為代表，趨于“蘋果化”，強調硬件與內容的融合；另一種以松下、日立為代表，減少對消費電子的投入，將重心轉向新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將電子硬件產品、互聯網服務和娛樂內容融合，為消費者提供更好的體驗，已成為索尼轉型的戰略綱領，而體驗的出口主要是“四屏”——電視、個人電腦、平板電腦和手機。索尼此前已經擁有了前三個屏；今年2月正式完成對“索尼愛立信”的收購，并將之更名為“索尼移動通信”后，讓索尼的“四屏”配齊。目前索尼旗下的網絡服務平臺正在整合，再加上強勁的內容支撐——索尼音樂是全球三大音樂公司之一，擁有1300萬首音樂的版權；索尼旗下的哥倫比亞公司是全球幾大影視公司之一。奧維咨詢平板研究中心副總經理李秋緯認為，索尼與其他競爭對手相比，擁有內容與游戲的強項，轉型沒有問題，未來在消費電子領域仍然會有其優勢，將趨向于蘋果的運營模式。松下是另一條道路。它2018年創業100周年的愿景是成為“電子產業NO.1環境革新企業”，將“環境”提升到所有事業活動的基軸上，并從“綠色生命革新”和“綠色商務革新”兩個方面開展各項措施。為此，松下提出三大思維轉換：從偏重現有事業，向能源新領域轉換；從以日本為中心，向徹底的全球化思維轉換；從單一商品銷售思維，向解決方案系統思維轉換；并開展了上文所述的“三社合一”、三個支柱產業集群的業務重組。其中，“能源設備”將成為松下成長為環境革新企業的引擎，其核心包括鋰離子電池和太陽能。松下致力于拿下鋰離子電池市場份額世界第一的位置，在車載、蓄電池系統等新領域實現非連續增長；太陽能希望2012年做到日本第一，2015年進入全球前三。比松下更早一步尋找消費電子領域之外新天地的日立，已經嘗到了甜頭。盡管凈利潤同比下降，但日立2011財年仍預計盈利2000億日元。這更堅定了日立向基礎設施轉型的決心，它在北京設置亞太區總裁的新職位，搶食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蛋糕”。
呼喚新思維
翻閱松下和索尼的創業史，讓人心潮澎湃。松下幸之助不足十歲便離家打工，歷經曲折、自強不息、不斷創新，二十多歲便創立松下電器，近50年后的1967年，讓松下成為當時與飛利浦、西門子齊名的全球三大電器制造商。然而，進入移動互聯時代，日本電子企業似乎慢慢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作為“日本隊”領隊的索尼，在蘋果推出iPod后，walkman業務備受打擊；平板電視時代，也未能把握住液晶電視、OLED電視的先發時機。曾經推崇“變化與速度是企業生存之根本”的日本電子巨頭，似乎已經患上了“大企業病”：對市場的反應變得遲鈍，對產業方向判斷失誤……創始人留下的精神財富不知留下了幾成。一位曾在某中日合資企業任高管的業內資深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直言，現在日本電子企業普遍經營狀況不好，它們的轉型是“不轉也得轉”，“像松下正從‘單一產品時代’向‘系統解決方案時代’過渡。而系統解決方案，如果不與所在地企業合作，怎么能辦到？”一個反面教材就是，松下掌握的等離子技術原本不遜色于液晶，部分性能還優于液晶，但是由于松下采取了封閉策略，更多企業扎堆到開放的液晶產業鏈，最終液晶占據了上風。“雖然日本企業仍有核心技術、上游部件的優勢，但是，日本企業不能再單純地依靠技術優勢，正如中國企業也不能再單純地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一樣。”他說，“技術的壟斷與封鎖，已經越來越不奏效。日本企業應該以開放、合作的新思維，參與全球競爭。”
日本經濟余震中艱難前行
經濟：V型反彈或難實現
在2011年的四個季度里，日本GDP的環比增速分別為-1.8%、-0.3%、1.7%和-0.2%。其中，去年第一、二季度的經濟衰退主要是因供應鏈破壞導致企業產能遭遇毀滅性打擊，而去年第四季度的經濟萎縮則主要歸因于外圍經濟惡化、出口連續放緩。
數據顯示，去年8月份歐債危機重新發酵，且泰國洪災沖擊日本在泰產能，日本名義出口額從去年9月份的5.6萬億日元上方一路下挫至今年1月份的5.1萬億日元，去年全年，日本名義出口額同比下滑2.7%，并出現2.5萬億日元的貿易逆差，為過去31年來首次。
所幸的是，日本居民消費未如地震發生后外界想象的那樣陷入長期低迷，且災區重建帶動的較長時期住房重建也在拉動相關產業的增長。日本消費者支出水平在去年第三季度已恢復至地震前水平，消費者信心指數從去年2月份的41.2一度跌至4月份的33.1，隨后順利實現較快反彈，今年3月重新站上40上方。另據野村證券在最新報告中預估，災區房屋重建數目或將達17.4萬套，大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房屋重建數目13.6萬套，且建設周期在3年左右，這將能刺激日本房屋市場和整體經濟。
野村證券還預測，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經濟按年率計算將能實現環比增長3.2%，這主要因日本政府在今年上半年的公共項目投資將大幅推開、泰國洪災的影響逐步消退、日本車企產能增加以及受災地區消費的提高。但是自今年下半年，隨著大型公共投資項目的減少，經濟增速或會放緩，預計日本今年全年的經濟增速僅為2%，且前提是下半年外圍經濟環境不會出現明顯惡化。在2013年，隨著外圍經濟的好轉，出口作為經濟增長引擎之一將能幫助日本實現穩定復蘇。但是到2014年，日本經濟將走出重建周期，增長動力或將陷入新的枯竭難題。
產業：供電緊張仍是大難題
由于大地震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核泄漏危機，日本政府宣布全國54個核反應堆停運并進行安全檢測，目前僅兩個反應堆恢復運營。這不僅意味著日本政府此前推出的在2030年將核電占總電力供應30%提升至50%的計劃變為泡影，其還將導致日本短期內將更依賴于其它能源進口來填補電力空缺，企業和居民不得不將承擔電價上漲的成本，上漲幅度據日媒的最新預估分別為24%和19%。
在2011年的夏季用電高峰，日本幾乎實行全民限電計劃，制造業等大型耗電企業甚至采取錯峰用電等措施來避免電廠的供電負荷過重。去年4月至今年1月，日本10家電力公司售電量連續10個月同比下滑，去年全年的售電量整體下滑幅度達3.8%，是自1978年以來最大下滑幅度。隨著今年夏季的臨近，日本電力供應、日企整體產能甚至是整體經濟活動都將重新面臨“大考”。
另外，為了補充電力缺口，日本不得不增加其它能源的進口量，僅去年全年的液化天然氣進口額便比2010年多出1.3萬億日元。原料需求的增加加上國際原油等價格的上漲直接導致日本去年名義進口額增加12%，成為日本當年出現巨額貿易逆差的另一主要原因。
據路透社今年2月對日企的問卷調查，71%的企業對日本政府在核泄漏危機之后對核電廠的處理表示不滿，7.6%的企業表示電價上漲將會加速其產業向海外轉移的速度。對此，野村證券認為，由于制造業企業短期內對電力需求缺乏彈性，因此電價的上漲或不會影響日本的整體經濟活動，但是從中長期而言，其將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加劇等嚴重后果。
金融：日元匯率居高難下
日元升值雖是匯市的長期性話題，但是去年3月大地震之后，這個老話題變得更加尖銳和突出。
2011年，日本政府在美元對日元匯率的三次階段性低點前后，即3月中旬、8月上旬和10月下旬采取了匯市干預操作來抑制日元的過快升值。但三次匯市干預都難以扭轉日元的升值態勢，這主要是因為作為傳統套息交易貨幣的日元在全球經濟動蕩的背景下充當了避險貨幣的角色，政府短期干預在規模上難以匹敵外匯市場的巨額交易。
由于日元和日股表現出較大的負相關性，在日元持續走強的去年下半年，東京股市日經225指數基本在9000點下方徘徊，較地震前的10800點水平相差約20%。另外，日元升值削弱了日企的競爭力，索尼、松下和夏普等企業均公布了大幅度的預虧。
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去年3次“加碼”全面寬松計劃規模，累計增加達20萬億日元至55萬億日元，這還不排除地震后為市場注入的15萬億日元緊急流動性。不過上述措施在市場避險情緒高漲、全球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性風險的背景下很難根本抑制日元升值。
在今年2月，歐債危機高潮回落、全球經濟前景稍顯明朗，日本央行出乎預料再出寬松重拳，除了擴大全面寬松計劃規模10萬億至65萬億日元外，還設定了通脹目標，這使得美元對日元匯率順利脫離低點走出連漲行情，并在3月10日收于82.46日元，是自去年4月以來最高值。但分析人士認為，日元走勢仍受國際經濟氣候的影響。
財政：老齡化加大長期負擔
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超過200%，但是日本國債市場卻能長期保持相對穩定，這除了歸結于日本國債持有者絕大多數(約93%)為國內投資者外，該國長期保持經常項目盈余和國內居民擁有的龐大金融資產也是主要原因。數據顯示，日本居民現有的金融資產占GDP的比重約為300%，高于政府的債務率。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日本政府可以肆無忌憚地通過發債來籌集災區重建財源。分析人士認為，通過中長期財政整頓計劃和增加稅收等財源來減輕政府債務負擔，才是實現國債市場可持續發展的有力舉措。
在地震之前，日本政府未償還的長期國債達800萬億日元，約為GDP的180%，如果再加上2011財年第三次補充預算案中的11.6萬億日元新增長債發行，那么這一比例將升至182%。這在國債市場波動，特別是長期收益率提高的情況下，無疑將加大政府的償債壓力。
在2011年，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標普、穆迪和惠譽已相繼下調日本主權信用評級，并正在密切關注日本政府能否在提高消費稅率上獲得突破。
另外，分析人士還認為，日本政府的上述籌資優勢在日本人口老齡化加劇的背景下顯得并“不給力”，即整體居民儲蓄率的下滑和金融資產的消耗將使得支撐國債市場的穩定因素變得不那么穩定。據日本政府預計，到2046年日本總人口將降至1億以下，其中，年齡超過60歲的老齡人口將占總人口比例的45%。
在2011年的四個季度里，日本GDP的環比增速分別為-1.8%、-0.3%、1.7%和-0.2%。其中，去年第一、二季度的經濟衰退主要是因供應鏈破壞導致企業產能遭遇毀滅性打擊，而去年第四季度的經濟萎縮則主要歸因于外圍經濟惡化、出口連續放緩。
數據顯示，去年8月份歐債危機重新發酵，且泰國洪災沖擊日本在泰產能，日本名義出口額從去年9月份的5.6萬億日元上方一路下挫至今年1月份的5.1萬億日元，去年全年，日本名義出口額同比下滑2.7%，并出現2.5萬億日元的貿易逆差，為過去31年來首次。
所幸的是，日本居民消費未如地震發生后外界想象的那樣陷入長期低迷，且災區重建帶動的較長時期住房重建也在拉動相關產業的增長。日本消費者支出水平在去年第三季度已恢復至地震前水平，消費者信心指數從去年2月份的41.2一度跌至4月份的33.1，隨后順利實現較快反彈，今年3月重新站上40上方。另據野村證券在最新報告中預估，災區房屋重建數目或將達17.4萬套，大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房屋重建數目13.6萬套，且建設周期在3年左右，這將能刺激日本房屋市場和整體經濟。
野村證券還預測，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經濟按年率計算將能實現環比增長3.2%，這主要因日本政府在今年上半年的公共項目投資將大幅推開、泰國洪災的影響逐步消退、日本車企產能增加以及受災地區消費的提高。但是自今年下半年，隨著大型公共投資項目的減少，經濟增速或會放緩，預計日本今年全年的經濟增速僅為2%，且前提是下半年外圍經濟環境不會出現明顯惡化。在2013年，隨著外圍經濟的好轉，出口作為經濟增長引擎之一將能幫助日本實現穩定復蘇。但是到2014年，日本經濟將走出重建周期，增長動力或將陷入新的枯竭難題。
產業：供電緊張仍是大難題
由于大地震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核泄漏危機，日本政府宣布全國54個核反應堆停運并進行安全檢測，目前僅兩個反應堆恢復運營。這不僅意味著日本政府此前推出的在2030年將核電占總電力供應30%提升至50%的計劃變為泡影，其還將導致日本短期內將更依賴于其它能源進口來填補電力空缺，企業和居民不得不將承擔電價上漲的成本，上漲幅度據日媒的最新預估分別為24%和19%。
在2011年的夏季用電高峰，日本幾乎實行全民限電計劃，制造業等大型耗電企業甚至采取錯峰用電等措施來避免電廠的供電負荷過重。去年4月至今年1月，日本10家電力公司售電量連續10個月同比下滑，去年全年的售電量整體下滑幅度達3.8%，是自1978年以來最大下滑幅度。隨著今年夏季的臨近，日本電力供應、日企整體產能甚至是整體經濟活動都將重新面臨“大考”。
另外，為了補充電力缺口，日本不得不增加其它能源的進口量，僅去年全年的液化天然氣進口額便比2010年多出1.3萬億日元。原料需求的增加加上國際原油等價格的上漲直接導致日本去年名義進口額增加12%，成為日本當年出現巨額貿易逆差的另一主要原因。
據路透社今年2月對日企的問卷調查，71%的企業對日本政府在核泄漏危機之后對核電廠的處理表示不滿，7.6%的企業表示電價上漲將會加速其產業向海外轉移的速度。對此，野村證券認為，由于制造業企業短期內對電力需求缺乏彈性，因此電價的上漲或不會影響日本的整體經濟活動，但是從中長期而言，其將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加劇等嚴重后果。
金融：日元匯率居高難下
日元升值雖是匯市的長期性話題，但是去年3月大地震之后，這個老話題變得更加尖銳和突出。
2011年，日本政府在美元對日元匯率的三次階段性低點前后，即3月中旬、8月上旬和10月下旬采取了匯市干預操作來抑制日元的過快升值。但三次匯市干預都難以扭轉日元的升值態勢，這主要是因為作為傳統套息交易貨幣的日元在全球經濟動蕩的背景下充當了避險貨幣的角色，政府短期干預在規模上難以匹敵外匯市場的巨額交易。
由于日元和日股表現出較大的負相關性，在日元持續走強的去年下半年，東京股市日經225指數基本在9000點下方徘徊，較地震前的10800點水平相差約20%。另外，日元升值削弱了日企的競爭力，索尼、松下和夏普等企業均公布了大幅度的預虧。
在此背景下，日本央行去年3次“加碼”全面寬松計劃規模，累計增加達20萬億日元至55萬億日元，這還不排除地震后為市場注入的15萬億日元緊急流動性。不過上述措施在市場避險情緒高漲、全球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性風險的背景下很難根本抑制日元升值。
在今年2月，歐債危機高潮回落、全球經濟前景稍顯明朗，日本央行出乎預料再出寬松重拳，除了擴大全面寬松計劃規模10萬億至65萬億日元外，還設定了通脹目標，這使得美元對日元匯率順利脫離低點走出連漲行情，并在3月10日收于82.46日元，是自去年4月以來最高值。但分析人士認為，日元走勢仍受國際經濟氣候的影響。
財政：老齡化加大長期負擔
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超過200%，但是日本國債市場卻能長期保持相對穩定，這除了歸結于日本國債持有者絕大多數(約93%)為國內投資者外，該國長期保持經常項目盈余和國內居民擁有的龐大金融資產也是主要原因。數據顯示，日本居民現有的金融資產占GDP的比重約為300%，高于政府的債務率。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日本政府可以肆無忌憚地通過發債來籌集災區重建財源。分析人士認為，通過中長期財政整頓計劃和增加稅收等財源來減輕政府債務負擔，才是實現國債市場可持續發展的有力舉措。
在地震之前，日本政府未償還的長期國債達800萬億日元，約為GDP的180%，如果再加上2011財年第三次補充預算案中的11.6萬億日元新增長債發行，那么這一比例將升至182%。這在國債市場波動，特別是長期收益率提高的情況下，無疑將加大政府的償債壓力。
在2011年，國際三大評級機構標普、穆迪和惠譽已相繼下調日本主權信用評級，并正在密切關注日本政府能否在提高消費稅率上獲得突破。
另外，分析人士還認為，日本政府的上述籌資優勢在日本人口老齡化加劇的背景下顯得并“不給力”，即整體居民儲蓄率的下滑和金融資產的消耗將使得支撐國債市場的穩定因素變得不那么穩定。據日本政府預計，到2046年日本總人口將降至1億以下，其中，年齡超過60歲的老齡人口將占總人口比例的45%。
日本大地震一周年：業界陰霾尚未散去
作為日本的支柱產業，大地震帶給日系電子產業的陰霾久久無法散去。
2011年年報顯示，日本主流消費電子企業幾乎集體陷入巨虧的泥潭。截至2012年3月31日的財年，索尼預計虧損2213億日元（約合29億美元），已連續第四年虧損；夏普本財年凈虧損達2900億日元(約合38億美元)，為公司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年度虧損；松下巨虧7800億日元（約合102億美元），這不僅創下松下年度虧損的紀錄，也創下日本制造業企業的年度虧損新高。財報中，這些電子巨頭無一例外地都將這場世紀巨震、泰國洪災等列為影響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地震更像是企業自己的說詞。”中國家電營銷委員會副理事長洪仕斌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在他看來，自然災害只是日本電子產業衰退的導火線。他預計，日本電子產業陷入“滯漲期”的局面短期內不會發生任何改變。
帕羅咨詢資深董事羅清啟也認為，大地震并不會把技術震丟，日本電子產業衰退的問題由來已久。如今，日本電子產業漸漸滑向懸崖邊緣，迫使它們不得不進行“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調整。
巨頭巨虧的背后
曾經傲視全球的日本電子產業，為何如今一片巨虧？有人將之歸咎于“天災”。即將卸任的索尼CEO斯金格直言，如果不是因為遭遇自然災害，索尼2011財年本應實現盈利。而松下方面也表示，去年10月發生的泰國大規模洪災對供應鏈造成了廣泛的影響，加之由于歐洲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衰退等原因，銷售額預計將大大減少。而一位剛剛從日本考察回國的業內人士也告訴記者，目前日本災區的重建進展緩慢，但對日本電子產業而言，地震只是一方面，更嚴重的打擊還要數海嘯和泰國洪災。“它們（日本電子企業）位于災區的工廠很快就開始恢復生產，但由于很多日本電子企業的大多數零部件甚至整機的生產設在泰國工廠，洪災使得日本電子制造受損嚴重。”上述人士說。羅清啟則總結，日資企業衰退主要有五大原因：“一是全球經濟大衰退；二是日本大地震的后果繼續發酵；三是泰國洪水沖擊，因為泰國是日本電子企業在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許多零部件產自泰國；四是日元高匯率，削弱了日本產品競爭力；五是韓國和中國電子企業的崛起給日資企業帶來挑戰。”在洪仕斌看來，因循守舊始終是日本電子產業發展最大的敵人。“日本企業不管在什么時候，都是邁著小步零敲碎打，它們更喜歡維持性創新而非破壞性創新，但現在它們既要面對創新能力極強的美國蘋果以及市場反應速度飛快的韓國三星等競爭對手的沖擊，還要面臨中國市場的陣地戰，起碼從目前來看，日本企業沒有看到太多優勢可言。”洪仕斌說。
重組與外遷
業績下滑的巨大壓力下，重組、外遷成了日本電子企業轉型的關鍵詞。松下將位于日本賓庫縣的第三等離子面板正式實施停產，出售千葉縣的液晶顯示面板廠，還將三洋電機在日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的洗衣機、冰箱和其他家用電器業務出售給海爾集團，并計劃向節能方案提供商轉型突圍。持續了56年電視機制造業務的日立公司宣布，將在今年9月前停止在日本本土生產電視機產品，將該業務全部外包給海外代工廠商。在彩電業務連續4年虧損之后，索尼退出了與三星合資的液晶面板合資公司，寄望加大外部采購自由度、增加彩電整機外包比重等，扭轉彩電業務多年虧損的被動局面。在中小液晶面板領域，為了保持對韓國、中國臺灣企業的競爭優勢,索尼、東芝和日立三大電子企業聯合共建一個小尺寸LCD液晶面板合資企業。對產業轉移持相對保守的夏普也改變了對中國市場的投資策略。去年震后，日本夏普株式會社大中華區CEO菅野信行曾透露，夏普將在華投資興建太陽能和LED工廠。羅清啟認為，日系電子企業一系列戰略調整舉動意味著，其寄望于從此前單純的技術研發驅動型企業迅速轉型為依托市場需求的綜合性服務供應商。不過他也表示，無論是產業板塊的逐步剝離還是產業布局的有節奏調整，都無法徹底解決日本家電企業面臨的金融層面匯率波動以及實體層面創新模式落后的尷尬。“日系家電企業戰略調整只能是提供了一種新的商業發展模式，但單純依靠這種模式的變革短期內無法使日本家電業集體扭虧。 ”
2011年年報顯示，日本主流消費電子企業幾乎集體陷入巨虧的泥潭。截至2012年3月31日的財年，索尼預計虧損2213億日元（約合29億美元），已連續第四年虧損；夏普本財年凈虧損達2900億日元(約合38億美元)，為公司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年度虧損；松下巨虧7800億日元（約合102億美元），這不僅創下松下年度虧損的紀錄，也創下日本制造業企業的年度虧損新高。財報中，這些電子巨頭無一例外地都將這場世紀巨震、泰國洪災等列為影響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地震更像是企業自己的說詞。”中國家電營銷委員會副理事長洪仕斌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在他看來，自然災害只是日本電子產業衰退的導火線。他預計，日本電子產業陷入“滯漲期”的局面短期內不會發生任何改變。
帕羅咨詢資深董事羅清啟也認為，大地震并不會把技術震丟，日本電子產業衰退的問題由來已久。如今，日本電子產業漸漸滑向懸崖邊緣，迫使它們不得不進行“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調整。
巨頭巨虧的背后
曾經傲視全球的日本電子產業，為何如今一片巨虧？有人將之歸咎于“天災”。即將卸任的索尼CEO斯金格直言，如果不是因為遭遇自然災害，索尼2011財年本應實現盈利。而松下方面也表示，去年10月發生的泰國大規模洪災對供應鏈造成了廣泛的影響，加之由于歐洲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衰退等原因，銷售額預計將大大減少。而一位剛剛從日本考察回國的業內人士也告訴記者，目前日本災區的重建進展緩慢，但對日本電子產業而言，地震只是一方面，更嚴重的打擊還要數海嘯和泰國洪災。“它們（日本電子企業）位于災區的工廠很快就開始恢復生產，但由于很多日本電子企業的大多數零部件甚至整機的生產設在泰國工廠，洪災使得日本電子制造受損嚴重。”上述人士說。羅清啟則總結，日資企業衰退主要有五大原因：“一是全球經濟大衰退；二是日本大地震的后果繼續發酵；三是泰國洪水沖擊，因為泰國是日本電子企業在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許多零部件產自泰國；四是日元高匯率，削弱了日本產品競爭力；五是韓國和中國電子企業的崛起給日資企業帶來挑戰。”在洪仕斌看來，因循守舊始終是日本電子產業發展最大的敵人。“日本企業不管在什么時候，都是邁著小步零敲碎打，它們更喜歡維持性創新而非破壞性創新，但現在它們既要面對創新能力極強的美國蘋果以及市場反應速度飛快的韓國三星等競爭對手的沖擊，還要面臨中國市場的陣地戰，起碼從目前來看，日本企業沒有看到太多優勢可言。”洪仕斌說。
重組與外遷
業績下滑的巨大壓力下，重組、外遷成了日本電子企業轉型的關鍵詞。松下將位于日本賓庫縣的第三等離子面板正式實施停產，出售千葉縣的液晶顯示面板廠，還將三洋電機在日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的洗衣機、冰箱和其他家用電器業務出售給海爾集團，并計劃向節能方案提供商轉型突圍。持續了56年電視機制造業務的日立公司宣布，將在今年9月前停止在日本本土生產電視機產品，將該業務全部外包給海外代工廠商。在彩電業務連續4年虧損之后，索尼退出了與三星合資的液晶面板合資公司，寄望加大外部采購自由度、增加彩電整機外包比重等，扭轉彩電業務多年虧損的被動局面。在中小液晶面板領域，為了保持對韓國、中國臺灣企業的競爭優勢,索尼、東芝和日立三大電子企業聯合共建一個小尺寸LCD液晶面板合資企業。對產業轉移持相對保守的夏普也改變了對中國市場的投資策略。去年震后，日本夏普株式會社大中華區CEO菅野信行曾透露，夏普將在華投資興建太陽能和LED工廠。羅清啟認為，日系電子企業一系列戰略調整舉動意味著，其寄望于從此前單純的技術研發驅動型企業迅速轉型為依托市場需求的綜合性服務供應商。不過他也表示，無論是產業板塊的逐步剝離還是產業布局的有節奏調整，都無法徹底解決日本家電企業面臨的金融層面匯率波動以及實體層面創新模式落后的尷尬。“日系家電企業戰略調整只能是提供了一種新的商業發展模式，但單純依靠這種模式的變革短期內無法使日本家電業集體扭虧。 ”
2012-03-08
強震難撼日官僚惰性 改革遙遙無期
Insight: Japan missed tsunami wake-up call for change
By Tomasz Janowski and Linda Sieg
TOKYO (Reuters) - Three months after Japan's March 11 triple disaster, a long-time expert on the country arrived in Tokyo to research a book he intended to entitle "Rebirth of a Nation."
Months later, Richard Samuels is calling his work "The Rhetoric of Crisis."
A year after the huge earthquake, deadly tsunami and the world's worst nuclear disaster in a quarter century jolted the country, it is clear that even a shock of such magnitude failed to snap it out of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orpor.
"So far it seems there was more talk of change than change itself. It is all still being sorted out," said Samuels,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pan's mammoth government debt keeps piling up while critical decisions get pushed back, referred to various panels, lodged in elaborate rituals of "consensus-building" or political horse-trading in a gridlocked parliament.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torn by conflicting group loyalties, proved incapable of setting aside their differences and providing the leadership for which the public longs.
Instead, politicians reverted to business as usual: parliamentary trench warfare and the annual "ditch the prime minister" exercise that gave Japan its sixth leader in five years and now threatens to block vital tax and welfare reforms.
"I personally expected a kind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just after the earthquake to rescue the economy," says Takahide Kiuchi, chief economist at Nomura Securities. "It never happened and the opposition and the ruling party are still fighting each other. This is my biggest disappointment."
That said, Japan has changed over those past 12 months -- though in ways too gradual and unspectacular to grab headline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growing distrust of politicians and bureaucrats and public indignation at their incompetence.
"I think it's all moved Japan on its axis slightly more than before. It has definitely made people less forgiving or believing in Japan Inc, the system," said Pelham Smithers, managing director of a London-based market research firm, who has visited Japan several times since March 11.
What remains unclear is whether the anger will force a radical overhaul of Japan's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or deepen public apathy and frustration -- or somewhere in between.
So far, there are few signs that Japan's elites will be pushed to implement fundamental change any time soon. The optimistic scenario is that Japan will continue its quiet, slow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toward greater accountability of elected officials and its powerful bureaucracy.
The most palpable changes are the repercussions of reactor meltdowns at the tsunami-crippled Fukushima power plant.
BECQUERELS AND GEIGERS
Not only has ex-premier Naoto Kan, at the helm when the disasters struck,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renewable energy apostle, but the whole nation is undergoing a radical rethink.
Becquerels and sieverts are part of everyday vocabulary, Geiger counters are household items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saving electricity has become a year-round activity and the myth of clean and safe nuclear energy is dead.
"After March 11, I realized that I have lived before without thinking anything about nuclear power," said Kyoko Itagaki, 30, a designer taking part in an anti-nuclear rally in Tokyo last month.
"Now, the more I look into that, the more I realize how dangerous nuclear power plants are ... It's a sin not to care," she added. "My life has changed a lot. I now buy water and vegetables from certain places and have a Geiger counter."
Prime Minister Yoshihiko Noda has admitted that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cy, utilities and experts share the blame for being blinded by the myth of nuclear safety.
Power util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are now paying the price, so far unable to persuade a single community to approve restarts of reactors taken off line since the disaster, meaning all of Japan's 54 reactors may be shut by summer.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win back the trust of those communities, many of which have relied on nuclear plant-related income, by launching computer simulated "stress tests" and creating more independent oversight of the industry.
Noda, while not as blunt as his predecessor Kan, also admits that Japan will have to cut its dependence on nuclear power, though the government is likely to settle for a long gradual process when it formulates a new energy policy this summer.
Fukushima operator Tokyo Electric Power (Tepco) and other regional monopoly utilities that for decades enjoyed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industry and politicians are beginning to feel the heat from the public and big customers.
"I think it is clear that this has been a trigger for the start of possible reform of that dark side of the system," says Tatsuo Hatta, an economist, who is on an expert panel discussing Japan's energy mix. "The myth that nuclear power was completely safe and that what utilities said was completely correct has been utterly destroyed."
Tepco's plan to hike electricity tariffs provoked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from Japanese carmakers and steelmakers and several local municipalities have been trying to break its regional monopoly seeking competitive bids from its rivals.
Clearly, disillusion with Japan's establishment has reached new depths since the disasters.
When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swept to power in 2009, ending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nearly uninterrupted rule by its conservative rival, the Liberal Democrats, it did so largely by promising to pay more heed to ordinary people while prying power from the bureaucracy and vested interests.
But the Fukushima disaster showed how the collusion between regulators, the bureaucracy and utilities persisted, giving the public a sense that it was let down by the entire system.
Opinion polls underscore the lack of voter trust in mainstream parties, which are showing visible alarm over a potential challenge from a 42-year-old mayor of the western city of Osaka, who advocates strong executive power.
On the flip side of sagging trust in officialdom, however, are signs that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are taking the initiative instead of relying on paternalistic bureaucrats.
For example, Aeon Co. , Japan's top supermarket chain has responded to public radiation fears with tougher standards than the official norms. In November, it took a step further and said it would not sell any food items that contained radiation.
"Consumers are demanding, so by having demanding standards I believe we are protecting producers," said Yasuhide Chikazawa, the chain's executive in charge of food safety.
Many private corporations responded quickly to the tsunami and have since collected donations and mobilized volunteers to help devastated communities.
NEW CHANNELS
The perceived lack of timely and full information about radiation risks from officials and mainstream media has also given rise to an array of social media initiatives.
"Critical new media have highlighted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mass media's reporting on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crisis and attempted to fill the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gap they left," said Nicola Liscutin, a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at University of Tokyo.
One example is Web Iwakami, a service run by freelance journalist Yasumi Iwakami, who uses as many as 93 live streaming channels to report on anti-nuclear events across the country, alerting his 80,000 Twitter followers to the broadcasts.
That may not seem much in a country of 127 million, but for Japan, where protests used to attract only hard-core activists, the reach and scope add a new dimension.
"The nation-wide spread of these protests and their demographics are remarkable: from seasoned demonstrators to the many who confessed that this was their very first protest action; from families bringing their toddlers and children, to teenagers, students ...and pensioners," Liscutin said.
Matsumoto Hajime, 37, one of the organizers of major anti-nuclear rallies, says the Japanese have rediscovered politics.
"Japan has become more normal. Many young people started talking about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directly affect them -- previously that was almost completely unheard of," he said in his recycling shop full of old furniture, radios and clocks in Tokyo's central Koenji neighborhood.
Yet even hard-core activists worry protests may have peaked.
They hope the protests have sown the seeds of a lasting transformation that will help Japan break out of its doldrums, but fear the energy will fizzle and the public become resigned.
Akiko Murakami, a mother of two schoolboys and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a grass-roots parent group in Fukushima dealing with radiation risks, may have best summed up those hopes and fears.
"Japanese are very good at forgetting and forgiving, which can be good in some ways, but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I think we should not forget and learn to think and act for ourselves, don't leave everything to the government," she said.
(With reporting by Antoni Slodkowski, Yoko Kubota and James Topham; Editing by Ron Popeski)
++++++++++++
強震難撼日官僚惰性 改革遙遙無期
路透東京3月7日電（Tomasz Janowski/Linda Sieg）日本遭遇3 ·11連環災難三個月之后，長期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薩繆爾斯（Richard Samuels）來到東京，為他計劃撰寫的《國家的重生》（Rebirth of a Nation）一書進行實地調研。
經過數月考察后，薩繆爾斯決定將書名改為《危機辭令》（The Rhetoric of Crisis）。
現在，那場強震、海嘯、還有接踵而至的核災難已經過去整整一年了，但是即使如此大的災難，明顯還是沒有把日本從政治和經濟麻痹中喚醒。
薩繆爾斯是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說，“迄今為止，關于改變的言論似乎多于真正的改變。一直還是如此的涇渭分明。”
日本原本龐大的政府債務仍在膨脹，一些關鍵性決策也是一拖再拖。在勢均力敵的議會，許多機構在各項事務上不是例行公事般地“達成共識”，就是進行政治交易。
飽受利益集團左右的主流政黨也無力擱置分歧，展示出民眾渴望的領導能力。
日本政壇似乎已經恢復舊貌，議會內部派系林立，繼續上演一年一度的“推倒首相”活動，該國五年內換了六任首相，至關重要的稅收和福利改革眼下面臨擱淺危險。
野村證券（Nomura Securities）首席經濟學家Takahide Kiuchi稱，“我個人曾以為，震后會出現一個聯合政府來拯救經濟。但事實并非如此，朝野兩黨仍在相互爭斗。這讓我失望至極。”
在過去12個月里，日本確實已經發生了變化，只是過于漸進且毫無聲息，完全沒有引起關注。
這些變化背后的主要推動力是：政客與政府之間的猜疑加深，以及他們的無能所引發的公憤。
斯密特斯（Pelham Smithers）是一家英國市場咨詢公司的董事總經理，他在去年3月11日災難發生后曾幾次到訪日本。他說：“我覺得它（災難）讓日本的中樞較以前有所變化，民眾對日本這樣的體系肯定不那么寬容和信任。”
這樣的公憤能否促使日本政治、經濟和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還是讓民眾變得更加冷漠和沮喪，或者是介于兩者之間的某種狀態，這一切依然不得而知。
迄今為止，鮮有跡象表明日本的精英階層很快會實施根本性的改革。樂觀的估計是，日本會繼續循著過去二十年來悄然且緩慢的轉變步伐，朝著提高官員責任、強化政府機構的方向邁進。
最明顯的變化是人們對在海嘯中受損的福島核電站核反應堆熔毀的認知。包括曾對可再生能源篤信不疑的時任首相菅直人在內，日本整個國家都陷入了深思中。
現年30歲的Kyoko Itagaki是一名設計師，參加過上月東京的反核能集會。她說：“3月11日過后，我才意識到，我以前從未思考過有關核能的問題。”
“現在，我思考地越多，就會越發意識到核電廠是多么的危險……它是不能忽視的罪惡。我的生活已經改變了很多，現在我在特定的地方買水買菜，還隨身攜帶放射性物質計量器。”
By Tomasz Janowski and Linda Sieg
TOKYO (Reuters) - Three months after Japan's March 11 triple disaster, a long-time expert on the country arrived in Tokyo to research a book he intended to entitle "Rebirth of a Nation."
Months later, Richard Samuels is calling his work "The Rhetoric of Crisis."
A year after the huge earthquake, deadly tsunami and the world's worst nuclear disaster in a quarter century jolted the country, it is clear that even a shock of such magnitude failed to snap it out of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orpor.
"So far it seems there was more talk of change than change itself. It is all still being sorted out," said Samuels,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pan's mammoth government debt keeps piling up while critical decisions get pushed back, referred to various panels, lodged in elaborate rituals of "consensus-building" or political horse-trading in a gridlocked parliament.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torn by conflicting group loyalties, proved incapable of setting aside their differences and providing the leadership for which the public longs.
Instead, politicians reverted to business as usual: parliamentary trench warfare and the annual "ditch the prime minister" exercise that gave Japan its sixth leader in five years and now threatens to block vital tax and welfare reforms.
"I personally expected a kind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just after the earthquake to rescue the economy," says Takahide Kiuchi, chief economist at Nomura Securities. "It never happened and the opposition and the ruling party are still fighting each other. This is my biggest disappointment."
That said, Japan has changed over those past 12 months -- though in ways too gradual and unspectacular to grab headline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growing distrust of politicians and bureaucrats and public indignation at their incompetence.
"I think it's all moved Japan on its axis slightly more than before. It has definitely made people less forgiving or believing in Japan Inc, the system," said Pelham Smithers, managing director of a London-based market research firm, who has visited Japan several times since March 11.
What remains unclear is whether the anger will force a radical overhaul of Japan's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or deepen public apathy and frustration -- or somewhere in between.
So far, there are few signs that Japan's elites will be pushed to implement fundamental change any time soon. The optimistic scenario is that Japan will continue its quiet, slow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st two decades toward greater accountability of elected officials and its powerful bureaucracy.
The most palpable changes are the repercussions of reactor meltdowns at the tsunami-crippled Fukushima power plant.
BECQUERELS AND GEIGERS
Not only has ex-premier Naoto Kan, at the helm when the disasters struck,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renewable energy apostle, but the whole nation is undergoing a radical rethink.
Becquerels and sieverts are part of everyday vocabulary, Geiger counters are household items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saving electricity has become a year-round activity and the myth of clean and safe nuclear energy is dead.
"After March 11, I realized that I have lived before without thinking anything about nuclear power," said Kyoko Itagaki, 30, a designer taking part in an anti-nuclear rally in Tokyo last month.
"Now, the more I look into that, the more I realize how dangerous nuclear power plants are ... It's a sin not to care," she added. "My life has changed a lot. I now buy water and vegetables from certain places and have a Geiger counter."
Prime Minister Yoshihiko Noda has admitted that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cy, utilities and experts share the blame for being blinded by the myth of nuclear safety.
Power util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are now paying the price, so far unable to persuade a single community to approve restarts of reactors taken off line since the disaster, meaning all of Japan's 54 reactors may be shut by summer.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win back the trust of those communities, many of which have relied on nuclear plant-related income, by launching computer simulated "stress tests" and creating more independent oversight of the industry.
Noda, while not as blunt as his predecessor Kan, also admits that Japan will have to cut its dependence on nuclear power, though the government is likely to settle for a long gradual process when it formulates a new energy policy this summer.
Fukushima operator Tokyo Electric Power (Tepco) and other regional monopoly utilities that for decades enjoyed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industry and politicians are beginning to feel the heat from the public and big customers.
"I think it is clear that this has been a trigger for the start of possible reform of that dark side of the system," says Tatsuo Hatta, an economist, who is on an expert panel discussing Japan's energy mix. "The myth that nuclear power was completely safe and that what utilities said was completely correct has been utterly destroyed."
Tepco's plan to hike electricity tariffs provoked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from Japanese carmakers and steelmakers and several local municipalities have been trying to break its regional monopoly seeking competitive bids from its rivals.
Clearly, disillusion with Japan's establishment has reached new depths since the disasters.
When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swept to power in 2009, ending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nearly uninterrupted rule by its conservative rival, the Liberal Democrats, it did so largely by promising to pay more heed to ordinary people while prying power from the bureaucracy and vested interests.
But the Fukushima disaster showed how the collusion between regulators, the bureaucracy and utilities persisted, giving the public a sense that it was let down by the entire system.
Opinion polls underscore the lack of voter trust in mainstream parties, which are showing visible alarm over a potential challenge from a 42-year-old mayor of the western city of Osaka, who advocates strong executive power.
On the flip side of sagging trust in officialdom, however, are signs that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are taking the initiative instead of relying on paternalistic bureaucrats.
For example, Aeon Co. , Japan's top supermarket chain has responded to public radiation fears with tougher standards than the official norms. In November, it took a step further and said it would not sell any food items that contained radiation.
"Consumers are demanding, so by having demanding standards I believe we are protecting producers," said Yasuhide Chikazawa, the chain's executive in charge of food safety.
Many private corporations responded quickly to the tsunami and have since collected donations and mobilized volunteers to help devastated communities.
NEW CHANNELS
The perceived lack of timely and full information about radiation risks from officials and mainstream media has also given rise to an array of social media initiatives.
"Critical new media have highlighted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mass media's reporting on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crisis and attempted to fill the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gap they left," said Nicola Liscutin, a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at University of Tokyo.
One example is Web Iwakami, a service run by freelance journalist Yasumi Iwakami, who uses as many as 93 live streaming channels to report on anti-nuclear events across the country, alerting his 80,000 Twitter followers to the broadcasts.
That may not seem much in a country of 127 million, but for Japan, where protests used to attract only hard-core activists, the reach and scope add a new dimension.
"The nation-wide spread of these protests and their demographics are remarkable: from seasoned demonstrators to the many who confessed that this was their very first protest action; from families bringing their toddlers and children, to teenagers, students ...and pensioners," Liscutin said.
Matsumoto Hajime, 37, one of the organizers of major anti-nuclear rallies, says the Japanese have rediscovered politics.
"Japan has become more normal. Many young people started talking about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directly affect them -- previously that was almost completely unheard of," he said in his recycling shop full of old furniture, radios and clocks in Tokyo's central Koenji neighborhood.
Yet even hard-core activists worry protests may have peaked.
They hope the protests have sown the seeds of a lasting transformation that will help Japan break out of its doldrums, but fear the energy will fizzle and the public become resigned.
Akiko Murakami, a mother of two schoolboys and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a grass-roots parent group in Fukushima dealing with radiation risks, may have best summed up those hopes and fears.
"Japanese are very good at forgetting and forgiving, which can be good in some ways, but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I think we should not forget and learn to think and act for ourselves, don't leave everything to the government," she said.
(With reporting by Antoni Slodkowski, Yoko Kubota and James Topham; Editing by Ron Popeski)
++++++++++++
強震難撼日官僚惰性 改革遙遙無期
路透東京3月7日電（Tomasz Janowski/Linda Sieg）日本遭遇3 ·11連環災難三個月之后，長期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薩繆爾斯（Richard Samuels）來到東京，為他計劃撰寫的《國家的重生》（Rebirth of a Nation）一書進行實地調研。
經過數月考察后，薩繆爾斯決定將書名改為《危機辭令》（The Rhetoric of Crisis）。
現在，那場強震、海嘯、還有接踵而至的核災難已經過去整整一年了，但是即使如此大的災難，明顯還是沒有把日本從政治和經濟麻痹中喚醒。
薩繆爾斯是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說，“迄今為止，關于改變的言論似乎多于真正的改變。一直還是如此的涇渭分明。”
日本原本龐大的政府債務仍在膨脹，一些關鍵性決策也是一拖再拖。在勢均力敵的議會，許多機構在各項事務上不是例行公事般地“達成共識”，就是進行政治交易。
飽受利益集團左右的主流政黨也無力擱置分歧，展示出民眾渴望的領導能力。
日本政壇似乎已經恢復舊貌，議會內部派系林立，繼續上演一年一度的“推倒首相”活動，該國五年內換了六任首相，至關重要的稅收和福利改革眼下面臨擱淺危險。
野村證券（Nomura Securities）首席經濟學家Takahide Kiuchi稱，“我個人曾以為，震后會出現一個聯合政府來拯救經濟。但事實并非如此，朝野兩黨仍在相互爭斗。這讓我失望至極。”
在過去12個月里，日本確實已經發生了變化，只是過于漸進且毫無聲息，完全沒有引起關注。
這些變化背后的主要推動力是：政客與政府之間的猜疑加深，以及他們的無能所引發的公憤。
斯密特斯（Pelham Smithers）是一家英國市場咨詢公司的董事總經理，他在去年3月11日災難發生后曾幾次到訪日本。他說：“我覺得它（災難）讓日本的中樞較以前有所變化，民眾對日本這樣的體系肯定不那么寬容和信任。”
這樣的公憤能否促使日本政治、經濟和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還是讓民眾變得更加冷漠和沮喪，或者是介于兩者之間的某種狀態，這一切依然不得而知。
迄今為止，鮮有跡象表明日本的精英階層很快會實施根本性的改革。樂觀的估計是，日本會繼續循著過去二十年來悄然且緩慢的轉變步伐，朝著提高官員責任、強化政府機構的方向邁進。
最明顯的變化是人們對在海嘯中受損的福島核電站核反應堆熔毀的認知。包括曾對可再生能源篤信不疑的時任首相菅直人在內，日本整個國家都陷入了深思中。
現年30歲的Kyoko Itagaki是一名設計師，參加過上月東京的反核能集會。她說：“3月11日過后，我才意識到，我以前從未思考過有關核能的問題。”
“現在，我思考地越多，就會越發意識到核電廠是多么的危險……它是不能忽視的罪惡。我的生活已經改變了很多，現在我在特定的地方買水買菜，還隨身攜帶放射性物質計量器。”
LINEでの経験に学ぶ「グローバルアプリを生み出すための5つのポイント」
こんにちは、ウェブサービス本部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チームの矢嶋です。「LINE」「NAVERまとめ」ほか、ウェブサービス本部で運営しているサービスのマーケティング業務に携わっています。
私の担当するLINEは無料通話・無料メール機能を搭載した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として、サービス公開から7ヶ月あまりで、世界約200カ国、累計1,700万ダウンロード以上（※2012年2月16日時点）を記録しています。また、東アジアを始めとして中東、ヨーロッパ地域を含め総計15カ国のApp Storeで無料総合1位を獲得しました。 （登録ユーザーの比率は日本が約4割で、海外が約6割）
なぜLINEがこれほどまでにグローバルで急速な成長をするアプリとなったのか？今回は、LINEでの経験をもとに「グローバルアプリを生み出すための5つのポイント」というテーマで、お話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目次＞
ユーザーニーズの把握と市場への投入タイミング
「価値性」を武器に戦う
グローバル対応の手順と勘所
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におけるマーケティング
求められるマインド
おまけ
1.ユーザーニーズの把握と市場への投入タイミング
まず、"本質的"なユーザーニーズの把握と、プロダクトを市場に投入すべきタイミングについてお話します。
新しいデバイスが世の中に登場し、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歴史においてまさに時代の大転換と呼べる状況が今起こっています。
このチャンスを最大限に生かすには、 スマートフォンの世界共通のユーザーニーズを先取りすること競争力のあるプロダクトをいち早く実現し、市場に投入することの2点が重要です。
世界中のアプリマーケットのランキングを見ると、主に人間の「普遍的な欲求」に基づいているものや「実生活・社会生活との接点」があるものは、国籍関係無く、グローバルに受け入れられやすいことがわかります。（例：ゲーム・写真/カメラ・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ツール）そこで、LINEの場合は、数ある領域の中でも「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注目しました。
社会的な背景を見ると、Twitter/Facebookといったセミオープン型の「新たな出会い」の機会を提供するSNSが爆発的な成長しています。その一方で、ユーザーは、職場や友人、家族など多様な人間関係ごと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ツールを使い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ず、結果的に様々なひずみ・しがらみが生じていることが見受けられます。そのようなことから、今後は「人と人との結びつき、大切な人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深化させるサービス」が求め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たのです。
私たちは2011年4月下旬からLINEの企画をスタートさせ、わずか1.5カ月後にはサービスを開始しました。サービス開始当初は、「無料通話」、「スタンプ」といった機能もなく、グループチャット機能しか存在しませんでしたが、まずは市場にリリースすることを重要視しました。
市場構造が急速に変化している状況にあっては、万全な機能・体制を整えてからリリースするのではなく、本質的な価値さえ担保されていれば、最小限の機能でもまずはリリースをし、市場の反応を見ながら改善をしていくスタイルがもっとも適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2.「価値性」を武器に戦う
続いて、 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においては新規性＝イノベーションはさほど重要でない、という話です。
テクノロジーイノベーションが必須のPCの世界と異なり、スマートフォンの世界はまだまだ未成熟市場であり、これから普及率があがる状況です。現時点の先行サービスのシェアを恐れていけません。
全く未知の価値を持った新規サービスを自国以外で理解してもらうことは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それよりは、世界に競合するサービスがある（＝ニーズがある）領域に対し、＋αの価値を持ったサービスを素早く提供し続けることにより、 「理解」のための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ストを圧縮することが出来ます。
つまり、「価値性」＝サービスバリューイノベーションが武器となる時代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ます。
LINEの属するモバイルメッセンジャーというサービスカテゴリも決して新しいカテゴリではありません。 このカテゴリにはSkype・カカオトーク・Viberなどが既に先行で参入しており、我々は最後発と言っても良い状況でした。
このような状況のなかで、私たちは、＋αとして特に使い勝手の部分、主にレスポンスの速さ、リアルタイム性、つまり「話すように使えること」を最重要視しました。キャリアメールよりもインスタント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できること。「電話をするまででもないが、メールするほどでもない」といっ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ニーズの隙間を埋めてあげること。そのために、例えば「スタンプ」など、非言語で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も注力しました。
スマートフォン時代のメッセンジャーサービスとしてLINEがこだわっているのは、シンプルに、無駄な機能などを削ぎ落とし、極力シンプルなUI・操作性を実現することです。そして究極的には、メールやメーリングリストといった旧来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手段を代替する存在とな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ます。
3.グローバル対応の手順と勘所
3番目はグローバル対応についてです。
最初から海外を意識したマルチ言語対応は不要であり、特に狙うエリアが無ければ、まずは、自国言語と英語版だけ用意すれば良いと思います。
その後は、各国のランキングの上下に毎時間注意し、リソースをかける国を柔軟に判断する形がもっとも効率的です。まずはUIデザインのローカライズから始めて、段階的に利用規約、ヘルプ、CSなど対応範囲を拡大させていくのが良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LINEの場合、まずは日本語版と英語版からスタートしました。その後、東アジアでの盛り上がりを受けて、8月に韓国語、11月に中国語を追加し、現在は、トルコ・アラビア語・ドイツ語などの準備を検討しています。
グローバル対応の大前提として、UIデザインやアクションは極めてシンプルである必要があります。皆さんがそうであるように、多くのユーザーは「説明を読まない生き物」です。海外のアプリなどを比較調査しながら、言語を用いずとも直感的に利用できるよう、極限までシンプルなアプリを目指しましょう。
4.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におけるマーケティング
５つのポイントのうち、４番目はマーケティングに関するお話です。
PCサービスの市場と比べて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が特徴的なのは、App Store・Android Marketという2大グローバ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が覇権を握っていることです。これら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おかげで、PCサービスと比べて大幅に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ストを圧縮できるという利点があります。
PCサービスで海外にマーケティングを行うとなると、現地法人を作り、マーケット調査を行い、バナー広告を打ち、、といった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ストが多額にかかりますが、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の場合は、App StoreとAndroid Marketでランキング上位に入れば、自動的にクチコミで波及・拡散していきます。
そして、流行の兆しが見え始めた段階で、プレスリリースやTwitter/Facebookアカウントを用意し、積極的に情報発信やユーザー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行うことから始めれば良いと思います。オンライン広告やTVCMなどは芽が出てからで構わないと思います。基本は「PR first、Advertising second」ですね。
LINEの場合は日本国内においてはTVCMなどを積極的に実施していますが、海外ではほぼノンプロモーション、ユーザーのクチコミのみで広がっています。ただし、今後、更に成長スピードを加速させるため、2012年はアジア諸国での広告・マーケティング展開も段階的に進めていく予定です。
参考までにLINEは6ヶ月で1000万ダウンロードを達成しましたが、Twitter/Facebookでは1000万ユーザーを達成するために2年以上要しています。このスピード・ペースは、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でなければありえなかった数字です。急速に世界中で加速するスマートフォンの普及に伴い、PCの時代では考え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がいま起きています。だからこそ、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の特徴を抑えたマーケティングを考えることが必要です。
5.求められるマインド
５つ目は「マインド」です。
これまで述べてきたように、スマートフォンの世界では、まだまだ未成熟市場であり、世界的にこれから普及率があがる状況です。今の先行サービスのシェアを恐れていけません。また、世界共通のニーズを掴んだサービスであれば、簡単に国境を越え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時代です。
これまで「タイムマシン経営」と揶揄されたように、シリコンバレー発でサービスが生まれて、それが時間差で日本にローカライズされて輸入されてくるのが常でしたが、もはやそういう時代ではありません。日本発でも世界で戦える時代だと思います。
このような素晴らしい時代において、どうせチャレンジするのであれば、最初から世界を目指してみ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私たちも今まさに、LINEで世界へチャレンジをしています。2012年の目標は世界で1億ユーザーです。私たちのライバルはFacebookです。馬鹿にさ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私たちはFacebookに勝つことができると本気で信じています。
6.最後に
現在、LINEは海外のメディアやブログでも多く取り上げられ、香港のテレビ局などでは、LINEのステッカー機能をパロディ化したテレビ番組が放映されるなど、様々な反響をいただいています。
また、卑近な例で恐縮ですが、先日、台北市内で開催されたブロガーイベントに招待していただき、LINEに関する講演と取材を受けてきました。その半年前にLINEをリリースした段階では、よもや自分がLINEの紹介をしに台湾に赴くとは全く想像をしていませんでした。
以上のような喜ばしい出来事ばかりではなく、大小関わらず世界各国で発生するトラブルの対応にも追われることもあり、毎日がある種の「お祭り」であるかのような感覚で日々過ごしていますが、TwitterやFacebookで見かけるLINEを愛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ユーザーの皆さんの声が、何物にも替えがたい刺激と励みになっています。
日本のアプリ企画者・開発者の皆さんにとって、我々の事例が少しでも参考になれば幸いです。ぜひ一緒にチャレンジしましょう！
NHN Japanでは共に「日本発・海外」を目指すことのできるディレクターを募集しています。
私の担当するLINEは無料通話・無料メール機能を搭載した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として、サービス公開から7ヶ月あまりで、世界約200カ国、累計1,700万ダウンロード以上（※2012年2月16日時点）を記録しています。また、東アジアを始めとして中東、ヨーロッパ地域を含め総計15カ国のApp Storeで無料総合1位を獲得しました。 （登録ユーザーの比率は日本が約4割で、海外が約6割）
なぜLINEがこれほどまでにグローバルで急速な成長をするアプリとなったのか？今回は、LINEでの経験をもとに「グローバルアプリを生み出すための5つのポイント」というテーマで、お話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目次＞
ユーザーニーズの把握と市場への投入タイミング
「価値性」を武器に戦う
グローバル対応の手順と勘所
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におけるマーケティング
求められるマインド
おまけ
1.ユーザーニーズの把握と市場への投入タイミング
まず、"本質的"なユーザーニーズの把握と、プロダクトを市場に投入すべきタイミングについてお話します。
新しいデバイスが世の中に登場し、インターネットの歴史においてまさに時代の大転換と呼べる状況が今起こっています。
このチャンスを最大限に生かすには、 スマートフォンの世界共通のユーザーニーズを先取りすること競争力のあるプロダクトをいち早く実現し、市場に投入することの2点が重要です。
世界中のアプリマーケットのランキングを見ると、主に人間の「普遍的な欲求」に基づいているものや「実生活・社会生活との接点」があるものは、国籍関係無く、グローバルに受け入れられやすいことがわかります。（例：ゲーム・写真/カメラ・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ツール）そこで、LINEの場合は、数ある領域の中でも「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注目しました。
社会的な背景を見ると、Twitter/Facebookといったセミオープン型の「新たな出会い」の機会を提供するSNSが爆発的な成長しています。その一方で、ユーザーは、職場や友人、家族など多様な人間関係ごと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ツールを使い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ず、結果的に様々なひずみ・しがらみが生じていることが見受けられます。そのようなことから、今後は「人と人との結びつき、大切な人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深化させるサービス」が求め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たのです。
私たちは2011年4月下旬からLINEの企画をスタートさせ、わずか1.5カ月後にはサービスを開始しました。サービス開始当初は、「無料通話」、「スタンプ」といった機能もなく、グループチャット機能しか存在しませんでしたが、まずは市場にリリースすることを重要視しました。
市場構造が急速に変化している状況にあっては、万全な機能・体制を整えてからリリースするのではなく、本質的な価値さえ担保されていれば、最小限の機能でもまずはリリースをし、市場の反応を見ながら改善をしていくスタイルがもっとも適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2.「価値性」を武器に戦う
続いて、 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においては新規性＝イノベーションはさほど重要でない、という話です。
テクノロジーイノベーションが必須のPCの世界と異なり、スマートフォンの世界はまだまだ未成熟市場であり、これから普及率があがる状況です。現時点の先行サービスのシェアを恐れていけません。
全く未知の価値を持った新規サービスを自国以外で理解してもらうことは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それよりは、世界に競合するサービスがある（＝ニーズがある）領域に対し、＋αの価値を持ったサービスを素早く提供し続けることにより、 「理解」のための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ストを圧縮することが出来ます。
つまり、「価値性」＝サービスバリューイノベーションが武器となる時代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ます。
LINEの属するモバイルメッセンジャーというサービスカテゴリも決して新しいカテゴリではありません。 このカテゴリにはSkype・カカオトーク・Viberなどが既に先行で参入しており、我々は最後発と言っても良い状況でした。
このような状況のなかで、私たちは、＋αとして特に使い勝手の部分、主にレスポンスの速さ、リアルタイム性、つまり「話すように使えること」を最重要視しました。キャリアメールよりもインスタント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できること。「電話をするまででもないが、メールするほどでもない」といった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ニーズの隙間を埋めてあげること。そのために、例えば「スタンプ」など、非言語で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も注力しました。
スマートフォン時代のメッセンジャーサービスとしてLINEがこだわっているのは、シンプルに、無駄な機能などを削ぎ落とし、極力シンプルなUI・操作性を実現することです。そして究極的には、メールやメーリングリストといった旧来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手段を代替する存在となることを目指しています。
3.グローバル対応の手順と勘所
3番目はグローバル対応についてです。
最初から海外を意識したマルチ言語対応は不要であり、特に狙うエリアが無ければ、まずは、自国言語と英語版だけ用意すれば良いと思います。
その後は、各国のランキングの上下に毎時間注意し、リソースをかける国を柔軟に判断する形がもっとも効率的です。まずはUIデザインのローカライズから始めて、段階的に利用規約、ヘルプ、CSなど対応範囲を拡大させていくのが良い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LINEの場合、まずは日本語版と英語版からスタートしました。その後、東アジアでの盛り上がりを受けて、8月に韓国語、11月に中国語を追加し、現在は、トルコ・アラビア語・ドイツ語などの準備を検討しています。
グローバル対応の大前提として、UIデザインやアクションは極めてシンプルである必要があります。皆さんがそうであるように、多くのユーザーは「説明を読まない生き物」です。海外のアプリなどを比較調査しながら、言語を用いずとも直感的に利用できるよう、極限までシンプルなアプリを目指しましょう。
4.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におけるマーケティング
５つのポイントのうち、４番目はマーケティングに関するお話です。
PCサービスの市場と比べて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が特徴的なのは、App Store・Android Marketという2大グローバル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が覇権を握っていることです。これら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のおかげで、PCサービスと比べて大幅に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ストを圧縮できるという利点があります。
PCサービスで海外にマーケティングを行うとなると、現地法人を作り、マーケット調査を行い、バナー広告を打ち、、といったマーケティングコストが多額にかかりますが、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の場合は、App StoreとAndroid Marketでランキング上位に入れば、自動的にクチコミで波及・拡散していきます。
そして、流行の兆しが見え始めた段階で、プレスリリースやTwitter/Facebookアカウントを用意し、積極的に情報発信やユーザー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行うことから始めれば良いと思います。オンライン広告やTVCMなどは芽が出てからで構わないと思います。基本は「PR first、Advertising second」ですね。
LINEの場合は日本国内においてはTVCMなどを積極的に実施していますが、海外ではほぼノンプロモーション、ユーザーのクチコミのみで広がっています。ただし、今後、更に成長スピードを加速させるため、2012年はアジア諸国での広告・マーケティング展開も段階的に進めていく予定です。
参考までにLINEは6ヶ月で1000万ダウンロードを達成しましたが、Twitter/Facebookでは1000万ユーザーを達成するために2年以上要しています。このスピード・ペースは、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でなければありえなかった数字です。急速に世界中で加速するスマートフォンの普及に伴い、PCの時代では考え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がいま起きています。だからこそ、スマートフォンアプリ市場の特徴を抑えたマーケティングを考えることが必要です。
5.求められるマインド
５つ目は「マインド」です。
これまで述べてきたように、スマートフォンの世界では、まだまだ未成熟市場であり、世界的にこれから普及率があがる状況です。今の先行サービスのシェアを恐れていけません。また、世界共通のニーズを掴んだサービスであれば、簡単に国境を越え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時代です。
これまで「タイムマシン経営」と揶揄されたように、シリコンバレー発でサービスが生まれて、それが時間差で日本にローカライズされて輸入されてくるのが常でしたが、もはやそういう時代ではありません。日本発でも世界で戦える時代だと思います。
このような素晴らしい時代において、どうせチャレンジするのであれば、最初から世界を目指してみ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私たちも今まさに、LINEで世界へチャレンジをしています。2012年の目標は世界で1億ユーザーです。私たちのライバルはFacebookです。馬鹿にさ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私たちはFacebookに勝つことができると本気で信じています。
6.最後に
現在、LINEは海外のメディアやブログでも多く取り上げられ、香港のテレビ局などでは、LINEのステッカー機能をパロディ化したテレビ番組が放映されるなど、様々な反響をいただいています。
また、卑近な例で恐縮ですが、先日、台北市内で開催されたブロガーイベントに招待していただき、LINEに関する講演と取材を受けてきました。その半年前にLINEをリリースした段階では、よもや自分がLINEの紹介をしに台湾に赴くとは全く想像をしていませんでした。
以上のような喜ばしい出来事ばかりではなく、大小関わらず世界各国で発生するトラブルの対応にも追われることもあり、毎日がある種の「お祭り」であるかのような感覚で日々過ごしていますが、TwitterやFacebookで見かけるLINEを愛し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ユーザーの皆さんの声が、何物にも替えがたい刺激と励みになっています。
日本のアプリ企画者・開発者の皆さんにとって、我々の事例が少しでも参考になれば幸いです。ぜひ一緒にチャレンジしましょう！
NHN Japanでは共に「日本発・海外」を目指すことのできるディレクターを募集しています。
2012-03-06
日本的創新機器為何失靈
利益集團綁架、內向化公司治理結構的消耗、缺乏風險資本支持等制度層面的原因是日本企業創新乏力的癥結所在，或許只有通過全球化開放外力的變革，安藤忠雄式的日本式創新才會開始舞動。
徜徉在美國沃夫茲堡現代美術館，正宗完全的幾何線條，簡潔地支撐起建筑的三維空間，也成為周圍景色的屏幕。人們不管在美術館內部或是外部行走、停留，都會與幾何空間透露的不同層次的光影有著奇妙的邂逅，在這種不期而遇的驚喜中，光的影子展現著疏疏密密的舞姿。
美術館外的水池也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其深度正好能使水面微妙地表現出風的降臨，漣漪跳動的光影折射入館內，使建筑能通過自己的語言與自然竊竊私語。
情不自禁地想了解是誰設計了光線在建筑中奇妙的低語呤唱，接待處的人員告訴我，建筑師是日本的安藤忠雄。進一步了解這位設計師的背景，才知道這位從拳擊師自學成才的日本人，其作品遍布全球，在中國就有上海國際設計中心、杭州萬科·良渚文化村藝術中心等。
日本大師可以設計出引領全球極簡主義創新建筑風格，但為什么最近眾多日本企業紛紛遭受滑鐵盧呢？代表日本企業崛起于世界之巔的索尼、松下、夏普紛紛爆出巨額虧損；豐田的市場占有率在召回中被破產重組后的通用企業、克萊斯勒擠占；奧林巴斯的隱瞞投資損失；東京電力公司瞞報核電站的設計缺陷……這些丑聞足夠擊垮“日本式管理”上個世紀90年代崛起的光環。過去20年來日本在研發上的開支迅猛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是所有國家中最高的，但日本在全球制造業的競爭中卻節節敗退，在液晶、光伏等新興產業輸給后起之秀韓國、中國臺灣等企業。日本的創新投入高、回報低，原因何在？
創新乏力的制度癥結
這個國家并不是缺乏創新，而是缺乏創新商業化的成功機制。人們當然可以指出日元匯率高企、日本未真正融入國際社會等原因，從戰略的制度觀角度，我試圖舉出以下制度性的原因：
一、利益集團綁架改革，束縛了創新。1990年后，日本經濟之所以遲遲無法復蘇，主要原因在于：歷經上世紀90年代選制改革、財政改革、金融改革與行政改革，日本正式制度雖然已經作了大幅改變，而許多非正式制度卻仍然存在，特別是“派閥—官僚—企業”組成日本政經體制的鐵三角，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阻礙了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蘇珊·卡彭特和蔡增家等學者指出，日本創新的最大束縛來自行政指導和高官空降制度。
行政指導是指日本的行政官僚為了控制企業的發展政策，直接派員參與企業的內部會議，監督指導企業的政策，以配合政府的產業政策。同時，企業與政府之間形成互惠性的統合主義，企業將利益團體的代表(例如日本的經團連會長)帶入政府部門決策當中，并在各政府部門當中普遍設立審議會來協調政府與企業之間相關政策的鴻溝。行政指導與審議會形成了畸形的政商關系，使政府政策受大型企業的主導、企業又受政府干預，結果造成一些像第五代計算機等大型“龍蛋”科研項目，收獲的卻是跳蚤。
高官空降是指高級官員退休之后，由政府安排進入私人大企業擔任高管，這可以監督民間企業是否確切執行政府所訂定的政策，也利于企業與官僚體系之間的溝通，但壞處是形成非正式的網絡，派閥、官僚、企業相互勾結，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使改革很難進行，小泉以來的多屆政府均試圖改革，但利益集團的勢力盤根錯節，抵制各種創新。
二、內向化的公司治理結構消耗了創新的力量。在派閥、官僚、企業的鐵三角關系當中，日本企業利用內部的交叉持股來形成一套相互安全的保障體系，這種體制在穩定環境下可以保持企業的長治久安，但在快速變化的全球化中(尤其是電子、高科技行業)，這種體制卻容易產生保護主義，不利于創新。
同時，交叉持股使日本資本市場比較排外，不易形成以購并為代表的控制權市場，日本高官不會受到股東問責、私募資本購并的壓力，公司治理結構內向化，不易接受創新。高官空降制度形成獨特的官員晉升渠道。日本最優秀的大學畢業生第一志愿都是入仕。絕大多數日本的精英官員出身東京大學或是京都大學等名校；進入官僚體系磨練后，這些精英通常會在四十歲左右退休，一部份進入國會，另外一部份則進入企業擔任高管。由于這一晉升渠道有著極高的門檻與成本，日本大型公司的董事會往往相互隱瞞，奧林巴斯、東京電力等公司出現的治理丑聞，正是這一非正式制度僵化一面的集中體現。
由于這種治理無法形成強大的問責力，日本公司傾向于大力投資自己擅長的一面，例如流程改善、質量提升等，但在破壞性創新上卻乏善可陳，而且投資回報率很低(因為沒有股東壓力)，一旦選錯了技術路徑，就可能造成大筆撇賬與虧損。
三、缺乏風險資本對創新的支持。日本大學有很多實驗室站在全球創新前沿，但公共服務部門的反腐敗規定使得學界和商界溝通很少，商業化的成果很低。而大公司的壟斷使中小企業很難獲得風險投資。像軟銀孫正義這樣的創始人很難成為年輕人的榜樣。
而日本的恥感文化也將企業失敗、破產看作是可恥的事情，這也減少了創新的激情。日本的新生企業往往淪為大公司的一個部分，而不是一家獨立的子公司。但在大公司內部，山頭林立，像索尼內部雖然早于蘋果開發出類似iPod的MP3音樂播放器產品，但部門之間不咬弦，索尼娛樂部門為保護自己的版權收入，不愿與電子部門合作，結果創新的幼苗也無法在大公司內成長。
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可以從日本的創新機器學到什么樣的經驗教訓？第一，在當前國進民退的風潮中，應警惕政府之手對創新的干預。日本政商關系中統合主義的設計初衷是將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爭端降到最低，營造二者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共識，有力地實現國家主導的產經政策。但日本失去的這20年表明這種統合主義不利于創新與變革。幫助建立現代公司法的維多利亞時代政治家羅伯特·羅威形容企業是一個個“小共和國”，制衡著政府這個大共和國的權力。如果這些小共和國與大共和國合為一體時，自由就會不幸被削減。
第二，中國應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讓國際風險資本可以在本土資本市場上市。他們會帶來創新的投資理念與商業模式，從而引導本土市場的資金投向。雖然眾多的團購公司可能形成創新的泡沫，但中國電子商務的力量就此真正引爆。同時，向國際投資者開放本土資本市場，可以加強對上市公司的問責，優勝劣汰，使熊彼得“破壞性創新”得以防止中國企業像日本企業一樣陷入過去成功的“能力陷阱”。
第三，中國企業可以借機購并日本的一些品牌、技術資產。日本許多企業在本土消費者高齡化的人口趨勢面前，難脫頹勢。這正與中國消費市場的提升成互補。看到這一趨勢，雖然有日元高企的風險，山東如意集團收購日本服裝生產商Renown；中國控股公司Marlio收購了日本知名高端高爾夫球桿制造商及零售商Honma。在日本銷量不斷下滑的Honma，卻可以為中國日益擴大的高爾夫群體提供服務。聯想與NEC合并，極大加強了聯想在發達國家的市場占有率。很多日本企業擁有出色的產品和專業技能，但面臨著本土市場不斷萎縮的局面，如果能與中國公司合作，就可以形成規模進行海外擴張。
或許，只有通過全球化開放外力的變革，安藤忠雄式的日本式創新才會開始舞動吧！
徜徉在美國沃夫茲堡現代美術館，正宗完全的幾何線條，簡潔地支撐起建筑的三維空間，也成為周圍景色的屏幕。人們不管在美術館內部或是外部行走、停留，都會與幾何空間透露的不同層次的光影有著奇妙的邂逅，在這種不期而遇的驚喜中，光的影子展現著疏疏密密的舞姿。
美術館外的水池也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其深度正好能使水面微妙地表現出風的降臨，漣漪跳動的光影折射入館內，使建筑能通過自己的語言與自然竊竊私語。
情不自禁地想了解是誰設計了光線在建筑中奇妙的低語呤唱，接待處的人員告訴我，建筑師是日本的安藤忠雄。進一步了解這位設計師的背景，才知道這位從拳擊師自學成才的日本人，其作品遍布全球，在中國就有上海國際設計中心、杭州萬科·良渚文化村藝術中心等。
日本大師可以設計出引領全球極簡主義創新建筑風格，但為什么最近眾多日本企業紛紛遭受滑鐵盧呢？代表日本企業崛起于世界之巔的索尼、松下、夏普紛紛爆出巨額虧損；豐田的市場占有率在召回中被破產重組后的通用企業、克萊斯勒擠占；奧林巴斯的隱瞞投資損失；東京電力公司瞞報核電站的設計缺陷……這些丑聞足夠擊垮“日本式管理”上個世紀90年代崛起的光環。過去20年來日本在研發上的開支迅猛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是所有國家中最高的，但日本在全球制造業的競爭中卻節節敗退，在液晶、光伏等新興產業輸給后起之秀韓國、中國臺灣等企業。日本的創新投入高、回報低，原因何在？
創新乏力的制度癥結
這個國家并不是缺乏創新，而是缺乏創新商業化的成功機制。人們當然可以指出日元匯率高企、日本未真正融入國際社會等原因，從戰略的制度觀角度，我試圖舉出以下制度性的原因：
一、利益集團綁架改革，束縛了創新。1990年后，日本經濟之所以遲遲無法復蘇，主要原因在于：歷經上世紀90年代選制改革、財政改革、金融改革與行政改革，日本正式制度雖然已經作了大幅改變，而許多非正式制度卻仍然存在，特別是“派閥—官僚—企業”組成日本政經體制的鐵三角，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阻礙了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蘇珊·卡彭特和蔡增家等學者指出，日本創新的最大束縛來自行政指導和高官空降制度。
行政指導是指日本的行政官僚為了控制企業的發展政策，直接派員參與企業的內部會議，監督指導企業的政策，以配合政府的產業政策。同時，企業與政府之間形成互惠性的統合主義，企業將利益團體的代表(例如日本的經團連會長)帶入政府部門決策當中，并在各政府部門當中普遍設立審議會來協調政府與企業之間相關政策的鴻溝。行政指導與審議會形成了畸形的政商關系，使政府政策受大型企業的主導、企業又受政府干預，結果造成一些像第五代計算機等大型“龍蛋”科研項目，收獲的卻是跳蚤。
高官空降是指高級官員退休之后，由政府安排進入私人大企業擔任高管，這可以監督民間企業是否確切執行政府所訂定的政策，也利于企業與官僚體系之間的溝通，但壞處是形成非正式的網絡，派閥、官僚、企業相互勾結，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使改革很難進行，小泉以來的多屆政府均試圖改革，但利益集團的勢力盤根錯節，抵制各種創新。
二、內向化的公司治理結構消耗了創新的力量。在派閥、官僚、企業的鐵三角關系當中，日本企業利用內部的交叉持股來形成一套相互安全的保障體系，這種體制在穩定環境下可以保持企業的長治久安，但在快速變化的全球化中(尤其是電子、高科技行業)，這種體制卻容易產生保護主義，不利于創新。
同時，交叉持股使日本資本市場比較排外，不易形成以購并為代表的控制權市場，日本高官不會受到股東問責、私募資本購并的壓力，公司治理結構內向化，不易接受創新。高官空降制度形成獨特的官員晉升渠道。日本最優秀的大學畢業生第一志愿都是入仕。絕大多數日本的精英官員出身東京大學或是京都大學等名校；進入官僚體系磨練后，這些精英通常會在四十歲左右退休，一部份進入國會，另外一部份則進入企業擔任高管。由于這一晉升渠道有著極高的門檻與成本，日本大型公司的董事會往往相互隱瞞，奧林巴斯、東京電力等公司出現的治理丑聞，正是這一非正式制度僵化一面的集中體現。
由于這種治理無法形成強大的問責力，日本公司傾向于大力投資自己擅長的一面，例如流程改善、質量提升等，但在破壞性創新上卻乏善可陳，而且投資回報率很低(因為沒有股東壓力)，一旦選錯了技術路徑，就可能造成大筆撇賬與虧損。
三、缺乏風險資本對創新的支持。日本大學有很多實驗室站在全球創新前沿，但公共服務部門的反腐敗規定使得學界和商界溝通很少，商業化的成果很低。而大公司的壟斷使中小企業很難獲得風險投資。像軟銀孫正義這樣的創始人很難成為年輕人的榜樣。
而日本的恥感文化也將企業失敗、破產看作是可恥的事情，這也減少了創新的激情。日本的新生企業往往淪為大公司的一個部分，而不是一家獨立的子公司。但在大公司內部，山頭林立，像索尼內部雖然早于蘋果開發出類似iPod的MP3音樂播放器產品，但部門之間不咬弦，索尼娛樂部門為保護自己的版權收入，不愿與電子部門合作，結果創新的幼苗也無法在大公司內成長。
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可以從日本的創新機器學到什么樣的經驗教訓？第一，在當前國進民退的風潮中，應警惕政府之手對創新的干預。日本政商關系中統合主義的設計初衷是將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爭端降到最低，營造二者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共識，有力地實現國家主導的產經政策。但日本失去的這20年表明這種統合主義不利于創新與變革。幫助建立現代公司法的維多利亞時代政治家羅伯特·羅威形容企業是一個個“小共和國”，制衡著政府這個大共和國的權力。如果這些小共和國與大共和國合為一體時，自由就會不幸被削減。
第二，中國應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讓國際風險資本可以在本土資本市場上市。他們會帶來創新的投資理念與商業模式，從而引導本土市場的資金投向。雖然眾多的團購公司可能形成創新的泡沫，但中國電子商務的力量就此真正引爆。同時，向國際投資者開放本土資本市場，可以加強對上市公司的問責，優勝劣汰，使熊彼得“破壞性創新”得以防止中國企業像日本企業一樣陷入過去成功的“能力陷阱”。
第三，中國企業可以借機購并日本的一些品牌、技術資產。日本許多企業在本土消費者高齡化的人口趨勢面前，難脫頹勢。這正與中國消費市場的提升成互補。看到這一趨勢，雖然有日元高企的風險，山東如意集團收購日本服裝生產商Renown；中國控股公司Marlio收購了日本知名高端高爾夫球桿制造商及零售商Honma。在日本銷量不斷下滑的Honma，卻可以為中國日益擴大的高爾夫群體提供服務。聯想與NEC合并，極大加強了聯想在發達國家的市場占有率。很多日本企業擁有出色的產品和專業技能，但面臨著本土市場不斷萎縮的局面，如果能與中國公司合作，就可以形成規模進行海外擴張。
或許，只有通過全球化開放外力的變革，安藤忠雄式的日本式創新才會開始舞動吧！
2012-02-27
日本與日企海外事業諸國的薪酬比較
據RecordJapan網站報道 近幾年，日本企業正不斷將生產點轉移至海外，根據日本內閣府公布的“企業行動調查”數據顯示，2010年度日本制造業的海外本地化生產比率為18%，比2009年增加了0.9%，并刷新了歷史最高紀錄。
而關于日企轉移生產點的主要原因，多數人表示是因為日本國內的勞務費太高，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從全球視角來看，日本的薪酬水準又會是怎樣的一個程度呢？
根據瑞士金融巨頭UBS發布的“價格與收入”（2009年版）調查報告顯示，全球稅前平均年收入最高的5座都市依次是：
1位 瑞士蘇黎世（563萬日元）
2位 丹麥哥本哈根（533萬日元）
3位 美國紐約（500萬日元）
4位 挪威奧斯陸（423萬日元）
5位 盧森堡（393萬日元）。
日本東京以380萬日元位列第7名。如果按照稅后計算，東京則排在第5位。可以看出，日本是薪酬水準非常高的一個國家。
另一方面，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公布的“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2009年版）數據顯示，日本企業在海外設立本地法人的比例為北美15.8%、中國30.0%、ASEAN4（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16.2%、NIEs3（新加坡、臺灣、韓國）11.7%。那么，這些含有較多日企生產點的海外國家的薪酬水準又是如何呢？
我們依舊結合了之前的“價格與收入”數據，排名如下（稅前）
28位 韓國首爾（181萬日元）
30位 新加坡（145萬日元）
49位 中國上海（74萬日元）
58位 印尼雅加達（34萬日元）
數據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制造業與日本有著激烈競爭的韓國，其薪酬水準也不足日本的半數，而全球企業的亞洲總部多集中在新加坡，其薪酬也僅為日本的4成。通過對比，日本的薪資水準遠遠高于這些生產點轉移國家。
但是，高薪酬并不等于生活寬裕，眾所周知，日本是全球物價最高的國家之一，根據之前的“價格與收入”調查數據顯示，日本東京都的飲食費居全球第一，包括房租等消費在內的整體物價也排在了第三位，因此，對于日本的工薪階層來說，生活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日企生產點轉移至海外的步伐并未停止，國內產業空洞化還在加劇，這也將嚴重影響日本國內的就業形勢，對于日本國內的求職者來說，也許今后最好的出路就是掌握一口流利的英語，奔赴海外就業。
+++++++++++
日本の人件費はどれくらい高い？
「日本の人件費は高い。だから企業は生産拠点を海外へ移すしかない」みたいな話はよく聞くところ。事実、内閣府の「企業行動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によると、2010年度の製造業全体の海外現地生産比率（実績見込み）は、2009年度の17.1%から18.0%へと推移し、過去最高を記録したという。企業の海外生産シフトは着実に進んでいるのだ。
もちろん、その理由は「人件費」だけではない。進出先の市場や近隣国の需要が見込まれることもあるだろう。だが、日本の人件費が高いのは間違いないところ。では、世界的に見て日本人の賃金はどのくらいの水準なのだろうか。
明治大学国際日本学部の鈴木賢志准教授が、スイスの大手金融機関UBSが作成した調査レポート「Prices and Earnings」2009年版を日本視点で再計算し公表したデータによると、東京の平均は、税引き前で380万円。世界的に見ると60カ国中7位だった。ちなみに、東京より上の5都市は以下の通り。
1位チューリッヒ（スイス）563万円
2位コペンハーゲン（デンマーク）533万円
3位ニューヨーク（アメリカ）500万円
4位オスロ（ノルウェー）423万円
5位ルクセンブルク393万円
上位は一見して北欧が多いが、北欧には税金が高い国も多い。そこで税引き後の年収で見たところ、東京 は307万円で5位という結果に。たしかに世界的に見て日本の賃金は高いようだ。
では、日本が進出している生産拠点の国々はどうだろう。経済産業省「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査」2009年版によると、日本企業の海外現地法人の数は、北米15.8%、中国30.0%、ASEAN4（タイ、フィリピン、インドネシア、マレーシア）が16.2%、NIEs3（シンガポール、台湾、韓国）が11.7%とのこと。そこで、これらの国を前出のデータ（税引き前）で見てみると、
28位ソウル（韓国）181万円
30位シンガポール145万円
49位上海（中国）74万円
58位ジャカルタ（インドネシア）34万円
といった結果に。日本の製造業と熾烈な競争を繰り広げる韓国も、賃金水準は日本の半分以下。グローバル企業のアジア本社が集中するシンガポールに至っては、日本の4割にも満たない。こうやって比べてみると、日本の人件費がいかに高い水準かわかる。しかも今は、1ドル＝70円台という超円高時代。円建てで見れば、日本人の人件費はさらに高くなっているのだ。
だが、残念ながら「賃金水準の高さ＝暮らしの豊かさ」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ちなみに日本は人件費も高いが、物価も高い。前出のデータによると、東京の食料の値段は世界1位、賃料を含む一般的な物価水準は世界3位。世の中ではデフレといわれているが、それでもなお、日本の物価は世界トップクラスなのだ。我々サラリーマンにとってはなんとも切ない状況である。
このままでは、日本の製造業の海外移転は止まりそうにない。僕らにできることといえば、せいぜい英語をマスターして、世界で働ける力を身につけることくらいか…。
而關于日企轉移生產點的主要原因，多數人表示是因為日本國內的勞務費太高，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從全球視角來看，日本的薪酬水準又會是怎樣的一個程度呢？
根據瑞士金融巨頭UBS發布的“價格與收入”（2009年版）調查報告顯示，全球稅前平均年收入最高的5座都市依次是：
1位 瑞士蘇黎世（563萬日元）
2位 丹麥哥本哈根（533萬日元）
3位 美國紐約（500萬日元）
4位 挪威奧斯陸（423萬日元）
5位 盧森堡（393萬日元）。
日本東京以380萬日元位列第7名。如果按照稅后計算，東京則排在第5位。可以看出，日本是薪酬水準非常高的一個國家。
另一方面，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公布的“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2009年版）數據顯示，日本企業在海外設立本地法人的比例為北美15.8%、中國30.0%、ASEAN4（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16.2%、NIEs3（新加坡、臺灣、韓國）11.7%。那么，這些含有較多日企生產點的海外國家的薪酬水準又是如何呢？
我們依舊結合了之前的“價格與收入”數據，排名如下（稅前）
28位 韓國首爾（181萬日元）
30位 新加坡（145萬日元）
49位 中國上海（74萬日元）
58位 印尼雅加達（34萬日元）
數據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制造業與日本有著激烈競爭的韓國，其薪酬水準也不足日本的半數，而全球企業的亞洲總部多集中在新加坡，其薪酬也僅為日本的4成。通過對比，日本的薪資水準遠遠高于這些生產點轉移國家。
但是，高薪酬并不等于生活寬裕，眾所周知，日本是全球物價最高的國家之一，根據之前的“價格與收入”調查數據顯示，日本東京都的飲食費居全球第一，包括房租等消費在內的整體物價也排在了第三位，因此，對于日本的工薪階層來說，生活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日企生產點轉移至海外的步伐并未停止，國內產業空洞化還在加劇，這也將嚴重影響日本國內的就業形勢，對于日本國內的求職者來說，也許今后最好的出路就是掌握一口流利的英語，奔赴海外就業。
+++++++++++
日本の人件費はどれくらい高い？
「日本の人件費は高い。だから企業は生産拠点を海外へ移すしかない」みたいな話はよく聞くところ。事実、内閣府の「企業行動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によると、2010年度の製造業全体の海外現地生産比率（実績見込み）は、2009年度の17.1%から18.0%へと推移し、過去最高を記録したという。企業の海外生産シフトは着実に進んでいるのだ。
もちろん、その理由は「人件費」だけではない。進出先の市場や近隣国の需要が見込まれることもあるだろう。だが、日本の人件費が高いのは間違いないところ。では、世界的に見て日本人の賃金はどのくらいの水準なのだろうか。
明治大学国際日本学部の鈴木賢志准教授が、スイスの大手金融機関UBSが作成した調査レポート「Prices and Earnings」2009年版を日本視点で再計算し公表したデータによると、東京の平均は、税引き前で380万円。世界的に見ると60カ国中7位だった。ちなみに、東京より上の5都市は以下の通り。
1位チューリッヒ（スイス）563万円
2位コペンハーゲン（デンマーク）533万円
3位ニューヨーク（アメリカ）500万円
4位オスロ（ノルウェー）423万円
5位ルクセンブルク393万円
上位は一見して北欧が多いが、北欧には税金が高い国も多い。そこで税引き後の年収で見たところ、東京 は307万円で5位という結果に。たしかに世界的に見て日本の賃金は高いようだ。
では、日本が進出している生産拠点の国々はどうだろう。経済産業省「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査」2009年版によると、日本企業の海外現地法人の数は、北米15.8%、中国30.0%、ASEAN4（タイ、フィリピン、インドネシア、マレーシア）が16.2%、NIEs3（シンガポール、台湾、韓国）が11.7%とのこと。そこで、これらの国を前出のデータ（税引き前）で見てみると、
28位ソウル（韓国）181万円
30位シンガポール145万円
49位上海（中国）74万円
58位ジャカルタ（インドネシア）34万円
といった結果に。日本の製造業と熾烈な競争を繰り広げる韓国も、賃金水準は日本の半分以下。グローバル企業のアジア本社が集中するシンガポールに至っては、日本の4割にも満たない。こうやって比べてみると、日本の人件費がいかに高い水準かわかる。しかも今は、1ドル＝70円台という超円高時代。円建てで見れば、日本人の人件費はさらに高くなっているのだ。
だが、残念ながら「賃金水準の高さ＝暮らしの豊かさ」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ちなみに日本は人件費も高いが、物価も高い。前出のデータによると、東京の食料の値段は世界1位、賃料を含む一般的な物価水準は世界3位。世の中ではデフレといわれているが、それでもなお、日本の物価は世界トップクラスなのだ。我々サラリーマンにとってはなんとも切ない状況である。
このままでは、日本の製造業の海外移転は止まりそうにない。僕らにできることといえば、せいぜい英語をマスターして、世界で働ける力を身につけることくらいか…。
2012-01-17
美國是如何把日本導入泡沫經濟的
2012年01月17日 04:21 摘自中國企業報
楊帆
——七評發展實體經濟
筆者在碩士期間專攻日本經濟18年高速增長，當時國內外輿論把日本捧上天。后來泡沫興盛，美國出版《日本第一》，驚呼“日本買下了美國”。曾幾何時泡沫破滅，日本停滯20年。
貿易摩擦、產業控制與高科技爭奪，國家利益和世界霸權是美國政策的核心
日本與美國是二戰期間的敵人，戰后的政治軍事外交盟友。美國先占領日本，又扶植日本，是出于朝鮮戰爭和冷戰的需要，以后則是圍堵中國的需要。
美國一直以新自由主義改造日本。戰后日本陷入惡性通貨膨脹，杜魯門總統派特使，銀行家道奇去推行“休克療法”，說日本是“高蹺經濟”，要砍掉美國援助和財政補貼這兩條腿，造成經濟衰退和嚴重失業，依靠朝鮮戰爭才解脫出來。以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18年，離不開美國的扶植，美國替日本承擔了軍費，把力量集中于發展軍事工業，向日本廉價轉讓民用技術；對日本實行5%的優惠關稅，而默認日本單方面對美國征收15%的關稅，保持對美大幅度貿易順差。日本則在政治軍事外交技術市場方面全面依賴美國，成為美國在亞洲的冷戰基地。
日本的半導體和汽車，在上世紀60年代以后成為美國強勁競爭對手，美國采取一系列措施整治日本。早期逼迫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從1956年的紡織品，到后來的鋼鐵、汽車、計算機，層出不窮。1977年美國半導體協會指責日本違背市場規則，濫用傾銷方式。美國政府幫助企業，采取多種方式包括政府間協議限制日本，培植中國臺灣、韓國作為競爭對手，至1993年終于取代日本再度成為最大的晶片出口國。日元資本外流出現了產業空心化，日本政府沒有魄力和能力推動產業升級，至21世紀日本在高科技產業上已完全輸給了美國。
出口導向、貨幣升值、金融自由、宏觀失控是催生泡沫經濟的四大因素
1946年為扶植日本，美元對于日元大大高估，出口導向惡化了國內的二元經濟關系。隨著日本經濟的恢復，日元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升值到了250日元。日元在1965年就宣布可自由兌換，但金融體系沒有放開，國家控制相當嚴密，國際資本無法自由進出。美國壓迫日本先開放金融市場，再把日元升值，一直持續了14年，日本節節抵抗，節節敗退，最后全盤放開，頃刻瓦解。
20世紀80年代美國發明了一種理論：日元低估是萬惡之源，日本政府操縱匯率，背離市場，導致美國雙赤字。美國聯合西方各國聯手，在1985年達成“華盛頓共識”，聯手壓迫日元升值，一宣布就造成嚴重升值預期，投機資本進入日本，1985年底就促使日元迅速升值到1：200，最高升值到1：80；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日元曾貶值到1：150，后來就在90—130范圍內波動。
僅僅是貨幣升值，并不會產生嚴重的泡沫經濟。
“華盛頓共識”不限于宣布日元升值，而是一個一攬子新自由主義改革計劃：開放國內市場；充分發揮私人行業的生命力；實施彈性的金融政策，使之充分考慮到日元的匯率；更有力地推動金融體系和日元的自由化，使日元反映日本經濟的實力；允許地方政府進行追加投資；刺激國內需求，擴大消費信用和住房按揭等。
在貨幣升值期間推行金融自由化，加速泡沫經濟形成。日本傳統金融體制是主銀行體制，銀行與企業相互持股，以銀行為中心形成企業集團，政府規定存貸款利率差，保護銀行和居民的利益。資本市場極不發達，銀行隸屬于財政部，主要目標不是利潤，而是政府經濟目標和財團整體利益。
這種銀行體系被指責為“封建體系”，逼迫日本實施金融體系和外匯市場自由化：擴大資本市場，放開利率。允許銀行業以利潤為中心，從事創新業務，發展房地產按揭和資產證券化，銀行參與債券發行，交易外國金融期貨，進入養老信托，向企業出售證券化貸款，將銀行完全推向市場和國際化，改造成“現代銀行”，廢除政府對銀行的保護。
金融自由化在相當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進入壁壘，引起銀行特許權價值降低，銀行部門的風險管理行為扭曲；金融業由分業經營走向混業經營；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日益融合，銀行過度介入證券市場。日本在1960一1980年企業借入資金為30%，80年代后下降到10%，進入90年代下降到5%。銀行收益減少，從事高風險高收益投資，加大了金融系統存在的道德風險。
日本政府保持高增長思維慣性，進退失據決策屢屢失誤
日本政府在經濟轉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長的思維慣性，在改革過程中忽略過度投資和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的風險，宏觀政策屢屢失誤。
為緩解日元升值壓力，鼓勵銀行和企業向海外投資。1980—1984年逐步放開外匯管制，外國企業可在日本發行以日元和外國貨幣為基準的債券，日本金融機構可用任何貨幣在海外發行債券，把得到的資金對置成日元，日本成為世界主要的資本供給者。80年代中期成為世界最大債權國。1996年16.7%的GDP是外國資產。日本外流的資本有40%到了美國，25%到了亞洲。日本銀行在美國發放的貸款曾達到美國新增貸款的17%，大量購買美國的房地產，此時正是美國房地產泡沫時期，日本資本接盤后，美國房地產就崩盤，日本投資巨虧，相當于10年對美貿易順差。
為緩解日元升值壓力，保持企業競爭力，日本實行低利率，把經濟資源引導到資產投機和信用擴張，刺激了房地產泡沫形成。日本銀行在吹大資產泡沫的同時，也吹大了自己資產和利潤。金融自由化促進信用極度擴張，銀行業資本極度膨脹，銀行股票價格迅速上升，“解放資本”的奇跡就是資產泡沫。股市從1986年的12000點飆升到39000點，東京房地產總市值超全美國房地產總值，資產泡沫吸引了巨額銀行貸款。1980年日本銀行在世界前10名當中只有一家，1988年囊括了前10名。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紐約股票市場暴跌引起全球連鎖反應，各國在1988年緊縮銀根，日本仍沉浸于金融自由化帶來的“新鮮而自由的空氣”，增大現鈔供給，到1989年緊縮銀根為時已晚。1990年日本資產泡沫破裂，日本當局直到1995年才承認經濟衰退，采取措施已晚，經濟泡沫最終破滅。
日本銀行積累了巨額不良資產，1992年達到40萬億日元，日本政府寄希望于經濟回升消化不良資產，結果1998年增加到87萬億日元，占銀行業貸款的15%—20%，國內生產總值的30%。
在經濟大蕭條環境下，日本政府在1996年實施“大爆炸”式的全盤自由化改革。2002年推出“金融再生計劃”，受此沖擊2003年股指跌破8000點大關，回到了1983年的水平。經過長期的改革，健全了法律監管，至2005年銀行不良資產下降到16萬億日元。
理論上講銀行的市場化改革是必要的，但也充滿著風險。初期改革與貨幣升值，經濟高速增長并行，引發了資產泡沫。泡沫崩潰以后，市場力量無法使日本走出通貨緊縮，零利率和改革都不能解決問題，出現“流通性陷阱”。2008年受美國影響，日本的出口和GDP又出現下降，經濟沒有走出衰退。
日本的挫折根本在于，第一，沒有完整的主權，在外力壓迫下被迫升值和改革；第二，錯誤地應用新自由主義理論；第三，沒有處理好貨幣升值、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的關系；第四，沉浸于過去經濟高速增長思維中不能擺脫，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在經濟轉型期出現了嚴重的泡沫經濟。
筆者一直認為中國不會走日本老路，因為大家對此已有警惕，現在看來有必要舊事重提。中國目前形勢與日本非常相似，理論欺騙仍舊有市場，中國有強大的勢力在阻撓我們深刻反思新自由主義，自美國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的主流媒體一直有意識地回避實質問題，而把反思限制在技術層面。如果美國使用硬的一手，施加更大壓力迫使中國就范，還是有可能的。畢竟中國的發展對美國有依附性，“精英”吃美國奶長大，被美國洗了腦子，他們害怕與美國對抗，也與美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在中國仍是“主流”。他們已形成利益集團，有一整套思想理論政策，掌握了許多部門的領導權。在外部壓力下，我們內部會可能起分化，走泡沫經濟之路的可能性是有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從國家利益與安全角度謹慎對待升值等問題，絕對不能讓泡沫經濟等問題葬送30年的改革成果。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楊帆
——七評發展實體經濟
筆者在碩士期間專攻日本經濟18年高速增長，當時國內外輿論把日本捧上天。后來泡沫興盛，美國出版《日本第一》，驚呼“日本買下了美國”。曾幾何時泡沫破滅，日本停滯20年。
貿易摩擦、產業控制與高科技爭奪，國家利益和世界霸權是美國政策的核心
日本與美國是二戰期間的敵人，戰后的政治軍事外交盟友。美國先占領日本，又扶植日本，是出于朝鮮戰爭和冷戰的需要，以后則是圍堵中國的需要。
美國一直以新自由主義改造日本。戰后日本陷入惡性通貨膨脹，杜魯門總統派特使，銀行家道奇去推行“休克療法”，說日本是“高蹺經濟”，要砍掉美國援助和財政補貼這兩條腿，造成經濟衰退和嚴重失業，依靠朝鮮戰爭才解脫出來。以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18年，離不開美國的扶植，美國替日本承擔了軍費，把力量集中于發展軍事工業，向日本廉價轉讓民用技術；對日本實行5%的優惠關稅，而默認日本單方面對美國征收15%的關稅，保持對美大幅度貿易順差。日本則在政治軍事外交技術市場方面全面依賴美國，成為美國在亞洲的冷戰基地。
日本的半導體和汽車，在上世紀60年代以后成為美國強勁競爭對手，美國采取一系列措施整治日本。早期逼迫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從1956年的紡織品，到后來的鋼鐵、汽車、計算機，層出不窮。1977年美國半導體協會指責日本違背市場規則，濫用傾銷方式。美國政府幫助企業，采取多種方式包括政府間協議限制日本，培植中國臺灣、韓國作為競爭對手，至1993年終于取代日本再度成為最大的晶片出口國。日元資本外流出現了產業空心化，日本政府沒有魄力和能力推動產業升級，至21世紀日本在高科技產業上已完全輸給了美國。
出口導向、貨幣升值、金融自由、宏觀失控是催生泡沫經濟的四大因素
1946年為扶植日本，美元對于日元大大高估，出口導向惡化了國內的二元經濟關系。隨著日本經濟的恢復，日元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升值到了250日元。日元在1965年就宣布可自由兌換，但金融體系沒有放開，國家控制相當嚴密，國際資本無法自由進出。美國壓迫日本先開放金融市場，再把日元升值，一直持續了14年，日本節節抵抗，節節敗退，最后全盤放開，頃刻瓦解。
20世紀80年代美國發明了一種理論：日元低估是萬惡之源，日本政府操縱匯率，背離市場，導致美國雙赤字。美國聯合西方各國聯手，在1985年達成“華盛頓共識”，聯手壓迫日元升值，一宣布就造成嚴重升值預期，投機資本進入日本，1985年底就促使日元迅速升值到1：200，最高升值到1：80；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日元曾貶值到1：150，后來就在90—130范圍內波動。
僅僅是貨幣升值，并不會產生嚴重的泡沫經濟。
“華盛頓共識”不限于宣布日元升值，而是一個一攬子新自由主義改革計劃：開放國內市場；充分發揮私人行業的生命力；實施彈性的金融政策，使之充分考慮到日元的匯率；更有力地推動金融體系和日元的自由化，使日元反映日本經濟的實力；允許地方政府進行追加投資；刺激國內需求，擴大消費信用和住房按揭等。
在貨幣升值期間推行金融自由化，加速泡沫經濟形成。日本傳統金融體制是主銀行體制，銀行與企業相互持股，以銀行為中心形成企業集團，政府規定存貸款利率差，保護銀行和居民的利益。資本市場極不發達，銀行隸屬于財政部，主要目標不是利潤，而是政府經濟目標和財團整體利益。
這種銀行體系被指責為“封建體系”，逼迫日本實施金融體系和外匯市場自由化：擴大資本市場，放開利率。允許銀行業以利潤為中心，從事創新業務，發展房地產按揭和資產證券化，銀行參與債券發行，交易外國金融期貨，進入養老信托，向企業出售證券化貸款，將銀行完全推向市場和國際化，改造成“現代銀行”，廢除政府對銀行的保護。
金融自由化在相當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進入壁壘，引起銀行特許權價值降低，銀行部門的風險管理行為扭曲；金融業由分業經營走向混業經營；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日益融合，銀行過度介入證券市場。日本在1960一1980年企業借入資金為30%，80年代后下降到10%，進入90年代下降到5%。銀行收益減少，從事高風險高收益投資，加大了金融系統存在的道德風險。
日本政府保持高增長思維慣性，進退失據決策屢屢失誤
日本政府在經濟轉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長的思維慣性，在改革過程中忽略過度投資和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的風險，宏觀政策屢屢失誤。
為緩解日元升值壓力，鼓勵銀行和企業向海外投資。1980—1984年逐步放開外匯管制，外國企業可在日本發行以日元和外國貨幣為基準的債券，日本金融機構可用任何貨幣在海外發行債券，把得到的資金對置成日元，日本成為世界主要的資本供給者。80年代中期成為世界最大債權國。1996年16.7%的GDP是外國資產。日本外流的資本有40%到了美國，25%到了亞洲。日本銀行在美國發放的貸款曾達到美國新增貸款的17%，大量購買美國的房地產，此時正是美國房地產泡沫時期，日本資本接盤后，美國房地產就崩盤，日本投資巨虧，相當于10年對美貿易順差。
為緩解日元升值壓力，保持企業競爭力，日本實行低利率，把經濟資源引導到資產投機和信用擴張，刺激了房地產泡沫形成。日本銀行在吹大資產泡沫的同時，也吹大了自己資產和利潤。金融自由化促進信用極度擴張，銀行業資本極度膨脹，銀行股票價格迅速上升，“解放資本”的奇跡就是資產泡沫。股市從1986年的12000點飆升到39000點，東京房地產總市值超全美國房地產總值，資產泡沫吸引了巨額銀行貸款。1980年日本銀行在世界前10名當中只有一家，1988年囊括了前10名。
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紐約股票市場暴跌引起全球連鎖反應，各國在1988年緊縮銀根，日本仍沉浸于金融自由化帶來的“新鮮而自由的空氣”，增大現鈔供給，到1989年緊縮銀根為時已晚。1990年日本資產泡沫破裂，日本當局直到1995年才承認經濟衰退，采取措施已晚，經濟泡沫最終破滅。
日本銀行積累了巨額不良資產，1992年達到40萬億日元，日本政府寄希望于經濟回升消化不良資產，結果1998年增加到87萬億日元，占銀行業貸款的15%—20%，國內生產總值的30%。
在經濟大蕭條環境下，日本政府在1996年實施“大爆炸”式的全盤自由化改革。2002年推出“金融再生計劃”，受此沖擊2003年股指跌破8000點大關，回到了1983年的水平。經過長期的改革，健全了法律監管，至2005年銀行不良資產下降到16萬億日元。
理論上講銀行的市場化改革是必要的，但也充滿著風險。初期改革與貨幣升值，經濟高速增長并行，引發了資產泡沫。泡沫崩潰以后，市場力量無法使日本走出通貨緊縮，零利率和改革都不能解決問題，出現“流通性陷阱”。2008年受美國影響，日本的出口和GDP又出現下降，經濟沒有走出衰退。
日本的挫折根本在于，第一，沒有完整的主權，在外力壓迫下被迫升值和改革；第二，錯誤地應用新自由主義理論；第三，沒有處理好貨幣升值、經濟增長和體制改革的關系；第四，沉浸于過去經濟高速增長思維中不能擺脫，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在經濟轉型期出現了嚴重的泡沫經濟。
筆者一直認為中國不會走日本老路，因為大家對此已有警惕，現在看來有必要舊事重提。中國目前形勢與日本非常相似，理論欺騙仍舊有市場，中國有強大的勢力在阻撓我們深刻反思新自由主義，自美國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的主流媒體一直有意識地回避實質問題，而把反思限制在技術層面。如果美國使用硬的一手，施加更大壓力迫使中國就范，還是有可能的。畢竟中國的發展對美國有依附性，“精英”吃美國奶長大，被美國洗了腦子，他們害怕與美國對抗，也與美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在中國仍是“主流”。他們已形成利益集團，有一整套思想理論政策，掌握了許多部門的領導權。在外部壓力下，我們內部會可能起分化，走泡沫經濟之路的可能性是有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從國家利益與安全角度謹慎對待升值等問題，絕對不能讓泡沫經濟等問題葬送30年的改革成果。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性に対して興味を失いつつある日本人
Japan leads the way in sexless love
Are a new generation of Japanese men really losing interest in sex? And if so, what's behind the malaise?
Roland Kelts
Tuesday 27 December 2011
Japanese men enjoying virtual reality driving
It's not easy being a young man in Japan today. Every few months sees the release of a new set of figures, stats and stories trumpeting the same meme: today's Japanese men are unmanly – and worse, they don't seem bothered by it.
Tagged in the domestic medi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s hikikomori
(socially withdrawn boys), soshoku danshi (grass-eating/herbivore men, uninterested in meat, fleshly sex and physical or workplace competition), or just generally feckless, Japan's Y-chromosomed youth today elicit shrugs of "why?", followed by heaving sighs of disappointment from their postwar elders and members of the opposite sex. With the country's economy stagnant at best, its geopolitical foothold rapidly slipping into the crevi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northeast coastline still struggling with the aftermath of disaster and an ongoing nuclear crisis, the reaction to a failure of Japan's men to take the reins, even symbolically, has evolved from whispers of curiosity to charges of incompetence.
In the most recent government study,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last month, the percentage of unmarried men spiked 9.2 points from five years ago. More telling: 61% of those unwed men reported not having a girlfriend, and 45% said they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finding one.
What gives? As anyone who has watched Japanese or Korean pop videos
knows, the popular image of men in Asia, seen from a western perspective, is more effeminate than macho, rife with makeup, stylised hairdos and choreographed dance steps. Even so-called punks in Japan lean more to Vivienne Westwood than Malcolm McLaren – more familiar with fashion spreads than the spitting in the street.
And yet Japan was rebuilt from the ash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o a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house with historically unprecedented speed on the backs of labourers, mainly men, laying the rails of the nation's astonishing bullet train, for example.
Why the generational malaise and indifference to sex? Theories abound. The most provocative to me, a Japanese-American and longtime Tokyo resident, is that Japanese women have become stronger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at the very same time that Japanese men have become more mole-ish and fully absorbed in
virtual worlds, satiated by the very technological wizardry their forebears foisted upon them, and even
preferring it to reality. "I don't like real women," one bloke superciliously sniffed on Japan's
2channel,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active internet bulletin board site. "They're too picky nowadays. I'd much rather have a virtual girlfriend."
Virtual girlfriends became a sensation last summer, when Japanese game-maker Konami released its second-generation of its popular Love Plus, called, aptly, Love Plus +, for the Nintendo DS gaming system. Konami skillfully arranged for an otherwise deadbeat beach resort town called Atami to host a Love Plus + holiday weekend. Players were invited to tote their virtual girlfriends, via the gaming console, to the actual resort town to cavort for a weekend in romantic bliss. The promotion was
absurdly successful, with local resort operators reporting that it was their best weekend in decades.
I tried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via a TV interview for a US cable station: the men who spent their yen on a weekend of romance with a digital lover were a subset of a subculture many times removed from mainstream Japan. They are known as
otaku, or hyper-obsessive and often asocial men who seek solace in imaginary worlds (not unlike many artists and writers, I should add). Nevertheless, these were clearly young Japanese man of a generation that found the imperfect or just unexpected demands of real-world relationships with women less enticing than the lure of the virtual libido. You can't have sex with a digital graphic, but you can get sexually excited, and maybe satisfied, by one.
The phrase "herbivore men" was coined by a female Japanese journalist in 2006
. By 2009, the Japanese male's lack of ambition, sexually or otherwise, had become a media meme. With the latest reports in Japan, of men who can't get it up for real women who won't get married or have kids, the mutual
gender-chill phenomenon has become mainstream. It may be the future, but is it really Japanese?
"Maybe we're just advanced human beings," says a Japanese friend of mine over dinner this week in Tokyo, who won't let me use her real name. She is an attractive, 40-something editor at one of Japan's premier fashion magazines, and she is still single. "Maybe," she adds, "we've learned how to service ourselves."
+++
英Guardian紙にて、「性に対して興味を失いつつある日本人」を取り上げた「Japan leads the way in sexless love」という記事が掲載されている。
記事では、「今日の日本人男性は男らしくない」という話から始まり、「ひきこもり」や「草食男子」、「未婚率の上昇」、「男らしくないポップスター」といった日本の状況を説明。そして、東京に長く住んでいるという日系アメリカ人による「日本人女性は社会的にも経済的にもより強くなると同時に日本人男性は内向きになり、仮想世界に入り浸り、そして現実より仮想世界を好むようになった」というコメントとともに、「2ちゃんねるでは『現実の女性は好きではない』『バーチャルなガールフレンドの方が良い』といったコメントが寄せられている」などといった状況が解説されている。また、記事の最後には結婚しない 40代女性の「私たちは人間としてより進化してしま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衝撃的（？）なコメントも掲載されている。
この記事には多数のコメントが寄せられており、「技術の進化により、結婚がなくても2人分の遺伝子があれば子供を作れるようになる、次のチャレンジは食欲を置き換える事だ」「インターネットやデジタルメディアは『オナニスト』を増やしている」「これはアングロサクソン人、そしてすべての男性の未来な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か」といった意見が書き込まれ、日本人男性を奇異に思う意見だけでなく、同意する意見もちらほらと見られる。
---
英男性「日本人男性が積極性を失ったのは二次元のせい」
今や日本では、“草食男子”や“オタク”は、すっかり日常ワード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ます。
この言葉が出ると、条件反射のように女性から「男性にはもう、期待していないわ」という声も聞こえてきそう……。では、ちょっと趣向を変えて日本のセックスレス恋愛を考えた、イギリス人男性のお話を伺ってみましょうか。
イギリスの新聞the Guardianのニュースサイトから、日本人男性の分析について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記事では日本人男性について、以下のように分析しています。
「現在の日本で“若い男性”をやっていくというのは、かなり大変なことのようです。
いつもメディアでは“近頃の若い男は、男らしくない”と吹聴していますが、困ったことに若い日本人男性たちは、それがマズイとは思っていないようです」
あぁ、イギリス人男性の目から見てもそれはマズイんですね。そう思ってるのは、私達女性だけじゃないみたいです。
「マスコミから、引きこもり（社会と交わらない青年）や、草食男子（肉に興味のない男性という意味で、セックスや職場での競争に関心を持たない男性の総称）というレッテルを貼られた彼らは、全くめげずに無関心さを貫いています。
団塊世代や女性陣からの、“何でそうなの？”という疑問の嵐にもめげていません。ちなみに草食男子という造語は、2006年に日本の女性ジャーナリストが命名したものだそうです」
それにしても社会的には、ボランティアにいそしむ若者が男女問わず増加していますから、引きこもりと草食男子を同じに談じるのは、ちょっと違和感ありますが……。ただ、恋愛面では、確かにそうかも。
「最新の日本政府の国勢調査によると、男性の未婚率は5年前の調査よりも、9.2ポイント増加しています。
それ以上に注目すべきは“交際している異性はいない”と回答した未婚男性が61%で、そのうちの45%は探すつもりもないと答えていることです。
なぜこの世代の男性は、こうもセックスに無関心なのか。諸説ありますが、長く東京に在住している日系アメリカ人の説が最も挑発的だと思いました。
その説とは、“日本人女性が、社会的にも経済的にも強くなるのとほぼ同時に、日本人男性が積極性を失い、仮想世界にどっぷりと漬かり、現実より仮想世界を好む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というものです。
日本の掲示板で、世界最高規模の2ちゃんねるでつぶやいていた男性の言葉を引用します。“リアルの女は嫌い。あいつら、最近超うざいし。彼女は二次元に限る！”」
彼が若い日本人男性の典型例かどうかは、ちょっと疑問ですが、外国人の目から見ると、ものすごくびっくりする発言なんでしょうね。
「以前に、アメリカのケーブルテレビ番組で、日本人オタク青年にインタビューして、この現象を説明するという企画を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ちなみに私にとってオタクとは、非常に妄想にとりつかれた、自分勝手で、空想世界に慰めを求めている男性を意味します」
筆者のオタクの定義は爆笑モノですね！ なるほど！ そうかもしれません。さてそのインタビュー、どうなったのでしょうか。
「インタビューした男性は、ゲームのキャラクターとデートを続け、その恋愛にお金をつぎ込んでいました。オタクな彼は、決して日本人の主流ではありませんが、日本人男性の若い世代の一面ではあるわけです。
彼らは生身の女性、つまり完璧ではない女性、意外な反応を示すこともある女性よりも、バーチャルな女性の方が魅力的だと感じています。バーチャル女性とセックスは出来ないですが、それでも満足してしまう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確かに仮想世界に満足しているうちに生身の女性とのセックスに興味を失い、セックスレスになってしまう人も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ね。
いかがでしたか？
これを“セックスレス恋愛の先進”と見るか、“主流から外れた形”と見るか、評価は分かれるところだと思いますが、外国人の目から見た、この日本の恋愛の形は、不況に近いものに見えちゃう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ね。
これは「男性になんか、もう期待していないわ」なんて言ってる場合じゃないかも？ 女性の方から恋愛不況を吹き飛ばしましょう！
Are a new generation of Japanese men really losing interest in sex? And if so, what's behind the malaise?
Roland Kelts
Tuesday 27 December 2011
Japanese men enjoying virtual reality driving
It's not easy being a young man in Japan today. Every few months sees the release of a new set of figures, stats and stories trumpeting the same meme: today's Japanese men are unmanly – and worse, they don't seem bothered by it.
Tagged in the domestic medi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s hikikomori
(socially withdrawn boys), soshoku danshi (grass-eating/herbivore men, uninterested in meat, fleshly sex and physical or workplace competition), or just generally feckless, Japan's Y-chromosomed youth today elicit shrugs of "why?", followed by heaving sighs of disappointment from their postwar elders and members of the opposite sex. With the country's economy stagnant at best, its geopolitical foothold rapidly slipping into the crevi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northeast coastline still struggling with the aftermath of disaster and an ongoing nuclear crisis, the reaction to a failure of Japan's men to take the reins, even symbolically, has evolved from whispers of curiosity to charges of incompetence.
In the most recent government study,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last month, the percentage of unmarried men spiked 9.2 points from five years ago. More telling: 61% of those unwed men reported not having a girlfriend, and 45% said they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finding one.
What gives? As anyone who has watched Japanese or Korean pop videos
knows, the popular image of men in Asia, seen from a western perspective, is more effeminate than macho, rife with makeup, stylised hairdos and choreographed dance steps. Even so-called punks in Japan lean more to Vivienne Westwood than Malcolm McLaren – more familiar with fashion spreads than the spitting in the street.
And yet Japan was rebuilt from the ash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o a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house with historically unprecedented speed on the backs of labourers, mainly men, laying the rails of the nation's astonishing bullet train, for example.
Why the generational malaise and indifference to sex? Theories abound. The most provocative to me, a Japanese-American and longtime Tokyo resident, is that Japanese women have become stronger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at the very same time that Japanese men have become more mole-ish and fully absorbed in
virtual worlds, satiated by the very technological wizardry their forebears foisted upon them, and even
preferring it to reality. "I don't like real women," one bloke superciliously sniffed on Japan's
2channel,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active internet bulletin board site. "They're too picky nowadays. I'd much rather have a virtual girlfriend."
Virtual girlfriends became a sensation last summer, when Japanese game-maker Konami released its second-generation of its popular Love Plus, called, aptly, Love Plus +, for the Nintendo DS gaming system. Konami skillfully arranged for an otherwise deadbeat beach resort town called Atami to host a Love Plus + holiday weekend. Players were invited to tote their virtual girlfriends, via the gaming console, to the actual resort town to cavort for a weekend in romantic bliss. The promotion was
absurdly successful, with local resort operators reporting that it was their best weekend in decades.
I tried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via a TV interview for a US cable station: the men who spent their yen on a weekend of romance with a digital lover were a subset of a subculture many times removed from mainstream Japan. They are known as
otaku, or hyper-obsessive and often asocial men who seek solace in imaginary worlds (not unlike many artists and writers, I should add). Nevertheless, these were clearly young Japanese man of a generation that found the imperfect or just unexpected demands of real-world relationships with women less enticing than the lure of the virtual libido. You can't have sex with a digital graphic, but you can get sexually excited, and maybe satisfied, by one.
The phrase "herbivore men" was coined by a female Japanese journalist in 2006
. By 2009, the Japanese male's lack of ambition, sexually or otherwise, had become a media meme. With the latest reports in Japan, of men who can't get it up for real women who won't get married or have kids, the mutual
gender-chill phenomenon has become mainstream. It may be the future, but is it really Japanese?
"Maybe we're just advanced human beings," says a Japanese friend of mine over dinner this week in Tokyo, who won't let me use her real name. She is an attractive, 40-something editor at one of Japan's premier fashion magazines, and she is still single. "Maybe," she adds, "we've learned how to service ourselves."
+++
英Guardian紙にて、「性に対して興味を失いつつある日本人」を取り上げた「Japan leads the way in sexless love」という記事が掲載されている。
記事では、「今日の日本人男性は男らしくない」という話から始まり、「ひきこもり」や「草食男子」、「未婚率の上昇」、「男らしくないポップスター」といった日本の状況を説明。そして、東京に長く住んでいるという日系アメリカ人による「日本人女性は社会的にも経済的にもより強くなると同時に日本人男性は内向きになり、仮想世界に入り浸り、そして現実より仮想世界を好むようになった」というコメントとともに、「2ちゃんねるでは『現実の女性は好きではない』『バーチャルなガールフレンドの方が良い』といったコメントが寄せられている」などといった状況が解説されている。また、記事の最後には結婚しない 40代女性の「私たちは人間としてより進化してしま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衝撃的（？）なコメントも掲載されている。
この記事には多数のコメントが寄せられており、「技術の進化により、結婚がなくても2人分の遺伝子があれば子供を作れるようになる、次のチャレンジは食欲を置き換える事だ」「インターネットやデジタルメディアは『オナニスト』を増やしている」「これはアングロサクソン人、そしてすべての男性の未来な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か」といった意見が書き込まれ、日本人男性を奇異に思う意見だけでなく、同意する意見もちらほらと見られる。
---
英男性「日本人男性が積極性を失ったのは二次元のせい」
今や日本では、“草食男子”や“オタク”は、すっかり日常ワード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ます。
この言葉が出ると、条件反射のように女性から「男性にはもう、期待していないわ」という声も聞こえてきそう……。では、ちょっと趣向を変えて日本のセックスレス恋愛を考えた、イギリス人男性のお話を伺ってみましょうか。
イギリスの新聞the Guardianのニュースサイトから、日本人男性の分析について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記事では日本人男性について、以下のように分析しています。
「現在の日本で“若い男性”をやっていくというのは、かなり大変なことのようです。
いつもメディアでは“近頃の若い男は、男らしくない”と吹聴していますが、困ったことに若い日本人男性たちは、それがマズイとは思っていないようです」
あぁ、イギリス人男性の目から見てもそれはマズイんですね。そう思ってるのは、私達女性だけじゃないみたいです。
「マスコミから、引きこもり（社会と交わらない青年）や、草食男子（肉に興味のない男性という意味で、セックスや職場での競争に関心を持たない男性の総称）というレッテルを貼られた彼らは、全くめげずに無関心さを貫いています。
団塊世代や女性陣からの、“何でそうなの？”という疑問の嵐にもめげていません。ちなみに草食男子という造語は、2006年に日本の女性ジャーナリストが命名したものだそうです」
それにしても社会的には、ボランティアにいそしむ若者が男女問わず増加していますから、引きこもりと草食男子を同じに談じるのは、ちょっと違和感ありますが……。ただ、恋愛面では、確かにそうかも。
「最新の日本政府の国勢調査によると、男性の未婚率は5年前の調査よりも、9.2ポイント増加しています。
それ以上に注目すべきは“交際している異性はいない”と回答した未婚男性が61%で、そのうちの45%は探すつもりもないと答えていることです。
なぜこの世代の男性は、こうもセックスに無関心なのか。諸説ありますが、長く東京に在住している日系アメリカ人の説が最も挑発的だと思いました。
その説とは、“日本人女性が、社会的にも経済的にも強くなるのとほぼ同時に、日本人男性が積極性を失い、仮想世界にどっぷりと漬かり、現実より仮想世界を好む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というものです。
日本の掲示板で、世界最高規模の2ちゃんねるでつぶやいていた男性の言葉を引用します。“リアルの女は嫌い。あいつら、最近超うざいし。彼女は二次元に限る！”」
彼が若い日本人男性の典型例かどうかは、ちょっと疑問ですが、外国人の目から見ると、ものすごくびっくりする発言なんでしょうね。
「以前に、アメリカのケーブルテレビ番組で、日本人オタク青年にインタビューして、この現象を説明するという企画を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ちなみに私にとってオタクとは、非常に妄想にとりつかれた、自分勝手で、空想世界に慰めを求めている男性を意味します」
筆者のオタクの定義は爆笑モノですね！ なるほど！ そうかもしれません。さてそのインタビュー、どうなったのでしょうか。
「インタビューした男性は、ゲームのキャラクターとデートを続け、その恋愛にお金をつぎ込んでいました。オタクな彼は、決して日本人の主流ではありませんが、日本人男性の若い世代の一面ではあるわけです。
彼らは生身の女性、つまり完璧ではない女性、意外な反応を示すこともある女性よりも、バーチャルな女性の方が魅力的だと感じています。バーチャル女性とセックスは出来ないですが、それでも満足してしまうのかもしれません」
確かに仮想世界に満足しているうちに生身の女性とのセックスに興味を失い、セックスレスになってしまう人も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ね。
いかがでしたか？
これを“セックスレス恋愛の先進”と見るか、“主流から外れた形”と見るか、評価は分かれるところだと思いますが、外国人の目から見た、この日本の恋愛の形は、不況に近いものに見えちゃう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ね。
これは「男性になんか、もう期待していないわ」なんて言ってる場合じゃないかも？ 女性の方から恋愛不況を吹き飛ばしましょう！
2012-01-12
日本制造业的出路
英國《金融時報》 喬納森 - 索布爾
去年6月，日本豐田汽車(Toyota Motor)總裁豐田章男(Akio Toyoda)對日本最看重的經濟資產——競爭力和制造能力——發表了直言不諱的評價。“從邏輯的角度來看，”他在宣布對豐田國內業務進行重組時說：“在日本制造是不合理的。”日元的大幅升值，導致豐田重組在資金方面消耗巨大。
“日本公司(Japan Incorporated)”的辦公室和工廠里都敲響了警鐘。匯率、去年海嘯造成的電力短缺、不利的稅收和貿易政策，以及中國和韓國的強勢崛起，都使得過去從未受到挑戰的日本汽車和電子制造商面臨日益增大的壓力，被迫向低成本生產地撤離。政客、商界領導人和媒體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為日本戰后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的工業可能陷入無可逆轉的下滑——而日本擺脫20年經濟低迷的希望也將隨之破滅。“我們正處于空前的空心化危機中，”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去年9月表示。
對制造業下滑感到絕望，并不是什么完全新鮮的事情，也不是日本所獨有的。與其它富裕國家的情況一樣，參與實物產品制造的工人比例多年來一直不斷下降：從1970年的27%，降至當前的17%。根據總部位于巴黎的經合組織(OECD)的統計數據，日本的這一比例處于英美（僅十分之一的工人從事制造業）和德意（這一比例為大約20%）的水平之間。
但對日本而言，工業地位下降的前景尤其令人擔憂。自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以來，工人平均實際收入下降了10%，而更多報酬不錯的制造業就業崗位的喪失，將加速這一下降趨勢。盡管官方失業數字仍然很低，僅略高于4%，但政府計算，如果公司根據實際需求水平裁減工人人數，這一數字將上升2倍以上。目前，這一結局被有利于工人的勞動法、政府就業補貼（有時被稱為閑置就業人員救濟）和戰后遺留的“終身雇傭”計劃推遲了，但它不可能永遠得到避免。
更廣泛而言，日本的工業問題與該國在世界舞臺上地位日漸衰落是一致的。20年前，日本經濟產出占全球GDP的14%；如今，只占不到9%。即使在亞洲，它作為經濟和外交大國的光芒也已被中國掩去。
或許最令人擔憂的是，日本的許多人似乎相信，如果制造業沒落，日本將再無可依靠；日本工人獨一無二地適合“造物”(monozukuri)——一種近乎神秘的“造物”理念。他們指出，日本在軟件和金融這樣的行業，缺乏“國家冠軍企業”，同時，服務業效率低下，工人平均產出不及美國水平的一半。當制造業公司陷入困境時——比如豐田2009年的召回事件，或者奧林巴斯(Olympus)正在上演的會計丑聞——全國都感到深深的恥辱。
“日本整個的身份認知是與制造業聯系在一起的，”社交游戲公司Gree創始人田中良和(Yoshikazu Tanaka)表示。“如果你不生產實物產品，人們對待你的態度，就好像你在做什么靠不住的事。”
實際上，有證據顯示，制造業向海外的轉移正在加速。自日元兌美元匯率從2007年年中開始其高達40%的升值過程以來，日本對外凈外國直接投資從21世紀頭5年的平均300億-500億美元，飆升至2008年的1300億美元。目前仍處于長期趨勢水平之上。而在日本國內，企業資本投資則一直持續下降。
積極進軍海外的公司和沒有這樣做的公司之間，業績差異十分明顯。豐田大約50%的汽車在日本生產，在日本的銷量低于出口量，預計在截至3月的財年中，凈利潤將下降一半。相反，日產(Nissan)只在國內生產四分之一的汽車，預計利潤下降9%。
“如果日本想要就業，就必須做點什么，來確立正常的匯率，”日產CEO卡洛斯 - 戈恩(Carlos Ghosn)最近警告。他希望東京方面拋棄間歇性的、基本無效的市場干預，東京方面自2010年底開始嘗試瑞士式的、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匯率上限的干預方式。
日本的問題由于去年的自然災難而變得更為復雜。3月的地震和海嘯，以及后來的泰國洪水，毀壞了日本的工廠，使供應鏈陷入混亂。盡管許多公司恢復得比預期快——在去年4月份暴跌15%之后，全國工業產出在8月前就恢復到接近正常的水平——但對日本商業的影響還將繼續。
問題之一是能源成本。由于其它發電站被迫停運，等待安全檢查，海嘯對福島第一核電站(Fukushima Daiichi)的毀壞，導致了其它地區的電力短缺。這提升了人們對于長期定量配給和提價的預期，而日本公司為電力支付的價格已經比美國高40%，比韓國高1.5倍，這部分上是因為電力部門的壟斷。福島第一核電站所有者東京電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希望將東京及周邊地區的電價提高15%，以彌補賠償和清理成本，這一提議遭到商界的強烈反對。“電力問題是與日元匯率一樣嚴重的阻礙因素，”打印機及投影儀生產商精工愛普生(Seiko Epson)總裁碓井稔(Minoru Usui)表示。
海嘯和外匯市場或許不在日本控制范圍之內，但產業及政府領導人也在“自掘墳墓”。例如，許多公司支持所謂的“加拉帕戈斯群島”(Galapagos)技術，這是一種日本的小發明，流傳不廣，因為它們僅僅是根據本地需求定制的。一個經典的案例是移動電話。日本早在iPhone出現10年前，就有了網絡沖浪手機，但本地生產商從未嘗試涉足海外市場，也未能更新它們的設計。如今，就連在國內市場，它們的份額也在喪失，蘋果(Apple)風靡全球的產品成了這里最暢銷的機型。
與此同時，商界人士稱，政府政策不鼓勵國內投資和招聘。他們指出，勞動法規造成了沉重負擔，企業稅率過高（為41%，而經合組織平均為26%），出口商支付的關稅高于韓國和其它地方的競爭者。重建海嘯侵襲過后的東北部地區的龐大成本，將使日本本已“舉世無雙”的公共債務（高達GDP的200%）雪上加霜，這進一步加大了削減企業稅提案獲得通過的難度。
當然，并非日本所有工業的前景都一片黯淡。出人意料的是，2011年的災難提醒人們：日本在一些重要、但通常被忽視了的領域，比如精密零件和材料，仍然具有比較優勢。例如，僅日本半導體生產商瑞薩(Renesas)一家，就供應著全球汽車用微控制器的近一半產品，這一點令許多人感到吃驚。當生產這種設備——它負責移動座椅、鎖門和打開電動窗——的工廠由于地震沖擊而停工時，從日本汽車制造中心名古屋到亞拉巴馬州的組裝工廠都陷入停頓。
日本零件制造商的優勢，在去年10月波音(Boeing) 787夢幻客機(787 Dreamliner)的首飛中，也得以突顯。該機型三分之一的高科技部件是在日本生產的。材料生產集團東麗(Toray)供應的輕型碳纖維零件，使這一機型比過去的飛機更節省燃油。東麗或許不是索尼(Sony)那樣家喻戶曉的品牌，但它也許能夠代表日本制造業最具競爭力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公司都選擇把最先進的高價值產品留在日本生產，把低利潤產品的生產轉移到海外更廉價的地方。對單個公司而言，這一戰略或多或少地發揮了作用，但專家對它是否能維持大規模就業表示懷疑，尤其是隨著中國這樣的大型新興經濟體向工業價值鏈上游移動，生產越來越精密的產品。
日本財經日報《日本經濟新聞》(Nikkei)撰稿人、工業專家團體Beyond Galapagos Study Group成員關口和一(Waichi Sekiguchi)認為，由于技術本身的變化令日本制造商以工程為核心的商業模式變得過時，成本競爭力和日元升值只是枝節問題。“在全球競爭圍繞單個產品展開、以最低價格生產最棒產品的公司成為贏家的時代，這種模式運轉得非常成功，”他表示。“但在網絡為王的數字電子世界，它就遜色得多。”
關口和一在《重新想象日本》(Reimagining Japan)一書中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闡述，這是一本分析和政策建議集，由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去年出版。這本書的其他撰稿者表示，如果日本經濟死胡同有更好的出口，而制造業會從這些出口挖走更多資源，那么過分強調拯救制造業甚至可能反而有害。“實物產品制造代表著日本的過去，而不是未來，”日本電信集團軟銀(Softbank)創始人孫正義(Masayoshi Son)表示。“勞動密集型產業無法令日本復興……對日本而言，知識密集型產業是唯一的出路。而我們的政府政策還沒有以這些產業為重心。”政府政策主要集中于維護“造物”文化的遺產。在支離破碎的電子行業，政府正努力加速整合，創造“國家冠軍企業”：政府最近支持了索尼、東芝(Toshiba)和日立(Hitachi)旗下小型液晶顯示企業的合并。政府希望，新公司能夠更好地與韓國和臺灣企業競爭。
但政策制定者也已認識到多樣化的需要，并正著眼于以“無需敲銅打鐵”的行業作為潛在增長領域，包括旅游、漫畫和時尚。“日本風”在其它地方十分流行，但日本文化產業只有2%的產出用于出口。
日本金融服務公司歐力士(Orix)首席執行官、倡導將高度受保護的服務業自由化的宮內義彥(Yoshihiko Miyauchi)，還列出了日本擁有優勢、但在國際市場上地位不足的其它領域——從送貨服務到便利店和醫療。“日本可以擁有亞洲的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他表示，梅約醫學中心是位于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著名私人醫院，吸引了來自全球的富人患者。
對于制造業，他寧愿看到公司將生產轉移到海外而蓬勃發展，而不是留在日本枯萎。“當日本公司走向世界時，它們變得更強。而那些試圖在國內拼出出路的公司，現在才掙扎難熬。”
譯者/方舟
+++++++++++++++++++
In search of salvation
Last June, Akio Toyoda, president of Japan’s Toyota Motor, delivered a blunt appraisal of his country’s most cherished economic asset: its competitiveness as a manufacturing power. “If you look at it logically,” he said as he announced a reorganisation of the carmaker’s domestic operations, which were haemorrhaging money as a result of a soaring yen,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manufacture in Japan.”
Alarm bells are ringing in the offices and factories of Japan Incorporated. The currency, electricity shortages caused by last year’s tsunami, unfavourable tax and trade policies and the relentless rise of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heaping pressure on the country’s once unchallenged makers of cars and electronics to decamp for lower-cost locations. Politicians, business leaders and the media warn that, if nothing is done, the industries responsible for much of Japan’s postwar growth could fall into irreversible decline – and drag the country’s chances of pulling itself out of a 20-year economic malaise with them. “We are in unprecedented danger of hollowing out,” Yoshihiko Noda, prime minister, said in September.
Handwringing over the decline of manufacturing is not entirely new, nor is it unique to Japan. The share of the workforce involved making physical objects, as in other wealthy countries, has been shrinking for years: from 27 per cent in 1970 to 17 per cent today. That has left it somewhere between the UK and the US, where only one in 10 workers is in manufacturing; and Germany and Italy, where the figure is about 20 per cent,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collected by the Paris-base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Yet for Japan, the prospect of industrial irrelevance is especially worrying. Since the country’s economic bubble burst in the 1990s, real income per worker has fallen by 10 per cent and the loss of more well paid manufacturing jobs would accelerate the downward trend. Although official unemployment remains low, at a little more than 4 per cent, the government calculates that the rate would increase more than threefold if companies cut their workforces to match the actual level of demand. So far, that outcome has been deferred by worker-friendly labour laws, government job subsidies, sometimes called a dole for the idle employed, and the legacy of postwar “lifetime employment” schemes but it is unlikely to be avoidable for ever.
More broadly, Japan’s industrial problems have coincided with the country’s shrinking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Two decades ago, its economic output accounted for 14 per cent of glob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oday, it is less than 9 per cent. Even in Asia, it has been eclipsed by China as an economic and a diplomatic power.
Perhaps most worryingly, many in Japan appear to believe the country has nothing to fall back on if manufacturing fails; that its workers are uniquely suited to monozukuri, the almost mystical concept of “making things”. They point to a scarcity of national champions in industries such as software and finance and to the inefficient services sector, where output per worker is less than half the US level. Whe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stumble – as in Toyota’s recalls in 2009 or the ongoing accounting scandal at Olympus – the sense of national embarrassment is keen.
“Japan’s whole identity is tied to manufacturing,” says Yoshikazu Tanaka, founder of Gree, a social gaming company. “If you’re not producing actual material objects, people treat you as though you’re doing something dodgy.”
There is indeed evidence that manufacturing’s shift abroad has accelerated. Since the yen began its 40 per cent climb against the dollar in mid-2007, net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jumped from an average of $30bn-$50b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00s to $130bn in 2008. It remains above its long-term trend. Domestically, corporate capital investment has been falling.
The performance gap between companies that have moved overseas aggressively and those that have not is stark. Toyota makes about 50 per cent of its cars in Japan, where it sells fewer units than it exports, and expects net profit to halve in the fiscal year to March. In contrast, Nissan, which makes only one-quarter of its vehicles domestically, forecasts a profit decline of 9 per cent.
“If Japan wants employmen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establishing a normal exchange rate,” Carlos Ghosn, Nissan’s chief executive, warned recently. He wants Tokyo to ditch the sporadic and mostly ineffective market interventions it has tried since late 2010 in favour of a Swiss-style currency ceiling that it would defend at all costs.
The country’s problems have been compounded by last year’s natural disasters. The March earthquake and tsunami, and more recent floods in Thailand, damaged Japanese factories and threw supply chains into disarray. Although many companies recovered faster than expected – national industrial output was back to near normal levels by August, after plunging 15 per cent in April – its effect on business in the country will linger.
One problem is the cost of energy. The destruction of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station by the tsunami has led to electricity shortages elsewhere, as other plants have been forced offline pending safety reviews. That has raised the prospect of long-term rationing and rising prices in a country where companies already pay 40 per cent more for electricity than do their peers in the US and 2.5 times more than South Korean groups, a consequence, in part, of the power sector’s monopolistic structure. Tokyo Electric Power, owner of the Fukushima plant, wants to raise tariffs in Tokyo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by 15 per cent to cover its compensation and clean-up costs – a proposal strongly opposed by business. “The electricity issue is as big a headwind as the strong yen,” says Minoru Usui, president of Seiko Epson, the maker of printers and video projectors.
Tsunamis and currency markets may be outside Japan’s control but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have also inflicted wounds on themselves. Many companies, for instance, have backed so-called Galapagos technologies – Japanese gadgets that travel poorly because they are tailored too narrowly to local requirements. A classic case is the mobile phone. Japan had internet-surfing handsets nearly a decade before the iPhone, yet local producers never tapped overseas markets and failed to update their designs. Today, they are surrendering share even at home, where Apple’s globally popular device is the best-selling model.
Meanwhile, businesspeople say government policy discourages investment and hiring at home. They cite burdensome labour rules, a high corporate tax rate (41 per cent against an OECD average of 26 per cent) and the fact exporters pay higher duties than competitors in South Korea and elsewhere. The huge cost of repairing the Tohoku coast following the tsunami will add to Japan’s already unparalleled public debt of 200 per cent of GDP, making the case for cutting business taxes harder to win.
Not all the country’s industry is doomed, of course. Paradoxically, the disasters of 2011 served as a reminder that the country retain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important but often overlooked areas, such as precision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Many people were surprised to learn, for instance, that a single Japanese semiconductor maker, Renesas, supplies nearly half the microcontrollers used in automobiles worldwide. When the factory that produces the devices, which move seats, lock doors and wind down power windows, was knocked out of commission by the quake, assembly plants from the Japanese carmaking hub of Nagoya to Alabama ground to a standstill.
The strength of Japanese component-makers was also highlighted by the debut passenger flight of Boeing’s 787 Dreamliner in October, a third of whose high-tech parts were made in Japan. Toray, the materials group that supplies the lightweight carbon- fibre elements that make the model more fuel efficient than older aircraft, may not be a household name such as Sony but it represents what is arguably the most competitive corner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So far, most companies have chosen to keep making their most cutting-edge, high-value products in Japan, while shifting production of low-margin goods to cheaper sites abroad. The strategy has worked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for individual groups but experts doubt it will preserve large-scale employment, especially as big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move up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to produce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goods.
Waichi Sekiguchi, a writer at Japan’s Nikkei business daily and member of the Beyond Galapagos Study Group of industry experts, argues that cost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yen are side issues, as changes in technology itself have made Japanese manufacturers’ engineering-focused business model obsolete. “That model worked wondrously well when global competition revolved around individual products and the winners were the companies that made the best products at the cheapest price,” he says. “But it makes much less sense in the world of digital electronics where the network is king.”
Mr Sekiguchi makes his case in Reimagining Japan, a collection of analysi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ublished last year by McKinsey, the consultancy. Other contributors to the book say an excessive focus on saving manufacturing may even be harmful if it draws resources from more promising exits from the economic cul-de-sac. “Nuts and bolts are Japan’s past, not its future,” argues Masayoshi Son, founder of Japanese telecoms group Softbank. “No labour-intensive industry can revive Japan . . . for Japan,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 are the only way forward. And yet our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not focused on such industries.” Official policy is focused mostly on preserving what is left of monozukuri. In the fragmented electronics sector,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speed up consolidation and create national champions: it recently backed a merger of the small liquid crystal display businesses of Sony, Toshiba and Hitachi. It hopes the new entity will be better able to compete with Korean and Taiwanese groups.
Yet policymakers have also recognised the need to diversify and are targeting non-metal-bashing industries as potential growth areas, including tourism, manga comics and fashion. Japanese styles are popular elsewhere, yet its cultural industries export only about 2 per cent of output.
Yoshihiko Miyauchi, chief executive of Japane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y Orix and an advocate of liberalising the highly protected services sector, lists other areas where the country is strong but under-represented in global markets – from delivery services to convenience stores and medical care. “Japan could have the Mayo Clinic of Asia,” he says, referring to the renowned private hospital in Minnesota that attracts wealthy pati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s for manufacturing, he would rather see companies shift production abroad and thrive than stay and wither. “When Japanese companies go out into the world, they get stronger. It’s the companies that try to fight it out at home that are struggling.”
去年6月，日本豐田汽車(Toyota Motor)總裁豐田章男(Akio Toyoda)對日本最看重的經濟資產——競爭力和制造能力——發表了直言不諱的評價。“從邏輯的角度來看，”他在宣布對豐田國內業務進行重組時說：“在日本制造是不合理的。”日元的大幅升值，導致豐田重組在資金方面消耗巨大。
“日本公司(Japan Incorporated)”的辦公室和工廠里都敲響了警鐘。匯率、去年海嘯造成的電力短缺、不利的稅收和貿易政策，以及中國和韓國的強勢崛起，都使得過去從未受到挑戰的日本汽車和電子制造商面臨日益增大的壓力，被迫向低成本生產地撤離。政客、商界領導人和媒體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為日本戰后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的工業可能陷入無可逆轉的下滑——而日本擺脫20年經濟低迷的希望也將隨之破滅。“我們正處于空前的空心化危機中，”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Yoshihiko Noda)去年9月表示。
對制造業下滑感到絕望，并不是什么完全新鮮的事情，也不是日本所獨有的。與其它富裕國家的情況一樣，參與實物產品制造的工人比例多年來一直不斷下降：從1970年的27%，降至當前的17%。根據總部位于巴黎的經合組織(OECD)的統計數據，日本的這一比例處于英美（僅十分之一的工人從事制造業）和德意（這一比例為大約20%）的水平之間。
但對日本而言，工業地位下降的前景尤其令人擔憂。自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以來，工人平均實際收入下降了10%，而更多報酬不錯的制造業就業崗位的喪失，將加速這一下降趨勢。盡管官方失業數字仍然很低，僅略高于4%，但政府計算，如果公司根據實際需求水平裁減工人人數，這一數字將上升2倍以上。目前，這一結局被有利于工人的勞動法、政府就業補貼（有時被稱為閑置就業人員救濟）和戰后遺留的“終身雇傭”計劃推遲了，但它不可能永遠得到避免。
更廣泛而言，日本的工業問題與該國在世界舞臺上地位日漸衰落是一致的。20年前，日本經濟產出占全球GDP的14%；如今，只占不到9%。即使在亞洲，它作為經濟和外交大國的光芒也已被中國掩去。
或許最令人擔憂的是，日本的許多人似乎相信，如果制造業沒落，日本將再無可依靠；日本工人獨一無二地適合“造物”(monozukuri)——一種近乎神秘的“造物”理念。他們指出，日本在軟件和金融這樣的行業，缺乏“國家冠軍企業”，同時，服務業效率低下，工人平均產出不及美國水平的一半。當制造業公司陷入困境時——比如豐田2009年的召回事件，或者奧林巴斯(Olympus)正在上演的會計丑聞——全國都感到深深的恥辱。
“日本整個的身份認知是與制造業聯系在一起的，”社交游戲公司Gree創始人田中良和(Yoshikazu Tanaka)表示。“如果你不生產實物產品，人們對待你的態度，就好像你在做什么靠不住的事。”
實際上，有證據顯示，制造業向海外的轉移正在加速。自日元兌美元匯率從2007年年中開始其高達40%的升值過程以來，日本對外凈外國直接投資從21世紀頭5年的平均300億-500億美元，飆升至2008年的1300億美元。目前仍處于長期趨勢水平之上。而在日本國內，企業資本投資則一直持續下降。
積極進軍海外的公司和沒有這樣做的公司之間，業績差異十分明顯。豐田大約50%的汽車在日本生產，在日本的銷量低于出口量，預計在截至3月的財年中，凈利潤將下降一半。相反，日產(Nissan)只在國內生產四分之一的汽車，預計利潤下降9%。
“如果日本想要就業，就必須做點什么，來確立正常的匯率，”日產CEO卡洛斯 - 戈恩(Carlos Ghosn)最近警告。他希望東京方面拋棄間歇性的、基本無效的市場干預，東京方面自2010年底開始嘗試瑞士式的、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匯率上限的干預方式。
日本的問題由于去年的自然災難而變得更為復雜。3月的地震和海嘯，以及后來的泰國洪水，毀壞了日本的工廠，使供應鏈陷入混亂。盡管許多公司恢復得比預期快——在去年4月份暴跌15%之后，全國工業產出在8月前就恢復到接近正常的水平——但對日本商業的影響還將繼續。
問題之一是能源成本。由于其它發電站被迫停運，等待安全檢查，海嘯對福島第一核電站(Fukushima Daiichi)的毀壞，導致了其它地區的電力短缺。這提升了人們對于長期定量配給和提價的預期，而日本公司為電力支付的價格已經比美國高40%，比韓國高1.5倍，這部分上是因為電力部門的壟斷。福島第一核電站所有者東京電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希望將東京及周邊地區的電價提高15%，以彌補賠償和清理成本，這一提議遭到商界的強烈反對。“電力問題是與日元匯率一樣嚴重的阻礙因素，”打印機及投影儀生產商精工愛普生(Seiko Epson)總裁碓井稔(Minoru Usui)表示。
海嘯和外匯市場或許不在日本控制范圍之內，但產業及政府領導人也在“自掘墳墓”。例如，許多公司支持所謂的“加拉帕戈斯群島”(Galapagos)技術，這是一種日本的小發明，流傳不廣，因為它們僅僅是根據本地需求定制的。一個經典的案例是移動電話。日本早在iPhone出現10年前，就有了網絡沖浪手機，但本地生產商從未嘗試涉足海外市場，也未能更新它們的設計。如今，就連在國內市場，它們的份額也在喪失，蘋果(Apple)風靡全球的產品成了這里最暢銷的機型。
與此同時，商界人士稱，政府政策不鼓勵國內投資和招聘。他們指出，勞動法規造成了沉重負擔，企業稅率過高（為41%，而經合組織平均為26%），出口商支付的關稅高于韓國和其它地方的競爭者。重建海嘯侵襲過后的東北部地區的龐大成本，將使日本本已“舉世無雙”的公共債務（高達GDP的200%）雪上加霜，這進一步加大了削減企業稅提案獲得通過的難度。
當然，并非日本所有工業的前景都一片黯淡。出人意料的是，2011年的災難提醒人們：日本在一些重要、但通常被忽視了的領域，比如精密零件和材料，仍然具有比較優勢。例如，僅日本半導體生產商瑞薩(Renesas)一家，就供應著全球汽車用微控制器的近一半產品，這一點令許多人感到吃驚。當生產這種設備——它負責移動座椅、鎖門和打開電動窗——的工廠由于地震沖擊而停工時，從日本汽車制造中心名古屋到亞拉巴馬州的組裝工廠都陷入停頓。
日本零件制造商的優勢，在去年10月波音(Boeing) 787夢幻客機(787 Dreamliner)的首飛中，也得以突顯。該機型三分之一的高科技部件是在日本生產的。材料生產集團東麗(Toray)供應的輕型碳纖維零件，使這一機型比過去的飛機更節省燃油。東麗或許不是索尼(Sony)那樣家喻戶曉的品牌，但它也許能夠代表日本制造業最具競爭力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公司都選擇把最先進的高價值產品留在日本生產，把低利潤產品的生產轉移到海外更廉價的地方。對單個公司而言，這一戰略或多或少地發揮了作用，但專家對它是否能維持大規模就業表示懷疑，尤其是隨著中國這樣的大型新興經濟體向工業價值鏈上游移動，生產越來越精密的產品。
日本財經日報《日本經濟新聞》(Nikkei)撰稿人、工業專家團體Beyond Galapagos Study Group成員關口和一(Waichi Sekiguchi)認為，由于技術本身的變化令日本制造商以工程為核心的商業模式變得過時，成本競爭力和日元升值只是枝節問題。“在全球競爭圍繞單個產品展開、以最低價格生產最棒產品的公司成為贏家的時代，這種模式運轉得非常成功，”他表示。“但在網絡為王的數字電子世界，它就遜色得多。”
關口和一在《重新想象日本》(Reimagining Japan)一書中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闡述，這是一本分析和政策建議集，由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去年出版。這本書的其他撰稿者表示，如果日本經濟死胡同有更好的出口，而制造業會從這些出口挖走更多資源，那么過分強調拯救制造業甚至可能反而有害。“實物產品制造代表著日本的過去，而不是未來，”日本電信集團軟銀(Softbank)創始人孫正義(Masayoshi Son)表示。“勞動密集型產業無法令日本復興……對日本而言，知識密集型產業是唯一的出路。而我們的政府政策還沒有以這些產業為重心。”政府政策主要集中于維護“造物”文化的遺產。在支離破碎的電子行業，政府正努力加速整合，創造“國家冠軍企業”：政府最近支持了索尼、東芝(Toshiba)和日立(Hitachi)旗下小型液晶顯示企業的合并。政府希望，新公司能夠更好地與韓國和臺灣企業競爭。
但政策制定者也已認識到多樣化的需要，并正著眼于以“無需敲銅打鐵”的行業作為潛在增長領域，包括旅游、漫畫和時尚。“日本風”在其它地方十分流行，但日本文化產業只有2%的產出用于出口。
日本金融服務公司歐力士(Orix)首席執行官、倡導將高度受保護的服務業自由化的宮內義彥(Yoshihiko Miyauchi)，還列出了日本擁有優勢、但在國際市場上地位不足的其它領域——從送貨服務到便利店和醫療。“日本可以擁有亞洲的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他表示，梅約醫學中心是位于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著名私人醫院，吸引了來自全球的富人患者。
對于制造業，他寧愿看到公司將生產轉移到海外而蓬勃發展，而不是留在日本枯萎。“當日本公司走向世界時，它們變得更強。而那些試圖在國內拼出出路的公司，現在才掙扎難熬。”
譯者/方舟
+++++++++++++++++++
In search of salvation
Last June, Akio Toyoda, president of Japan’s Toyota Motor, delivered a blunt appraisal of his country’s most cherished economic asset: its competitiveness as a manufacturing power. “If you look at it logically,” he said as he announced a reorganisation of the carmaker’s domestic operations, which were haemorrhaging money as a result of a soaring yen,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manufacture in Japan.”
Alarm bells are ringing in the offices and factories of Japan Incorporated. The currency, electricity shortages caused by last year’s tsunami, unfavourable tax and trade policies and the relentless rise of China and South Korea are heaping pressure on the country’s once unchallenged makers of cars and electronics to decamp for lower-cost locations. Politicians, business leaders and the media warn that, if nothing is done, the industries responsible for much of Japan’s postwar growth could fall into irreversible decline – and drag the country’s chances of pulling itself out of a 20-year economic malaise with them. “We are in unprecedented danger of hollowing out,” Yoshihiko Noda, prime minister, said in September.
Handwringing over the decline of manufacturing is not entirely new, nor is it unique to Japan. The share of the workforce involved making physical objects, as in other wealthy countries, has been shrinking for years: from 27 per cent in 1970 to 17 per cent today. That has left it somewhere between the UK and the US, where only one in 10 workers is in manufacturing; and Germany and Italy, where the figure is about 20 per cent,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collected by the Paris-base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Yet for Japan, the prospect of industrial irrelevance is especially worrying. Since the country’s economic bubble burst in the 1990s, real income per worker has fallen by 10 per cent and the loss of more well paid manufacturing jobs would accelerate the downward trend. Although official unemployment remains low, at a little more than 4 per cent, the government calculates that the rate would increase more than threefold if companies cut their workforces to match the actual level of demand. So far, that outcome has been deferred by worker-friendly labour laws, government job subsidies, sometimes called a dole for the idle employed, and the legacy of postwar “lifetime employment” schemes but it is unlikely to be avoidable for ever.
More broadly, Japan’s industrial problems have coincided with the country’s shrinking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Two decades ago, its economic output accounted for 14 per cent of glob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oday, it is less than 9 per cent. Even in Asia, it has been eclipsed by China as an economic and a diplomatic power.
Perhaps most worryingly, many in Japan appear to believe the country has nothing to fall back on if manufacturing fails; that its workers are uniquely suited to monozukuri, the almost mystical concept of “making things”. They point to a scarcity of national champions in industries such as software and finance and to the inefficient services sector, where output per worker is less than half the US level. Whe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stumble – as in Toyota’s recalls in 2009 or the ongoing accounting scandal at Olympus – the sense of national embarrassment is keen.
“Japan’s whole identity is tied to manufacturing,” says Yoshikazu Tanaka, founder of Gree, a social gaming company. “If you’re not producing actual material objects, people treat you as though you’re doing something dodgy.”
There is indeed evidence that manufacturing’s shift abroad has accelerated. Since the yen began its 40 per cent climb against the dollar in mid-2007, net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jumped from an average of $30bn-$50b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00s to $130bn in 2008. It remains above its long-term trend. Domestically, corporate capital investment has been falling.
The performance gap between companies that have moved overseas aggressively and those that have not is stark. Toyota makes about 50 per cent of its cars in Japan, where it sells fewer units than it exports, and expects net profit to halve in the fiscal year to March. In contrast, Nissan, which makes only one-quarter of its vehicles domestically, forecasts a profit decline of 9 per cent.
“If Japan wants employmen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establishing a normal exchange rate,” Carlos Ghosn, Nissan’s chief executive, warned recently. He wants Tokyo to ditch the sporadic and mostly ineffective market interventions it has tried since late 2010 in favour of a Swiss-style currency ceiling that it would defend at all costs.
The country’s problems have been compounded by last year’s natural disasters. The March earthquake and tsunami, and more recent floods in Thailand, damaged Japanese factories and threw supply chains into disarray. Although many companies recovered faster than expected – national industrial output was back to near normal levels by August, after plunging 15 per cent in April – its effect on business in the country will linger.
One problem is the cost of energy. The destruction of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station by the tsunami has led to electricity shortages elsewhere, as other plants have been forced offline pending safety reviews. That has raised the prospect of long-term rationing and rising prices in a country where companies already pay 40 per cent more for electricity than do their peers in the US and 2.5 times more than South Korean groups, a consequence, in part, of the power sector’s monopolistic structure. Tokyo Electric Power, owner of the Fukushima plant, wants to raise tariffs in Tokyo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by 15 per cent to cover its compensation and clean-up costs – a proposal strongly opposed by business. “The electricity issue is as big a headwind as the strong yen,” says Minoru Usui, president of Seiko Epson, the maker of printers and video projectors.
Tsunamis and currency markets may be outside Japan’s control but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have also inflicted wounds on themselves. Many companies, for instance, have backed so-called Galapagos technologies – Japanese gadgets that travel poorly because they are tailored too narrowly to local requirements. A classic case is the mobile phone. Japan had internet-surfing handsets nearly a decade before the iPhone, yet local producers never tapped overseas markets and failed to update their designs. Today, they are surrendering share even at home, where Apple’s globally popular device is the best-selling model.
Meanwhile, businesspeople say government policy discourages investment and hiring at home. They cite burdensome labour rules, a high corporate tax rate (41 per cent against an OECD average of 26 per cent) and the fact exporters pay higher duties than competitors in South Korea and elsewhere. The huge cost of repairing the Tohoku coast following the tsunami will add to Japan’s already unparalleled public debt of 200 per cent of GDP, making the case for cutting business taxes harder to win.
Not all the country’s industry is doomed, of course. Paradoxically, the disasters of 2011 served as a reminder that the country retain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important but often overlooked areas, such as precision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Many people were surprised to learn, for instance, that a single Japanese semiconductor maker, Renesas, supplies nearly half the microcontrollers used in automobiles worldwide. When the factory that produces the devices, which move seats, lock doors and wind down power windows, was knocked out of commission by the quake, assembly plants from the Japanese carmaking hub of Nagoya to Alabama ground to a standstill.
The strength of Japanese component-makers was also highlighted by the debut passenger flight of Boeing’s 787 Dreamliner in October, a third of whose high-tech parts were made in Japan. Toray, the materials group that supplies the lightweight carbon- fibre elements that make the model more fuel efficient than older aircraft, may not be a household name such as Sony but it represents what is arguably the most competitive corner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So far, most companies have chosen to keep making their most cutting-edge, high-value products in Japan, while shifting production of low-margin goods to cheaper sites abroad. The strategy has worked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for individual groups but experts doubt it will preserve large-scale employment, especially as big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move up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to produce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goods.
Waichi Sekiguchi, a writer at Japan’s Nikkei business daily and member of the Beyond Galapagos Study Group of industry experts, argues that cost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yen are side issues, as changes in technology itself have made Japanese manufacturers’ engineering-focused business model obsolete. “That model worked wondrously well when global competition revolved around individual products and the winners were the companies that made the best products at the cheapest price,” he says. “But it makes much less sense in the world of digital electronics where the network is king.”
Mr Sekiguchi makes his case in Reimagining Japan, a collection of analysi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ublished last year by McKinsey, the consultancy. Other contributors to the book say an excessive focus on saving manufacturing may even be harmful if it draws resources from more promising exits from the economic cul-de-sac. “Nuts and bolts are Japan’s past, not its future,” argues Masayoshi Son, founder of Japanese telecoms group Softbank. “No labour-intensive industry can revive Japan . . . for Japan, 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ies are the only way forward. And yet our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not focused on such industries.” Official policy is focused mostly on preserving what is left of monozukuri. In the fragmented electronics sector,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speed up consolidation and create national champions: it recently backed a merger of the small liquid crystal display businesses of Sony, Toshiba and Hitachi. It hopes the new entity will be better able to compete with Korean and Taiwanese groups.
Yet policymakers have also recognised the need to diversify and are targeting non-metal-bashing industries as potential growth areas, including tourism, manga comics and fashion. Japanese styles are popular elsewhere, yet its cultural industries export only about 2 per cent of output.
Yoshihiko Miyauchi, chief executive of Japane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y Orix and an advocate of liberalising the highly protected services sector, lists other areas where the country is strong but under-represented in global markets – from delivery services to convenience stores and medical care. “Japan could have the Mayo Clinic of Asia,” he says, referring to the renowned private hospital in Minnesota that attracts wealthy pati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s for manufacturing, he would rather see companies shift production abroad and thrive than stay and wither. “When Japanese companies go out into the world, they get stronger. It’s the companies that try to fight it out at home that are struggling.”
訂閱：
文章 (Atom)
